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國民黨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中國共產黨積極領導蘇區軍民采取多種方式，建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經濟體系，成為戰時反封鎖的關鍵一招，證明黨不僅能夠破壞舊的經濟制度，更善于建設新的制度。

　　中國共產黨進入農村開展土地革命斗爭后，國民黨對革命根據地實行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禁止輸入一切軍用品與日用品，妄圖使根據地“物資困乏，交通斷絕，日久自行崩潰”。在外部經濟資源渠道遭到封鎖的情況下，黨領導農村土地革命和經濟動員，積極扶持發展多種物資購銷組織，建立多維度經濟流通網絡，初步構建起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經濟體系。

　　高度重視戰時經濟動員

　　打破經濟封鎖需要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戰時經濟動員，根本力量來源于民眾。通過土地革命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既是戰時經濟動員的關鍵，也是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之一。1928年1月，毛澤東同志率領工農革命軍攻克江西遂川縣城后，創建了遂川縣工農兵政府，主持起草了《遂川工農兵政府臨時政綱》，規定“凡地主、祠廟、公共機關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屬”，分給“貧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種使用”。1931年11月，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規定“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消滅土地上一切奴役的封建的關系及脫離地主私有權的最徹底的辦法”，并強調“不能以威力實行，不能由上命令”，而要在農民群眾愿意和擁護下實行。1934年1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修訂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進一步提出“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雇農、貧農、中農”，以消滅封建剝削和徹底改善農民生活。經過實踐，黨逐漸形成一套較為完備且符合中國實際的土地政策，即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土地革命不僅滿足了農民對土地的要求，還為加強農村經濟生產、促進經濟循環和打破經濟封鎖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在開展土地革命的過程中，毛澤東同志深刻認識到在長期戰時條件和經濟封鎖之下，工農武裝割據存在和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是“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他批判了不重視經濟建設、只注重糧餉籌措的財政觀點，強調必須注意發展經濟尤其是農業，才能順利地反“圍剿”、擴大紅軍和發展革命。提高生產力，培育強大的經濟基礎，成為黨在蘇區的一項重要工作。一方面，黨在蘇區積極領導農業生產工作，號召廣大軍民開墾荒地、興修水利、保障春耕秋收。黨在蘇區提出“徹底消滅荒田荒土”、“不讓一寸土地荒廢”等口號，組織軍民成立開荒隊，進行突擊墾荒，使蘇區農作物種植面積成倍增加，糧食總產量大幅度上升。黨積極調配勞動用工和生產資料，組織建立耕田隊、換工組、犁牛社，推動軍民互助合作。土地革命開展后，廣昌、于都等縣糧食從畝產不足200斤增加到畝產300斤以上，寧岡、會昌等多地糧食總產量增幅達20%。另一方面，黨高度重視工業生產，組織民眾建立糧秣廠、被服廠、食品廠，開辦眾多煤鐵廠、硫黃廠以及兵工廠，還積極推動重要礦產資源開發、運輸和利用。鎢砂是制造軍用品的重要原料，蘇區擁有豐富的鎢砂資源。黨領導軍民開發盤古山、鐵山垅、小垅等地的鎢礦，開辦“中華鎢礦公司”，年產量約1800噸。蘇區工農業生產的發展，為促進經濟循環、打破經濟封鎖培育了深厚的經濟給養力。

　　在解決土地問題和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黨高度重視蘇區工農產品的調劑，以活躍蘇區經濟。一是圍繞糧食展開調劑工作。為滿足戰時糧食需求，黨在蘇區成立糧食調劑部門，采取高價糴谷或糴米的方式，盡可能照顧農民利益。如1930年6月，閩西蘇維埃政府成立糧食調劑局來調劑米價，在糧食大量上市時以高于市價的價格向貧農收買谷米，待群眾缺谷米時又以低于市價的價格賣給貧農，使貧農免受市場“剪刀差”的剝削。糧食還成為中央蘇區第一個大宗外銷產品，據毛澤東同志1933年8月的報告，每年大約有300萬擔谷子外銷。二是圍繞農副產品展開調劑。如湘贛省將蘇區富余的木材、豆子、棉花、茶油等農產品運輸到白區售賣，換得現金或商品。調劑各類農產品物資，既有利于為農民打開銷路，又可促進物資交換并打破戰時封鎖。三是調劑工業品和日用品。蘇區組織力量運輸工業品并調節工業品價格，采取多種方式進行出口交換，將鎢砂等工業原料運出，以換回軍民所需的食鹽、布匹、火柴、牙刷、牙粉等日用品以及機關部隊所需的書、報、紙、筆、墨等辦公和文化用品。

　　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高度重視蘇區戰時經濟物資的動員和調配，有利于滿足黨政軍民的各類需求，促進物資交換與經濟循環，加強戰時經濟的動員能力及經濟組織的建設。

　　扶持多類型物資購銷組織

　　為打破經濟封鎖，蘇區建立起可靠的經濟組織，為獨立自主的物資流通網絡和經濟體系提供支撐。蘇區農村傳統的物資流通多由商人、地主主導，在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中遭到一定破壞，不能滿足蘇區戰時物資需求。黨在戰時動員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公營機構、合作社發展，并保護私營商業，使得蘇區經濟資源的購銷、運輸和經營組織逐漸呈現多類型、多渠道特點。

　　第一，發展公營經濟，加強經濟管理。黨在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和創建蘇維埃政權的過程中，建立了一批紅軍商店、公賣店等公營經濟組織。如1930年6月，瑞金縣蘇維埃政府開設公賣店，為紅軍、黨組織、蘇維埃政府提供物資，并以低價向群眾售賣，以抵制中間剝削，促進物資交換。隨著紅色政權不斷發展和鞏固，1931年11月，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并自上而下建立各種經濟組織機構。1933年4月，中央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部成立，下設設計局、調查統計局、糧食調劑局、合作社指導委員會、國營企業管理局、對外貿易局、總務處等機構。其中，對外貿易局下設會計、保管、總務、采購、運輸等科，在贛縣江口、閩西汀州、會昌亂石、吉安值夏等地設置分局，有計劃地組織對外貿易，加強物資管理與調劑。通過建立公營經濟機構和加強制度建設，蘇維埃政權提升了公營機構的經濟管理能力，有利于統籌蘇區經濟發展與物資流通，鞏固蘇區的經濟領導力量。

　　第二，扶持發展合作社，推動物資交換。為解決工農產品價格不平衡問題，黨在農村領導建立合作社，組織物資交換。早期蘇區合作社多由紅軍部隊或蘇維埃政府投資建立，有的還借助紅軍武裝，保衛物資的采購和運輸，“采取一種游擊式的營業體制”。閩西革命根據地較早建立起消費合作社，以運輸工農產品并調劑價格。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更加強調合作社是工人、中農、貧農、雇農等抵抗商業資本剝削的組織，相繼頒布《合作社暫行組織條例》（1932年）、《合作社工作綱要》（1932年）、《發展合作社大綱》（1933年）等指導性文件，扶持發展各類合作社，并從上而下建立各級合作社的組織體系。在黨的扶持和組織下，經營普通日用品的消費合作社、推銷大宗農業生產品的販賣合作社、專營糧食糴糶與價格調劑的糧食合作社、管理貨幣存儲和金融借貸的信用合作社等，得到快速發展。據統計，1933年9月福建、江西兩省17縣各種合作社共計1423個，股金30萬余元。1934年初閩浙贛省加入合作社的人數達全省人口的50%。蘇區合作社組織的發展，為推動蘇區內外物資交換、打破經濟封鎖、促進經濟循環提供了可靠的新渠道。

　　第三，對私營商業采取靈活政策，促進物資流通。在推行土地革命的進程中，黨一方面消除中間商人的剝削，另一方面保護有利于蘇區經濟發展的私營商業。1929年3月，紅四軍發布《告商人及知識分子》，宣布“共產黨對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雜稅，保護商人貿易”，“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資產階級的財物，一概不沒收”。方志敏領導的贛東北蘇區自1930年就開始設立對外貿易處和船舶檢查局，征收貨物稅，并與商人展開合作，通過往來商人、商船采辦蘇區所需物資，開展對白區的貿易工作。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進一步制定保護和促進商業發展的政策，對蘇區與白區的貿易交換采取開放態度。隨后，各級蘇維埃政府采取靈活政策，鼓勵私營商業積極開展赤白貿易。1932年3月，閩北分區蘇維埃政府專門向白區商人發出一封公開信，說明“蘇區與非蘇區商人只要遵照蘇區政府的法令納稅，蘇區政府力負保證商人安全、自由營業的責任”。私營商業在黨的領導下繼續發展，有利于蘇區與白區的物資流通，活躍和發展蘇區經濟。

　　1934年1月，毛澤東同志在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指出，蘇區的國民經濟“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這三方面組成的”，其中公營經濟是領導組織，合作社是蘇區經濟建設的“主要之一環”，私營經濟也是蘇區經濟不可或缺的力量。三種經濟組織相互協作，逐步建立起黨領導下的物資流通網絡，構建起蘇區經濟新格局。

　　建立多維度經濟流通網絡

　　在黨的領導和組織下，蘇區公營機構、合作社、商人、農民更加活躍，各類經濟組織聯結成多維度的物資流通網絡，各類物資流通渠道逐漸暢通，形成良性循環，極大削弱了敵人經濟封鎖帶來的消極影響。

　　在黨的領導下，各類組織在經濟物資流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首先，蘇區的公營商業具有較強的物資組織能力。如江口外貿分局在贛縣設有大湖江、儲潭、長洛和興國4個采辦處，在峽山設有一個存放金銀貴重物品的倉庫，在江口金背洞設有一個存放貨物的倉庫，專門配備1個武裝連，從江口至瑞金沿途設有12個武裝聯絡哨，負責護送銀圓和物資。其次，合作社對蘇區物資的組織能力也進一步加強，如上杭縣才溪區消費合作社分設發賣、采辦、保管、會計等股，辦理大量貨物的買賣，其中鹽占70%，布占20%，滿足了所轄區域內大部分群眾對于日用品的需求，得到群眾極大好評和支持。此外，蘇區的商人農民也積極參與紅色貿易和物資工作。中央蘇區恢復和開辟草林、大隴、四都、樓子壩、溪口、謝坊等多個圩場，成為商人農民聚集并交換物資的重要場所；福建長汀有“紅色小上海”的美稱，私營商鋪多達數百家，物資輻輳，商賈云集。

　　公營機構、合作社、商人、農民共同聯結成各式各樣的物資運輸鏈和物資流通網絡，物資在蘇區與白區之間有效運轉。一方面，黨大力組織赤白邊界貿易，在赤白交界區建立采辦處、轉運站或交換所。如湖南文家市消費合作社在蘇區收購土紙后，交給公營的瀏陽縣轉運站，轉運站雇傭挑夫挑至15里外軍事交界區的羅家坳，再換白區的挑夫進行販賣，換回食鹽、膠鞋等交給消費合作社，供應蘇區內部軍民所需。湘贛省蘇維埃對外貿易局安排合作社、商人、小販、農民定期在邊界地區進行物資轉運和交換，輸出蘇區內部的農產品，換回日用必需品。另一方面，黨也不斷組織力量深入白區采辦物資，甚至在白區城市扎根。如湖北洪湖蘇區消費合作社工作人員通過親戚朋友取得白區“通行證”，與白區商人打交道，利用湖區船只在蘇區與白區之間穿梭，深入白區采辦所需物資，推進物資流通。鄂豫皖蘇區的經濟合作社以“復興”、“正和”等商號為名，長期在白區城市經營，獲得所需的商品與軍用物資。不僅如此，黨還建立一條連通上海、香港、汕頭、大埔、永定、長汀、瑞金的紅色交通線，形成蘇區通往上海、香港乃至海外的物資運送“大動脈”。物資越過一層層封鎖線，一站接一站地進行傳送，展現了戰時封鎖下物資流通的特殊面貌。

　　中國共產黨在蘇區內部、蘇區與白區乃至海外之間，建立起物資流通體系，促進了蘇區與外界的物資交流。蘇區農村的物資得以輸送到白區，換取蘇區所需的軍民用品，有效打破國民黨對物資的控制與封鎖。同時，黨還推動人員的流動和革命思想的傳播。如贛東北蘇區不僅通過對外貿易處、船舶檢查局等促進物資流通，還組織動員信江流域大量船工，一面加強水上運輸工作和經濟斗爭，一面傳播革命理念和擴充革命力量，在經濟工作中不斷發展和鞏固信江船業工會。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公營物資管理機構，與商人、農民精誠合作，形成各式各樣的經濟鏈條和網絡，大量人員在經濟戰線上不斷流動，不僅疏通了蘇區與白區的經濟往來，打破了敵人對蘇區經濟的封鎖，還推動了軍事偵察、信息傳播與革命力量的發展。

　　面對國民黨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中國共產黨積極領導蘇區軍民采取多種方式，建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經濟體系，成為戰時反封鎖的關鍵一招，證明黨不僅能夠破壞舊的經濟制度，更善于建設新的制度。黨在蘇區高度重視戰時經濟動員、扶持多類型物資購銷組織、建立多維度經濟流通網絡，是黨開辟的革命新道路在經濟戰線上的生動體現，為土地革命和蘇區政權建設奠定了經濟基礎，也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的經濟斗爭以及新中國經濟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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