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李立三、劉少奇等在領導安源工人運動中建立的中共安源支部，是中共基層組織發展史上一個應當予以格外關注的黨支部。中共安源支部是中共早期基層組織建設的先行者與模范者，開創了“產業支部”的先河，助推了早期工人群眾組織的發育進程以及工人中的核心組織建設。通過領導安源工人運動，該支部探索了一條馬列毛主義者領導工人運動的成功路徑，樹立了一面中國工人運動的光輝旗幟，創造了一批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進經驗，為中國工人運動作出了較為突出的歷史貢獻。本文以1922—1925年為重點，展示工人核心組織創建的過程和歷史意義。

　　一、中共安源支部的建立過程

　　1922年2月由中共湖南支部籌劃組建、誕生在萍鄉煤礦安源火車房的中共安源路礦支部，是中共建立的第一個產業工人支部。在中共二大前全國各地建立的基層組織中，安源路礦支部都是排在最前面的。中共成立后最先組織和發動的革命運動是工人運動，工廠是中共組織滲透于基層群眾的最早場域，而安源路礦支部又是中共在工人運動中創建的第一個產業工人支部。

　　為解決漢陽鐵廠冶煉的煤焦供應不足和質量不穩的問題，1898年3月22日，漢冶萍公司在安源創辦“萍鄉等處煤礦總局”。次年1月，動工修建萍潭鐵路（后改萍株鐵路、株萍鐵路），用以外運安源煤焦。萍鄉煤礦與株萍鐵路合稱安源路礦，安源路礦兩局發展迅速，人數最多時聚集產業工人17000余人，在中國近代工業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力，被譽為“江南煤都”“小南京”，獲有中國煤礦“北有開平，南有萍鄉”之美譽。萍鄉煤礦以其豐富的資源、國際先進水平的技術設備、質優價廉的煤焦、蓬勃發展的形勢而蜚聲中外，被譽為中國人自辦的“第一之實業”“東亞有數之大煤礦”。

　　1921年10月下旬，中共一大代表、湖南支部書記毛澤東懷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肩負中共一大“成立產業工會”、開展“工人運動”的任務，以走親訪友的名義第一次到安源調查研究，開始引導安源革命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相結合，親自點燃安源的革命火種，“于是要求解放之念，在此少數工友之心中，乃如雨后春筍，勃然怒放”。同年12月中旬，共產黨員毛澤東、李立三攜湖南勞工會干事張理全、青年團團員宋友生乘火車到安源考察，住在老后街劉和盛飯店。這家飯店設施簡陋，價錢便宜，是安源工人的聚集處。在安源期間，他們白天到八方井、鍋爐房等處走訪考察，晚上邀請部分工人在飯店座談，毛澤東提議創辦安源路礦工人子弟學校和工人補習學校，組建工人自己的革命團體，并親自命名為“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制定適合安源革命的方針策略，“漸談及工人受痛苦受壓迫及有組織團體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歡迎”。

　　不久，中共湖南支部和毛澤東派李立三來安源主持工作，這時安源的活動經費主要來源于湖南支部。李立三到安源后，首先“以辦平民教育的名義”入手，獲得萍鄉縣知事公署核準立案并予以保護的合法身份。在辦安源路礦工人子弟學校的過程中，他以訪問學生家長的名義，廣泛接觸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發現和訓練工人“當中的優秀分子”，很快發展一批先進青年工人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并于1921年12月成立由8名團員組成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安源支部，這是江西省第一個團組織，更是中國最早建立的17個團組織之一。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專門設有“工人學校”一節，其中規定“工人學校是組織產業工會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工人學校應逐漸變成工人政黨的中心機構”。根據這一決議和毛澤東的指示，李立三在安源工人和青年團員的幫助下，于1922年1月創辦了安源路礦工人補習學校（又稱工人夜校），“學校的基本方針是提高工人的覺悟，使他們認識到成立工會的必要”。白天上工人子弟課，晚上上工人夜校課，宣傳馬列主義，講述工人團結道理，灌輸革命真理，啟發工人覺悟。夜校的創辦，為安源革命斗爭的興盛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

　　夜校開辦后不久，李立三便著手在工人中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他發現8名團員中有4人思想積極進步、政治覺悟較高，于是找他們逐一談話，向他們講述和傳播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宗旨、性質和任務等知識，并進行黨的紀律教育，重點培養和發展他們。經過一段時間的思想教育和實踐考察，李立三認為安源建黨條件已成熟。1922年2月，李立三與共產黨員蔡增準帶領這四人到安源小山坡下的株萍鐵路安源火車房一房間里，秘密舉行入黨儀式，大家排成隊，李立三作為入黨介紹人，把紅紙做成的黨旗掛在墻上，嚴肅地說：“這是中國共產黨黨旗。紅色象征革命，上面有斧頭、鐮刀，斧頭代表工人，鐮刀代表農民，它標志著工人和農民團結一心，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現在，我們向黨宣誓。”大家舉起右手，向黨宣誓：“努力革命、遵守黨紀、犧牲個人、永不叛黨。”中國共產黨的入黨誓詞并不是從建黨之日就有，當時只要承認黨的綱領，并有一人介紹，經審查即可入黨。安源的入黨誓詞十分規范、簡明扼要，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史料記載、較早的入黨誓詞，比1931年1月25日共產黨員賀頁朵保存的“犧牲個人，嚴守秘密，階級斗爭，努力革命，服從黨紀，永不叛黨”24字入黨誓詞早9年，它見證了安源革命志士從建黨之日起就十分注重嚴守秘密、服從紀律，對黨忠貞不渝、對革命堅定不移的信念。入黨儀式后，吸收4名先進分子加入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由6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安源支部委員會，簡稱中共安源支部，它不僅是江西省最早的黨組織，更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產業工人中最早的黨組織，隸屬中共湖南支部，黨員有李立三、蔡增準、周鏡泉、朱少連、朱錦棠、李滌生6人，管轄地區為安源礦區。會上朱少連提議，由李立三任支部書記，大家一致贊成，并把安源火車房作為中共安源支部經常開展革命活動的場所。中共安源支部的誕生，標志著安源革命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安源黨組織的領導下，青年團員、黨員和一批思想先進的工人紛紛加入籌建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工作中。通過召開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三次籌備會和獲得萍鄉縣知事公署核準備案后，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舉行部員大會并游行，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向社會各界正式宣告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即工會）成立，宣讀俱樂部總章和部員公約，選舉李立三為主任，朱少連為副主任。成立之初，“俱樂部對外宣傳之宗旨，僅為”“聯絡感情，涵養德性”，4個月后罷工前，才正式“向工友明白宣告：俱樂部之宗旨，為保護工人的利益，減除工人的壓迫與痛苦”。至此，在湖南黨組織的正確領導下，安源黨團、工會組織得到進一步發展，安源工人逐漸團結起來，革命力量不斷壯大，初步形成了以黨組織為領導核心，以團組織為黨的助手，以工會為公開組織形式的產業工人革命大軍，安源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而嶄新的姿態走上中國革命舞臺。到1922年年底，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部員發展到13000多人，團員發展到90人，一批工人骨干經過斗爭的洗禮和鍛煉，被安源黨組織吸收為共產黨員，黨員有20余人。

　　二、中共安源支部執行了正確的群眾斗爭路線，在經濟斗爭中迅速壯大起來

　　中共安源支部創造了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進經驗。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剛剛成立核心組織，如何加入到工人運動中、如何領導工人運動？安源支部走在了前列，成為全國工運經驗的主要輸出地。

　　1、正確領導勞資斗爭，力量弱小時從經濟斗爭開始

　　中共安源支部當時并沒有實行脫離實際的打倒資本主義的激進政策，而是采取了靈活的斗爭策略，在維護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對礦局資方進行有限度的斗爭，表現出它是一個既敢于斗爭又善于斗爭的工人階級的戰斗堡壘。1922年5月1日成立安源 路礦工人俱樂部，李立三任主任。9月上旬，路礦當局拒發拖欠工人的工資，并企圖勾結軍閥封閉工人俱樂部。劉少奇、李立三、蔣先云通過工人俱樂部， 領導全路礦17000多名工人，于14日舉行大罷工，提出口號“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俱樂部全權代表劉少奇，大罷工總指揮李立三。14日晨，俱樂部監察隊持白旗 密布街市及工廠附近，張貼“候俱樂部通告方準開工”、“各歸住房，不得擾亂”等告示，并發布罷工宣言。路礦當局竭力破壞罷工，先是設法收買工人，此計不行，又密遣暗探刺殺李立三， 懸賞大洋600元，也未能得逞。后勾結軍閥，想用武力鎮壓，將安源劃為特別戒嚴區，設立戒嚴司令部，重要地段架機關槍，軍警數百，每人每日2元賞錢。工人向軍警進行宣傳，軍警同情工人，陰謀動用武力也未能 實現。路礦當局被迫接受談判，于9月18日簽訂承認工人俱樂部 的合法權利、改善待遇和增加工資的13款條約。5天的大罷工至此終止。條約簽訂后，俱樂部召開萬余人的罷工勝利慶祝大會，通過復工宣言，隨后上街游行。安源路礦罷工的勝利，是安源支部采取了正確策略的結果，在力量非常弱小的情況下，首先圍繞群眾的切身利益訴求開展斗爭。

　　大罷工勝利后，部分工人領袖產生了激進傾向，遇到問題動輒就要罷工。如果罷工過于頻繁，不僅群眾跟不上、容易分裂群眾隊伍，反而容易招致軍閥的鎮壓。中共安源支部克服和糾正了當時部分工人中間不顧大局、動輒罷工等“左”傾激進傾向，確保了整個運動沒有偏離正確的斗爭軌道。罷工本身不是目的，根本目的是將工人階級團結起來成為堅強的組織。當時黨支部反復勸誡和教育工人：罷工只是一種“利用群眾的利害心理劃清資本家與工人之界限使工人階級自覺的團結起來”的手段，“并不是我們工人的目的”，指出“遇事就罷工”是一種“幼稚病的表現”。當時還忍痛開除了幾個冒進的工人領袖。中共安源支部采取勞資兩利的態度，不盲目斗爭，是適應當時斗爭環境需要又能切實維護工人根本利益的正確選擇。

　　2、正確處理與幫會關系，善于在群眾運動中團結不同類型組織

　　中共早期領導開展工人運動，除了要開展面對資方的斗爭外，還要面對中國社會傳統的行會、幫會等組織勢力的干擾。這種勢力是中共在各地開展和組織工人運動的一大障礙。就安源工運來看，李立三后來曾回憶說：安源當時最厲害的幫會是洪幫，大多數工人都加入了，工頭也都是洪幫頭子。當時若不爭取洪幫，罷工就沒辦法；洪幫不瓦解，工人組織也不可能很快建立起來。在處理與幫會的關系方面，中共安源支部做得最為成功，徹底瓦解了安源的洪幫勢力，“經過我們的爭取，不僅在幫的很多工人參加了俱樂部，而且還有一二個紅幫小頭目入了黨”。運動初期需要團結洪幫，在安源工人大罷工前夕，工人俱樂部主任、罷工總指揮李立三，為了爭取安源洪幫對大罷工的支持，連夜去張家灣親自登門拜訪洪幫頭子劉洪大，并拜了把子，暫時結成同盟；運動之后實際目的是瓦解洪幫，但這個目的不能說出來，要通過工會組織發展壯大來實現。這一時期全國上下只有安源工人的社會關系網絡實現了改造、替代，其他地方的工會都沒能實際取代幫會組織。中共安源支部探索和創造了一種不同于當時其他各地“先加入后改造”的新經驗：“不理不行，加入也不行，就采取另外辦法，研究幫會中的徒弟是被壓迫的，因此聯合下層，反對老頭子，把階級斗爭在幫會中搞起來”。這一經驗后來也得到了推廣。李立三后來在上海也是“用安源的辦法來對付上海青幫的”。

　　3、建立消費合作社，進一步團結和組織群眾

　　中共安源支部領導工會創辦了第一個也是當時國內唯一的一個工人消費合作社，是中共領導經濟工作的最早探索。雖然屬于第一次，但這家“紅色店鋪”的經營卻獲得了相當的成功。李維漢當時即評價到：“雖則沒有經驗，經過許多困難，但終究沒有失敗，且得著相當的勝利”，并認為“這是安源工人建設能力的表現”。這也開啟了中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中重視和運用合作社經濟的歷史傳統。

　　中共安源支部為中國工人運動創造和提供了幾乎是全方位的豐富經驗，在中共早期工人運動中獨一無二。即便是中共最早開展工人運動的上海，在五卅運動前，其黨組織也沒有作出過這樣大的貢獻，期間甚至還曾一度向中央“求援”。1924年5月上海黨組織就曾“希望中央能在別處多調幾個有經驗的同志來，或者特別訓練一般同志出來做這上海工人運動，同時我們上海也須有一部分同志來學著同做。”李立三就是因此被中央派往上海的。而安源經驗對于上海工運的貢獻，他本人后來回憶說：“安源工人運動的一些主要經驗是非常重要的。后來一九二四年，我們到上海做工人運動的時候，也就是運用了這些經驗”。

　　三、中共安源支部執行了正確的組織路線，不搞關門主義

　　安源是中國近代工業文明發祥地之一。中共首個產業工人支部為什么會誕生在安源？毛澤東、李立三等最初在安源工人中間正確的策略和路線，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中共湖南支部之所以快速建立起安源支部，是在堅持毛澤東確立的“注重找真同志”的目標和原則下，沒有縮手縮腳的搞關門主義，而是敢于大膽吸收工人中的中堅和優秀分子加入核心組織。

　　1、安源支部發展迅猛，是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產業工人成分最多的基層組織。

　　安源支部從1922年2月成立時的6人，到1923年11月即增加到60人；再到1924年12月時發展為200人，竟占到了當時全國黨員人數994人的20%。這樣的增速和人數為同時期全國之最，即使是當時中央所在地的上海也無法比擬。上海的黨員發展在五卅前一直較為緩慢，到1924年5月時也僅有47人。李立三后來回憶：當時安源的黨組織“恐怕是全國最大的組織”，黨員“至少有一、二百人，人數發展得很快，比上海大”。不僅數量發展快，而且安源的黨員、團員還多為產業工人出身。惲代英1924年8月巡視安源后向中央報告就說“安地為獨一無二之無產階級組織。”在規模擴張方面，中共安源支部更是呈現一種“裂變式”的擴張態勢。它自己所建立的黨支部、黨小組也在不斷涌現：橫向的地域分布擴及到了株萍鐵路沿線、湖南水口山、衡山等，甚至延伸到了湖南株洲和湘潭的農村；縱向發展則深入到了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工會的各個部門。當時俱樂部內黨員“三個人一個黨小組，七、八人為一個支部”。至1925年8月，中共安源支部“黨員人數達230人，共有支部10余個”，分別是“中共安源地委黨校支部、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機關支部、消費合作社支部、萍鄉煤礦隆內支部、隆外支部、湘東永和煤礦支部、東橋支部、株萍轉運局支部、株洲八迭鄉支部、醴陵支部、湖南水口山鉛鋅礦支部、韶山支部、衡山岳北支部等”。這種速度和規模在當時是不多見的。

　　2、黨團關系良好，是中共早期正確處理黨團關系的地方標桿。

　　大家可能會認為，中國的黨團組織應該天然是緊密一體的。但實際上不是這樣，早期工人運動中青年團獨立性較強，有的地方團組織不聽黨組織的，變成領導工人的“第二黨”。但這種情形在安源沒有發生。李立三按照青年團是黨的預備學校的思想，先在工人中間建立團組織，再從中選拔人員建立黨組織。安源的團組織成立較早，是當時全國最早建立的17個團組織之一。發展也較快，1922年“冬天團員總數已達到100多人，年底即建立團的地方執行委員會。安源成為青年團正式成立后最早建立地方團委的地區之一”。這一時期安源的團組織不僅成立早、發展快，與黨組織的關系也較為融洽，完全不同于其它許多地方黨團關系那樣緊張，更沒有出現一些地方的團組織甚至演變為“第二黨”的情形。當時在安源工人運動中，許多事務由團組織決定，但重要事務由黨團地委聯席會議決定，且團組織的每次開會，黨組織也均派代表參加。此外，兩者不僅合辦了黨校、團校，還“合組了婦女部、教育計劃委員會、審查委員會”等機構。最能體現安源黨團關系良好的，是安源較早完成了黨團分化、實現了安源青年團的青年化。為了限制青年團“第二黨”化的傾向，解決黨團不分問題，中共中央在1924年5月作出了開展黨團分化的部署。安源的此項工作從1924年8月始至1925年初僅用半年多時間即已完成，走在了全國多數地區的前面。安源黨團分化后，“本地特別團員，大多數均已加入C.P.”，“安源黨地委對整個工人運動實行領導，團地委則專心致志于青年運動”。一大批超齡團員轉為黨員，同時也增加了中共安源支部的黨員人數，這應是1924年安源黨員人數大幅度增長的最重要原因，也屬于安源“自產”。

　　3、定期開會，切實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

　　中共早期基層組織的建設并不理想。如上海最初的基層組織甚至陷入“內部渙散，等于沒有組織”的境況：五個黨小組大多不能正常開會，黨費也不能按時收清。當時山東、漢口等地的基層黨組織也存在類似現象。但中共安源支部在這方面表現很好：在黨員發展方面，已走在全國前列；在黨員教育、管理方面也同樣出色，較早開展了基層組織的思想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

　　安源支部開展了專門針對黨員的思想教育、群眾工作方法教育和作風紀律教育。1923年6月前后，中共安源支部就在工人學校內開設了一個“特別班”，專為“工人居領袖地位者”實行“專事主義與政治上之訓練”，并于1923年底創建了中共最早的黨校——中共安源地委黨校。作風建設方面，中共安源支部經常針對干部中間暴露的各種問題開展整頓活動，定期召開各種“批評會”。劉少奇撰寫的《對俱樂部過去的批評和將來的計劃》一文，就披露了在一次俱樂部主任團干部會議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情形。在黨組織的要求下，安源團組織也曾提出“對于團體和個人批評后，作一結論，留存有關機關，以便隨時考察團體與同志有進步否”。紀律建設方面，當時其他一些地方黨團員經常不開會、不繳費，安源黨團組織沒有出現這種現。黨組織方面，安源“組織方面比較有進步，小組會議除俱樂部一組因工作太忙，難以按期開會外，其他各組，均能按時開會。月費去年(即1923年)八月以后亦能按時交納”。團務方面“安源地方最足使大會贊美，同志能按時交費、到會，服從團體命令，努力工作，皆較他處為有進步”。

　　中共安源支部的出色表現和取得的突出業績引起黨中央的重點關注。這期間中共中央、團中央多次派領導來安源考察巡視，安源也是當時中共中央派駐中央委員的全國兩個工運重點地區之一，團中央還曾計劃在安源召開全國青年團三大會議。當時該支部還一直有代表出席黨的三大、四大、五大和六大，有的還當選為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在中共三大上，陳獨秀就對以安源支部為核心工作支柱之一的湖南黨務工作提出了表揚：“從地區來說，上海的同志為黨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黨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難。湖北的同志沒能及時防止沖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

　　四、先通過扎實群眾工作建立黨團組織強化集體領導，再搞群眾運動

　　安源支部探索了一條中共領導工人運動的成功路徑。中共成立初期，雖然提出黨要去發動和組織工人運動，但對于如何領導工人運動尤其是如何處理黨與工會的關系尚缺乏經驗。當時一種較為普遍的做法，就是只派黨員個人到工會去領導工人運動，而“沒有在工會中發展黨的組織”,導致黨對于工會的領導“只是個人式的英雄領導，而不是黨的組織領導”。中共一大決議就規定“本黨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對于200人以上的產業工會“至少要派我黨黨員二人到該工會去工作”。從中共四大系統總結前期工人運動經驗來看，當時許多地方黨組織對工會的領導還屬于一種“技術性”的領導。該議決案認為過去中共在工會中“往往偏于技術方面，純粹的工會書記的工作”，沒能在思想上、路線上、組織上進行領導。鄧中夏亦指出之前由中共“派去的同志充當工會主任，那時還是極少”。這種模式下中共最初領導工人運動的具體路徑，便是先建立工會，后成立黨組織。如當時上海就是“先發展工運，后發展黨”。

　　上述中共對工運的領導模式，使許多地方的工人運動在起步階段就極為艱辛和曲折，中共的勢力不敵當地的幫會組織和招牌工會。上海那種先建立工會后成立黨組織的路徑，當時還導致“上海的黨是孤立的”,它對工人群眾的領導只是一種“抽象的”政治鼓動，“而不是組織上真能領導”;上海工人群眾的組織化程度也較低：“大多數群眾只受C.P.思想上的影響，而未做到組織上的影響”。這種工運領導模式遭受的最大打擊是“二七慘案”。鄧中夏在總結“二七慘案”教訓時便說：“沒有在工會中發展黨的組織”是當時“極大的錯誤”,“京漢鐵路總罷工無疑的是共產黨所領導，然而亦只有高高在上的領導，而下層群眾中很少共產黨的作用”“假使當時有強大的共產黨和嚴密的工會組織，勢力雖不抵敵持槍帶炮的軍隊，也不至受摧殘到如此地步。”

　　中共在安源領導工運則不同，它從一開始就走的是一條截然相反的路徑：先建立黨團組織，再以黨團組織為核心組建了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早在新民學會會員的通信中，毛澤東便“沒有一個字不贊同”地肯定了蔡和森提出的在中國須先組織共產黨、“然后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的主張，因為黨“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毛澤東還親自指示李立三到安源后“應當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取得合法地位，站穩腳跟，和工人群眾接近，發現他們當中的優秀分子，盡快地把他們組織和訓練起來，建立黨的支部，作為團結的核心。”這一路徑不僅保障了中共對安源工人運動的“組織化”領導，避免了鄧中夏所說的那個“極大的錯誤”。羅亦農后來就說黨領導工人“現在全黨要算湖南組織得最好”。由于始終堅持了黨對工會的這種組織化領導，安源工會在繼取得了1922年9月當時工人運動中“絕無僅有”的大罷工勝利后，還能有效擺脫當時行幫會黨的糾結、招牌工會的破壞以及資本家的瓦解和國民黨右派政客的拉攏，而不斷發展壯大崛起，成為了一個具有高度組織性、階級性的現代工會，尤其是經受住了“二七事件”的嚴峻考驗而“巍然獨存”。

　　中共安源支部探索開拓的路徑，代表了中共早期領導工人運動的正確方向。后來不久中共中央提出的一種在工會中建立黨的基本組織“工會小組”或“工廠小組”的舉措，既是對“二七慘案”教訓的總結，也可以說是對安源成功路徑的推廣。1924年5月中共中央通過的《工會運動問題議決案》,就認為“我們的黨應當特別注意下級的小組，這些小組的性質，足以決定全工會的戰斗力”。1925年中共四大通過的那個《對于職工運動之議決案》更進一步提出：“應當趕緊著手實行工廠小組的工作，庶幾能真正深入群眾”“確立職工運動的基礎”，而“不至于象以前一樣，遇著反動潮流便完全瓦解。”中共四大通過的另一個《對于組織問題的議決案》也明確規定：“支部的工作，不能僅限于教育黨員，吸收黨員，并且在無黨的群眾中去煽動和宣傳，幫助他們組織俱樂部，勞動學校，互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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