毛澤東與福爾曼,1944年,(美)福爾曼 攝
1944年1月1日,元旦。
這天蔣介石的心情相當得意,對未來一年的發展走勢,充滿自信。
在例行的新年文稿中,蔣介石聲稱:
“今年為對日軍最后決戰的一年,只須大家執行共同作戰所定方略,必可使敵寇片甲不返。”
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1941年,(美)福爾曼 攝
為此,蔣介石在日記中,擬定了年內可順利達成的三個軍事目標:
“甲,克復宜昌(六月間)、武漢(十一月間);乙,打通滇緬路(十二月間);丙,防止倭軍打通粵漢與平漢路及浙贛路。”
事與愿違,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前夕,日軍孤注一擲發動了“打通大陸交通線”戰役(我稱之為“豫湘桂戰役”)。國民黨方面,一潰千里,不但損失軍隊60萬人上下,更使豫、湘、桂、粵等省大部和貴州一部,146座大小城市(含4座省會)、6000萬人口、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淪于敵手。
豫湘桂戰役要圖
由此,國內外輿論對于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充滿了嚴重憤懣,口誅筆伐之聲不絕于耳。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無論國內還是國際,各界輿論越來越傾向CPC,傾向延安。
人比人得死,貨比貨得扔。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對CPC的新聞縫索和娛論攻雞,隨著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不斷擴大,CPC領導下的抗日軍民普遍向日偽軍展開局部反攻,殲滅敵人,收復失地,不斷把日偽軍進一步壓縮到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越發沒有市場,逐漸成為笑柄。
豫湘桂戰役中,顛沛流離的難民
美國的《紐約時報》都在吐槽:
“眾所周知,從重慶寄回美國的書信不少都說我們選錯了支持的對象。事實上,如果今天對在重慶的外國人進行公民投票,可能大部分人都會支持我們放棄重慶轉而支持仲供。至少他們看到,在仲供控制的地方,政府是清廉的、有效的、是把群眾的福祉放在第一位來考慮的。和口產口人鼓勵民眾忠誠相反,重慶正一點點地失去民眾的忠誠,尤以在中國人的知識層為甚。他們看到擋橘加大對思想和言論圧織,不是為了推動抗戰,而是為了國內政治斗爭。他們認為國民黨已成為龍短征黨,成為僵化、反動的、將觸角伸向每一條政治和經濟權力渠道的官僚機器。”
即便國民黨內,這種聲音也比比皆是。
國民黨軍士兵,陜西,1944年,(美)福爾曼 攝
蔣介石的親信陳誠,在接見中統分子、中央社記者丁履進為首的12名西安新聞記者時,這些國民黨鐵粉,紛紛表示對國民黨宣傳工作的極度苦悶。他們提出了三個觀點:
“一、仲供非常努力進步。二、我黨政落后腐敗。三、社會對我黨政軍不滿。”
當然,國民黨官方,尤其是蔣介石本人對此是極力否認的,他認為:
“文人之面譽背毀,口是心非,重外輕內,依賴洋勢,侮辱整府,不以為羞。又以干部,聞人污蔑令修,詆毀本黨,而無動于衷,不以為恥者,此乃廉恥道喪、志節掃地之表征。”
總之一句話:很抱歉,我不能怪自己,所以都怪你!
國民黨軍士兵,重慶,1944年,(美)福爾曼 攝
到這時候,國民黨的選穿部門還是那套陳詞濫調,我做得非常好,要怪就怪CPC搗亂。
他們堅稱,仲供方面“在1937年已經停止對日作戰”,主要精力都用在“背信棄義進攻中央軍,顛覆國民黨政府”;為了“擴充著兵力和地盤”,他們“壓迫人民”、“恫嚇人民”,“在國統區販賣鴨片”;他們“接受莫斯科的命令”,“和日本人、南京傀儡集團秘密勾結”,他們“應該被認為是土匪和叛徒”,除非“他們的軍隊和政府,無條件地歸順重慶”……
這套話術,如果此前,還能唬住一些不明真相者,到了這時候,完全就是出蹩腳鬧劇了。連美國政府駐重慶的高官,都認為國民黨方面的新聞發布會,“極富戲劇性特點”,完全是“獨幕劇形式”,因為作為“主角”的國民黨“宣傳部長梁寒操是一個無恥的、不擇手段的撒謊大王”!
梁寒操
到這時候,中美人民強烈要求進行一次“大對賬”。
國民黨是什么德行,大家已經知道了,但CPC呢?
正如美國記者哈里森·福爾曼所思所想的:
“封鎖區里現在情況如何?CPC真是像官方政府描述的那么壞嗎?是他們背信棄義進攻中央軍嗎?拒絕抗日的是不是他們?他們是不是和南京傀儡集團相勾結?他們是不是欺壓人民?他們與蘇聯布爾什維主義有什么關系?如果有,莫斯科究竟給他們怎樣的影響和指示?在日本和中央軍的雙重封鎖下,他們是怎樣堅持下來的呢?國民黨與口產口之間的基本分歧是什么,怎么才能有和平解決的可能?在抗日戰爭中,他們起到或能夠起到什么作用?”
參加國民參議會第二次會議的國民黨黨政軍高官,1941年,(美)福爾曼 攝
美國記者們向蔣介石提出,希望重慶方面能開放對延安的采訪。當然大家本不抱有任何希望,此前無數次申請,不是被無限拖延,就是被直接駁回。但此時中國的政治氣氛非同往常,國民黨受到美國的持續施壓,羅斯福直言不諱告訴蔣介石,希望派觀察組到延安,請給予支持合作。有道是形勢比人強,所以最終蔣介石只能答應。
答應歸答應,派什么人去,什么人陪同,怎么引導,這里面就有大學問了。為了最大程度降低影響力,國民黨中央秘書處、海外部、中喧部、中統局等部門煞費苦心,最終由6名外國記者、9名中國記者,以及2名領隊、4名工作人員,組成了“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
福爾曼第一次訪問陜北時,歡迎他的小紅軍,1937年
國民黨方面認為,代表美國《時代》雜志、《紐約時報》、《同盟勞貢新聞》的記者愛潑斯坦,代表美聯社、《基度教科學箴言報》的記者斯坦因,同屬左傾記者;代表美國合眾社、英國《泰晤士報》的記者福爾曼,是仲供同情者;代表蘇聯塔斯社的普金科更不用說了,妥妥的仲供當然擁護者。但還是有底牌能打的,代表英國路透社、加拿大《多倫多明星周刊》和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的記者武道,代表美國《天主教信號》和《中國通訊》雜志的夏南漢神甫,都是完全傾向國民黨方面的。武道是國民黨中喧部顧問,夏南漢是天柱教神甫對口產口義思想抱有天然的敵視態度。
國內記者來自九家媒體,既有國民黨掌控的《中央日報》和中央社,《掃蕩報》、《商務日報》,也有中間立場的《大公報》、《新民報》、《時事新報》、《國民公報》。
穿著八路軍服的愛潑斯坦、武道和福爾曼,1944年,(美)福爾曼 攝
看似大量的中間立場的報紙,實際上卻是國民黨機關算盡的表現。
《大公報》原來擬定人選,他們覺得左了,幾經取舍,選了長期做內勤工作,較少參與社會活動,人稱“準編輯主任”的孔昭愷;《新民報》原來擬定人選,也被認為左了。選了趙超構,因為他耳朵有點聾,說的又是一口別人難懂的溫州話,難以采訪,近乎擺設;《時事新報》的趙炳烺,畢業于國民黨仲央政治學校,這是國民黨在黨務、政治方面的“黃埔軍校”,蔣介石兼任校長。趙炳烺在新聞系讀書時的老師馬星野,時任國民黨中喧部新聞處處長,屬于國民黨的“家生崽”;周本淵,今天的話說就是“日子人”,長期在該報工作,很少參與實際政治斗爭,國民黨方面認為此人參團不會出現大問題。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名單,《編輯通訊》,中央通訊社總社,1944年
《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黨報,中央社是國民黨官辦通訊社,《掃蕩報》是軍委會政治部的機關報,相當于軍報。《商務日報》看似與政治無關,實際上卻是隸屬于國民黨擋報系統的報紙。參團記者金東平是《商務日報》總編輯,一貫從事反供宣傳。他還有個特殊身份——軍統特務,直接受國民黨中喧部指揮,此次采訪中負責打配合。
領隊、副領隊,都來自國民黨中央機構。領隊謝保樵,時任國民政府外事局副局長。副領隊鄧友德,時任軍委會戰時新聞檢查局副局長。
工作人員多來自國民黨中祖部和中喧部,當然都打著中喧部的旗號,這樣體面些。中喧部大家好理解,畢竟專業對口。中足部來干啥?其實更關鍵,中統是國民黨的反供利器,隸屬于國民黨中祖部和地方黨務部門管轄,沿途到目的地,少不了他們的配合,最好趁機把人打進去,豈不一舉多得?中央社這次還有個“特派員”叫楊嘉勇,實際上是中統局專員。
我方歡迎剛到延安的參觀團成員
到了西安,戴笠又專門塞進來一個軍統特務,西安站的科長原景輝,以陜西省政府秘書處文書的名義加入。負責到延安后,跟前期軍統打進來的特務聯系,同時為軍統摸摸延安的實底。原景輝直接聽命戴笠,從中央軍校到息烽班,再到軍委會特訓班,一路提拔,一路安排,專門對付CPC的特務。這個軍統的暗樁,隱藏的更深,不但其他團員不知道,同屬軍統的金東平也不知道。
機關算盡太聰明,到延安的第二天,就有人給福爾曼寫了封信。把國民黨從重慶到西安,擋征軍和兩統,各項特殊安排的細節,揭露得明明白白:什么單位去多少人,有零有整,具體負責什么工作,對記者團的防范要點,abcdefg,甚至蔣介石特批了多少經費,其中特務費占多少……
參訪團成員和王震、朱德、李鼎銘、周恩來、賀龍、林彪合影
福爾曼是老記者了,國民黨方面的花樣見多了,甚至能一一指認在旅館外面,那些熟面孔可能來自什么單位。如此詳盡的情報,與之兩相對照,讓他更加確信,國民黨根本不想讓中美人民實現“大對賬”。
更奇葩的表演,來自胡宗南的參謀長羅澤闿,其人公開說謊的能力,讓外國記者們大為嘆服,福爾曼由衷“稱贊”:
“這的確是一種神奇般的解釋,他以為我們都是些笨蛋。”
不過,相較于西安嘮咚營的“群口相聲”,這都是開胃菜,并不下飯。
《文萃》第二年第十期(1946年12月12日)對“西勞”的揭露
西安嘮咚營,即軍委會西北青年嘮咚營,是國民黨軍統特務專設的,為對付“赤色分子”、破壞國共合作、瓦解抗日力量、真圧進步人士、培訓叛徒特務的綜合性集中營,表面上像一個“學堂”,實際上是法西斯蒂的監獄,是殘害愛國青年的屠戮場。
當然國民黨方面,告訴記者,這里是青年技術培訓機構和儲備干部學校。
可是一進來,外國記者們就覺得氣氛不對,雖然接待規格很高,打掃得干干凈凈,一切都顯得井然有序。卻被福爾曼和愛潑斯坦稱之為“集中營”,斯坦因發現這里的營員,多數人表情冷漠,運動場上毫無歡樂氣氛,跟他們探到過去的政治生活時,這些年輕人的反應是顫抖、慌亂,到處都有嚴格的紀律和苛刻的統治。
逃臺后的蔣經國與魏景蒙。魏景蒙深得蔣經國重用,曾作為與蘇修集團勾結的秘使,魏景蒙還有個外孫女,就是八九十年非常活躍影壇的明星張艾嘉。
當然,勞動營還是安排了“節目”,幾個自稱來自“供區”的年輕人,有鼻子有眼,聲情并茂地哭訴,他們曾經的“痛苦經歷”,怎么聳人聽聞怎么來,擱現在絕對是某些歷史類自媒體的爆款內容。不過戲太過了,別說福爾曼他們看不下了,連武道都聽惡心了,國民黨中喧部國際宣傳處處長魏景蒙也面露愧色。
幾天后,參觀團到了延安,又見到了幾位老熟人。他們從西安嘮咚營逃出來,重新講述了因“思想問題”而遭到逮捕和虐待,以及國民黨方面如何精心安排,那些“演員”實際上是些什么人,“劇本”是怎么攢出來的等大家關心和感興趣的問題。
即便是戴笠的暗樁,剛到延安,也露餡了。不過仲供方面也只是安排“熟人”跟他打招呼,變相警告其不要亂說亂動,你的一言一行,都在我們的監控之下,你的身份我們也清楚,你的戲可以繼續演,只是別過頭!
延安寶塔山上的古塔和窯洞,1944年,(美)福爾曼 攝
CPC怎么這么大本事呢?
這里面目前可知的地下黨,就是《掃蕩報》記者謝爽秋同志。他被認為是陳誠的人,有日本留學背景,還曾在中央政治學校特訓班學習過,算起來也是“天子門生”。1939年打入《掃蕩報》,當時是采訪部主任,后來又作過副主編。是我黨在參觀團內最重要的自己人,隨時掌握國民黨方面的陰謀詭計,并提前預警。
當然謝爽秋的身份是高度機密,延安的很多高級干部都不知道。八路軍三五九旅旅長王震就曾當面質問,你是新聞記者來的,還是搞特務來的。搞得謝爽秋非常尷尬,總不能告訴自己的同志,我的上級是周恩來,直接領導是董必武吧?所以只能笑著反問,你看呢?
南泥灣的勞動者,1944年,(美)福爾曼 攝
訪問團到延安,第一站選在了南泥灣,參觀三五九旅的大生產運動。
如今我們正常人,對南泥灣的印象,就是那首賀敬之作詞、馬可作曲的經典歌曲《南泥灣》中的歌詞:“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再不是舊模樣,是陜北的好江南。”
不過當時國民黨的宣傳,還有今天不少網上打著歷史真相旗號自媒體說的可不是這樣。
參觀團在西安,某些人就散布開了,說邊區墾荒種的盡是鴉片煙。剛到邊區,《中央日報》記者的張文伯就逢人便問鴉片煙種在哪里?就地休息時,他還離隊四處尋覓。出發前,你們自己定的規矩,必須集體活動,不許單獨行動,怎么自己就不遵守了?顯然是憋著壞,要搞出點大新聞!
八路軍戰士正在測繪,1944年,(美)福爾曼 攝
當然,什么也沒找到,不過這并不影響對岸水軍,以及他們豢養的某些勢力,繼續在網上混淆歷史,發明歷史。
不過,參觀團的記者,多數人卻對南泥灣評價極高。
趙超構發現邊區的開荒運動,的確名不虛傳,竟然沒有荒地,幾乎所有能開墾的地方,都種上了糧食。愛潑斯坦發現這里,不但牛羊滿山,人民豐衣足食,而且這里的八路軍部隊,是他在中國各處所看到的穿得最好、吃得最好的部隊之一。這一切都是怎么造成的呢?
正在吃飯的八路軍干部戰士,1944年,(美)福爾曼 攝
福爾曼記下了王震的秘訣:
“因為我不懂農事,就號召我的士兵自愿獻計獻策。我們共同擬出一個糧食、蔬菜、家禽、豬肉、羊毛、棉布的生產計劃。為了購買必需的種子和生活用品,我們從山上伐了杉木和松木到延安去賣。一本從鬼子手里繳獲來的關于飲食和營養的書,由于某種原因,被我當作紀念品保存下來,現在也有用了。它使我知道了熱卡、維生素以及蛋白質的秘密——這是對士兵的健康特別重要的一種知識。自1939年國民黨對邊區實行軍事和經濟封鎖以來,我們就沒有從外面收到過醫藥用品。為了保證士兵的健康,就必須努力增加營養。”
說到“封鎖”,一路上不吭聲的夏南漢神甫蹦出來,想體現他對國民黨方面的價值,證明東家的錢沒白花。他說,中國前線的其他中國軍隊也在忍受著同樣的醫藥缺乏的痛苦,他不知道那是由于有意或是無意的忽略,還是因為沒有足夠的醫藥供給。他答應,一定盡力使重慶當局注意我們在此地醫院親眼見到的可悲情景。
剛剛被運到印緬戰區的遠征軍士兵,其健康狀況可見一斑
這方面,夏神甫針真沒說錯。國民黨方面倒賣藥品,活埋傷兵,實屬家常便飯,對自己人可比對八路軍更狠,他們是買辦資口口級,自詡是高等人,怎么可能瞧得起中國人民,舍得在中國人民身上浪費“寶貴資源”?白花花的銀子都散給了窮人,作孽啊!
國民黨不拿中國人民當人看,CPC拿中國人民當人待,所以斯坦因在其通訊報道中說,在南泥灣的這段日子,是其在遠東最鼓舞人心的經歷之一。大家都這樣認為,在重慶所聽到的關于對中共的一些非難,在南泥灣現實面前,變得沒有什么意義。
下一站到了延長,國民黨方面的活寶,繼續做幺蛾子。
南泥灣,陜北的“好江南”
這次的新“關卡”,是要在當地尋找第二件“寶貝”——仲供張貼反對國民黨正負、破壞團結抗戰的標語。
在延長縣長焦生炳舉辦的歡迎大會上,對于這位農民出身,邊區著名的清廉干部,大生產運動中群眾譽為“擔糞縣長”,擔糞、翻地、鋤草、收割,樣樣成績不落群眾,跟群眾打成一片的縣長,以及延長農民為什么選他當縣長,延長人民生產生活的巨大變化,記者團中的某些人并不感興趣。
軍統特務、《商務日報》總編金東平,非要跟焦生炳掰扯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合規”的選舉應該怎么進行?言下之意,泥腿子也配“民主”?沒文化奢談懂什么選舉?
陜甘寧邊區農業展覽會
焦縣長文化程度不高,很快就被繞進去。我方陪同人員、周恩來同志的秘書陳家康站出來打圓場,說:
“我們的這位縣長,是農民出身,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直接民犬,什么叫間接泯權,金先生的問題,我看最好是到了延安以后,我再找人答復如何?”
斯坦因也向焦縣長提問:“在延安的街上有人發現‘打倒國民黨’的標語,這標語是誰貼的,什么時候貼的,為什么要貼?”
都集火焦縣長,王震看不下去了,說我是陜甘寧邊區延屬分區的警備司令,延長也是我分區的一個縣,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但我要先問問,這標語是誰看到的?
青海民和縣川口區第二鄉的農民代表,用投豆的方法選舉農會委員,坐在前排的是候選人。1951年攝。攝影:茹遂初
斯坦因回答說,是有人告訴他的,那個人表示親眼看到,但我不能告訴你是誰!
金東平又蹦出來,先裝好人,說這沒什么大不了的,接著有鼻子有眼,說我都在某處某處看見好幾條,我說啥了嗎?等于屎盔子要給CPC坐實了,順便又點把火,竄動大家到大街上去找找。
此時已經是大晚上了,那時候人沒有夜生活,基本都睡了,但國民黨方面,硬是帶著大家,打著燈籠,對CPC搞突然襲擊,還真別說,最后竟在一爿店鋪門臉的不顯眼處,發現一些舊標語的碎片。
金東平他們歡天喜地,終于扳回一局。
機關干部的紡線比賽
這里面就有意思了,等于還沒到邊區,國民黨方面就開始唧唧歪歪這個話題,給外國記者戲腦。后來從史料來看,斯坦因不愿提到的人,就是那個假冒中央社記者的中統專員楊嘉勇。此公不愧是反供專家,業務上中統的確比軍統嫻熟,不得不服就是專業!
更有意思的是,王震認為國民黨方面這是典型的特務作風,金東平大怒,當即表示:
“我們中外記者團的團員中,絕對沒有半個特務!”
這次金東平沒撒謊,的確沒有半個特務,而是好幾個,他們軍統就來了倆。
中原戰場形勢略圖,這是福爾曼在南泥灣三五九旅部隊拍攝到的,生產之余他們并沒有忘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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