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福爾曼，1944年，（美）福爾曼 攝

　　1944年1月1日，元旦。

　　這天蔣介石的心情相當得意，對未來一年的發展走勢，充滿自信。

　　在例行的新年文稿中，蔣介石聲稱：

　　“今年為對日軍最后決戰的一年，只須大家執行共同作戰所定方略，必可使敵寇片甲不返。”

　　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1941年，（美）福爾曼 攝

　　為此，蔣介石在日記中，擬定了年內可順利達成的三個軍事目標：

　　“甲，克復宜昌（六月間）、武漢（十一月間）；乙，打通滇緬路（十二月間）；丙，防止倭軍打通粵漢與平漢路及浙贛路。”

　　事與愿違，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前夕，日軍孤注一擲發動了“打通大陸交通線”戰役（我稱之為“豫湘桂戰役”）。國民黨方面，一潰千里，不但損失軍隊60萬人上下，更使豫、湘、桂、粵等省大部和貴州一部，146座大小城市（含4座省會）、6000萬人口、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淪于敵手。

　　豫湘桂戰役要圖

　　由此，國內外輿論對于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充滿了嚴重憤懣，口誅筆伐之聲不絕于耳。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無論國內還是國際，各界輿論越來越傾向CPC，傾向延安。

　　人比人得死，貨比貨得扔。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對CPC的新聞縫索和娛論攻雞，隨著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不斷擴大，CPC領導下的抗日軍民普遍向日偽軍展開局部反攻，殲滅敵人，收復失地，不斷把日偽軍進一步壓縮到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越發沒有市場，逐漸成為笑柄。

　　豫湘桂戰役中，顛沛流離的難民

　　美國的《紐約時報》都在吐槽：

　　“眾所周知，從重慶寄回美國的書信不少都說我們選錯了支持的對象。事實上，如果今天對在重慶的外國人進行公民投票，可能大部分人都會支持我們放棄重慶轉而支持仲供。至少他們看到，在仲供控制的地方，政府是清廉的、有效的、是把群眾的福祉放在第一位來考慮的。和口產口人鼓勵民眾忠誠相反，重慶正一點點地失去民眾的忠誠，尤以在中國人的知識層為甚。他們看到擋橘加大對思想和言論圧織，不是為了推動抗戰，而是為了國內政治斗爭。他們認為國民黨已成為龍短征黨，成為僵化、反動的、將觸角伸向每一條政治和經濟權力渠道的官僚機器。”

　　即便國民黨內，這種聲音也比比皆是。

　　國民黨軍士兵，陜西，1944年，（美）福爾曼 攝

　　蔣介石的親信陳誠，在接見中統分子、中央社記者丁履進為首的12名西安新聞記者時，這些國民黨鐵粉，紛紛表示對國民黨宣傳工作的極度苦悶。他們提出了三個觀點：

　　“一、仲供非常努力進步。二、我黨政落后腐敗。三、社會對我黨政軍不滿。”

　　當然，國民黨官方，尤其是蔣介石本人對此是極力否認的，他認為：

　　“文人之面譽背毀，口是心非，重外輕內，依賴洋勢，侮辱整府，不以為羞。又以干部，聞人污蔑令修，詆毀本黨，而無動于衷，不以為恥者，此乃廉恥道喪、志節掃地之表征。”

　　總之一句話：很抱歉，我不能怪自己，所以都怪你！

　　國民黨軍士兵，重慶，1944年，（美）福爾曼 攝

　　到這時候，國民黨的選穿部門還是那套陳詞濫調，我做得非常好，要怪就怪CPC搗亂。

　　他們堅稱，仲供方面“在1937年已經停止對日作戰”，主要精力都用在“背信棄義進攻中央軍，顛覆國民黨政府”；為了“擴充著兵力和地盤”，他們“壓迫人民”、“恫嚇人民”，“在國統區販賣鴨片”；他們“接受莫斯科的命令”，“和日本人、南京傀儡集團秘密勾結”，他們“應該被認為是土匪和叛徒”，除非“他們的軍隊和政府，無條件地歸順重慶”……

　　這套話術，如果此前，還能唬住一些不明真相者，到了這時候，完全就是出蹩腳鬧劇了。連美國政府駐重慶的高官，都認為國民黨方面的新聞發布會，“極富戲劇性特點”，完全是“獨幕劇形式”，因為作為“主角”的國民黨“宣傳部長梁寒操是一個無恥的、不擇手段的撒謊大王”！

　　梁寒操

　　到這時候，中美人民強烈要求進行一次“大對賬”。

　　國民黨是什么德行，大家已經知道了，但CPC呢？

　　正如美國記者哈里森·福爾曼所思所想的：

　　“封鎖區里現在情況如何？CPC真是像官方政府描述的那么壞嗎？是他們背信棄義進攻中央軍嗎？拒絕抗日的是不是他們？他們是不是和南京傀儡集團相勾結？他們是不是欺壓人民？他們與蘇聯布爾什維主義有什么關系？如果有，莫斯科究竟給他們怎樣的影響和指示?在日本和中央軍的雙重封鎖下，他們是怎樣堅持下來的呢？國民黨與口產口之間的基本分歧是什么，怎么才能有和平解決的可能？在抗日戰爭中，他們起到或能夠起到什么作用？”

　　參加國民參議會第二次會議的國民黨黨政軍高官，1941年，（美）福爾曼 攝

　　美國記者們向蔣介石提出，希望重慶方面能開放對延安的采訪。當然大家本不抱有任何希望，此前無數次申請，不是被無限拖延，就是被直接駁回。但此時中國的政治氣氛非同往常，國民黨受到美國的持續施壓，羅斯福直言不諱告訴蔣介石，希望派觀察組到延安，請給予支持合作。有道是形勢比人強，所以最終蔣介石只能答應。

　　答應歸答應，派什么人去，什么人陪同，怎么引導，這里面就有大學問了。為了最大程度降低影響力，國民黨中央秘書處、海外部、中喧部、中統局等部門煞費苦心，最終由6名外國記者、9名中國記者，以及2名領隊、4名工作人員，組成了“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

　　福爾曼第一次訪問陜北時，歡迎他的小紅軍，1937年

　　國民黨方面認為，代表美國《時代》雜志、《紐約時報》、《同盟勞貢新聞》的記者愛潑斯坦，代表美聯社、《基度教科學箴言報》的記者斯坦因，同屬左傾記者；代表美國合眾社、英國《泰晤士報》的記者福爾曼，是仲供同情者；代表蘇聯塔斯社的普金科更不用說了，妥妥的仲供當然擁護者。但還是有底牌能打的，代表英國路透社、加拿大《多倫多明星周刊》和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的記者武道，代表美國《天主教信號》和《中國通訊》雜志的夏南漢神甫，都是完全傾向國民黨方面的。武道是國民黨中喧部顧問，夏南漢是天柱教神甫對口產口義思想抱有天然的敵視態度。

　　國內記者來自九家媒體，既有國民黨掌控的《中央日報》和中央社，《掃蕩報》、《商務日報》，也有中間立場的《大公報》、《新民報》、《時事新報》、《國民公報》。

　　穿著八路軍服的愛潑斯坦、武道和福爾曼，1944年，（美）福爾曼 攝

　　看似大量的中間立場的報紙，實際上卻是國民黨機關算盡的表現。

　　《大公報》原來擬定人選，他們覺得左了，幾經取舍，選了長期做內勤工作，較少參與社會活動，人稱“準編輯主任”的孔昭愷；《新民報》原來擬定人選，也被認為左了。選了趙超構，因為他耳朵有點聾，說的又是一口別人難懂的溫州話，難以采訪，近乎擺設；《時事新報》的趙炳烺，畢業于國民黨仲央政治學校，這是國民黨在黨務、政治方面的“黃埔軍校”，蔣介石兼任校長。趙炳烺在新聞系讀書時的老師馬星野，時任國民黨中喧部新聞處處長，屬于國民黨的“家生崽”；周本淵，今天的話說就是“日子人”，長期在該報工作，很少參與實際政治斗爭，國民黨方面認為此人參團不會出現大問題。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名單，《編輯通訊》，中央通訊社總社，1944年

　　《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黨報，中央社是國民黨官辦通訊社，《掃蕩報》是軍委會政治部的機關報，相當于軍報。《商務日報》看似與政治無關，實際上卻是隸屬于國民黨擋報系統的報紙。參團記者金東平是《商務日報》總編輯，一貫從事反供宣傳。他還有個特殊身份——軍統特務，直接受國民黨中喧部指揮，此次采訪中負責打配合。

　　領隊、副領隊，都來自國民黨中央機構。領隊謝保樵，時任國民政府外事局副局長。副領隊鄧友德，時任軍委會戰時新聞檢查局副局長。

　　工作人員多來自國民黨中祖部和中喧部，當然都打著中喧部的旗號，這樣體面些。中喧部大家好理解，畢竟專業對口。中足部來干啥？其實更關鍵，中統是國民黨的反供利器，隸屬于國民黨中祖部和地方黨務部門管轄，沿途到目的地，少不了他們的配合，最好趁機把人打進去，豈不一舉多得？中央社這次還有個“特派員”叫楊嘉勇，實際上是中統局專員。

　　我方歡迎剛到延安的參觀團成員

　　到了西安，戴笠又專門塞進來一個軍統特務，西安站的科長原景輝，以陜西省政府秘書處文書的名義加入。負責到延安后，跟前期軍統打進來的特務聯系，同時為軍統摸摸延安的實底。原景輝直接聽命戴笠，從中央軍校到息烽班，再到軍委會特訓班，一路提拔，一路安排，專門對付CPC的特務。這個軍統的暗樁，隱藏的更深，不但其他團員不知道，同屬軍統的金東平也不知道。

　　機關算盡太聰明，到延安的第二天，就有人給福爾曼寫了封信。把國民黨從重慶到西安，擋征軍和兩統，各項特殊安排的細節，揭露得明明白白：什么單位去多少人，有零有整，具體負責什么工作，對記者團的防范要點，abcdefg，甚至蔣介石特批了多少經費，其中特務費占多少……

　　參訪團成員和王震、朱德、李鼎銘、周恩來、賀龍、林彪合影

　　福爾曼是老記者了，國民黨方面的花樣見多了，甚至能一一指認在旅館外面，那些熟面孔可能來自什么單位。如此詳盡的情報，與之兩相對照，讓他更加確信，國民黨根本不想讓中美人民實現“大對賬”。

　　更奇葩的表演，來自胡宗南的參謀長羅澤闿，其人公開說謊的能力，讓外國記者們大為嘆服，福爾曼由衷“稱贊”：

　　“這的確是一種神奇般的解釋，他以為我們都是些笨蛋。”

　　不過，相較于西安嘮咚營的“群口相聲”，這都是開胃菜，并不下飯。

　　《文萃》第二年第十期（1946年12月12日）對“西勞”的揭露

　　西安嘮咚營，即軍委會西北青年嘮咚營，是國民黨軍統特務專設的，為對付“赤色分子”、破壞國共合作、瓦解抗日力量、真圧進步人士、培訓叛徒特務的綜合性集中營，表面上像一個“學堂”，實際上是法西斯蒂的監獄，是殘害愛國青年的屠戮場。

　　當然國民黨方面，告訴記者，這里是青年技術培訓機構和儲備干部學校。

　　可是一進來，外國記者們就覺得氣氛不對，雖然接待規格很高，打掃得干干凈凈，一切都顯得井然有序。卻被福爾曼和愛潑斯坦稱之為“集中營”，斯坦因發現這里的營員，多數人表情冷漠，運動場上毫無歡樂氣氛，跟他們探到過去的政治生活時，這些年輕人的反應是顫抖、慌亂，到處都有嚴格的紀律和苛刻的統治。

　　逃臺后的蔣經國與魏景蒙。魏景蒙深得蔣經國重用，曾作為與蘇修集團勾結的秘使，魏景蒙還有個外孫女，就是八九十年非常活躍影壇的明星張艾嘉。

　　當然，勞動營還是安排了“節目”，幾個自稱來自“供區”的年輕人，有鼻子有眼，聲情并茂地哭訴，他們曾經的“痛苦經歷”，怎么聳人聽聞怎么來，擱現在絕對是某些歷史類自媒體的爆款內容。不過戲太過了，別說福爾曼他們看不下了，連武道都聽惡心了，國民黨中喧部國際宣傳處處長魏景蒙也面露愧色。

　　幾天后，參觀團到了延安，又見到了幾位老熟人。他們從西安嘮咚營逃出來，重新講述了因“思想問題”而遭到逮捕和虐待，以及國民黨方面如何精心安排，那些“演員”實際上是些什么人，“劇本”是怎么攢出來的等大家關心和感興趣的問題。

　　即便是戴笠的暗樁，剛到延安，也露餡了。不過仲供方面也只是安排“熟人”跟他打招呼，變相警告其不要亂說亂動，你的一言一行，都在我們的監控之下，你的身份我們也清楚，你的戲可以繼續演，只是別過頭！

　　延安寶塔山上的古塔和窯洞，1944年，（美）福爾曼 攝

　　CPC怎么這么大本事呢？

　　這里面目前可知的地下黨，就是《掃蕩報》記者謝爽秋同志。他被認為是陳誠的人，有日本留學背景，還曾在中央政治學校特訓班學習過，算起來也是“天子門生”。1939年打入《掃蕩報》，當時是采訪部主任，后來又作過副主編。是我黨在參觀團內最重要的自己人，隨時掌握國民黨方面的陰謀詭計，并提前預警。

　　當然謝爽秋的身份是高度機密，延安的很多高級干部都不知道。八路軍三五九旅旅長王震就曾當面質問，你是新聞記者來的，還是搞特務來的。搞得謝爽秋非常尷尬，總不能告訴自己的同志，我的上級是周恩來，直接領導是董必武吧？所以只能笑著反問，你看呢？

　　南泥灣的勞動者，1944年，（美）福爾曼 攝

　　訪問團到延安，第一站選在了南泥灣，參觀三五九旅的大生產運動。

　　如今我們正常人，對南泥灣的印象，就是那首賀敬之作詞、馬可作曲的經典歌曲《南泥灣》中的歌詞：“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再不是舊模樣，是陜北的好江南。”

　　不過當時國民黨的宣傳，還有今天不少網上打著歷史真相旗號自媒體說的可不是這樣。

　　參觀團在西安，某些人就散布開了，說邊區墾荒種的盡是鴉片煙。剛到邊區，《中央日報》記者的張文伯就逢人便問鴉片煙種在哪里？就地休息時，他還離隊四處尋覓。出發前，你們自己定的規矩，必須集體活動，不許單獨行動，怎么自己就不遵守了？顯然是憋著壞，要搞出點大新聞！

　　八路軍戰士正在測繪，1944年，（美）福爾曼 攝

　　當然，什么也沒找到，不過這并不影響對岸水軍，以及他們豢養的某些勢力，繼續在網上混淆歷史，發明歷史。

　　不過，參觀團的記者，多數人卻對南泥灣評價極高。

　　趙超構發現邊區的開荒運動，的確名不虛傳，竟然沒有荒地，幾乎所有能開墾的地方，都種上了糧食。愛潑斯坦發現這里，不但牛羊滿山，人民豐衣足食，而且這里的八路軍部隊，是他在中國各處所看到的穿得最好、吃得最好的部隊之一。這一切都是怎么造成的呢？

　　正在吃飯的八路軍干部戰士，1944年，（美）福爾曼 攝

　　福爾曼記下了王震的秘訣：

　　“因為我不懂農事，就號召我的士兵自愿獻計獻策。我們共同擬出一個糧食、蔬菜、家禽、豬肉、羊毛、棉布的生產計劃。為了購買必需的種子和生活用品，我們從山上伐了杉木和松木到延安去賣。一本從鬼子手里繳獲來的關于飲食和營養的書，由于某種原因，被我當作紀念品保存下來，現在也有用了。它使我知道了熱卡、維生素以及蛋白質的秘密——這是對士兵的健康特別重要的一種知識。自1939年國民黨對邊區實行軍事和經濟封鎖以來，我們就沒有從外面收到過醫藥用品。為了保證士兵的健康，就必須努力增加營養。”

　　說到“封鎖”，一路上不吭聲的夏南漢神甫蹦出來，想體現他對國民黨方面的價值，證明東家的錢沒白花。他說，中國前線的其他中國軍隊也在忍受著同樣的醫藥缺乏的痛苦，他不知道那是由于有意或是無意的忽略，還是因為沒有足夠的醫藥供給。他答應，一定盡力使重慶當局注意我們在此地醫院親眼見到的可悲情景。

　　剛剛被運到印緬戰區的遠征軍士兵，其健康狀況可見一斑

　　這方面，夏神甫針真沒說錯。國民黨方面倒賣藥品，活埋傷兵，實屬家常便飯，對自己人可比對八路軍更狠，他們是買辦資口口級，自詡是高等人，怎么可能瞧得起中國人民，舍得在中國人民身上浪費“寶貴資源”？白花花的銀子都散給了窮人，作孽啊！

　　國民黨不拿中國人民當人看，CPC拿中國人民當人待，所以斯坦因在其通訊報道中說，在南泥灣的這段日子，是其在遠東最鼓舞人心的經歷之一。大家都這樣認為，在重慶所聽到的關于對中共的一些非難，在南泥灣現實面前，變得沒有什么意義。

　　下一站到了延長，國民黨方面的活寶，繼續做幺蛾子。

　　南泥灣，陜北的“好江南”

　　這次的新“關卡”，是要在當地尋找第二件“寶貝”——仲供張貼反對國民黨正負、破壞團結抗戰的標語。

　　在延長縣長焦生炳舉辦的歡迎大會上，對于這位農民出身，邊區著名的清廉干部，大生產運動中群眾譽為“擔糞縣長”，擔糞、翻地、鋤草、收割，樣樣成績不落群眾，跟群眾打成一片的縣長，以及延長農民為什么選他當縣長，延長人民生產生活的巨大變化，記者團中的某些人并不感興趣。

　　軍統特務、《商務日報》總編金東平，非要跟焦生炳掰扯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合規”的選舉應該怎么進行？言下之意，泥腿子也配“民主”？沒文化奢談懂什么選舉？

　　陜甘寧邊區農業展覽會

　　焦縣長文化程度不高，很快就被繞進去。我方陪同人員、周恩來同志的秘書陳家康站出來打圓場，說：

　　“我們的這位縣長，是農民出身，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直接民犬，什么叫間接泯權，金先生的問題，我看最好是到了延安以后，我再找人答復如何？”

　　斯坦因也向焦縣長提問：“在延安的街上有人發現‘打倒國民黨’的標語，這標語是誰貼的，什么時候貼的，為什么要貼？”

　　都集火焦縣長，王震看不下去了，說我是陜甘寧邊區延屬分區的警備司令，延長也是我分區的一個縣，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但我要先問問，這標語是誰看到的？

　　青海民和縣川口區第二鄉的農民代表，用投豆的方法選舉農會委員，坐在前排的是候選人。1951年攝。攝影：茹遂初

　　斯坦因回答說，是有人告訴他的，那個人表示親眼看到，但我不能告訴你是誰！

　　金東平又蹦出來，先裝好人，說這沒什么大不了的，接著有鼻子有眼，說我都在某處某處看見好幾條，我說啥了嗎？等于屎盔子要給CPC坐實了，順便又點把火，竄動大家到大街上去找找。

　　此時已經是大晚上了，那時候人沒有夜生活，基本都睡了，但國民黨方面，硬是帶著大家，打著燈籠，對CPC搞突然襲擊，還真別說，最后竟在一爿店鋪門臉的不顯眼處，發現一些舊標語的碎片。

　　金東平他們歡天喜地，終于扳回一局。

　　機關干部的紡線比賽

　　這里面就有意思了，等于還沒到邊區，國民黨方面就開始唧唧歪歪這個話題，給外國記者戲腦。后來從史料來看，斯坦因不愿提到的人，就是那個假冒中央社記者的中統專員楊嘉勇。此公不愧是反供專家，業務上中統的確比軍統嫻熟，不得不服就是專業！

　　更有意思的是，王震認為國民黨方面這是典型的特務作風，金東平大怒，當即表示：

　　“我們中外記者團的團員中，絕對沒有半個特務！”

　　這次金東平沒撒謊，的確沒有半個特務，而是好幾個，他們軍統就來了倆。

　　中原戰場形勢略圖，這是福爾曼在南泥灣三五九旅部隊拍攝到的，生產之余他們并沒有忘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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