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到12月，毛主席連續(xù)起草了大量的信件，分別寫給了當時各路“風云人物”。主席當時寫這些信的目的只有一個——結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這些信中，主席淋漓盡致的展現(xiàn)了他無與倫比、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和語言運用能力，為中國汪洋大海一般的全國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成起了無可代替的巨大作用。

　　主席在這些信中展現(xiàn)的斗爭藝術主要包括：第一，充分代表民意、號召正確路線，實現(xiàn)“有理”；第二，痛陳利害，對于統(tǒng)戰(zhàn)對象講清楚合作的極大好處和不合作的嚴重危害，使其不得不同意合作；第三，利用矛盾，實行分化，發(fā)展進步實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向統(tǒng)戰(zhàn)對象充分表明共識；第四，對于統(tǒng)戰(zhàn)對象有贊美和認可、提供好處，充分展現(xiàn)合作誠意；第五，根據(jù)不同的統(tǒng)戰(zhàn)對象選擇不同的說服方式，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以下內(nèi)容，就是我對主席這些經(jīng)典信件中展現(xiàn)的斗爭藝術的分析。

　　（1）1936年5月25日，主席致信“山西王”閻錫山，首先提出符合民意的抗日主張，理直氣壯指出：“敝軍西渡，表示停止內(nèi)戰(zhàn)，促致貴部及蔣氏的覺悟，達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閻錫山的信》）這就實現(xiàn)了“有理”。之后，主席利用蔣介石和閻錫山的矛盾、分化敵人、爭取中間勢力，對閻錫山說：“側聞蔣氏迫先生日甚，強制晉軍二度入陜，而以其中央軍監(jiān)視其后，是蔣氏迄無悔禍之心，漢奸賣國賊無與為匹，三晉軍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與敝方聯(lián)合一致，抗日反蔣，則敝方同志甚愿與晉軍立于共同戰(zhàn)線，除此中國人民之公敵。”（《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閻錫山的信》）之后，主席一箭三雕，寫道：“郭團長及貴軍官兵一律優(yōu)待，同屬國人，勝之不武，敝方絕無驕矜之心，武器彈藥，楚失楚得，諒先生及貴軍領袖亦當不致有所芥蒂也……國難日亟，諒三晉賢者決難坐視也。”（《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閻錫山的信》）可見，第一，主席告訴閻老西，我們優(yōu)待了俘虜，這就展現(xiàn)了誠意；第二，主席為了合作大局而進一步展現(xiàn)誠意，向他們表明——我們相信他們不會“有所芥蒂”；第三，主席講了國難的嚴重程度，告訴他閻老西——覆巢之下沒有完卵！

　　（2）同年夏，主席致信國民黨軍第八十四師師長高桂滋。首先，主席直陳利害，并充分展現(xiàn)了我軍堅決抗日的態(tài)度。主席指出：“時至今日，全國即將陷于淪亡慘境，凡屬食毛踐土之倫，實舍救國無急務，舍抗日無工作。”（《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高桂滋的信》）講了唇亡齒寒的道理、展現(xiàn)了我黨我軍充分的誠意之后，主席說明了民意所在，并提出了孤立漢奸和建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主席講：“其聯(lián)之者，為民族革命增義旗也。其攻之者，謂其是真正之漢奸賣國賊，為四萬萬同胞誅妖孽也。”（《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高桂滋的信》）為了充分說服對方，主席還表示了對其抗日行動的認可，并以對高桂滋的贊揚展現(xiàn)了合作的誠意。主席講：“閣下率領之數(shù)千健兒，與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役，復與于四年前抗日之役，光榮歷史，國人同佩。”（《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高桂滋的信》）“以上各項，不論閣下所能同意者為全部或一部，敝方均愿與閣下開始實際之談判。”（《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高桂滋的信》）有理、有利，盡在其中！

　　（3）8月13日，主席致信國民黨第17路軍總指揮楊虎城，首先充分表達了對他支持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認可，展現(xiàn)了充分的合作誠意。之后，主席又講了“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的道理，講清了“目前日本進攻綏遠，陜甘受其威脅。”（《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楊虎城的信》）這一嚴峻形勢。同時，主席告訴楊虎城，抗日已經(jīng)是民心所向，我們是占理的——“全國各派聯(lián)合抗日漸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靜態(tài)度——若秘密之聯(lián)系，暗中之準備，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楊虎城的信》）表達了誠意、講清楚了危機形勢和民心民意之后，主席還提出了經(jīng)濟上合作通商的問題。

　　（4）8月14日，主席致信國民黨29軍軍長宋哲元。主席首先表達了對他抗日熱情的認可，展現(xiàn)了充分的誠意。主席指出：“況今日寇得寸進尺，軍事政治經(jīng)濟同時進攻，先生獨力支撐，不為強寇與漢奸之環(huán)迫而喪所守。”（《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宋哲元的信》）陳明利害之后，主席指出了民意所在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對于宋哲元本人的重要意義。主席指出：“一俟時機成熟，實行發(fā)動大規(guī)模之抗日戰(zhàn)爭，則不但蘇維埃紅軍愿以全力為先生及二十九軍助，全國民眾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將擁護先生及貴軍全體為真正之抗日英雄。”（《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宋哲元的信》）正如主席所說，加入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有百利無一害，不搞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就得不到民心。之后，主席表達了充分的抗日誠意：“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艱難困苦之中堅持初志，弟等及全國人民必不讓先生獨當其難，誓竭全力以為后援。”（《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宋哲元的信》）不抗日的危險、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好處、我方搞抗日統(tǒng)戰(zhàn)的誠意，主席講得清清楚楚。

　　（5）同日，主席致信國民黨英美派代表、蔣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主席精準利用英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陳明利害、充分肯定宋子文抗日的一面，告訴他：“十年分袂，國事全非，救亡圖存，惟有復歸于聯(lián)合戰(zhàn)線……先生邦國聞人，時有抗日緒論，甚佩甚佩!深望竿頭更進，起為首倡，排斥賣國賊漢奸”（《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宋子文的信》）。這就是利用矛盾、實行分化、展現(xiàn)合作誠意。針對當時危機局面，主席還對宋子文講：“實行聯(lián)俄聯(lián)共農(nóng)工三大政策，則非惟救國，亦以自救。”（《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宋子文的信》）抗日不僅能救國，而且能自救，自私自利的買辦資產(chǎn)階級代表宋子文為了自救，怎能不對抗日產(chǎn)生好感？

　　（6）同日，毛主席致信國民黨綏遠省主席傅作義。主席先痛陳利害，精準告訴傅作義：“邇者李守信卓什海向綏進迫，德王不啻溥儀，蒙古傀儡國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國主義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傅作義的信》）之后，主席向小心思非常很多的小胖子傅宜生強調(diào)了抗日的責任和民意，并充分展現(xiàn)了我中共的抗日誠意：“保衛(wèi)綏遠，保衛(wèi)西北，保衛(wèi)華北，先生之責，亦紅軍及全國人民之責也。今之大計，退則亡，抗則存；自相煎艾則亡，舉國奮戰(zhàn)則存。弟等頻年呼吁，要求全國各界一致聯(lián)合，共同抗日，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lián)軍。”（《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傅作義的信》）不抗日的危害、抗日的必要性、我們聯(lián)合他抗日的誠意，主席都給小胖子說的清清楚楚！

　　（7）同年，主席致信國民黨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痛陳利弊并肯定了其抗日一面、充分表達了我中共的抗日誠意之后，主席爐火純青的運用“利用矛盾，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斗爭藝術，告訴王以哲：“近日外間謠傳蔣氏將于西南問題解決之后進攻東北軍，謂將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張副司令。此訊如確，是蔣氏尚未放棄其挑撥離間、排除異己之陰賊險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見之實行，弟等可斷言蔣氏必歸于最后的失敗，因為張副司令及我兄聯(lián)俄聯(lián)共抗日救亡之主張，并非少數(shù)人的主張，實全國愛國同胞的主張；非陳濟棠等之不真實不純潔的主張，乃真心實意為國家為民族的主張。”（《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王以哲的信》）之后，主席充分展現(xiàn)了中共和東北軍的共識，強調(diào)了愛國熱情：“至于東北軍最大多數(shù)官兵抗日復土之決心及其堅固的團體，亦必不容東北軍中極少數(shù)無志節(jié)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國叛鄉(xiāng)叛團體之萬惡的勾當。”（《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王以哲的信》）有這樣的基礎，合作能不鞏固嗎？

　　（8）9月18日，主席致信孫文遺孀宋慶齡。首先，主席對宋慶齡抗日的一面予以認可、表達了合作的誠意。之后，主席為了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指出：“因此，我想到要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覺悟于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是尚有賴于先生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之活動。”（《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宋慶齡的信》）為了建立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主席向宋慶齡表明：“同時請先生介紹與先生比較接近的諸國民黨中樞人員，如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諸先生，與漢年同志一談，不勝感幸。”（《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宋慶齡的信》）主席統(tǒng)戰(zhàn)范圍之廣、希望聯(lián)合人物之多，令人不得不感到震撼！

　　（9）9月22日，主席致信蔡元培，首先講清楚了當時極端危險、對所有中國人都嚴重不利的情況：“老者如先生一輩，中年者如澤東一輩，少年者則今日之學生，不論貧富，不分工農(nóng)商學，不別信仰尊尚，將群入于異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將非復我之河山，人民將非復我之人民，城郭將非復我之城郭，所謂亡國滅種者，曠古曠世無與倫比，先生將何以處此耶?”（《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蔡元培的信》）為了表明抗日是民意所在并表達聯(lián)合統(tǒng)戰(zhàn)的誠意，主席對蔡元培講：“從同志從朋友稱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國事業(yè)，聞之而歡躍者，更絕不止我一人，絕不止共產(chǎn)黨，必為全民族之誠實兒女，毫無疑義也。”（《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蔡元培的信》）主席不僅講了當時嚴峻的形勢，而且強調(diào)了抗日的巨大意義：“若然，則先生者，必將照耀萬世，留芳千代，買絲爭繡，遍于通國之人，置郵而傳，沸于全民之口矣。”（《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蔡元培的信》）蔡元培曾經(jīng)有擁蔣反共的嚴重惡行。但是，為了全國抗日大局，毛主席也決定聯(lián)合蔡元培。

　　（10）10月5日，毛主席致信東北軍領導者張學良，強調(diào)了抗日是民心所向以及當時嚴重不利于一切國人的危機形勢，并表達了充分的合作誠意。主席講：“我們正式宣言，為了迅速執(zhí)行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主張，只要國民黨軍隊不攔阻紅軍的抗日去路與侵犯紅軍的抗日后方，我們首先實行停止向國民黨軍隊的攻擊，以此作為我們停戰(zhàn)抗日的堅決表示，靜待國民黨當局的覺悟，僅在國民黨軍隊向我們攻擊時我們才在自衛(wèi)的方式上與以必要的還擊，這同樣是為著促進國民黨當局的覺悟。”（《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張學良的信》）這就充分占據(jù)了“有理”的地位！之前，毛主席剛到陜北，就指揮我軍打敗過“圍剿”我紅軍的小六子的東北軍。小六子挨了揍之后老實了很多，屬于比較好做思想工作的一員。

　　（11）10月18日，主席為徐帥起草致蔣介石愛將胡宗南的信。這里可見主席極其善于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徐帥和胡宗南都是黃埔生一期，說起話來方便一些。通過這件事，我們就足以看出主席考慮問題的精細全面、成熟老練。強調(diào)了緊張形勢不利于全國以及我方停戰(zhàn)抗日的誠意之后，主席指出：“非畏貴軍也，國難當前，實不欲自相殘殺，傷國力長寇焰也；如不見諒，必欲一戰(zhàn)而后快，則敝方部隊已有相當之準備，迫不得已當立于自衛(wèi)地位給予必要之還擊。”（《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為徐向前起草的致胡宗南信》）有理有利，都在主席這句話充分展現(xiàn)！主席以徐帥口吻對胡宗南痛陳利弊，并通過對其夸贊表達了聯(lián)合的誠意：“吾輩師生同學之間倘能盡棄前嫌，恢復國共兩黨之統(tǒng)一戰(zhàn)線，共向我全民族最大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決一死戰(zhàn)，衛(wèi)國衛(wèi)民復仇雪恥，當在今日。吾兄高瞻遠矚，素為弟所欽敬，雖多年敵對，不難一旦言歡。茲特遣使攜函征求吾兄高見，倘蒙惠予采納，即乞停止貴方軍事行動，靜候敝黨中央與蔣校長及貴黨中央之談判。”（《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為徐向前起草的致胡宗南信》）這樣，我們不僅有理有利，而且有節(jié)。

　　（12）12月1日，主席親自致信蔣介石。在這封信中，主席主要表達了這四點內(nèi)容：第一，我黨是有理的，我們多次表達合作抗日的誠意，而且為此做了必要的讓步；第二，抗日是民心所向，也是很多戰(zhàn)士的愿望，山城堡之戰(zhàn)你們的戰(zhàn)敗和你們的部隊根本沒有打我們紅軍的積極性關系很大；第三，如若抗日統(tǒng)戰(zhàn)、打敗日本，對你本人的生存和名聲也有利；第四，如果你蔣介石不抗日，就是千古罪人！主席寫道：“是則先生一念之轉(zhuǎn)，一心之發(fā)，而國仇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復，先生亦得為光榮之抗日英雄，圖諸凌煙，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地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則不特吾人之幸，實全國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吾人誠不愿見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稱曰，亡中國者非他人，蔣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視先生為能及時改過救國救民之豪杰。語曰，過則勿憚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從，愿先生熟察之。”（《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蔣介石的信》）主席此信真的精彩至極、天衣無縫。如果蔣介石12月1日真的按主席說的辦、早點認清形勢，也不會在11天之后成為小丑一樣的“穿睡衣登山冠軍”了。

　　（13）12月5日，主席致電馮玉祥，講了這樣幾點內(nèi)容：第一，認可其抗日熱情；第二，強調(diào)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一切中國人的巨大危害，“在亡國慘禍面前，不分黨派信仰將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經(jīng)地義。”（《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馮玉祥的信》）；第三，利用馮玉祥和蔣介石的矛盾，期望馮玉祥為抗日出力、不跟頑固的蔣介石走；第四，充分展現(xiàn)聯(lián)合抗日的誠意。

　　上述內(nèi)容可見，主席有理、有利、有節(jié)，在他起草給各路“風云人物”的信中展現(xiàn)了他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和坦蕩寬廣的胸懷境界。令人震撼的是，在給蔡元培的信中，主席列出了這樣的名單：“宋慶齡先生，何香凝先生，李石曾先生，吳稚暉先生，張溥泉先生，于右任先生，孫哲生先生，居覺生先生，覃理鳴先生，柳亞子先生，葉楚傖先生，邵力子先生，汪精衛(wèi)先生，陳璧君先生，經(jīng)亨頤先生，陳公博先生，顧孟余先生，曾仲鳴先生，甘乃光先生，張靜江先生，戴季陶先生，陳果夫先生，丁惟汾先生，宋子文先生，陳樹人先生，褚民誼先生，彭澤民先生，李任潮先生，李德鄰先生，陳友仁先生，鄒海濱先生，徐季龍先生，朱霽青先生，白云梯先生，恩克巴圖先生，李福林先生，陳護方先生，程頌云先生，唐孟瀟先生，朱益之先生，李協(xié)和先生，柏烈武先生，劉震寰先生，譚逸儒先生，張知本先生，馮自由先生，謝慧生先生，茅祖權先生，蔣雨巖先生，孔庚先生，郭沫若先生，沈雁冰先生，陳望道先生，李鶴鳴先生，胡適之先生，章行嚴先生，周作人先生，錢介磐先生，傅斯年先生，羅家倫先生，段錫朋先生，陳寶鍔先生，張東蓀先生，彭一湖先生，彭泉舫先生，楊端六先生，胡子靖先生，陳夙荒先生，周谷城先生，舒新城先生，以及一切之黨國故人，學術師友，社會朋舊，統(tǒng)此致訊。”（《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蔡元培的信》）這其中有我們共產(chǎn)黨的老朋友，但是也不乏頑固的反共分子。可見，主席是真心實意要和一切可能爭取的人結成汪洋大海一般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主席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坦蕩寬廣的胸懷境界，在這里展現(xiàn)的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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