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8日，哈帕爾·布拉爾在斯大林學會發表演講，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和斯大林誕辰130周年

　　20世紀20年代后半期，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拉德克和加米涅夫）指責“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即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和共產國際出賣中國革命，出賣中國共產黨人出賣中國革命。

　　從那時起，這種誹謗就被托派反革命分子、修正主義叛徒、社會民主黨人，甚至一些可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提起并重復了數千次。這些士紳們竭力在斯大林和毛澤東之間，在共產國際的路線（與斯大林和聯共（布）的路線相同）和毛澤東的路線（在中國革命問題上）之間制造尖銳的意見分歧。事實遠非如此。

　　毛澤東在斯大林60歲誕辰之際說的話表明，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非常尊重斯大林：

　　“斯大林同志是世界革命的領導者。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全人類中間出了這位斯大林．這是一件大事，有了他，事情就好辦了。你們知道馬克思是死了，列寧也死了。如果沒有一個斯大林，哪一個來發號施令呢？這真是幸事，現在世界上有了一個蘇聯，有了一個共產黨，又有了一個斯大林，這世界的事情就好辦了。”“我們要慶祝他、擁護他、還要學習他。”“我們要學習他的兩個方面，一個是道理方面，一個是事業方面。”(引自陳伯達《斯大林和中國革命》)。

　　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前景和性質的分析

　　共產國際認為，中國革命的主要特征是反封建，因為封建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殘余是中國農村最主要的因素。當時，中國人口約為4億/4.5億，其中3.5億或4億人生活在農村。大約90%的人是農民，他們被封建主義剝削到了極點，因此，中國革命最突出的特征是反對封建主義。

　　因此，中國革命是一場反對封建主義和建立在封建主義基礎上的整個軍國主義官僚體制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和內容。在當時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必然是反帝革命，因為帝國主義支持封建主義的整個結構，整個封建主義結構。

　　正是帝國主義培育、激勵、支持和維護封建主義和站在封建主義一邊。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反對封建主義的人民不能不同時參與推翻帝國主義的革命斗爭，因為帝國主義的利益與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密不可分，就像今天在中東發生的那樣。

　　早在1913年，列寧指出，歐洲過時的資產階級出于對無產階級日益強大的恐懼，正在“支持一切落后、垂死和中世紀的東西”，并“與所有腐朽的力量結合”，以維護搖搖欲墜的工資奴隸制。他寫道：“整個歐洲資產階級衰落的一個更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它為了金融操縱者和資本主義騙子的自私目的而支持亞洲的反動派”（《落后的歐洲和發達的亞洲》）

　　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分析

　　托洛茨基低估了封建主義的力量，沒有給予決定性的重視，認為中國革命只是為了結束中國對帝國主義國家的依賴；這場革命是反帝的，主要是因為它旨在廢除各帝國主義國家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1927年5月，托洛茨基向蘇共中央委員會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提交了以下論點：“布哈林藉口‘封建殘余’在中國經濟中似乎起主要作用來為機會主義的妥協路線辯護，他這種企圖是毫無根據的。即使布哈林對中國經濟的估計是根據經濟的分析，而不是根據一些煩瑣哲學的定義，‘封建殘余’仍舊不能替如此明顯地促進了四月政變的政策作辯護。中國革命具有民族資產階級的性質，其基本原因在于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受阻于中國關稅受帝國主義國家的控制。”（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綱》）。

　　難怪斯大林將托洛茨基的觀點描述為“張作霖‘陛下’的五等文官的觀點”；正如斯大林所說：“如果托洛茨基的觀點是正確的，那就應該承認張作霖和蔣介石也是對的，因為他們既不要土地革命，也不要工人革命，他們所要達到的只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實現中國的關稅自主。”

　　此外，通過比較和總結共產國際和托洛茨基的路線，斯大林繼續說道：

　　“由此可見，我們有兩條基本路線：

　　“（甲）共產國際的路線——估計到中國存在著封建殘余這一壓迫的主要形式，估計到強大土地運動的決定意義，估計到封建殘余和帝國主義的聯系，估計到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及其反帝國主義斗爭的突出性；

　　“（乙）托洛茨基的路線——否認封建軍閥壓迫的主要意義，看不見中國土地革命運動的決定意義，并且僅以要求中國關稅自主的中國資本主義的利益來說明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

　　“托洛茨基（自然反對派也是這樣）的基本錯誤在于低估了中國的土地革命，不懂得這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否認中國千百萬人所參加的土地運動的前提，低估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斯大林：《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會第十次會議上的演說）。

　　托洛茨基低估農民的作用并不是什么新鮮事。這是根據他的“不斷革命論”得出的，該理論獨自解釋了托洛茨基主義淪為為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反革命機構。

　　正如斯大林所言：

　　“托洛茨基公式的特點在于他看見資產階級，看見無產階級，而看不見農民，不了解農民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正是這個特點構成了反對派在中國問題上的基本錯誤。

　　“托洛茨基和反對派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的‘半孟什維主義’也正是在這里。

　　“從這個基本錯誤中產生了反對派的其他一切錯誤，產生了反對派在中國問題提綱中的一切糊涂觀念。”（斯大林：《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1927年5月24日的講話）。

　　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其他錯誤

　　錯誤1：

　　托洛茨基對武漢的“邏輯矛盾”。

　　在全民族統一戰線時期（廣州時期），特別是1925年至1927年4月12日期間，托洛茨基和其他反對派曾要求共產黨退出國民黨。

　　首先，談一下這一時期的國民黨：它是由幾個被壓迫階級組成的集團，是由民族資產階級、城市貧民、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組成的集團。這是一個基本上由四個階級組成的集團。1925年至1927年4月12日期間，民族資產階級發揮了進步作用（稍后將對此進行介紹）。

　　托洛茨基要求中國共產黨撤回對國民黨的支持。為什么？因為資產階級總是反革命的。

　　托洛茨基把中國資產階級（在被壓迫國家）和俄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國家）作比較是錯誤的。

　　被壓迫國家的資產階級在一定時期內，在特定條件下，可以發揮進步作用，成為無產階級的盟友。

　　只要無產階級根據自己的綱領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獨立組織的工作不受阻礙，這種聯盟就是合法的。事實上，作為國民黨的一員，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工作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右翼發動政變，開始屠殺共產黨人。民族資產階級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中心，拋棄了革命陣營，站在反革命和帝國主義一邊。

　　為什么？a）對土地革命的恐懼；b）帝國主義在上海對蔣介石施加的壓力。

　　隨著民族資產階級的拋棄，國民黨左翼在武漢設立了總部，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最大發展的基地。

　　托洛茨基反對派如何描述武漢？

　　托洛茨基將其描述為“空架子”——但并不主張中國共產黨退出這一“空架子”，中國共產黨當時在武漢與國民黨左翼結盟。

　　請允許我引用斯大林講話中的一段話，這段話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托洛茨基對武漢的態度——“這種‘邏輯’上的不一致”。斯大林說：

　　“就說武漢是空架子吧。既然武漢是空架子，那末，托洛茨基為什么不要求和這個空架子作堅決的斗爭呢？從什么時候起，共產黨人竟開始支持空架子，參加空架子，領導空架子呢？共產黨人必須和空架子作斗爭，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共產黨人拒絕和空架子作斗爭，便是欺騙無產階級和農民，這難道不是事實嗎？為什么托洛茨基不提議和空架子作斗爭，即使采取共產黨人立即退出武漢國民黨和武漢政府的辦法呢？為什么托洛茨基提議留在這個空架子里，不退出這個空架子呢？這里的邏輯何在？

　　“這種‘邏輯上的’不對頭是不是由于托洛茨基對武漢指手劃腳地講了一頓，把它叫做空架子，然后又膽怯起來，不敢在自己的提綱里做出相當的結論呢？”

　　這就是托洛茨基在武漢問題上的立場。

　　季諾維也夫將武漢政府描述為基馬爾派政府?；R爾革命是上層階級、商業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從一開始就針對工人和農民，這是一場陷入第一階段的革命，完全不可能進入社會主義革命。

　　這樣的政府不反對封建主義。因此，共產黨人在這樣的政府中沒有立足之地。如果武漢真的是這樣的政府，那么推翻這樣的政府是絕對必要的。“具有人類的普通邏輯的普通人是會這樣想的。”（斯大林）

　　季諾維也夫非但沒有主張推翻它，反而認為應該給予它最有力的支持！

　　以下是季諾維也夫在1927年4月在蘇共中央委員會全會上發表的論文中所說的話：

　　“有必要向漢口（武漢是武昌-漢口-漢陽的三重城市）提供最有力、最全面的援助，從那里組織對卡維涅克們的反擊。在最近時期必須集中力量幫助漢口組織起來和鞏固起來。”

　　斯大林對季諾維也夫這一特殊立場的評論是：“誰能懂得呵！”

　　是的，同志們，誰能懂得呵！

　　斯大林這樣總結反對黨對所討論問題的困惑：

　　“這一切說明什么呢？說明反對派糾纏在矛盾里了。他們失去了邏輯思考的能力，喪失了一切前途。

　　“觀點糊涂，在武漢問題上失去任何前途，——如果一般說來可以把糊涂叫做方針的話，這就是托洛茨基和反對派的方針。”

　　錯誤2：

　　反對黨要求在共產黨參與武漢政府的同時建立蘇維埃。

　　就在反對派要求“大力”支持武漢政府的時候（見上面季諾維也夫的論點），它還要求立即建立工農代表蘇維埃。但蘇維埃是革命的組織中心，是反對現行制度的起義機構。否則，他們必然會墮落，成為空洞的聊天室、空洞的玩具，必然會導致群眾的冷漠、漠不關心和幻滅，他們自然會厭倦無休止的決議和抗議的重復。

　　1927年春天，當武漢的國民黨左翼政府是革命的時候，這樣的呼吁無異于“跳過”國民黨革命階段，危及革命，為蔣介石提供不可估量的服務。

　　既參與武漢，又呼吁推翻武漢，這種不協調簡直是瘋了。

　　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陷入了這一無望的矛盾之中，因為：

　?。ㄒ唬?它把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混為一談，

　?。ǘ┧煜酥袊馁Y產階級民主革命和1917年2月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使它忽視了被壓迫的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與俄國這樣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之間的區別，前者能在有限的時間內發揮而且確實發揮了進步和反帝的作用，后者不能也沒有發揮進步的作用。

　　總結：

　　共產國際的路線和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路線

　　這是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兩條路線的恰當總結。

　　“總之，在我們面前有兩條完全不同的關于中國問題的路線：共產國際的路線與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路線。

　　“共產國際的路線。封建殘余和依靠這種殘余并為各國帝國主義者所竭力支持的官僚軍閥上層建筑是中國現狀中的基本事實。

　　“中國目前正經歷著既反對封建殘余又反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和內容。

　　“武漢國民黨和武漢政府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中心。

　　“南京和南京政府是國內反革命的中心。

　　“支持武漢的政策同時就是展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并取得由此而產生的一切結果的政策。由此便有了共產黨人之參加武漢國民黨和武漢革命政府，這一參加并不排斥共產黨人用一切辦法批評國民黨黨內自己的同盟者的不徹底和動搖，而是以此為前提。

　　“應當利用共產黨人的這種參加使無產階級便于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起領導者的作用，并促使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更快地到來。

　　“到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接近完全勝利的時候，到了在資產階級革命進程中顯露出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的時候，到了那個時候，就必須成立當做兩重政權的要素、當做為新政權而斗爭的機關、當做新政權即蘇維埃政權的機關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

　　“到了那個時候，共產黨人在國民黨黨內的聯盟應當代之以在國民黨黨外的聯盟，而共產黨則應成為中國新的革命的唯一領導者。

　　“現在，當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處在發展的最初階段的時候，當國民黨是最適合于并且最能適應中國特點的民族民主革命組織形式的時候，像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所做的那樣，提議立即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和立即建立兩重政權，——這就是瓦解革命運動，削弱武漢，促使武漢垮臺，幫助張作霖和蔣介石。

　　“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路線。中國的封建殘余乃是布哈林的捏造。在中國，封建殘余不是完全沒有，就是微乎其微，沒有什么重大的意義。

　　“原來土地革命現在在中國是有的。但它從何而來，連鬼也不知道。

　　“既然這種土地革命是有的，那當然只好設法支持它了。

　　“現在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爭取中國關稅自主的革命，即所謂反關稅的革命。

　　“武漢國民黨和武漢政府不是“空架子”（托洛茨基）就是基馬爾主義（季諾維也夫）。

　　“一方面，必須建立兩重政權以推翻武漢政府，其辦法是立即成立蘇維埃（托洛茨基）。另一方面，必須鞏固武漢政府，必須給武漢政府以有力的和全面的幫助，其辦法原來也是立即成立蘇維埃（季諾維也夫）。

　　“照例說來，共產黨人應該立即退出這個“空架子”，退出武漢政府和武漢國民黨。可是最好是讓他們留在這個“空架子”里，就是既留在武漢政府里又留在武漢國民黨里，既然武漢是“空架子”，為什么他們還要留在武漢呢，——這實在只有上帝才知道。誰要是不同意這一點，誰就是奸賊和叛徒。

　　“所謂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路線就是如此。

　　“幾乎再想不出比這種所謂路線更荒謬更糊涂的東西了。

　　“得到的印象是：我們不是和馬克思主義者打交道，而是和一些脫離實際生活的辦事員，或者說得好一些，和“革命的”旅行家打交道。這些旅行家游歷了蘇胡姆和基斯洛沃得斯克之類的地方，忽略了提出中國革命基本方針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后來從報紙上得知中國確實爆發了什么革命，既像土地革命，又像反關稅革命，于是就決定寫一堆提綱，四月寫了一個提綱，五月初寫了一個提綱，五月底又寫了一個提綱，把這一堆提綱寫好，就扔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他們以為這許多糊涂的和矛盾的提綱就是挽救中國革命的主要手段。

　　“同志們，這就是中國革命問題上的兩條路線。

　　“你們必須在這兩條路線中間加以選擇。”

　　托洛茨基主義選擇“不合時宜的時刻”來攻擊共產主義運動

　　斯大林同志在講話結束時說：

　　“同志們，我應當說，托洛茨基所選擇的攻擊黨和共產國際的時機太不恰當了。我剛剛得到英國保守黨政府決定和蘇聯絕交的消息。用不著證明，現在到處都會展開對共產黨人的進攻。這種進攻已經開始了。有些是以戰爭和干涉來威脅聯共（布）。另一些則是以分裂來威脅聯共（布）。正在建立一種從張伯倫到托洛茨基的統一戰線之類的東西。

　　“可能是想用這個來嚇唬我們。但是，幾乎用不著證明，布爾什維克并不是膽小的孩子。在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上有過不少這樣的‘戰線’。布爾什維主義歷史表明，這些“戰線”都被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的決心和無比的勇敢一一粉碎了。

　　不用懷疑，我們也能夠粉碎這種新的‘戰線’。（鼓掌）”

　　托洛茨基主義長期以來一直選擇不恰當的時機攻擊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從1905年開始，一直到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它都定期這樣做。

　　反對派失誤的原因：戰術

　　除了關于中國革命前景的破產計劃外，反對派在戰術問題上也同樣破產。

　　列寧主義的第一個策略原則：考慮特定國家的民族特性

　　1926年4月，反對派將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混為一談，提出了一個口號：不與中國資產階級結盟，當時在廣州時期，中國資產階級發揮了進步作用，國民軍到達了Yang Tse，從而極大地擴大了革命領域。

　　由于這些勝利，反對派撤退了，放棄了舊的模式，采用了一種“新”的模式，即中國共產黨不得退出國民黨——這是反對派因沒有考慮到中國革命的民族特性而受到的第一次懲罰。

　　第二個例子：反對派不明白中國革命是反帝的，正是因為帝國主義鼓動、維護和支持了中國人民的直接（封建）剝削者。當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參與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群眾性土地運動時，反對派再次被迫承認錯誤并撤退。這是反對派遭受的第二次懲罰。

　　第三個例子：在中國，商業資產階級購買土地并將其租給中國農民。由于商人不是封建領主，反對派提出了一個現成的公式，即封建主義和封建殘余無關緊要，中國革命不是首先反對封建主義的土地革命，而是爭取海關自治的革命。反對派忘記了剝削中國人民的是封建主義，中國的整個軍事官僚結構都建立在封建殘余的統治之上。同樣，由于數以千萬計的農民群眾參與了反封建和反帝斗爭，反對派不得不撤退。這是反對派遭受的第三次懲罰。

　　正如斯大林所評論的那樣“公式和現實之間的不和諧——這就是反對派偽領導人的命運”。

　　列寧主義的第二個策略原則：盟友問題

　　無產階級離不開盟友。但這些盟友必須是群眾盟友，他們不阻止無產階級獨立組織起來，不阻止共產黨組織無產階級和廣大農民群眾，并激勵他們革命，他們絕不會限制共產黨的宣傳。

　　在這些條件下，無產階級必須利用一切機會為自己爭取群眾盟友，即使這樣的群眾盟友是暫時的、軟弱的、搖擺不定的、不穩定的和不可靠的盟友。這就是列寧主義第二個策略原則的本質。中國無產階級有這樣的盟友嗎？是的，確實如此。

　　在革命的第一階段（廣州時期——全民族統一戰線時期），這些同盟者是：（一）民族資產階級；（ii）城市貧民；（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四）農民。

　　在這一時期，國民黨是一個群眾組織和革命力量。當時廣州是反帝革命斗爭的中心。

　　這一時期的成就是什么？這一時期的成就是：

　　（1） 革命領土的擴展：革命軍隊到達長江；

　?。?） 中國無產階級有機會公開組織起來。中國共產黨獲得了以工會、罷工委員會等形式公開組織無產階級的可能性；

　?。?） 中國共產黨人能夠從不同的團體中組成一個五六千人的群眾性政黨；

　　（4） 中國無產階級創造了農民組織的第一批核心，即農民協會；和

　?。?） 中國共產黨得以滲透到軍隊中。

　　對于當時相對較小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這些都是巨大的收獲。

　　1927年4月12日，民族資產階級放棄革命，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中心。此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站在革命一邊，在武漢建立了一個革命中心。

　　在這一時期，無產階級的盟友是：（一）農民；（二）城市貧民；（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國民黨左翼尚未自取其辱的時期，退出武漢國民黨是錯誤的；當時武漢是革命的中心。

　　武漢時期的收益是：

　?。?） 共產黨從一個只有5000到6000名黨員的微不足道的政黨，變成了一個有5萬到6萬名黨員的政黨

　?。?） 工會發展成為一支巨大的力量，有300萬會員；

　?。?） 農民組織擴大到包括數千萬農民；

　?。?） 共產黨獲得了公開組織革命的可能性；

　?。?） 共產黨和無產階級開始從一個微不足道的因素轉變為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它成為革命最重要的因素，把中國人民群眾團結起來。

　　這就是這一時期的成就。

　　正確的政策本身并不能保證勝利

　　當武漢國民黨，也就是左派國民黨，放棄革命時，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開始說，這是因為共產國際采取了錯誤的政策。但正確的政策本身并不能保證勝利。要取得成功，不僅需要正確的政策，還需要階級力量的有利平衡。如果反動勢力更強，即使革命遵循正確的政策，也可能失敗。然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要取得成功，除了階級力量的有利平衡外，還需要正確的政策、正確的綱領和策略。

　　斯大林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是這樣說的：

　　“反對派說革命的暫時失敗是由于共產國際的政策。可是只有背棄馬克思主義的人才會這樣說。只有背棄馬克思主義的人才會要求正確的政策永遠而且一定導致對敵人的直接勝利。”（斯大林：《時事問題簡評》——二、關于中國，《真理報》，1927年7月28日）

　　此外：

　　“正確的政策并不永遠而且一定導致對敵人的直接勝利。要直接戰勝敵人，不僅決定于正確的政策，而且首先和主要決定于階級力量的對比，決定于革命力量的顯著優勢，決定于敵人陣營的瓦解，決定于有利的國際形勢。

　　“只有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的正確政策才能導致直接的勝利。

　　“但有一個必不可少的要求是正確的政策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應當予以滿足的。這個要求就是黨的政策要提高無產階級的戰斗力，加強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聯系，提高無產階級在這些群眾中間的威信，把無產階級變為革命的領導者。

　　“能否斷言過去一個時期為中國革命的直接勝利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呢？顯然是不能的。

　　“能否斷言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沒有提高無產階級的戰斗力，沒有加強無產階級和廣大群眾的聯系，沒有提高無產階級在這些群眾中間的威信呢？顯然是不能的。

　　“只有瞎子才看不見：中國無產階級在這個時期內使廣大農民群眾離開了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把他們團結在自己的旗幟周圍了。”

　　由于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奉行正確的政策，它與廣大群眾的聯系和在群眾中的威望大大提高。就連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也在這一時期宣稱，中國共產黨與武漢國民黨實行革命集團政策是正確的。

　　但是，一旦武漢放棄革命，反對派就開始聲稱與武漢國民黨結盟的政策是不正確的，并試圖將中國革命的暫時失敗歸咎于共產國際的政策，從而表明其軟弱、與馬克思主義的決裂以及背離列寧主義的第二個戰術原則——無產階級需要為自己爭取群眾盟友。

　　第三個策略原則：教育群眾的問題

　　這涉及到教育群眾的問題；黨的口號如何變成群眾的口號的問題。共產黨人必須怎樣引導群眾走上革命的道路，使他們（群眾）根據自己的政治經驗確信黨的口號是正確的呢？共產黨必須如何領導群眾，才能把一個公式，一個對不久的將來的展望，變成一個作為當今口號的公式？共產黨人到底應該如何行動？這一點尤為重要。

　　托洛茨基主義者總是告訴你，“我們是第一個告訴你民族資產階級會拋棄的人”。同志們，這不是玩游戲的問題，根本不是誰第一個告訴我們民族資產階級會拋棄的問題。這絕對是愚蠢的。問題是，你在特定的時間主張什么政策——一種適合形勢的政策，既不超前于群眾，也不落后于群眾。如果你在群眾接受之前很久就發布了一個口號，那么你以后說你是第一個發布這個特定口號的人是不夠的。

　　共產黨必須看得比群眾更遠，但同時也不能走在群眾前面太遠。如果共產黨總是采取過度或不足的策略，那么這種策略就不能被稱為長期策略；這些都是隨意的策略。

　　統一戰線的概念主張

　　反對黨總是提到共產國際1926年10月發出的一封電報，電報中說：“在占領上海之前，不應加強土地運動”。

　　這封電報是錯誤的，斯大林承認是錯誤的。共產國際在發出后五周內取消了它。

　　關于這封電報，需要注意以下事實：

　　1.取消這封電報的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而不是反對派；

　　2.反對黨第一次提出這封電報的問題是在這封電報實際上被取消九個月后。

　　這封電報是一個孤立的、偶發的事件；這完全不符合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留下的印象。

　　共產國際的路線包含在許多眾所周知的文件中，托洛茨基主義者和其他篡改歷史的人很容易忽視這些文件。

　　共產國際在這些文件中呼吁中國共產黨“鞏固與農民的聯盟”，“提出激進的土地綱領”，并認同“土地革命”。

　　以下是1926年11月，即上述電報發出一個月后，共產國際第七次全體會議決議（一份真正定義共產國際路線的文件）的摘錄：

　　“目前形勢獨有的特點就在于它的過渡性，現時無產階級在同資產階級的廣泛階層結成的聯盟的前途以及進一步鞏固自己同農民結成的聯盟的前途之間應當有所選擇。如果無產階級不提出激進的土地綱領，它就不能吸引農民參加革命斗爭，并將失去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領導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決議》）

　　此外：

　　“如果不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事業同等看待，廣州國民政府就不能在革命中保持政權，就不能完全戰勝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派。”。

　　請允許我引用斯大林在1926年11月發表的講話中的一些段落。斯大林的講話以《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為題發表。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關于中國革命的路線的特點是這篇講話，而不是上面的電報。

　　斯大林在講話中說：

　　“我知道在國民黨人中間，甚至在中國共產黨人中間，有些人認為不能在農村掀起革命，他們害怕把農民卷入革命以后會破壞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同志們，這是極端荒謬的。把中國農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徹底，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戰線就愈有力愈強大。”

　　此外：

　　“我知道在中國共產黨人中間，有些同志認為工人為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狀況和法權地位而舉行罷工是不應該的，勸告工人不要罷工。（喊聲：‘廣州和上海都有過這樣的事情。’）同志們，這是很大的錯誤。這是極嚴重地低估了中國無產階級的作用和比重。在提綱中應當指出這一極端不好的現象。如果中國共產黨人不利用目前有利的形勢，幫助工人（即使通過罷工的方法）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狀況和法權地位，那就是很大的錯誤。如果這樣，中國還要革命做什么呢？”

　　這是1926年12月共產國際發給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份文件：

　　“在城市中退卻并收縮工人爭取改善其地位的斗爭的總的政策是不正確的。必須在農村中展開斗爭，但同時必須利用有利的時機來改善工人的物質生活狀況和法權地位，用一切方法使工人的斗爭具有組織性，以免發生過火行為和冒進現象。特別是必須竭力把城市中的斗爭引向反對大資產階級，首先是反對帝國主義者，使中國的中小資產階級盡可能地 在反對共同敵人的統一戰線范圍內。我們認為調解室、仲裁法庭這種制度是適當的，只要在這些機關中可以保證執行正確的工人政策。同時我們認為必須提出警吿：發布反對罷工自由、反對工人集會自由等法令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這是蔣介石政變前一個半月發布的第四份文件：

　　“必須在軍隊中加強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支部工作，在沒有這種支部而又可能成立支部的地方，必須把它們成立起來；在不可能成立共產黨支部的地方，必須靠隱蔽的共產黨員加緊進行工作。

　　“必須堅持武裝工農、把各地農民委員會成擁有自衛武裝的實際權力機關等方針。

　　“共產黨在任何地方都必須以自己本來的面貌出現，不容許隨意采取半合法的政策，共產黨不能成為群眾運動的障礙，共產黨不應當掩飾國民黨右派的叛 的和反動的政策，必須動員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周圍的群眾去揭穿國民黨右派。

　　“必須使一切忠于革命的工作者注意：目前由于階級力量的重新部署和帝國主義軍隊的集中，中國革命正經歷著危急的時期；只有在展開群眾運動的堅決方針下，革命才可能 得進一步的勝利。否則革命就會遇到極大的危險。因此，現在實施指示比任何時期都更必要。”（斯大林：《關于中國、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1927年）。

　　事實上，早在1926年4月，即國民黨右翼和蔣介石發動政變的前一年，共產國際就警告過中國共產黨，并指出有必要為“應當使國民黨右派退出國民黨或把他們開除出去”而努力。

　　上述文件清楚地表明了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第一階段——廣州時期——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的策略，當時革命主要是打擊外國帝國主義，民族資產階級發現自己處于革命陣營并支持革命運動。

　　反對派知道所有這些文件，但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正如斯大林所說：“為什么[反對派]對[上述文件]只字不提？因為它的目的是挑起爭端，而不是揭露真相”（1927年8月1日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講話）。

　　斯大林接著提到1926年2月至3月的共產國際第六次全體會議，會上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該決議對中國革命第一階段（廣州時期）的估計與共產國際的估計大致相同，但一年后被反對派否定。季諾維也夫對這項決議投了贊成票，共產國際中央委員會沒有一個成員反對，甚至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或其他反對派領導人也沒有反對。

　　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武漢時期

　　反對黨聲稱共產國際沒有警告中國共產黨左派國民黨可能會倒向反革命一邊。1927年5月的兩份文件駁斥了這一說法，共產國際在這兩份文件中向中國共產黨強調了系統發展土地革命的必要性；組織八個或十個革命工農師，配備絕對可靠的指揮人員；組織和加強后方和蔣介石部隊的瓦解活動；吸收新的農民和工人階級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以便他們大膽的聲音可以堅定舊領導人的立場或將其罷免。

　　“必須根除對不可靠的將軍們的依賴性。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五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用軍官學校的學生來充當指揮人員，組織（目前還不遲）一支可靠的軍隊。否則就不能保證不失敗。這個工作是困難的，但是沒有別的辦法。

　　“組織以有聲望的、不是共產黨員的國民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系或使士兵殘害人民、殘害工農的軍官。不能只是勸告，現在是開始行動的時候了。必須懲辦那些壞蛋。如果國民黨人不學會做革命的雅各賓黨人，那末他們是會被人民和革命所拋棄的。”（見斯大林1927年8月1日的講話）。

　　反對派錯誤總結

　　在這個階段，用斯大林的話總結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錯誤是非常有用的：

　　“反對派最主要的錯誤是：

　　“（一）反對派不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

　　“（二）反對派看不見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之間、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之間的差別。

　　“（三）反對派在殖民地國家革命第一階段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這一問題上背棄了列寧的策略。

　　“（四）反對派不了解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的問題。

　　“（五）反對派在先鋒隊（黨）和后衛（千百萬勞動群眾）的相互關系問題上違反了列寧的策略原則。

　　“（六）反對派背棄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和第七次全會的決議。”

　　斯大林繼續說道：

　　“反對派大肆吹噓他們在中國問題上的政策，斷言如果采取這個政策，現在中國的情形就會好些。幾乎無須證明，假如中國共產黨采取了反對派的反列寧主義的、冒險主義的政策，它就會由于反對派所犯的極嚴重的錯誤而使自己完全陷于絕境。

　　“中國共產黨在短時期內從一個五六千人的小集團發展為擁有六萬黨員的群眾性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時期內把將近三百萬無產者組織到工會里來；中國共產黨把千百萬農民從沉眠中喚醒并把幾千萬農民吸收到革命的農民協會里來，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時期內把整團整師的國民革命軍爭取到自己方面來，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時期內把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由愿望變成了事實，——中國共產黨在短時期內 得這一切成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遵循列寧所規定的道路、遵循共產國際所指示的道路前進的。

　　“不用說，如果在殖民地革命問題上采取反對派的政策，采取他們的錯誤意見，采取他們的反列寧的方針，中國革命的這些成就不是根本沒有，就是微乎其微。

　　“只有‘極左’的叛徒和冒險主義者才會懷疑這一點”（同上）。

　　一九二七年的失敗主要是由于陳獨秀集團的機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的成敗與它是否堅持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路線密切相關。

　　以臭名昭著的陳獨秀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當時未能深化土地革命，徹底揭露國民黨右翼。

　　一九二七年失敗后不久，陳獨秀就失敗了，他企圖在中國發動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但沒有成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發表聲明說，必須“堅定不移地站在托洛茨基同志領導的國際反對黨一邊”。

　　至于1927年的失敗，是由于在他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未能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所倡導的政策，他試圖粉飾自己的機會主義角色，并用這種惡意誹謗來指責斯大林：

　　“我（陳獨秀）認識不夠清楚，意見不夠堅決，深陷機會主義的氣氛中，真誠地支持第三國際的機會主義政策。我不知不覺地成了斯大林狹隘派的工具；我沒有發展的機會；我救不了黨；我救不起革命……”。

　　上述聲明中的惡意謊言不僅被毛澤東英明領導下的中國革命隨后走過的勝利道路所駁斥，也被中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1927年8月7日發表的自我批評聲明所駁斥。

　　“共產國際一再指示中國共產黨為改善工人群眾的物質條件而斗爭……同時，共產國際指出，必須迅速、大膽、堅決地武裝工人，特別是最有階級意識和組織性的工人……但我們黨的領導機構卻走了不同的道路。它只是阻礙和減少了工人的階級斗爭和革命行動。政策實際上只是為了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極大地阻礙了工人運動…

　　“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癥結所在，共產國際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反復說明過了。

　　“黨和共產國際的關系也不符合公認的組織程序。在共產國際的歷史上，從未有過在如此危急的情況下，指示和決議被拒絕的情況。這不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違紀行為，而是對中國和國際共產運動的犯罪行為……中國共產黨不僅執行了錯誤的政策，一種使革命失敗的政策，自愿清算革命并向敵人投降的政策，而且不承認錯誤并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

　　從陳伯達《斯大林和中國革命》小冊子中摘錄的以下內容進一步證實了中國共產黨上述聲明中的真理：

　　“一九二七年陳獨秀機會主義就是反對了斯大林這個辯證法的分析的。陳獨秀主義后來即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合流，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這里不準備去多說它。

　　中國共產黨的機會主義者甚至壓制了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著作。“不論是在一九二七年陳獨秀還在當權的時候，或在一九二七年以后，機會主義者總是或有意地或無意地阻攔在中國黨內散布和宣傳斯大林關于中國問題的許多著作，

　　“這里需要指出：一九二七年以后，二十幾年來，在我們黨內發生的或"左"或右的機會主義錯誤，也通常首先是在革命性質問題上違反了斯大林這個辯證法的分析，或者疏忽了反帝這一方面，或者疏忽了反封建這一方面。”（陳1949年的文章，同上）。

　　在十年內戰期間，“左”傾機會主義者忘記了中國革命的反帝性質，反對加入反帝統一戰線的政策。

　　然而，在抗日戰爭期間，這些“左”傾機會主義者轉變為右傾機會主義者，并開始持有與陳獨秀相似的觀點。他們沒有意識到深化土地運動的決定性意義。

　　斯大林說：

　　“我知道，……甚至在中國共產黨人中間，有些人認為不能在農村掀起革命，他們害怕把農民卷入革命以后會破壞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

　　他們忘記了斯大林列寧主義的教導，即“把中國農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徹底，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戰線就愈有力愈強大。”。

　　他們主張放棄無產階級的領導。他們“只看到了資產階級”，沒有看到人民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未來勝利。他們忘記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關于中國革命的列寧主義教導，即“中國革命的發起者和領導者的角色，中國農民的領導者的角色必然落在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身上”。

　　毛澤東把共產國際路線運用到中國

　　毛同黨內的“左”右傾機會主義傾向作了勇敢的斗爭，這的確是他的偉大功績；他為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提倡的列寧主義政策而斗爭；他對中國黨內的教條主義者和右派分子進行了猛烈的打擊；最重要的是，他以最具創造性的方式將共產國際的路線應用于中國的情況，并將其進一步發展到了一個更高的階段。正是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英明領導下，將共產國際的路線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巧妙地結合起來，導致了中國革命的成功。

　　在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忽視過中國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在執行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的任務時，它從未錯過通過建立民族統一戰線來擴大中國革命反帝戰線的機會，從而也克服了土地革命的孤立。1937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堅持下，反帝戰線的形成，是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同志英明領導下的卓越策略的結晶。

　　蔣介石匪幫被迫同意與共產黨結成統一戰線，發動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這是毛澤東路線、斯大林路線和共產國際路線的輝煌勝利。這同時也是對托洛茨基主義者反革命無稽之談的駁斥。

　　毛澤東的偉大功績還在于，在他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避免了1927年時期的錯誤，堅定地堅持了共產黨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原則和發動農民革命的原則。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反對教條主義者破壞統一戰線和主張“打倒一切人”。毛澤東同志這樣對教條主義者說：

　　“你不能推翻當權者，所以你想推翻那些不掌權的人。他們已經失去了權力，然而，你仍然想推翻他們。”

　　中國共產黨也反對教條主義，在抗日戰爭期間，教條主義者轉而主張“團結一致”。

　　因此，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下，在中國革命的性質和策略上，遵循了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成功地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人民民主革命，進而實現了中國的社會主義。

　　如果托洛茨基派反對派所提倡的反革命混亂被中國共產黨所遵循，那就必然意味著帝國主義的勝利或者資產階級專政在中國的建立。它決不會導致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階級的革命民主專政的建立，更不會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

　　對于那些在毛澤東和斯大林的路線之間制造對立的人

　　有許多托洛茨基主義者，以及那些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人，他們斷言斯大林同志和毛澤東同志之間存在根本區別；斯大林沒有為中國革命提供任何幫助，他竭力背叛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鑒于這些持續不斷的誹謗和歪曲，我認為有必要在今天下午的演講結束時說幾句毛澤東同志在1939年12月20日斯大林60歲生日之際發表的講話。他是這樣說的：

　　“另一類朋友則不然，他們是拿真正的同情給我們的，他們是把我們當做弟兄看待的。這些人是誰呢？就是蘇聯的人民，就是斯大林。

　　“沒有一個國家把它在中國的特權廢除過，只有蘇聯是廢除了。

　　“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一切帝國主義者都反對我們，只有蘇聯援助了我們。

　　“抗日戰爭以來，沒有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們，只有蘇聯是用了空軍和物資援助了我們。

　　“這還不夠明白嗎？

　　“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只有社會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的領袖，社會主義的人民，社會主義的思想家、政治家、勞動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們的事業，沒有他們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勝利的。

　　“斯大林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忠實的朋友。中國人民對于斯大林的敬愛，對于蘇聯的友誼，是完全出于誠意的，任何人的挑撥離間，造謠污蔑，到底都沒有用處。”（毛選1964年版第二卷）

　　無需多言。中國革命勝利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這些話，足以駁斥公開的和隱蔽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謊言運動，他們一直在盡最大努力“挑撥離間”和制造混亂，他們一直試圖將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代表為不同于斯大林的革命路線；這些話足以駁斥“朋友”和敵人對斯大林的誹謗性宣傳。

　　原文：http://www.lalkar.org/article/819/stalin-and-the-chinese-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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