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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大傳第四版 第八卷 亂云飛渡 第2章

東方直心 · 2024-09-25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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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章

  “資本主義私有制就要永遠進墳墓了,一切反社會主義的

  力量,只要一有機會,就會起來進行垂死的抵抗。”

  話說1959年9月18日,毛澤東離開北京,開始了河北、山東、河南3省視察之行。

  9月19日,毛澤東在天津郊區視察一個農場的水稻。

  9月21日,印度軍隊在中印邊界西段侵入中國空喀山口,制造事端,中國巡邏隊被迫進行自衛還擊。

  9月21日上午,毛澤東到了山東濟南。

  上午10時,毛澤東在專列上準備就經濟建設和人民公社的整頓問題,召開一個座談會。舒同和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楊節、歷城縣東郊公社黨委書記鄭松,3人一起走進毛澤東專列的辦公室。舒同匯報了封山造林的情況,毛澤東問:

  “你們年年談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么從北京到上海,在飛機上看不到?”

  舒同又匯報全省計劃組織900萬勞動力上陣搞山水林田,毛澤東問:

  “能組織這么多人嗎?一定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統籌安排,要注意群眾的生活問題。”

  毛澤東又問鄭松:

  “東郊公社今年秋季生產如何?玉米、大豆每畝能產多少?”

  鄭松回答說:

  “玉米畝產500至700斤,間作大豆一二百斤。”

  毛澤東說:

  “每畝一年增產幾成就是很大的成績了,你們比過去翻一番還多,這是很大的躍進。”

  座談會結束時,毛澤東說:

  “全國的大江大河我都游過了,還沒有游過黃河。我明年夏季到濟南來橫渡黃河。”

  舒同說:

  “黃河同別的大河不一樣,河水含泥沙太多。”

  毛澤東說:

  “有點泥沙怕什么?上岸來沖一沖就是了。”

  歷城縣東郊公社的一些村莊就在黃河岸邊,鄭松對黃河的情況也了解一些,他說:

  “黃河中漩渦很多,也很大。”

  毛澤東見他們有顧慮,就說:

  “漩渦也不怕,你們可以事先勘察一下嘛!”

  舒同看毛澤東橫渡黃河的決心這么大,就和楊節、鄭松研究了渡河的地點、時間及如何組織人員勘察等等問題。毛澤東說:

  “就這樣定了,我明年7月下旬或8月上旬來,你們可以先找些人做點準備。”

  眼看已經12點了,毛澤東就留舒同3人在專列上吃了午飯。

  后來到了1960年,由于形勢的變化,毛澤東沒有到山東去,以后橫渡黃河的計劃也一直沒有實現。

  再說這天下午1時,毛澤東在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副省長白如冰、農村工作部副部長楊節等人陪同下,來到省農科所試驗田。車隊徑直開到試驗田邊,毛澤東一下車,秦杰副所長激動地迎上前去,毛澤東問道:

  “我在哪里見過你?”

  秦杰回答說:

  “去年8月9日我在這里迎接過主席。”

  毛澤東在秦杰等人的引導下,順著田間小路向南察看棉花試驗田。這一年的棉花比上年還好,面積也擴大了。此時正是棉花大量摘收的時候,毛澤東看著雪白的棉花,問道:

  “平均每棵棉花有多少桃子?”

  秦杰說:

  “平均每棵有30多個桃子。”

  “一畝地多少棵?”

  “每畝4000棵。”

  毛澤東看到有個品種的棉花長的又高又大,便問:

  “那是什么棉花?”

  秦杰說:

  “那是木棉,這里是不是適合,還得鍛煉它。”

  毛澤東又繼續往田間里邊走,沿路還看了蔬菜、多穗高粱、地瓜等農作物。在一塊大白菜地,他見大白菜長勢很好,便關切地問:

  “大白菜一畝地能產多少斤?”

  秦杰回答:

  “畝產6000多斤。”

  毛澤東問:

  “大白菜是自己包的,還是人工包的?是不是為了天冷自己包起來的,再多長些時間?”

  秦杰說:

  “白菜心是自己包的。”

  他看到高粱地里的多穗高粱,數了其中一株有6個穗,就問:

  “為什么說是多穗高粱?是不是一棵上長好幾個穗子?這種高粱從哪里來的?”

  秦杰說:

  “是的,一棵上長好幾個穗子,這個品種是從河北來的。”

  看到地瓜豐產田里長的9斤重的大地瓜,毛澤東問:

  “種地瓜是否翻蔓?種的什么品種?是否日本品種?”

  秦杰回答說:

  “不需要翻蔓,現在我們種的有勝利百號,是日本品種,另外還有一窩紅、濟薯一號、煙薯一號等品種。”

  毛澤東高興地說:

  “你們要給農民多培育些好品種。”

  此時天上下起了小雨,隨行人員給毛主席撐起了傘。毛澤東看到在場的人員沒有雨傘,都淋在雨中,就說:

  “下雨了,走吧!”

  他揮手讓農科所的干部職工回去,自己上了車,來到東郊公社大辛莊大隊看玉米的生長情況,他問鄭松:

  “這一畝能產多少?”

  鄭松說:

  “這片豐產田可達800斤。”

  毛澤東說:

  “加上小麥,就是畝產一千好幾百斤,這是個大躍進啊!”

  9月22日,毛澤東到達鄭州,在這里停留了一天多。

  9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組織農村集市貿易的指示》,指示中說:

  隨著工農業生產的不斷躍進和社會購買力的提高,城鄉人民對日用生活品的需求日益增長。為適應生產發展和生活提高的要求,商業部門除了大力組織收購、供應,召開各級物資交流會以外,還必須積極組織和指導農村集市貿易,便利人民公社社員交換和調劑商品,溝通城鄉物資交流,促進人民公社多種經濟的發展,活躍農村經濟。

  領導和組織農村集市貿易的原則,應當是活而不亂、管而不死。為了正確貫徹執行這一原則,必須在干部和群眾中進行經濟政策的宣傳工作,讓基層干部懂得農村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開展農村集市貿易,有利于促進農、副業、手工業生產的發展,便于組織短途運輸,便于管理市場價格;便于人民公社、生產隊、社員之間進行商品的交換和調劑;同時也便于為商業部門開辟貨源。人民公社、生產隊對農村集市貿易要給以必要的支持,并向社員進行有關經濟政策的教育,使他們在參加集市貿易當中,作到買賣公平、不抬價、不搶購、不販運、不棄農經商。

  9月24日,毛澤東來到河北省成安縣道東堡村,視察了道東堡村的“棉花豐產方”。

  據親歷者高成在《難忘的記憶——紀念毛主席視察成安縣六十周年》一文中記載:1959年9月24日是我一生最難忘的日子,那一天毛主席風塵仆仆地來到成安縣道東堡村視察“棉花豐產方”。當時我有幸以學校少先隊員的名譽去歡迎毛主席的到來。雖然已過去了60年,但毛主席視察“棉花豐產方”的情景還依然記在我的腦海中,使我終身難忘。

  那天,秋高氣爽、晴空萬里。道東堡村“棉花豐產方”的棉花長勢喜人,雪白雪白的棉花一望無際,如同銀海一般,從成安縣城到道東堡村的馬路,當時雖然沒有硬化,但路面整修得平平整整,打掃得干干凈凈,“棉花豐產方”中間一條小路兩旁彩旗在秋風中招展。

  上午10點左右,十幾輛黑色轎車慢慢地向我們這里駛來。當汽車停穩后,毛主席從第二輛汽車里走下來,他老人家身穿灰色中山服,腳蹬一雙半舊牛皮鞋,站在車門前微笑著向大家招手。大家高興地向毛主席身邊跑去,毛主席一一和大家握手,當時我跑到毛主席身邊,用一雙小手握住毛主席又大又厚的右手時,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只是說了一句“毛主席您好!”這時毛主席微笑著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問我多大了,上幾年級,我高興地說:“十二歲了,上5年級”。

  毛主席在省、地、縣委領導的陪同下對“棉花豐產方”進行了視察,當時我就跟在毛主席的身后,一邊追著跑,一邊追著看。

  毛主席首先來到了當時打機井的木架子前,他抬頭看著又高又大的木架子,上邊有一個圓圓的木輪子在轉運,就問:

  “這個木架子怎樣打井的啊?”

  打井的負責人就向毛主席進行了詳細的匯報,只見毛主席高興地點了點頭。往北走,就是道東堡“棉花豐產方”,小路兩邊的棉花地里公社社員正在摘棉花,當毛主席來到這里時,社員們紛紛從棉花地里跑出來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的聲音響徹云霄。

  再往北走,毛主席視察了棉花溫室大棚,大棚一是培育優質棉花,二是提前栽培,這樣可以增加棉花產量。毛主席走進一個溫室大棚,看見5、6棵“棉花大王”長得像小樹一樣,大約有一米多高。據說這幾棵棉花在溫室大棚里已生長了3年了,每棵約有150多個棉桃。毛主席看見這幾棵棉花就問:

  “這一棵棉花能收多少棉花呀?”

  大棚負責人說:

  “大約5斤多棉花”。

  毛主席說:

  “好!”

  他走出大棚,往南來到了一片菜地,那里種了兩排“蛇皮豆角”,豆角有一米多長,看上去像一條條青蛇一般,毛主席看到這樣長的豆角很好奇,他老人家在一串串豆角前轉來轉去,看了又看。豆角地南邊,有一片冬瓜地,9月的秋天,地里長滿了又大又白的大冬瓜。毛主席指著冬瓜說:

  “這是什么瓜呀?長得這么大?”

  村支書說:

  “這是我們村的特產,叫大冬瓜,一個冬瓜有50多斤重”。

  毛主席聽了后說:

  “不錯,不錯”。

  初秋的天氣,雖然涼爽了許多,但到中午還是很熱,毛主席這時脫下上衣,只身白襯衣,他老人家真像一位公社社員,大家都說:

  “毛主席就是咱們社里人”。

  12點左右,毛主席在“棉花豐產方”簡易平房里同棉花姑娘們進行了座談,道東堡村用自家特產大西瓜,招待了毛主席。

  9月25日,毛澤東回到了北京。

  9月26日,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中央軍委組成的決定,中央軍委發出通知說,中共中央軍委由下列21人組成,他們是:

  毛澤東林彪賀龍聶榮臻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羅瑞卿粟裕陳賡譚政蕭勁光王樹聲許光達蕭華劉亞樓蘇振華

  中央軍委常委由下列13人組成,他們是:

  毛澤東林彪賀龍聶榮臻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羅瑞卿譚政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林彪、賀龍、聶榮臻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羅瑞卿為秘書長,蕭向榮為副秘書長。

  9月26日晚,毛澤東在周恩來陪同下視察新落成的人民大會堂。周恩來匯報說,為給這座建筑起名字,他曾征求專家組的意見,大家提出了“人民宮”、“共和宮”、“首都會堂”等多種名稱,而結構組組長茅以升則提議叫“人民大會堂”。毛澤東當即決斷地說:

  “人民大會堂,這個名字很好,可用。”

  9月27日,毛澤東給來京參加全國文藝調演的農墾局文工團代表李艾寫了一封信。

  本傳在第七卷中已經說過,李艾是作為中南海文工團的戰士在1958年和吳鳳君等二十多人一起去了北大荒墾荒。她這次到京后,給李銀橋打了一個電話,把自己在北大荒糖廠親手生產并自費購買的一包白糖托李銀橋轉送給毛澤東,沒想到李銀橋很快就給她送來了一封毛澤東的親筆信。她接過那個大大的信封,激動得心里蹦蹦直跳,拆開一看,只見毛澤東在信箋上寫著:

  李艾同志:

  承贈食物一包,甚為感謝!祝賀你的進步。問候北大荒的同志們。問小蔣、小胡他們好。

  毛澤東 9月27日

  李艾看罷信,急切地問李銀橋:

  “我想見見主席,行嗎?”

  李銀橋說:

  “好吧,我聯系一下再告訴你。”

  在國慶節前夕,班禪額爾德尼和阿沛·阿旺晉美來到了北京,參加慶祝活動。毛澤東專門和他們進行了談話,詢問民主改革情況。毛澤東說:

  “和平民主改革是《十七條協議》的一條原則。雖然《十七條協議》被西藏反動派撕毀了,但我們仍要沿著和平民主改革的道路走下去,仍要按照協議執行。”

  此時,李宗仁的秘書程思遠第二次應邀來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周年慶祝活動。

  此前,程思遠曾將李宗仁的一封信轉交給周恩來。李宗仁在信中說,他保存有一批文物,希望能獻給祖國。這批文物是12箱字畫,是他在北平當行轅主任時花了11萬美元購買的。周恩來在接見程思遠時說:

  “你轉來李德鄰先生的信,說他自愿將他收藏的歷史名畫獻給祖國,這是他愛國精神的表現,政府考慮接受。”

  9月底,蘇聯派出以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中央書記蘇斯洛夫為首的代表團,到北京參加中國建國10周年慶典。

  9月30日,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后也匆匆直接飛抵北京,參加新中國成立10周年慶祝活動。這是赫魯曉夫最后一次訪華,毛澤東和其他一些領導人來到機場迎接他。赫魯曉夫神氣十足地走下圖-114座機,滿臉堆笑地大步朝毛澤東走過來,毛澤東禮節性地與他握了手。當體態肥胖短粗的赫魯曉夫試圖與毛澤東進行同志式的擁抱時,毛澤東像一名拳擊高手一樣迅速地閃開了。

  毛澤東沒有致歡迎詞,而赫魯曉夫則發表了早已準備好的簡短講話。他說他的美國之行,有助于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毛澤東面無表情地站在一邊,一言不發。

  這天晚上,毛澤東按響電鈴,吩咐衛士搞點麥片粥。衛士用茶缸在電爐上煮了麥片粥,毛澤東喝了麥片粥,就向頤年堂走去。

  毛澤東在與赫魯曉夫的會談中,談到了1958年炮打金門前后的情況,他說:

  “那時他們做得不對,不應該把兵艦調來調去。美國人沒有多大本領。他們以為我們在炮打金門問題上達成了協議。其實,那時我們雙方(指毛澤東和赫魯曉夫上一次會談——筆者注)并沒有談這個問題。當時所以沒有跟你們談,是因為我們有這種想法,但是還沒有最后決定。我們沒有想到打炮會引起這么大的風波,只是想打一下,沒曾想他們調動這么多的兵艦。你們走了以后,我們在8月中旬才決定打。因為8月20、21號聯合國要通過美國擴軍的決議,所以,我們8月21號沒打,23號才打。美國人在黎巴嫩總是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對,生怕別人打他。美國人沒有立刻弄清楚我們的目的,以為我們要打臺灣,就把他們的軍隊從地中海、太平洋、西太平洋、日本、菲律賓調來。等到地中海艦隊開到新加坡的時候,一看沒什么事情啦,就在新加坡停下來啦,引起了印尼的恐慌。我們一罵,他們就退回到菲律賓去了,住了兩個禮拜。可以看得出來,美國人這次部署很慌很亂。”

  會見結束后,毛澤東回到了家里,等待著一位即將到來的小客人。

  此前,李銀橋早就告訴李艾,說今天晚上她可以來看望毛澤東了。可李銀橋站在門口左等右等,也不見李艾到來。原來,李艾這天晚上的任務是觀摩話劇,看完已經很晚了,便急匆匆地騎上自行車趕往中南海,李銀橋見她來了,埋怨說:

  “怎么這么晚才來,主席等你老半天了。”

  毛澤東正在書房里看書,聽到外邊的動靜,抬頭向外張望,一見李艾就說:

  “哦,不怕鬼的姑娘來看我了。”

  李艾原來在中南海時,毛澤東一直戲稱她為“不怕鬼的姑娘”。

  “主席,您好!”李艾行禮畢,激動地握著毛澤東的大手,又問:“您身體好嗎?”

  “好。”毛澤東上下打量了一下李艾,讓她坐下,感慨地說:“長大啰,長大啰!”

  李艾聽到毛澤東的夸獎,莞爾一笑,又歉疚地說:

  “主席,我去觀摩話劇,讓您久等了。”

  “你看的什么?”

  “《東進序曲》。”

  毛澤東吮了吮嘴唇,點點頭說:

  “知道了,這是一出好戲,是華東的。”

  李艾一看表,已經是夜里11點了,她騰地站起身來,說:

  “主席,太晚了,明天是國慶節,您還要上天安門去檢閱,我走了。”

  “不要急嘛。”

  毛澤東還想挽留她。李艾知道國事重大,自己不宜久呆,就說:

  “我下次再來看你吧。”

  195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天安門舉行建國10周年大慶。這次慶典是建國10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11個社會主義國家黨政代表團和日本、印度等60個國家的共產黨代表團參加了慶祝活動。赫魯曉夫、胡志明、金日成和其它國家黨的首腦出席了慶典。

  上午9點55分,毛澤東身著深灰色中山裝,赫魯曉夫頭戴草帽身著烏克蘭式襯衫,和胡志明、金日成一起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還有中國黨政其他領導人及其他各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60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團團長和黨的代表,8個亞非國家政府代表團團長和政府代表。他們一起觀看國慶游行活動。

  上午10時,北京市市長彭真宣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周年國慶典禮開始!”

  閱兵式開始了,受閱部隊由15個徒步方隊、14個車輛方隊和6個空中梯隊組成。

  空軍受閱編隊增加到5機,飛機總數增加到155架,受閱飛行高度降低100~150米。

  此次閱兵的裝備數量大大增加,且受閱輕重武器裝備絕大部分已實現了國產化,標志著中國軍隊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裝甲兵方隊,裝備了中國制造的59式中型坦克,這是我國制造的第一代主戰坦克,當年定型,當年投產,當年裝備部隊并參加國慶閱兵。飛過廣場上空的是由中國制造的殲5型飛機組成的梯隊。

  閱兵規模比往年大,但用的時間卻只有58分鐘,這表明閱兵組織工作比往年更周密、更細致、更成熟。

  國防部部長林彪在閱兵總指揮楊勇的陪同下,乘國產閱兵車,檢閱了廣場上和在東長安街列隊的人民解放軍海陸空3軍。檢閱完畢,林彪登上天安門城樓,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命令》:命令要求全軍指戰員“加緊訓練和學習。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自己的頭腦,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學習蘇聯和其他兄弟國家的先進的軍事經驗,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和科學文化。大力提高軍事技術,使每個人都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精通業務,熟練的掌握自己手中的武器和裝備,以便勝利地履行我們保衛國防防止侵略的光榮職責。”

  應邀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禮的、曾兼任人民大會堂結構專家組召集人的茅以升及其家人,正好遇見了走向休息室的毛澤東與赫魯曉夫,茅以升的3個外孫與毛澤東、赫魯曉夫握了手,并一起照了相。

  赫魯曉夫在休息室里向毛澤東提出,要撤走幫助中國生產原子彈的專家。毛澤東若無其事地說:

  “你們可以試試,這對我們也是個鍛煉!撤回去也沒有什么大關系。如果技術上能幫助一下更好,不能幫助就是你們考慮決定的事了。”

  這天晚上,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等外國領導人一起,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了焰火。爾后,他們又來到人民大會堂,觀看“將軍合唱團”的演出。

  “將軍合唱團”的230名共和國將軍們,在人民大會堂登臺演唱,由上將李志民指揮。幕布一拉開,滿堂生輝,勢驚四座。將軍們雖然不是專業歌唱演員,卻也堪稱業余歌手。他們的歌聲氣壯山河,波瀾壯闊。指揮“將軍合唱團”的李志民,更是引人注目。

  接下來,梅蘭芳演出了從豫劇中移植過來的京劇《穆桂英掛帥》。演出結束后,毛澤東找梅蘭芳談話,他高興地說:

  “這個戲很好。看得出是你舞臺生活40年的集中表演,也是你老年的代表作。至于戲中的人物,是否可以將‘安王’改為‘西夏王’?”

  梅蘭芳連連稱是,愉快地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

  10月2日,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在頤年堂會談,中方出席的領導人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彭真、陳毅、王稼祥。

  赫魯曉夫向毛澤東介紹了蘇美首腦在戴維營會談的情況,還一個勁兒地鼓吹美國如何好,如何富裕,工人也很富、很富。他還說艾森豪威爾是什么“和平之士”,要建立什么沒有武器、沒有戰爭、沒有軍隊的“三無世界”。毛澤東深沉而冷靜地望著得意洋洋的赫魯曉夫,中肯地說:

  “你們跟美國人談,我們不反對。問題是你們的有些觀點,什么三無世界呀,戴維營精神呀,這怎么可能呢?事實也不是這樣。訪問美國只帶回這樣一些東西?”

  赫魯曉夫應艾森豪威爾的要求,向中方提出釋放8名在朝鮮戰爭期間和之后在東北俘獲的美國空降特務。毛澤東回答說:

  “這很難做到。你知道,中國有自己的法律。放是要放的,但現在不能放。”

  赫魯曉夫當場紅了臉。他堅持說這幾個人一定要放,因為在戴維營會談中,他已經答應了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可是,毛澤東是無論如何也不答應他。周恩來則解釋說:

  “這8個人都是特務,他們的刑期還沒有滿。”

  赫魯曉夫又說,蘇聯和美國兩大力量對于維護世界和平,負有特殊的責任。

  毛澤東見赫魯曉夫大放厥詞,早已忍無可忍,就嚴厲批駁了赫魯曉夫的觀點。赫魯曉夫也反唇相譏,他指責中國在西藏問題上不慎重,不該讓達賴喇嘛逃走,不該和印度為那塊不毛之地發生沖突。他指責中國為什么開槍?毛澤東憤然反駁道:

  “這是原則問題!”

  周恩來、林彪、彭真、陳毅也反復向赫魯曉夫說明事實真相:早在1951年前后,印度方面趁中國和平解放西藏之際,向中國歷屆政府均不承認的“麥克馬洪線”以南的中國領土推進,侵占了中國東段9萬平方公里領土,后來又在中段侵占了2000平方公里,并且還要侵占西段3.3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1959年西藏發生武裝叛亂,達賴喇嘛逃往印度。中國邊防軍作戰進入山南邊境要地。印軍也越過麥克馬洪線的實際控制線,向北面中國西藏境內推進,是他們先開槍,12個小時之后,中國士兵才開槍的。

  赫魯曉夫不顧事實真相和是非,要中國答應給尼赫魯一片領土,他說:

  “你們為之戰斗的土地,只不過是一塊荒無人煙的不毛之地,邊界也是幾十年前確定的。”

  陳毅反駁說:

  “西藏印度邊界是英國在1914年用所謂麥克馬洪線確定的,這塊土地是屬于中國的,是英國人把它從我國手里奪走的。”

  毛澤東說:

  “根本的問題是印度武裝有預謀地入侵中國領土,我本人以及駐西藏的邊防軍的領導也都沒有覺察,直到邊民和巡邏兵多次報告之后,中國政府才不得不發出正式抗議,采取了自衛反擊步驟。”

  周恩來也補充說:

  “赫魯曉夫同志,達賴叛逃,怎能說是我們放跑了他呢?中印邊界沖突,明明是印度對中國的侵犯,怎么說我們不該為了西藏那塊‘不毛之地’和所謂的中立國交火呢?”

  毛澤東說:

  “在中印邊境問題上,你們做的不對,不公平,你們公開地表明了我們兩黨的分歧。”

  彭真接著說:

  “我們不知道你們蘇聯是什么原則,難道別人越境,先開槍達12小時之久,還不還槍嗎?”

  赫魯曉夫對著周恩來教訓道:

  “你是大外交家,怎么也不理解團結尼赫魯的意義呢?”

  周恩來也不客氣地說:

  “我們對尼赫魯做了大量的團結工作,同他一起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而他卻利用達賴反華,挑起邊界事件。面對外來侵犯,我們忍無可忍,奮起自衛,這能說不講團結嗎?”

  赫魯曉夫受到如此指責,惱羞成怒,就把一口惡氣撒在周恩來身上。他環顧大家一眼,指著周恩來說:

  “毛澤東同志1957年派周恩來去處理匈波事件,他卻在莫斯科無端地教訓我。”

  周恩來見赫魯曉夫舊事重提,就說:

  “我們不是教訓你,是講應該很好地處理兄弟黨的關系,只是給你們一個中肯的建議,而你們接受不了。我們就不再說了。當時不是雙方還發表了兄弟黨關系的準則嗎?你當時咒罵兄弟黨領導人,違反了兄弟國家共處的原則!”

  “沒有!”赫魯曉夫將拳頭捶在沙發扶手上,嚷道:“我沒有咒罵,我沒有這樣的態度!”

  周恩來平靜地說:

  “自己說過的話,怎能不承認呢?”

  周恩來的俄語翻譯李越然見赫魯曉夫耍賴,他征得毛澤東的同意后,站起來說:

  “赫魯曉夫同志,當時周總理在克里姆林宮那間辦公室與你談話時,還有卡岡諾維奇同志在場,翻譯就是我。你當時確實說了那些話。”

  赫魯曉夫紅著臉為自己開脫說:

  “我說過嗎?我記不清了,記不清了。”

  說罷,他把話題轉到中國炮擊金門問題上,說沒有與蘇聯打招呼。陳毅反駁說:

  “炮擊金門是我們內部的事情,那是中國的領土。你難道還要替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指責我們嗎?”

  赫魯曉夫沖著陳毅說:

  “好,我知道你是元帥,我是中將,軍事上我得服從你。但現在黨內我是第一書記,你只是政治局委員,你應當聽我的。”

  陳毅說:

  “你是第一書記不錯,但你講得不對我們就不聽你的,這是兩個黨在談問題嘛。”

  赫魯曉夫望一眼毛澤東,雙手一攤,說:

  “你看,你看,你們全體政治局常委都在這里,我才這么幾個人?這種會談是不公平不對等的。”

  毛澤東微微一笑,不客氣地說:

  “我聽了半天,你給我們扣了好些頂帽子:沒有看住達賴,沒有團結尼赫魯,不該向金門打炮,大躍進也不對,就是說我們‘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頂帽子,就是右傾機會主義。”

  在會談將要結束時,毛澤東緩和了一下緊張氣氛,說道:

  “聲明已經發表了,不談了,算了吧!我、劉少奇同志和周恩來同志,都說過你們的問題。但這是一小部分的問題,是9個指頭和1個指頭之比。我們的基本路線是一致的,只是在個別問題上有分歧。現在可否還這樣認為?”

  赫魯曉夫說:

  “我們一向是這樣認為的。”

  毛澤東說:

  “在原則問題上、個別問題上的分歧,不應該影響我們的團結。”

  赫魯曉夫說:

  “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中國支持了我們,而我們也支持了你們。今后還是這樣的。”

  這天晚上,毛澤東吃了兩次安眠藥,仍然不能入睡。他起來了,坐在沙發里,一杯接一杯喝茶,一支接一支吸煙。

  后來,毛澤東和赫魯曉夫在一天下午用茶時,赫魯曉夫提出,要見一見彭德懷元帥,并要送給彭德懷一份漂亮的禮物。毛澤東認為這是赫魯曉夫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涉,盡管他心中非常惱怒,可還是不動聲色地轉換了話題,談到了漢語的獨特性,選擇了一個赫魯曉夫無法爭辯的話題來對付他。

  “世界上所有的語言中都有‘電’這個詞。”毛澤東緩緩地說:“但是,他們都是從英語中借用來的,只有我們中國人才有自己的詞。”

  他又問赫魯曉夫說:

  “你知道有多少征服者侵略過中國嗎?”

  毛澤東不等對方回答,就接著說:

  “可多啦。但中國人同化了所有征服者。”

  還沒等赫魯曉夫反應過來,毛澤東又說:

  “想一想,你有兩億人口,我們有7億。”

  10月4日,赫魯曉夫在離別北京時發表了簡短的講話。毛澤東沒有發表送別講話。兩人只握了一下手,臉上沒有笑容。中蘇雙方也沒有發表聯合公報,赫魯曉夫就在這冷冰冰的氣氛中踏上了歸程。后來在10月6日,赫魯曉夫到了海參崴,在講話中攻擊中國領導人是“向往著戰爭,像一只公雞一樣準備打架,這是不明智的”。

  后來,毛澤東則在一次會議的報告中氣憤地說道:

  “蘇聯曾要求與我們搞聯合艦隊,什么聯合艦隊?還不是搞殖民主義!過去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搞不平等條約,還弄個什么51%是袁世凱的,49%是日本的,在表面上以示區別誰是主權國。可是蘇聯卻要求在中國的領海與中國搞聯合艦隊,提出各占50%,這不是比日本帝國主義還帝國主義嗎?還要與我們共同搞什么長波電臺,還不是搞我們的情報?”“他赫魯曉夫在去美國戴維營之前,為了討好美國,罵我毛澤東是好斗的公雞!那好吧,我算是公雞!他赫魯曉夫呢?是草雞!”

  毛澤東的話語一落,聽報告的全體人員立即發出了一陣爽朗的笑聲,毛澤東也笑了。這是嘲弄赫魯曉夫的非常辛辣、幽默、形象的語言。

  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中也不得不承認毛澤東的民族精神,他說:“自我第一次認識毛澤東起,我就認定并告訴我的同事,他絕不會聽從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超過他自己黨之上的任何別的共產黨。他不會容忍這樣的事,要是斯大林多活幾年,我們和中國的爭吵還會早些時候出現,而且會采取關系完全破裂的形式。”

  再說10月4日晚上,李艾在中南海春藕齋周末晚會上又一次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一見到她,就招呼說:

  “李艾,過來,過來。”

  李艾興奮地握著毛澤東的手問候道:

  “主席,您好!”

  毛澤東向周圍的人們介紹說:

  “這是從北大荒回來的李艾同志。”

  他讓李艾坐在自己身邊,高興地說:

  “你們遠走高飛,長大啰,成為一個勞動者了。前些時候,到北大荒的那個梁小芳到我這里來了。這個小鬼呀,才這么一點點高的個子,就當了列車長了,好啊!”

  毛澤東又打聽了到北大荒去的其他人的情況,仔細地了解北大荒的生產情況,他還問李艾:

  “你有沒有挨餓呀?”

  李艾說:

  “我們北大荒還行,按定量吃飯。”

  “真的嗎?”

  毛澤東盯著李艾問。正在此時,江青來到了春藕齋,只見她那高挑的身材外罩著一件白色毛料長裙,愈發顯得典雅脫俗。毛澤東見江青來了,就叫住了她,笑容滿面地介紹說:

  “這是北大荒來的李艾同志,你們拉拉手吧!”

  江青微微一笑,和李艾輕輕地握了一下手,就走向了自己的座位。此時,樂曲已經奏響了,李艾對毛澤東說:

  “主席,我請您跳舞。”

  “好嘛。”

  一曲終了,毛澤東回到座位上,又問李艾:

  “你剛才講那里的情況是不是真實情況?”

  “主席,糧食是豐收了,大家的生活確實比以前改善了。我們是吃了很多苦,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大家都發揚了人民解放軍的光榮傳統。”李艾那明亮的眼睛里閃爍著成熟而又堅強的光芒,她又說:“主席,轉業后的指戰員們處處都起著模范帶頭作用,非常吃苦耐勞,每一個都是好樣的。”

  毛澤東很欣慰地說:

  “問候北大荒的同志們。你們要愛護身體,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嘛。”

  李艾點點頭,十分依戀地說:

  “主席,我該走了,明天就回北大荒了。”

  毛澤東關心地問:

  “我能幫你做什么事嗎?”

  李艾搖搖頭,像一個懂事聽話的女兒一樣,微微一笑,說:

  “主席,您放心吧,我一切都很好。”

  “長大啰。”

  毛澤東喃喃地說。李艾握著他那溫暖的大手,說了聲:

  “主席,再見!”

  轉身離開了春藕齋。

  10月5日,毛澤東會見了巴西、阿根廷、古巴、委內瑞拉等拉美17國共產黨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整個國際形勢是在好轉。西方的高壓政策、實力地位政策,或者說是冷戰政策,已難以繼續下去了。西方統治集團,比如美國集團、英國集團的大部分,都對打第3次世界大戰抱有恐懼。如果說冷戰形勢有所緩和,那是因為以往的冷戰政策對他們不利了,所以才有些改變,才使形勢緩和下來。但情況并不是那么簡單的,他們有兩手:使形勢有所緩和,這是一手;另外一手,當緩和對他們不利的時候,又挑起緊張局勢。這就是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他們的‘愛好和平’和我們的愛好和平是不完全一致的。”

  “我們有困難,他們也有,他們的困難比我們更多。我們利用他們的困難爭取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和平時間不會是很短的。就是說,爭取比較長的和平時間是可能的。你們應當利用他們內部的矛盾。他們是一定有困難的,正因為有困難才要緩和,否則何必緩和呢?西方國家之間也不一致。西方國家內愛好和平的人同他們的政府之間是有區別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也有區別。此外,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人民都是反對帝國主義控制的。當然,也有帝國主義的走狗,但廣大人民是反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團結的,陣營加強了。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已不是那么容易。蘇聯加強了,社會主義國家都靠在一塊兒,而且鞏固了。這樣,帝國主義要發動戰爭就不能不考慮。我們歷來是這樣估計的,整個國際形勢是向好發展,不是向壞。只是有個情況也要估計到,那就是瘋子要打第3次世界大戰怎么辦?所以,戰爭的情況也要估計到。”

  關于臺灣問題,毛澤東說:

  “臺灣問題很復雜,又有國內問題,又有國際問題。就美國說,這是一個國際問題。國際問題只能通過和平道路解決,不能用武力解決。我們還在同美國談判,可是美國沒拿出名堂來。以前我們在日內瓦談,現在在華沙談,問題沒有解決。我們要求美軍撤出臺灣,他們不干,我們只能等,他們要多少時間撤出,我們就等多少時間。我們不會首先同美國打起來的,同志們放心好了。就蔣介石說,臺灣是一個國內問題。是否一定要用武力解決呢?也不是,我們準備同蔣介石談判,但他不干。我們沒有辦法,可能有一天會打起來的。國內問題有兩個解決辦法,和平解決或武力解決。有人把臺灣問題上的國際問題同國內問題混淆了起來。臺灣只有一千萬人口,幾年不收回臺灣(包括金門在內)也不要緊。

  在臺灣問題上,美國企圖搞‘兩個中國’,一個大中國,一個小中國。他們說,德國有東德、西德兩個,為什么不能有兩個中國?我們說德國是戰敗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我們的敵人,按照波茨坦協定的規定分為兩個。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個同盟國。按丘吉爾、羅斯福、蔣介石參加的開羅會議的規定,臺灣從日本手里歸還中國。臺灣本來就是中國的,日本人暫時占領了,日本失敗后應歸還中國。蔣介石失敗后跑到臺灣,在臺灣建立政府。全世界還有許多國家同臺灣當局有外交關系。我們反對‘兩個中國’,蔣介石也反對‘兩個中國’,我們有一致之處,有共同點。

  在國慶節過后,回到香港的程思遠將李宗仁存在紐約的字畫運到了香港。周恩來馬上安排有關人員去接回到北京,并指示故宮博物館進行鑒定,結果發現這批字畫有的是真跡,大部分是贗品。按行情計算,價值不過3000美元,與李宗仁所說11萬美元相差太大了。

  周恩來把字畫的事情向毛澤東作了匯報,他說:為了爭取李宗仁回國,準備給他3萬美元。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說道:

  “恩來呀,我們的統戰工作要講策略,他說11萬多,就給他12萬。這叫作‘投石問路’”

  后來,周恩來讓程思遠轉告李宗仁說,他捐的字畫,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贗品。但政府體念李先生的愛國熱情,將助他一筆赴歐洲的旅差費,以壯行色。李宗仁得知后喜出望外,連聲稱贊說:“共產黨不簡單,是識貨的。”

  10月7日12時40分,人民解放軍地對空導彈兵某部營長岳振華指揮部隊,攔截國民黨軍飛向北京的美制高空偵察機,3發導彈全部命中。飛機殘骸墜落于通縣東南河西務村附近,飛行員王英欽當即斃命。

  此戰開創了世界防空史上用地對空導彈擊落敵機的先例。人民解放軍這支地對空導彈兵部隊,是在1958年秋冬剛剛組建起來的,共分為1、2、3營。

  10月8日,毛澤東接到了薄一波寫給他的一封信,只見信中寫道:

  “我的家鄉——和平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韓生智同志給我寫來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興奮:1、公社化后糧食大增產,工業也搞得很好。2、今年每人平均分到30斤麥子(保證了國家征購任務后),我的家鄉主糧是雜糧。3、公共食堂59座,看來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4、群眾情緒高漲,等等。特將這封令人興奮的信打印送您一閱。”

  10月11日,毛澤東審閱陳伯達10月9日送審的《請看彭德懷同志的政治面貌》一文。

  這篇文章的核心是毛澤東9月11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的精神。另外,陳伯達還參考了毛澤東在外事會議上談及彭德懷的一段話。他在送審稿上附言:“根據彭真同志的意見,這篇文章又作了修改,請審閱。”毛澤東看罷,將文章題目改為《資產階級的世界觀,還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并批注:“原題沒有抓住本質,改一下為好。”他又批示道:

  “伯達同志: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喬木二同志談一下,可能進一步改得好一點。”

  10月13日凌晨4點半,毛澤東在菊香書屋召見北京大學教授任繼愈,和他一直談到7點半。在座的還有陳伯達、胡繩和毛澤東的秘書林克。據任繼愈回憶說:“這次在毛主席家的談話是大家圍著一個方桌,交談很隨便,中間吃了一頓飯,邊吃邊談。胡繩和我到毛主席家比較早,陳伯達因司機不在,晚到了一個小時。”

  據任繼愈追記的談話記錄,談話內容分為以下幾個部分:1.關于研究中國哲學史。2.關于哲學問題。3.關于邏輯學方面的問題。4.關于百家爭鳴和學術批判問題等等。他在談話記錄的最后附注說:“這份談話過程是根據回憶整理,僅記錄了毛主席的話,內容分類是整理時加上的。回憶會有遺漏。陳伯達和胡繩沒有講更多的話,毛主席鼓勵個人的話覺得沒有必要寫在這里,未記錄在其中。”

  任繼愈公開發表的談話內容和他兒子任重公開的史料,只是這份談話記錄中的一部分,抄錄如次,以饗讀者:

  毛澤東一見任繼愈的面就說:

  “今天晚上不打算睡了,想找你來談談。你寫的那些文章我都讀了。我們過去都是搞無神論,搞革命的,沒有顧得上這個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北大有沒有人研究佛教?”

  任繼愈回答說:

  “除我搞佛教研究外,還沒有人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

  毛澤東說:

  “我看梁啟超的《佛學研究十八篇》,有些地方還有可取之處,但他沒有講清楚。你寫的佛教禪宗的文章我也看了。對于禪宗,我沒有什么特別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禪宗是主觀唯心主義,完全抹殺它,是不行的。”

  他又說:

  “王陽明接近禪宗,陸象山不太純。”

  毛澤東轉對陳伯達說:

  “禪宗的《壇經》你們看過沒有?我早就說過,要你們找來看看。繼愈同志的文章你們看過沒有?你們可以找來看看,很容易看。”

  他背了幾段《壇經》,并作了講解,接著,又對任繼愈說:

  “中國哲學史,古代先秦部分研究的人比較多,近代現代的已開始注意起來了。只有中間一段似乎注意得還不夠。你們有人注意這一段,很好。”

  “研究哲學史,對歷史、經濟、政治、法律、文藝也要注意,它們的聯系很密切。你對歷史注意不注意?對當前的問題關心不關心?”

  毛澤東還說:

  “宗教史也要研究。佛教史你在搞,很好。道教有沒有人研究?福音書有沒有人研究?”

  任繼愈說:

  “福音書(基督教)也沒有人專門研究。”

  毛澤東說:

  “那可不好。你們哲學系有多少人?”

  任繼愈回答說:

  “師生加起來有500人。”

  毛澤東認真地說:

  “500人一個系怎么能沒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個把人來研究這個問題,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地來,先做著。”

  “基督教還是要抽個把人搞,你們是一個500人的大系嘛。研究宗教不能讓信仰宗教的人去研究,只有外行人才能把宗教作為對象來研究。因為有信仰的人,如果研究他所信仰的宗教,有時不免受到局限性。正如馬克思說的,跪著的人看別人,總是比別人矮了半截。至少不客觀。”

  “某某搞阿拉伯哲學史怕不行吧,因他相信那一套。我們對舊中國沒有迷信,我們就研究得透,蔣介石對舊中國有迷信,到死也沒有辦法。”

  “老子的問題你們爭論得怎么樣了?”毛澤東指著陳伯達對任繼愈說:“你們的意見是一致的吧?”

  “古人有很多東西我們都值得學。禪宗的獨創精神,成佛不要去西天。”

  毛澤東屈起一個手指,說:

  “《老子》的‘不敢為天下先’,我們是不放第一槍。現在印度罵我們,我們不動,等到一定時機,我們就狠狠地還擊一下。”

  他又屈起一個手指,說:

  “《左傳》的‘退避三舍’也學了,我們打仗有時一退不止三舍,一舍30里,三舍90里,我們有時一退幾百里。”

  接著,他屈著第三個手指說:

  “《禮記》的禮尚往來也學了,對敵斗爭,要有理、有利、有節。

  在這份談話記錄中,關于哲學部分有這樣的內容,毛澤東說:

  “歷史唯物主義主要是講社會發展的4個階段的規律。現在把革命的理論、黨的建設、倫理學、法律、文藝都放在里面講,如何包得下?像革命的理論、黨的建設,從前可講得不多,經過這幾十年的革命斗爭實踐,經驗太豐富了,是不是要獨立出來單講呢?”

  “一切東西都是發展的,動物是從植物發展來的,最初是先有的藻類動物植物將來未必有一條不可改變的界限,以后若干年,植物也可能動起來。如果動植物之間沒有相互轉化的可能,人吃植物就不能活下去。”

  10月14日,毛澤東會見波蘭黨政代表團團長薩瓦茨基等人,他在談話中說:

  “我們的外交要為國內的社會主義建設爭取更多的時間,更穩定的和平環境和更多的國際朋友。”“總之要有時間,要有和平環境,要有朋友。”“社會主義國家是朋友,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要好好團結。此外,還需要團結資本主義國家的朋友。沒有朋友是不行的。”

  “爭取和平是我們的共同目的。現在我們還不能說和平可以永久的維持,我們先說維持15年至20年的和平環境是可能的。原子戰爭不好,不打這個戰爭是有可能的。”

  10月15日,毛澤東為中央轉發農業部黨組《關于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寫了一個批語,全文如下:

  各省、市、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各黨組:

  現將農業部黨組《關于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轉發給你們。這個報告提出:在今年的10月、11月、12月3個月內,從農、林、牧、副、漁各個方面,特別是從短途運輸、山貨采集、野生植物收割、農產品加工、手工編織以及挖礦石等等方面,在切實做好“三秋工作”的前提下,千方百計地擴大副業生產,發展多種經營,力爭在原定的農副業總產值比1958年增加10%左右的計劃之外,再增加33億5千萬元以上的產值,使1959年的農副業總產值比1958年增加15%,使農業在特大的旱澇蟲害的侵襲之下,仍能實現大躍進。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項任務。各地必須立即抓緊布置下去,一直布置到公社和生產隊,掀起一個群眾性的超產運動的熱潮,想盡一切辦法來實現農副業總產值增加15%的要求。但是,這件事只在群眾中動員,切實努力去做,埋頭苦干,力爭實現,沒有實現以前不要登報。

  農業部黨組的這個報告還講到:今年5、6、7月間,農村中曾經出現了一股右傾的邪氣、歪風,搞什么“生產小隊基本所有制”,“包產到戶”,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破壞集體經濟,以及吹掉部分供給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實際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廬山會議以來,反右傾、鼓干勁、保衛黨的總路線的斗爭中,已開始把這些反動的、丑惡的東西大量的揭露出來,請你們認真注意,徹底加以揭發和批判。

  中央 1959年10月15日

  接著,毛澤東又為中共中央轉發湖南省委整社試點經驗起草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各省、市、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各黨組:

  現在把湖南省委關于湖南整社試點的經驗發給你們。中央認為這個經驗很好。

  湖南的試點經驗十分清楚地表明,目前在農村中正在進行著一場兩條道路的斗爭,這場斗爭是10年來農村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繼續,是一場很激烈很深刻的階級斗爭。中央在10月12日批發的河南省委批判省委候補委員、新鄉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等同志的材料,使同志們看到黨內高級干部中那些反對人民公社化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們的思想是直接反映富裕中農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的。現在湖南這個材料可以更清楚地使同志們了解,農村中一部分富裕中農和干部當中的少數代表富裕中農利益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是怎樣猖狂地反對人民公社、反對供給制和公共食堂,反對大躍進、反對總路線和黨的領導,并且根本反對社會主義。他們的反動口號是:“人民公社不如高級社,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干,解放后不如解放前,好像一個倒寶塔,一級比一級差。”他們所堅持的顯然是一條反動的資本主義道路,他們早就對黨的總路線發動了進攻。他們消極怠工,造謠誣蔑,尋隙挑釁,千方百計地要把人民公社搞垮,把公共食堂搞垮,阻撓和破壞大躍進。對于他們這種反社會主義的思想和活動,廣大的基層干部和貧農、下中農早就不能忍耐了。湖南平江甕江人民公社新馬生產隊,早在今年5月間就開過3次辯論會,向富裕中農“不顧大集體,只搞小自由”的資本主義思想作了斗爭。廣大的基層干部和群眾要求廣泛展開這場斗爭。

  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斗爭的重大意義,越來越看得清楚了。中央和地方如果不徹底粉碎彭、黃、張、周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就不可能順利地貫徹執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就不可能有今年后半年的繼續大躍進,在農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徹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進一步鞏固,農業的繼續大躍進和貫徹執行黨的總路線也是不可能的。湖南平江甕江人民公社新馬生產隊的材料證明,在黨領導群眾把右傾機會主義的逆流、邪氣打下去之后,就立即在政治方面積生產方面出現了一片完全不同的景象,最集中的表現是成年社員中堅決擁護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由原來的70%增加到90%;動搖的,由原來的20%減少到8.5%;反對的,由原來的10%減少到1.5%。社員的積極性大為高漲,蓬蓬勃勃的生產高潮立即起來了。

  不要以為一部分富裕中農的進攻,只會發生在少數地區,而且人數不多,不足為患。事實絕不是這樣。反對社會主義的富裕中農,雖然只占富裕中農的一部分,可是,他們廣泛地散布在廣大農民群眾中間,他們也參加勞動,他們說話在一部分勞動農民中有市場,他們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樣,雖然人數很少,可是,正像湖南農民說的,“一粒老鼠屎,搞壞一鍋湯”,危害作用是很大的。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當著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當著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貫徹執行和人民公社化,要最后結束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私有制,要徹底挖掉富裕中農和資產階級的根子的時候,他們就必然要起來堅決抵抗。資本主義私有制就要永遠進墳墓了,一切反社會主義的力量,只要一有機會,就會起來進行垂死的抵抗。近幾月來有大量的事實證明,他們已經起來堅決地抵抗、猖狂地進攻了。各省市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各黨組,對此應該予以足夠的重視。各省市區黨委,都應該安排一個適當的時間,以進行兩條道路的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為綱,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生產,有計劃、有步驟地領導群眾,用和風細雨的方式進行一次整社、整風運動,并且結合著進行整黨、整團工作。湖南在生產大隊一級整社試點的經驗和有關整社的一些政策意見,可供各地參考。

  中央 1959年10月15日

  10月16日,毛澤東在陳伯達10月13日送審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還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的修改稿上批示道:

  “伯達同志閱后,送周、朱、林3同志一閱。然后交尚昆同志辦理。”

  10月21日,中印雙方在邊境西段空喀山口發生了武裝沖突。

  10月23日晨,毛澤東為陳伯達在10月21日送審的批判彭德懷的長文《資產階級的世界觀,還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作了批示。他寫道:

  此件很好,印發各級黨委,供黨員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的參考,可在黨的內部刊物上發表。

  中央 1959年10月23日

  這篇文章的題目后來又改為《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斗爭》,在11月16日出版的《紅旗》雜志1959年第22期發表。中共中央于12月13日將文章印發各級黨委。

  欲知毛澤東后來的重要活動,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轉發湖南省委整社試點經驗起草的批語中寫道:“目前在農村中正在進行著一場兩條道路的斗爭,這場斗爭是10年來農村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繼續,是一場很激烈很深刻的階級斗爭。”“農村中一部分富裕中農和干部當中的少數代表富裕中農利益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猖狂地反對人民公社、反對大躍進、反對總路線和黨的領導,并且根本反對社會主義。他們的反動口號是:‘人民公社不如高級社,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干,解放后不如解放前,好像一個倒寶塔,一級比一級差。’他們所堅持的顯然是一條反動的資本主義道路。”他的這些遠見卓識在現在是很容易被人們接受的,可在當時絕大多數人卻難以理解。正如他們后來不理解“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一樣,誤認為這些警世論斷都是天方夜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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