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張慧瑜，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長聘副教授。研究方向:基層傳播、影視文化與新聞社會史。

　　摘 要：“冀中一日”是1941年為慶祝冀中根據地成立三周年發起的一場幾十萬名群眾參與的寫作運動。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和日軍對敵后根據地展開嚴酷掃蕩的大背景下,冀中根據地能夠組織起如此大規模、深入的群眾文藝運動,這本身就構成一次文化傳播“事件”。本文立足四個方面從基層傳播的角度分析以“冀中一日”為代表的群眾寫作運動的組織機制和社會動員功能:一是從上海的《中國的一日》到冀中根據地的《冀中一日》,作為基層傳播的“一日體”在這種從城市到敵后根據地的空間轉型中發生了哪些變化;二是《冀中一日》的征稿依靠群團組織的網絡,群眾組織是基層傳播的制度基礎;三是《冀中一日》反映了根據地建設的新生活以及對婦女群眾主體的塑造;四是《冀中一日》是包括婦女在內的群眾參與的傳播學,以寫作為媒介實現了基層宣傳與文化建設等多重功能。

　　基層傳播是探究在基層、服務于基層的傳播實踐,是中國根據地時期形成的歷史經驗,與革命年代中國共產黨用文化、傳播等方式完成基層社會的動員有關。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從城市革命向農村革命的轉型中,需要用基層化的傳播手段來實現對以農民為主體的群眾的組織和動員,這既涉及把城市文化改造為適合農村環境的傳播機制,也涉及把農村文化改造為承載新價值的媒介[1](PP1-13)。本文以20世紀40年代在冀中根據地發起的“冀中一日”征文為例,呈現這種“一日體”的實踐在從城市到鄉村的轉移中,基層傳播的組織機制、群眾運動的方法,以及這種群眾寫作活動與群眾主體塑造之間的關系。1941年,冀中根據地為了慶祝成立三周年,舉辦了“冀中一日”征文活動,“當時冀中區黨政軍主要領導程子華、呂正操、黃敬等同志為更好地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爭的偉大史實,發起了一個叫做‘冀中一日’的寫作運動,號召冀中抗日根據地全體軍民拿起筆桿子記錄5月27日這一天里發生的抗日斗爭故事”[2](P1)。這場寫作運動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里動員了幾十萬名群眾參與,收集上來5萬多篇稿子,最終選定200多篇,共30多萬字,分別以“鬼蜮魍魎”“鐵的子弟兵”“獨立、自由、幸福”“戰斗的人民”為主題編為四輯。當時油印的200多本小冊子在抗戰后期和解放戰爭期間基本遺失,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因偶然的機會將四輯全部收齊并重新刊印[3](PP83-92)。考慮到冀中根據地處于華北與日軍作戰的前線地帶,是“敵后的敵后”,在日本侵略者的“高壓”之下能組織起如此規模的征文比賽,說明冀中根據地有著強大而有效的社會動員能力[4](PP320-336)。這是一場以寫作為媒介的群眾性文學創作活動,其文學意義和社會價值不言而喻。本文從基層傳播的角度,將群眾寫作運動作為基層傳播的中介,從四個方面呈現文化宣傳與社會動員之間的辯證關系:第一,“一日體”的來源以及“冀中一日”的特殊性,這是一種以群眾組織、群眾運動的形式完成的組織和動員,與《中國的一日》具有明顯區別;第二,“冀中一日”的組織基礎和群眾文藝組織的網絡形態;第三,呈現“冀中一日”的書寫特征,作為一種群眾集體寫作的方式,其文本自身充滿了群眾寫作的政治;第四,《冀中一日》是包括婦女在內的群眾參與的傳播學,以寫作為媒介實現了基層宣傳與文化建設等多重功能。

一、從《中國的一日》到《冀中一日》:“一日體”在農村根據地的流變

　　以“一日”“一天”為主題和對象的創作形態稱為“一日體”書寫,是以“我的一天”為視角來展現個體化的人生和世界的故事,其形式是把每個人的“一日”匯聚成全景式的集體表達。“一日體”最早提出是在1934年8月蘇聯第一屆作家代表大會上,高爾基提議全世界的作家、記者書寫1935年9月27日這一天發生的事情,最終編成一本書——《世界的一日》[5](P234)。高爾基的“創意”賦予“一日體”三個基本特征:其一,“一日體”具有社會記錄的功能,把日常生活、普通人的生活變成值得被書寫的對象,這改變了精英書寫和社會新聞的理念;其二,“一日體”是一種參與式寫作、集體寫作的方式,由全世界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作家、記者共同完成;其三,“一日體”創造了雙重主體,每一個人寫下這一天的故事,使得每一個人不僅是生活和工作的創造者,也是日常生活的記錄者,實現了作家與被書寫者的“合二為一”。遺憾的是,《世界的一日》還沒有編輯完成,高爾基就去世了,但這種“一日體”的文化想象和活動形式卻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日體”形式很快傳播到中國。1936年,上海生活書店的出版家鄒韜奮聯合茅盾、陶行知等作家發起了“中國的一日”征稿啟事,號召人們寫下1936年5月21日的“所見所聞,所作所感”:“凡是‘五月二十一日’二十四小時內所發生于中國范圍內海陸空的大小事故和現象,都可以作為本書的材料。這一日的天文、氣象、政治、外交、社會事件、里巷瑣聞、娛樂節目、人物動態,無不是本書愿意包羅的材料。”[6]在3個半月的時間內,共收到3000多篇(約600萬字)稿件,最終由茅盾主編匯集成《中國的一日》,全景式地再現了各個地方、各種職業所感受到的中國,可以看到當時民族危亡下普通中國人生活的“橫斷面”。這本行為藝術風格的書是鄒韜奮、茅盾等上海知識分子的一次成功的“策展”。“‘五月二十一’幾乎激動了國內國外所有識字的而且關心著祖國的運命的,而且渴要知道在這危難關頭的祖國的全般真實面目的中國人的心靈,他們來一個腦力的總動員了!”[7](P6)這次文化活動參與的主體有兩個:一是鄒韜奮、蔡元培、茅盾、魯迅、陶行知等知識分子;二是投稿的作家、職員和普通大眾,這是精英與大眾“聯袂”完成的公共事件,主題、書籍編排、意義討論都來自上海的文化人,其特殊之處在于打破了單一作者編排,讓市民、群眾這些“無名英雄”變成“作者”。“一日體”在文風上的特點是主體書寫當天發生的事情——“我”做的事情或者“我”看到的事情。這是一種日記體寫作,而日記也是以“一日”作為記錄方式。《中國的一日》使得這種私人化的、朝向自身的敘述體變成一種公共題材。這本書的主題是“中國”,是由眾多發生在“5月21日”的小故事組成的個人敘事集合而成的中國故事。與通過“想象的共同體所建構的民族國家身份不同,“中國的一日”雖然使用的是“中國”這一整體性概念,呈現的卻是普通人所代表的中國,這本身是進步文化人利用報紙、書籍等公共媒介展現“分裂的中國”的中介。

　　1941年,冀中根據地模仿《中國的一日》,在冀中發起了“冀中一日”寫作運動,同樣采用“一日體”的形式,先公開發布征文啟事,由王林、孫犁等冀中作家參與編輯,最終編輯完成《冀中一日》。不過,從《中國的一日》到《冀中一日》,不只是空間地理上的轉移,更意味著文化資源、媒體環境的巨大差異。其一,征稿方式不同。與在上海掌握媒體資源的文化人通過報紙、出版完成的《中國的一日》不同,冀中根據地處于媒體資源匱乏的根據地區域,是與城市不同的農村地區,不僅缺乏《大公報》等現代大眾媒介,也缺乏支撐印刷工業的現代媒體體系,與在報紙上發表征文、讀者向報紙投稿不同,《冀中一日》的征稿主要借助文聯、群團組織來完成。其二,寫作主體不同。《中國的一日》的作者來自市民階層,《冀中一日》的作者以農村群眾為主,是剛剛接受根據地教育的新農民。其三,話語風格不同。《中國的一日》呈現的是一種民族國家的話語,而《冀中一日》呈現的則是帶有階級色彩的民族話語。

　　此前對《冀中一日》的研究多為親歷者的回憶錄,主要從群眾寫作、政治宣傳的角度呈現這次活動的社會價值。對于《冀中一日》的研究思路有兩個:一是將這次活動放在群眾教育、文藝活動中考察;二是把《冀中一日》作為高超的社會動員之印證。問題在于,文藝活動為什么會成為社會動員的中介?社會動員為何要依靠文藝、文化的方式來磨煉、錘煉?如何理解這種在敵后根據地展開的群眾文化工作的意義?本文從基層傳播的角度解讀這部文本。基層傳播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過程中于基層展開的文化宣傳活動,其主要有三個特點:一是傳播的空間是基層、農村、偏遠地區,對象是不識字的、非現代的農民;二是基層傳播是用宣傳、傳播等文化手段實現政治動員,是把政治與社會革命、宣傳與政治實踐結合起來的實踐方式;三是這種宣傳指向一種社會改造的過程,是對新生活、新生命樣態的書寫。與“一日體”所體現的日常生活、個人視角下的故事不同,《冀中一日》有著清晰的政治性,表現的是敵后抗戰的社會狀態。從《中國的一日》到《冀中一日》,雖然都是集體的、群眾的寫作,但是組織形式、寫作內容和寫作主體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也顯示了城市“左翼”文化與根據地群眾文藝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組織形式和內容邏輯上。

二、“冀中一日”的組織形態與網狀化的群眾文藝組織

　　冀中根據地是晉察冀根據地的一部分,地處河北省中部,是華北平原的中心地帶,地勢平坦、交通便利,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也是日本占領華北的核心腹地。就在被日本重兵控制的區域,以呂正操為代表的東北軍開辟了敵后根據地,后來與聶榮臻創辦的晉察冀根據地合為一體。根據地在進行殘酷的游擊戰爭之余,還發動了廣泛的文化建設。在沒有城市、鐵路等現代資源的背景下,文化是除了組織軍事斗爭之外最為重要的內容,“冀中一日”就是一次大規模的群眾文化教育活動。“一日體”作為群眾寫作運動是在20世紀30年代從城市革命轉向農村根據地的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文化活動形式。如1936年5月,紅軍長征結束之后在陜北開展了“紅軍長征記”征文活動,在丁玲等作家的編輯下完成了《紅軍長征記》。可見,群眾寫作運動是一種基層傳播的重要形式,群眾寫作運動的展開依靠群團組織和文藝知識分子參與。

　　1941年4月20日發布的《中共冀中區黨委關于〈冀中一日〉的通知》提出:“(一)冀中黨政軍民共同決定編輯《冀中一日》,反映冀中全部生活情形,加強宣傳工作。并已決定5月27日為《冀中一日》所要記載的日子,其意義及寫稿方法,征稿辦法已由《冀中一日》編委會及冀中文建會通知,并已在導報公布。(二)各級黨委及全體同志應該了解《冀中一日》的編輯在黨的宣傳事業上的意義,各級組織應保證黨政軍民各部門及全體黨員依照征稿辦法供給稿件,按期寄交,各級文建會員負責收轉。下級同志不能寫稿者,可自述意思,發動文化水平較高的同志代為記錄,盡可能作到全黨同志能寫文章者,都寫稿,不能寫稿者,亦能口述思想,請人記錄成稿。”[8](P417)《冀中一日》征文的消息雖在《冀中導報》公布,但是依然需要通過冀中區黨委和“文建會”的組織系統來完成征稿。也就是說,《冀中一日》的征稿借助的是組織化的文聯、群團系統,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行政化與覆蓋廣大群眾的基層組織相結合的系統,也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動員模式。

　　在編 輯《冀中一日》之前,1937年中國文藝協會模仿《蘇聯的一日》的集體創作模式,在《紅中副刊》發起了《蘇區的一日》征文活動。這一征文活動迎合了當時社會征集的《中國的一日》大型集體化創作潮流。1937年11月7日,晉察冀軍區成立,12月,軍區政治部組建了抗敵社,開始對群眾進行宣傳教育工作。1939年元旦,《抗敵報》刊登了“晉察冀一周征稿啟事”,號召邊區每一個成員,無論男女老少,做什么工作,都積極投稿。這次征稿可以說是晉察冀邊區群眾寫作運動的先聲,活動一共產出稿件15萬字。像《中國的一日》一樣,《冀中一日》在《冀中導報》上發布公告和通知,但《冀中一日》的組織方式與《中國的一日》非常不同。《冀中一日》向社會征集稿件,除了在報紙上發表征文消息之外,更重要的是借助文聯、群團組織進行傳播。這與冀中根據地的文化、文藝組織的分布情況分不開。這場寫作運動采用了群眾運動的模式,依靠群眾組織來動員群眾。這也是根據地時期信息流通和分發的基本模式,通過各級行政機構完成信息向基層的傳播。

　　1939年10月,冀中政治主任公署成立了冀中文化建設委員會(簡稱“文建會”),接著各縣文建會相繼建立。到1940年冀中區共成立專區文建會4個,縣文建會23個,區文建會310個,村文建會2900個,會員達4萬人。各級文建會的成立進一步活躍了冀中區的文化事業,廣大革命知識分子成為黨的文化宣傳工作和報刊出版發行工作的主力軍。《冀中一日》獲選作品的文末標注了文章的來源,大致有如下機構:一是通訊社,如藁無縣通訊社、晉深極縣通訊社、安國縣通訊社;二是文建會,如束鹿文建組、定南縣文建會、饒陽縣西里滿文建組;三是回建會,如安國縣回建會(冀中區回民抗戰建國聯合總會)、定南縣回建會、回民支隊、藁無縣回建會、冀中回建會、定南縣村回建會、定南回建會;四是公安局,如蠡縣公安局、新樂縣公安局、正定縣公安局、定縣公安局、安新公安局、博野縣公安局、晉深極公安局;五是武委會,如安國縣武委會、任丘縣第四區工會、蠡縣南宗高小、獻縣八區、武強六區婦會、任邱三區工會;六是行政機關,如冀中軍區司令部、政治部、衛生部、供給部、騎兵團、除奸部、7分區、6分區政治部、8分區游擊總隊、欒城縣縣政府、獻縣縣政府、束鹿縣一區;七是農會、教育機構、婦聯、青教會,如安國縣農會、定南八區小學教員、饒陽七高教員、深南吳山莊村農會主任、蠡縣第十四高學生會、定南回民教員、二分區回連會、定縣婦會、十專署民政科。

　　與科層制度不同,群眾組織不是科層化的機構,而是一種以基層黨組織為基礎形成的去等級化的群眾自治組織,有三個特征:第一,群眾組織由基層黨組織領導;第二,基層群眾組織的去行政化能降低現代行政成本;第三,基層群眾組織與群眾有著廣泛的聯系,可以把群眾動員起來。群眾組織是實行群眾運動、群眾路線的載體。其中,群眾文藝活動發揮著重要作用,文藝活動既是群眾組織化的中介,也是群眾參與社會事務的方式。在冀中作家孫犁看來,《冀中一日》不僅是一次群眾文藝活動,也是一次重要的“民主”實踐,“其意義在于他們能寫文章是與能作戰,能運用民主原則,獲得同時發揮”[9](P418)。也就是說,這種以寫作為媒介展開的基層傳播實踐,既是一種非軍事的、非政治的群眾文藝活動,又是一種具有高度政治性和社會性的群眾運動,是讓群眾獲得一種集體感和社會感的形式。這實現了把文藝活動政治化、把政治活動文藝化的雙重過程,其目的在于群眾以自身的參與來確認群眾網絡以及社會動員的組織方式,這是去組織化的群眾組織與組織化的群眾之間的辯證關系。

　　《冀中一日》還依靠冀中文藝工作者的參與。如孫犁、王林、李英儒等都是冀中的重要作家,他們積極參與“冀中一日”活動,孫犁在編輯完《冀中一日》之后,還編寫了群眾寫作教育的教材《區村、連隊文學寫作課本》。這種參與群眾文藝組織的經歷,也影響到了他們的文藝創作。《冀中一日》的經驗反映了基層傳播的特點,以寫作為媒介,不只是通過報紙公布、公民參與的現代大眾媒介模式,而是依靠黨的文宣系統與群團文藝組織向基層傳播,動員基層群眾參與。這種基層傳播方式的啟示是:第一,寫作是重要的文化媒介,尤其是在缺乏其他大眾媒體的前提下,把思想寫成文章,成為社會動員的大眾媒介,也是用寫作參與社會治理和文化治理的方式;第二,寫作是一種具有參與感的活動,是讓群眾變成主體的過程,用文化書寫來塑造新的社會主體;第三,群眾文藝組織是一種網絡化的覆蓋基層的方法,為群眾參與文化活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雙重生產的主體:鑲嵌到日常生活的基層傳播

　　根據地時期的文化、社會建設不僅是為了適應游擊戰的軍事需要,更重要的是把農民動員為抗戰救亡的主體,文化、社會建設是實現這一目的最為有效的手段。由于農村根據地缺乏現代化的大眾媒介,這使得寫作/書寫成為一種具有社會動員功能的基層傳播手段。其優勢主要有兩個:一是成本低,只需要紙和筆;二是群眾可以積極參與,與美術、音樂、話劇所需要的更加專業化的知識相比,寫作門檻較低,作者“由干部到士兵和農民,從上夜校識字班的婦女到用四六句文言的老秀才、老紳士都有”[10](P255)。在這個過程中,原有農村社會中較弱勢的婦女、老人、兒童等都成為文化建設的主體,以寫作為媒介實現掃盲、政治思想教育等基層傳播功能。很多小學生、婦女、老人積極參與《冀中一日》投稿,他們在敵后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一種群眾主體化和社會化的過程。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冀中一日》是一場‘名副其實的群眾文藝運動’,同時也是一種具有高度現代性的新寫作。只不過,這里的現代性不是藝術獨立的審美現代性,而是一種主體啟蒙、自我解放的現代性。在上千年歷史中一直沉默失語的廣大下層勞動者,第一次激揚起表達的熱情,煥發出主體性的光輝。”[11]

　　在《中國的一日》中,很多普通人用白描和日記的方式記錄下了1936年5月21日發生的故事,這種個人的日常生活看似不具有歷史和社會的“意義”,因為定義何為有意義、何為無意義,并非不言自明的問題,而是涉及一系列社會、歷史、政治的評價系統。“一日體”的意義是通過以下兩種方式獲得的:一是肯定普通人、個體的生命價值,在社會主義實踐中賦予無名大眾以正面、肯定的主體位置;二是“一日體”的形式是把眾多個體的書寫聚集在一起,變成一種集體的表述。在《中國的一日》中,不同社會階層、不同區域、不同身份的個體的生活變成了關于1936年5月21日中國的全景呈現。從寫作方式上看,《冀中一日》看似延續了《中國的一日》的風格,但是兩者卻有兩點重要的區別:一是寫作者的社會階層不同,《中國的一日》的作者是都市市民階層,而《冀中一日》的作者是根據地農村的普通村民;二是寫作的內容不同,同樣都是個體視角下的故事,《中國的一日》主要反映個體化的、日常化的生活,而《冀中一日》主要反映敵后根據地開展的各種各樣的群眾活動,是個人/“我”視角下的一種組織化的生活。這些群眾參與的新的生活成為《冀中一日》表達的對象。如在徐貴珉的《我的生活》中,這種生活是一種組織化的生活,“早操的時候,唱了一會兒歌。每月學會一個救亡歌曲,這是我們七專署學習唱歌的計劃。早操回來,洗臉、掃地、打開窗子、擦過桌椅、把垃圾倒了后,我們的學習組長田永同志,就來召集我們勤務員、特務員、伙夫、馬夫同志們上課了”[12](P215),從唱歌到早操、再到上課的集體生活,是一名普通勤務員的“日常生活”。

　　1941年5月27日,“冀中一日”群眾寫作運動開啟,這次有組織的集體創作是文藝走向群眾的一次重要實踐,也是用文化、文藝活動完成新的主體啟蒙和主體社會化的過程。《冀中一日》根據主題分為四輯,一是“鬼蜮魍魎”,二是“鐵的子弟兵”,三是“獨立、自由、幸福”,四是“戰斗的人民”。如果說群眾網絡組織支撐《冀中一日》的組稿和出版,那么從《冀中一日》的寫作主體、寫作風格和寫作內容來看,這種群眾寫作運動具有豐富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功能。

　　第一,寫作主體是根據地的普通群眾。雖然是集體創作,但并非大家合寫一篇文章,而是每位書寫者從自身出發用第一人稱書寫的個人化敘事。如幾篇與女性有關的文章分別是邊藩的《她》(來自定南縣回建會)、胡玉英的《誰不尊敬她》(來自定南縣第三區賈村文建會)、潔卿的《淑清》(來自定南回民教員)、良柱的《二梅和她娘》(來自藁無縣回建會)、郭炯的《房東老大娘》(來自十專署民政科)、田振亞的《女工小尚子》(來自晉深極縣婦會)等。這些作品涉及女性走出家庭,參加婦救會、上大眾識字課等新的社會活動,在這個過程中,她們成為有主體性、行動力的女性。

　　第二,寫作內容是把看到、做過的事情記錄下來,把自己的故事對象化,變成可以被講述、被閱讀的對象,尤其是開會、參加戰斗、參與各種群眾組織等活動。這種“做什么,寫什么”是用“寫什么”(書寫)來賦予“做什么”(行動)以意義。如果說《冀中一日》的征稿、編輯、出版依靠根據地的群團組織,那么《冀中一日》的寫作內容大多涉及群團組織開展的各種群眾活動,甚至《冀中一日》的征文本身也成為寫作主題,這形成一種互文和自反效果。在雪濤的《他們多么羨慕我們,我們多么關懷他們》(來自晉深極縣通訊社)一文中呈現了青年人參加各種群眾組織來反抗侵略者:“青年和壯年都參加了戰斗,婦女們有的組織了慰勞隊、救護隊,在戰場上去做慰勞和救護工作;有的在家募捐,一時大忙起來。村子里改變了過去死沉的狀態,婦救會的主任拿著一支土造的大決槍,瞄準城頭上那個探頭的鬼子,‘砰’的一槍,眼看著那個鬼子就滾下去了;武委會主任帶領著8個子弟兵上了南城門。”[13](P19)這里提到了“慰勞隊”“救護隊”“婦救會”“武委會”等群眾組織,也顯示了在敵后根據地,群眾組織成為動員群眾的社會中介,從《冀中一日》中能看出這些群眾組織非常活躍,使得農村這一非現代的地域變成社會化、公共化的空間。

　　第三,對于參與《冀中一日》的書寫者來說,他們是從事雙重生產的主體:一方面是種地、打仗等物質生產的主體;另一方面是從事文化藝術等精神生產的主體。如辛冷的《鋼筆的故事》(來自軍區政治部)寫道:“我們的首長常常給我們講:只會使槍,不會使筆的不能算是好戰士;八路軍戰士在戰場上是英雄,在學習戰線上也是英雄呢!就是這么回子事情嘛!我們那個老炊事員,他已經五十多歲了,為了響應上級的號召,一個月就‘消滅’了100個生字。你說,這是不是奇跡?”[14](P123)從中能看出通過識字運動、鼓勵寫作,八路軍培養出了既能“使槍 ”又能“使筆”的戰士。在《冀中一日》中,寫作者提到很多學習、識字的主題:“無論是年幼的或是年老的,男的或是女的,學習已經跟吃飯一樣的重要,精神的食糧比物質的食糧還寶貴 呢”[15](P128);“在這兩個月以前,我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認識,到擔架隊來這兩個月的光景,不光認識了我自己的名字,還學了80多個生字”[16](P129)。這種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結合,不僅是為了向普通群眾普及文化知識,而且改變了知識的等級化,“知識就已不像從前只為少數人所占有了,知識已經還給群眾了”[15](P127)。

　　冀中根據地如果沒有扎扎實實的群眾教育和文化建設,也不會在落后、貧瘠的農村組織起如此規模的群眾寫作運動。中國共產黨進行政治、軍事、社會斗爭的基礎是把散兵游勇和被封建制度束縛的人民群眾解放出來,變成自主的人。

四、從被書寫者到書寫者:女性主體的生成

　　婦女解放的議題從新文化運動開始就受到各界關注,而大規模的婦女解放運動主要出現在全國大中城市之中,農村婦女從抗日戰爭時期才真正獲得了解放。毛澤東在1929年指出:“婦女占人口的半數,勞動婦女在經濟上的地位和她們特別受壓迫的狀況,不但證明婦女對革命迫切的需要,而且是決定革命勝敗的一個力量。”[17](PP98-99)“在經濟戰線上(長崗鄉是主要依靠她們),在文化戰線上(許多女子主持鄉村教育),在軍事動員上(她們的擴大紅軍與慰勞紅軍運動),在蘇維埃的組織上(蘇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現她們的英雄姿態與偉大成績。”[17](P134)20世紀40年代,在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和各根據地,中國共產黨展開了影響深遠的婦女解放實踐,婦女解放的議題也成為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一部分。1943年2月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強調“動員婦女參加生產是保護婦女切身利益最中心的環節”,“提高婦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達到解放的道路,亦須從經濟豐裕與經濟獨立入手”[18](PP647-649)。1944年,在經濟逐漸步入正軌之后,毛澤東又將文化教育問題提上日程,農村婦女越來越多地參與讀報、寫作等文化活動。在這一過程中,婦女解放的經驗不斷積累,女性的主體性也在不斷生成。

　　關于延安時期的婦女解放實踐,學界已經展開豐富的研究,涉及經濟生產、政治參與、文化教育、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面,尤其是婦女在生產勞動中的參與及貢獻受到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農村根據地,由于大量有行動能力的男子需要外出當兵、參加戰斗,當地的生產勞動則主要由女性來從事,她們會組織起生產隊伍,有組織、有計劃地承擔起生產重任。除了參與生產之外,她們也會組織參加戰斗,開展讀書、識字、寫作等活動。這些活動一方面塑造了女性的主體地位,客觀上促進了女性的解放;另一方面也為抗日斗爭提供了充分的后勤保障,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婦女參與寫作與社會新聞的生產,不僅意味著女性在生產和精神上的雙重獨立與解放,也意味著根據地的基層傳播更深層次、全方位地開展。正如李海波所言:“鄉村婦女投身讀報和通訊等現代新聞活動,是工農通訊員運動深入開展的結果,堪稱一種極具理想化色彩的新聞實踐。”[19](P76)在《冀中一日》中,不乏對于根據地女性的書寫,從這些描述中可以進一步看出農村婦女在哪些方面獲得了解放以及怎樣獲得解放。

　　在主體方面,冀中根據地的婦女寫作實踐中涌現出不同身份的兩類女性主體。其中一類是婦女干部和知識分子,她們憑借自己較為豐富的知識和先進的意識,積極參與到識字班、婦救會等組織力量以及生產勞動中,一方面通過傳授知識、做群眾思想工作等方式,以自身力量推動農村婦女的解放,另一方面也在生產勞動以及與其他主體接觸的過程中,實現了自我的改造。比如婦救會主任田振亞,她積極組織農村婦女學習識字,參與工廠生產。在這一過程中,她也被婦女們的生產和抗戰熱情所感染,進一步堅定了同敵人斗爭的決心。除此之外,《冀中一日》中還涉及許多先進的婦女知識分子和干部代表。另一類女性主體是農村婦女。在抗日戰爭之前,冀中根據地的大部分農村地區風氣閉塞、文化落后,婦女深受封建思想的壓迫和束縛。在婦女干部走家串戶的勸說以及根據地政府創立的多種形式的婦女培訓班的影響下,廣大農村婦女逐漸在思想上掙脫了封建禮教枷鎖的束縛,婚姻和人身自由、反壓迫、男女平等等觀念逐漸被接受。這些觀念的改變促使她們在民族解放斗爭中做出巨大貢獻,也在生產、文化等多方面實現了自身的價值。婦救會會員李孔在《縫單衣》中寫道:“他們為了抗日,為了保護我們人民,不論天氣多熱,總在和鬼子拼命。我們應替他們縫軍衣,免得他們受熱。”[20](P398)這些農村婦女在生產勞動之余識字寫稿,成長為一種不同于舊社會的“新型婦女”。在彼此靠近和融合的過程中,這兩類婦女無疑實現了一種“雙向改造”,她們互相映射、互相影響,構建了根據地時期群眾寫作與婦女改造的獨特生態和面貌。

　　在內容方面,這些關于女性的寫作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由女性從第一人稱的角度進行書寫。例如,邊藩的《她》(來自定南縣回建會)就從第一視角講述了女性參與斗爭的激烈情景,在敵人的脅迫和恐嚇下,“小吳滿身是血,躺在炕上,牙咬著,顯示著她寧死不辱的堅貞”[21](P37),體現了女性在戰爭中面臨的境遇與勇于斗爭的品格。胡玉英的《誰不尊敬她》(來自定南縣第三區賈村文建會)則以第一人稱刻畫了來自一家的三代女性,分別是義無反顧將兒子送去參軍的紡棉花的老大娘、被日寇殘暴殺害的兒婦,以及七歲的小孫女淑英——一個最能干的兒童團隊長,從中可以看出斗爭精神在代際的傳承。潔卿的《淑清》(來自定南回民教員)講述了對婚姻自由的追求,田振亞的《女工小尚子》(來自晉深極縣婦會)則詳細記錄了婦女在工廠獲得的解放。這些內容一方面揭示了戰爭對女性造成的創傷以及她們生活軌跡的改變,解釋了她們反抗的根源和動力;另一方面體現了這種群眾書寫方式為婦女帶來的解放,提供給她們一種情感的出口,讓她們的遭遇、經歷得以被看到。這些女性自發進行的寫作具有一種強烈的共情力和感染力,而由女性自身進行書寫的方式賦予她們能動的主體性力量,她們不再僅僅作為被書寫的對象,更是作為書寫者呈現出自身對環境的認知與理解,這也在無形之中體現了群眾書寫作為一種文化表達方式的重要意義。另一類是從第三人稱的角度書寫女性,這些寫作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刻地展現女性在生產、動員、斗爭中多方面的作用。比如景波的《八個模范婦女隊員》(來自定南縣X區武委會)中提到:“尤其是這村的婦女自衛隊,自誕生以來,在和敵人大大小小的各種斗爭——破路、擾敵、偵探、破壞電線中,都起了模范作用。”[22](P240)薛沛的《畫眉張》一文涉及“識字班”“婦救會”“婚姻自由”等關鍵詞,體現了婦女擺脫舊社會壓迫的愿望以及對自由和解放、獲得精神和肉體雙重獨立的渴望。趙沉服的《一個女工》講述了女性如何走出家庭,擺脫封建禮俗對女性的壓迫,以及熱情投入工廠,參與政治、文化課的學習。“近代工廠女工的出現是對傳統性別秩序的挑戰,女工由出現到發展到形成一定規模的歷史過程,體現了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過程”[23],工廠這一社會空間的出現,不僅意味著女性開始成為生產線上的勞動力,更意味著她們意識到自己可以作為獨立個體參與到社會生產和建設之中。建光的《婆婆會》提到了縣婦會調節家庭矛盾、幫助婦女解決識字學習方面阻礙的情節。岐山的《回民婦女的勞動日》描述了婦女積極參與生產計劃討論,參與農業生產、評選勞動英雄的情形。除此之外,鐵彥的《新婦女》(來自獻縣八區)、楊林的《小翠也自由了》(來自定縣婦會)、良柱的《二梅和她娘》(來自藁無縣回建會)、郭炯的《房東老大娘》(來自十專署民政科)等文章也揭示了根據地女性擺脫弱勢地位、逐漸成為生產與建設的主人的經歷。

　　在這些內容中,識字班、婦救會、自衛隊等社會組織的力量得到進一步顯影。以識字班為例,在冀中,1937年冬到1938年春已普遍建立了婦女識字班,大部分青壯年婦女都參加了學習[24]。“念了識字班后,許多青壯年婦女考入高小或當初小教員。”[25]大批青中年婦女參加社教,以致“一家之中,婆婆和媳婦,母親和女兒,嫂嫂和小姑都涌進了學校。互相競賽、爭取‘學習英雄’‘學習戰士’的佳話到處傳著”[26]。當然,這些組織的功能并非完全分割,而是形成了有效互動。比如,婦女自衛隊在正規的政治和軍事訓練之外,還會采取多種靈活方式進行政治宣傳和文化教育[27]。“通過設置寫有‘保衛冀中’‘保衛家鄉’‘不買敵人東西’等標語的崗位識字牌,也可以督促每個過路的人經常學習,并且可以配合各種識字班大量進行掃除文盲工作”[28](P127),這也為婦女獨立寫作提供了必要條件。而女性在這些活動中的積極參與,體現了她們在精神層面追求自由與解放,努力實現身心的雙重獨立。這些活動所宣傳的內容和觀念,不僅使民眾對中共的近期工作目標有了即時了解,而且使他們對中共長遠目標具有也許并不真切卻十分清晰的概念,從而產生了確定的一致感[4](P17)。從這一意義上而言,《冀中一日》的寫作實踐也構成了一種有效的社會動員。

五、以“寫作”為媒介:《冀中一日》的社會功能

　　《冀中一日》的出現與冀中根據地有著密切關系。根據地的特點不是固守、占領某一個空間,而是根據不同的情況可以隨時轉移[29]。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后,以城市和工人暴動為特征的蘇聯革命經驗無法在中國復制,毛澤東等共產黨人開始探索武裝割據和建立農村根據地的革命道路,這意味著革命斗爭的空間從大城市轉向國民黨、軍閥力量薄弱的偏遠鄉村,也意味著革命的主體從城市工人轉向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依托根據地,一方面可以避免與強大敵人進行正面對抗、保存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可以實現強勢與弱勢的轉化,把敵人的強勢變成弱勢,把自己的弱勢變成強勢。實現這種轉換的方法,就是游擊戰和群眾路線。靈活的游擊戰能不能成功,依賴紅軍是否獲得當地群眾的支持,而群眾是否支持又與根據地的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的效果有關。游擊戰的目的并不是占領、固守某個根據地,所謂“打的贏就打,打不贏就跑”,而游擊戰又可以隨時隨地建立根據地,也就是把不可能的空間變成游擊戰的空間。可以說,游擊戰、根據地是一種面對強大敵人時采取的斗爭策略。

　　借助群眾組織的傳播網絡可以動員幾十萬名群眾參與“冀中一日”寫作運動。寫作本身并非只是完成一種文字工作,而是以寫作為過程、通過寫作實現一種社會化和民主化的體驗。孫犁在1942年完成的《關于〈冀中一日〉寫作運動》的文章中指出,群眾文藝運動有四個作用。其一,“《冀中一日》為名副其實的群眾文藝運動,影響至巨。從此提高了人民對文學的認識,對寫作的認識,對現實的認識者至大。許多有才能之寫作者亦由此發現”。其二,“《冀中一日》不能以美學去衡量,不能選擇出多少杰作。其意義并不在此;其意義在于以前從不知筆墨為何物,文章為何物的人,今天能夠執筆寫一、二萬字,或千把字的文章了。其意義在于他們能寫文章是與能作戰,能運用民主原則,獲得同時發揮”。其三,“《冀中一日》對上層文學工作來一個大刺激,大推動,大教育,使上層文學工作者更去深入體驗生活,擴大生活圈子重新較量自己。在《冀中一日》照射之下,許多人感到自己的文章,空洞無物,與人民之生活、人民之感情距離之遠”。其四,“《冀中一日》之另一意義,在使冀中干部人民,從文學上再認識現實生活及工作。認識各地,各種工作、生活的現象。一種發揚,一種楷模,一種檢討。使冀中以外人士,從這實際工作者筆下,看見他們的工作和生活”[9](P418)。可見,“一日體”作為一種基層傳播的典型媒介,一方面引領公眾通過寫作參與介入公共事務;另一方面構建一種廣泛的社會認同,使個體命運與時代命運發生關聯。另外,“一日體”超越了以都市報紙出版為代表的大眾傳播和城市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界限,依靠文宣系統與群團文藝組織,動員群眾參與基層傳播活動,形成一種自下而上的傳播力量。這種基層傳播形式猶如一張細密的織網,借助群眾組織的嚴密架構,將信息精準而廣泛地傳遞到基層每一個角落。這是一種通過群眾網絡組織完成進行基層化的傳播模式,展現了傳播參與社會實踐的強大效能。

　　《冀中一日》這一案例體現出“一日體”的多重價值。第一,它凸顯了寫作作為重要文化媒介的意義。尤其是在其他大眾媒體資源匱乏的時代背景下,寫作既是社會動員的大眾媒介,也是參與社會治理和文化治理的方式。第二,寫作是一種具有參與感的活動,也是讓受眾變成主體的過程,書寫可以用來塑造新的社會主體,促進其集體認同。第三,體制化的群眾文藝組織以一種網絡覆蓋的方式為群眾參與文化活動提供了制度保障,新中國成立之后建立了更大規模的群眾文化基礎設施,如群藝館、文化館、工人文化宮、農村俱樂部等,這為群眾文藝提供了硬件保障;第四,“一日體”形式的寫作不僅是一種藝術創作,更具有社會實踐的深刻意義和社會治理的功能,它以群眾參與的方式推動了人民作為主體的想象。

　　通過參與《冀中一日》的寫作實踐,農村婦女得以進一步掙脫封建禮教的束縛,構建起自身的主體性。這一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以婦女為主體,通過一系列政策與措施動員婦女參與寫作,不僅提升了婦女的文化素養和政治覺悟,更激發了她們參與社會生產的積極性和能動性。通過多元化的動員手段,成功構建了婦女解放的群眾基礎,使婦女在生產、戰斗、文化等各個領域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與創造力。而婦女干部和知識分子與廣大農村婦女在互動中實現了雙向改造,共同形塑了根據地時期獨特的婦女解放生態。無論是知識婦女的專業寫作還是農村婦女的業余寫作,冀中根據地的婦女寫作實踐都再次印證,婦女解放與社會現代化進程緊密相連。婦女從被書寫者到書寫者的轉變,不僅是共產黨成功進行婦女動員的生動寫照,更是女性主體性覺醒與構建的深刻體現。這一過程一方面見證了婦女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全面參與和顯著貢獻,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女性通過自我書寫與表達,實現了從被動到主動的根本性轉變。

　　此后,1942年、1943年、1944年冀中根據地都發起了類似的寫作活動。1945年5月,作家王林在冀中根據地組織過“偉大的兩年間”寫作運動,以此紀念冀中根據地經歷的“五一大掃蕩”。抗日戰爭勝利后他又建議冀中根據地開展“抗戰八年寫作運動”。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發起渡江作戰。在渡江戰役之前,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政治部在部隊內部發出號召,鼓勵普通戰士在渡江戰役后撰文記錄這一歷史時刻,后來渡江戰役的親歷者踴躍投稿,總投稿數超過500篇,總字數超過100萬字,編委們從中精選了120篇稿件,整理出版了《渡江一日》。新中國成立之后,這種大眾參與的征文、征稿等以寫作為媒介的形式成為群眾文藝活動的常態。比較有名的有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舉辦的《志愿軍一日》(1954)、“中國人民解放軍30周年征文”《星火燎原》大型叢書(1956-1974)、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后組織的《新中國的一日》(1989)等活動。2010年騰訊“谷雨”平臺開設“中國人的一天”欄目,成為數字自媒體時代“一日體”寫作的新形態。

　　如果說掌握寫作/書寫能力意味著進入以文字為媒介的抽象符號系統、成為現代化和文明化的主體,那么群眾寫作是把群眾培養成現代化、理性化和社會化主體的重要媒介。“一日體”通過大眾/集體寫“一日”這一“同質化的時間”所發生的故事,完成了對現代社會的總體性展示,是一種把個人敘事匯成“集體記憶”的方式,也是以寫作為媒介建構社會/國家認同的重要途徑。這種以寫作為媒介的群眾寫作運動具有多重社會職能,既承擔著對包括婦女在內的群眾進行文化掃盲、啟蒙的任務,又承擔著促進個體通過寫作完成政治教育、思想改造的職能,同時也是一個將群眾從被動的受眾變成參與公共事務的主體的過程。

　　參考文獻和注釋略

　　本文來自《婦女研究論叢》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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