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毛主席面臨的困難是迄今為止最大的。

　　中國的工人階級基礎遠遠薄弱于歐洲國家、農民小生產者的數量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多，中國共產黨要面對和克服的小生產者習慣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正如1945年歷史決議所言：“‘左’傾路線的上述四方面錯誤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會根源。”“因此，小資產階級思想在我們黨內常常有各色各樣的反映，這是必然的，不足為怪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王明路線，是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帶來危害極嚴重的錯誤路線，其理論依據是共產國際的大量指示，其社會根源則是中國存在的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數量都要多的小生產。

　　克服這一錯誤路線，是世界社會主義路線斗爭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復雜、最困難、最艱巨的一大難題。解決這一難題的，正是掌握了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的毛主席。就憑毛主席解決了這一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最復雜、最困難、最艱巨的路線斗爭問題，稱他為掌握路線斗爭藝術最為純熟的斗爭藝術第一人，毫不為過。

　　第一步，據理力爭，爭取王稼祥、張聞天，說服周恩來，孤立博古、李德

　　寧都會議上，毛主席被徹底剝奪了一切軍事指揮參與權。從此，執行王明路線的“左”傾中央，把中國革命逐漸推向了災難的深淵。寧都會議以后的毛主席的性格，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他保留了他曾經的用兵如神、精謀善戰，又鍛煉出了更爐火純青的黨內斗爭藝術，開展了循序漸進的說服其他同志、以結束“左”傾路線的努力。

　　毛主席首先爭取的領導同志是王稼祥和張聞天。這兩位同志從“左”傾路線的一邊脫離出來，為糾正“左”傾路線起了極其關鍵的作用。早在寧都會議之前，王稼祥同志就力挺毛主席的軍事路線，但是張聞天就慢了一些。對于張聞天，毛主席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長征途中，同王稼祥、張聞天在一起行軍或宿營，常常談論黨和紅軍的大事。進入湘南以后，開始對他們說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圍剿’中李德、秦邦憲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澤東意見，認為要扭轉黨和紅軍的危急局面，必須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改變中央領導。張聞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內開始反對李德、秦邦憲軍事指揮錯誤方面的斗爭。”（《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4年，四十一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毛主席以事實為依據，說服了王、張二位同志，成功邁出了糾“左”這一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得到了王稼祥、張聞天的支持之后，毛主席循序漸進的進行了之后的工作。“爾后，毛澤東又同周恩來、朱德等談話做工作，得到了他們的支持。過了湘江后，毛澤東向中央提出討論軍事失敗的問題。”（《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4年，四十一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就這樣，從王張到周朱，毛主席以事實為依據，和他們進行了耐心的溝通、交流，終于團結了多數，孤立了博古、李德、凱豐為代表的少數頑固力量。

　　第二步，循序漸進，先解決軍事問題，保證黨內穩定，后解決政治問題

　　取得了黨內大多數同志支持之后，毛主席做出了極其關鍵的決策——先糾正軍事路線問題，暫時不要動政治路線問題。這一決策是高明的、深遠的、符合實際的。

　　當時大多數同志主要還是認可毛主席的軍事路線，而不是政治路線。打著共產國際旗號的王明政治路線影響力還是很大的。毛主席看得很清楚——如果這時非要把政治路線也否定，很容易導致更長時間的分歧爭論，根本不適合脫離極端緊張的、空前危險的戰爭環境的實際需要。在遵義會議，毛主席“在會上就長征以來各種爭論問題，主要是最緊迫的軍事路線問題，作長篇發言。”（《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5年，四十二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主席只動軍事路線、暫時不動政治路線，這一決定無疑是實事求是的。如果動了政治路線，當時勢必會引起大量爭端、分歧，勢必難以適應極端緊張的戰爭環境。

　　正是因為暫時不動政治路線，正是因為團結了大多數，“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并為勝利完成長征奠定了基礎。”（《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5年，四十二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不得不說，毛主席是最高瞻遠矚的。紅軍后來成功四渡赤水、成功粉碎張國燾路線，都和毛主席當時不動政治路線、成功團結大多數關系很大。當時毛主席如果不像這樣把全黨基本擰成一股繩、而非要集中于對政治路線的糾結的話，一定會耽擱太多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擱的戰略時間用于政治路線爭論，這樣就不可能順利的推行他的軍事路線，也不可能順利的帶領大家先跳出蔣介石的包圍圈、后粉碎張國燾的陰謀。后來時機成熟的時候，主席則指出：“遵義會議決議只說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看看，這就是毛主席對斗爭尺度的精準拿捏！

　　作為實事求是第一人，毛主席最懂什么是真正的原則。幼稚的教條主義者們往往會把各種問題例如理論認識問題都吹成所謂的“原則問題”，從而四面出擊、脫離實際，并把實事求是的斗爭策略污蔑為“右傾”。這類人恰恰是最缺毛主席的實事求是精神、最缺毛主席那樣爐火純青的斗爭策略。

　　第三步，推薦張聞天做黨的總負責，為爭取國際承認和黨內團結、穩定全黨這些長遠問題考慮

　　毛主席并沒有在遵義會議直接當選黨的總負責。他很清楚，他的路線還被共產國際定義為“錯誤路線”，遵義會議以后的領導結構變更也沒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為了保證共產國際的信任，為了循序漸進的、更扎實而有策略的結束錯誤路線，毛主席決定請更被共產國際所信任的張聞天先做一段時間黨的總負責人。

　　于是，在雞鳴三省村，毛主席“同周恩來談張聞天提出的變換中共中央領導的問題(周恩來在197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召集的批林整風匯報會上說:“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隨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張聞天接替秦邦憲在黨內負總的責任。”（《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5年，四十二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席這一招，體現了他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張聞天更得共產國際信任，共產國際當時在黨內的影響力還很大。主席這樣做，更有利于團結大多數、團結全黨，有利于中央內部擰成一股繩。

　　主席的這一招，又是高瞻遠矚的。正是因為主席團結了大多數，使大多數更加容易接受他的軍事意見。任志剛的分析認為：“一個可能是毛澤東不希望全黨有政變奪權的感覺，較少的變動可以安定人心，會讓大敵當前的紅軍集中力量共同對敵，另外可能是一個策略，這一點隨后將證明十分高明。”（《為什么是毛澤東》：《遵義會議:選擇決定命運》）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而后來張國燾四面出擊、急于要權、把大多數推向了對立面，這就體現了他遠不如毛主席成熟老練。“但張國燾注定成不了大氣候，他將矛頭對準了所有人，這樣不光是得罪了毛澤東，也把博古、張聞天、周恩來、朱德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這時候就能看出，毛澤東并沒有成為總書記，也沒有成為名義上軍事最高負責人，這一步驟就體現出了巨大的智慧。”（《為什么是毛澤東》：《遵義會議:選擇決定命運》）

　　正是這樣，主席帶領我們順利突破了蔣匪軍的封鎖包圍、順利克服了張國燾路線，并順利使中共領導集體的變更得到了國際上的認可。

　　第四步，請王稼祥赴蘇聯，有理、有利、有節的說服共產國際，進一步孤立錯誤路線堅持者

　　為了進一步孤立王明為首的錯誤路線的頑固執行者們，毛主席決定請赴蘇聯養病的王稼祥借此時機說服共產國際。

　　毛主席結束王明路線，像剝洋蔥一樣，用了八套組合拳，在“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定下結論”的時候也用了六步。第一步，毛主席爭取了王稼祥、張聞天的支持；第二步，毛主席說服了周恩來、朱德等人；第三步，孤立頑固派博古、李德；第四步，繼續爭取多數，爭取共產國際支持，從而進一步孤立頑固派；第五步，全面整風；第六步，定下決議。這部分講的就是毛主席“剝洋蔥”的第四步。

　　在莫斯科，王稼祥澄清事實、據理力爭，成功說服了共產國際。于是，1938年9月，“王稼祥在十四日會議上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意見: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治路線是正確中共在復雜的環境和困難的條件下女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8年，四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對進一步孤立王明路線的頑固執行者們起了重大作用。這里特別要強調的是，共產國際是堅決支持王明路線的，毛主席、王稼祥同志決定說服季米特洛夫、斯大林，是展現了巨大的勇氣和擔當精神的。共產國際最終被說服，主要是毛主席路線的正確、王稼祥據理力爭的成功。如果我們講的沒道理、做的不對，人家也是不可能愿意支持我們的。

　　把握住這次重大勝利，毛主席進一步指出：“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記統一;同時不能不輔助之以斗爭的原則，因為斗爭正是為了統一，沒有斗爭不能鞏固與發展統一戰線。”（《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8年，四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對王明路線是個不小的打擊。

　　第五步，大力推動正確方針政策的貫徹，充分暴露錯誤路線堅持者

　　隨著形勢的變化，毛主席糾正王明路線的條件越來越成熟。

　　1940年5月，毛主席親自起草了“五四指示”，指出：“只有向頑固派采取這種強硬態度和在斗爭時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才能使頑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壓迫我們，才能縮小頑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圍，才能強迫頑固派承認我們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頑固派不敢輕易分裂。所以，斗爭是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鞏固國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黨我軍內部，只有堅持對頑固派的斗爭，才能振奮精神，發揚勇氣，團結干部，擴大力量，鞏固軍隊和鞏固黨。在對中間派的關系上，只有堅持對頑固派的斗爭，才能爭取動搖的中間派，支持同情的中間派，否則都是不可能的。在應付可能的全國性的突然事變的問題上，也只有采取斗爭的方針，才能使全黨全軍在精神上有所準備，在工作上有所布置。”（《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矛頭直指第二次王明路線及其頑固執行者們。

　　“五四指示”發出以后，誰執行王明路線、誰執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就更加涇渭分明了。而執行王明路線、違反中央命令的項英等人，則搞得新四軍損失慘重，給革命帶來了災難性的危害。所以，毛主席指出：“皖南新四軍的失敗，從我們自己方面來說，首先是由于新四軍的領導項英、袁國平等沒有反磨擦的思想準備，其次便是指揮上的錯誤。新四軍本來可以北上，但項英動搖，如不是項英動搖，是可以不失敗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1年，四十八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從此，以這樣鐵的事實為依據，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充分占據了政治主動地位，全面清算兩次王明路線的整風運動也可以有充分的理由進行了。所以，“毛澤東痛心地指出: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沒有把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聯系起來’，‘沒有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了解經過十年反共的蔣介石’。為了引起全黨重視，毛澤東要求把反對教條主義的問題提到黨性的高度來認識。”（《毛澤東傳》第26章：《整風運動(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開門見山、充分暴露是非、以事實為依據掌握主動——這真的是毛主席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還要注意的是，共產國際、蘇聯在抗戰時期也是經常支持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共產國際解散后，改任聯共(布)國際宣傳部主任的季米特洛夫還曾說：“我認為，指控周恩來和王明執行了共產國際建議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結果進行了一場反對他們的運動，這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一部分黨的干部滋長了對蘇聯不友好的情緒，這也使我不安”（《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3輯，第60-61頁。）這也是“國際朋友”支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鐵證。

　　第六步，號召全黨開展調查研究，從思想上糾正主觀主義，重點反對教條主義，兼顧反對經驗主義

　　由于兩次王明路線給全黨帶來了一系列損失，毛主席進一步深刻指出了他們這些主觀主義者嚴重脫離實際的問題，教導大家實事求是。

　　1941年5月，主席講：“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單憑主觀熱情去工作，對于中國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對于中國昨天和前天就是的面日漆里一團。在這種態度下，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不是為了要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里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而是為了單純地學理論而去學理論。不是有的放矢，而是無的放矢。”（《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改造我們的學習》）之后，在《整頓黨的作風》，主席創造性的指出——中共以反對主觀主義整頓學風、以反對宗派主義整頓黨風、以反對黨八股整頓文風。其中，重點就是以反對主觀主義整頓學風。

　　為了糾正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號召大家聯系實際，毛主席號召大家進行調查研究、向人民群眾學習。同時，主席堅持統籌兼顧，不僅反對教條主義，而且反對經驗主義。主席講：“另一方面，我們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如果誤用了他們的經驗，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錯，這樣的人往往經驗很多，這是很可寶貴的;但是如果他們就以自己的經驗為滿足，那也很危險。他們須知自己的知識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識和普遍的知識，就是說,缺乏理論，他們的知識也是比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業做好，沒有比較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整頓黨的作風》）

　　這就充分展現了毛主席會統籌兼顧、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統一”、會“彈鋼琴”，展現了他無與倫比的斗爭藝術！

　　第七步，以大量理論和歷史文件為學習資料，以真實資料為依據，實事求是的總結經驗教訓

　　結束錯誤路線、開展整風，就要以事實為依據、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于是，1941年9月8日，毛主席出席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會議決定：“政治局學習小組，除研究馬恩列斯著作外，同時研究六大以來的中央文件，著重研究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一段，由王稼祥任副組長，負責組織這一研究。會議還決定:組織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何凱豐、馮文彬分別任正副書記;組織大學管理委員會由何凱豐、鄧發、李維漢等九人組成;馬列研究院改名中央研究院，成為用馬列主義方法研究中國歷史與現實問題的公開學術機關。”（《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1年，四十八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為了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1941年12月，“由毛澤東主持編輯的黨內重要秘密文件匯集《六大以來》正式印制。編入的文件，起自一九二八年七月，迄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共五百余件。這是整風運動中高級干部學習黨史的主要材料。”（《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1年，四十八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在毛主席號召下，大家對照著歷史文件、分析并總結著經驗教訓，逐步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徹底否定王明路線的整風實踐。

　　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同時，毛主席強調——必須深刻分析錯誤產生的社會根源，分析原因、弄清歷史，堅持歷史唯物主義，不能過分攻擊個人。主席講：“這次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于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于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于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志之一。”（《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學習和時局》）

　　無疑，主席的辦法最符合歷史唯物主義，也最可以說服人、團結大多數。

　　第八步，全面清算錯誤路線、確定正確路線，形成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歷史決議，兼顧黨內團結

　　用“歷史決議”這種方式，全面總結長期的歷史經驗教訓，是毛主席的一大發明。毛主席主持制定的歷史決議，全面清算了錯誤路線，兼顧了黨內團結；定下了正確的結論，鞏固了路線斗爭的果實；留下了經驗教訓總結手冊，為后世提供了寶貴的學習資料。不得不說，這是毛主席對黨的經驗教訓系統、具體總結方法以及對黨的建設學說的原創性貢獻。我這里主要講決議在兼顧黨內團結方面的正確性以及在鞏固路線斗爭成果上的偉大意義。

　　在兼顧黨內團結方面，毛主席親自寫到：“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與中國國人民的解放而奮斗”（《毛澤東傳》第27章：《整風運動(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正如胡喬木所說：“整風的方針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達到新的團結;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這個方針整個地體現在歷史問題決議中。整風運動在這方面有許多生動的事實，但形成文字，成文的，是在歷中問題決議中。歷中問題決議特別寫了兩大段話，一方面是要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另一方面是講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絕大多數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在批評他們的錯誤的時候，首先申明他們作的哪些工作是正確的。這表明黨創造了一個新的傳統，這個傳統是有世界意義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十、關于歷史問題決議和七大》）

　　正是由于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決議結束了錯誤路線、團結了同志、定下了鐵的結論，也極大的鞏固了路線斗爭成果。“《決議》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對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結論。經歷了幾年的整風，使黨內的思想取得了一致”（《毛澤東傳》第27章：《整風運動(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從1935年到1945年，毛主席用了十年的時間，用了六個“剝洋蔥”的步驟和八套組合拳，終于解決了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迄今為止最為困難而復雜的一次路線斗爭問題。在這一過程中，毛主席充分發揮了他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無與倫比的斗爭藝術。

　　從這次路線斗爭來看，我們稱毛主席為最成熟的無產階級政治家、最會掌握斗爭藝術的路線斗爭第一人，毫不為過！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沒有任何其他一次路線斗爭有毛主席結束王明路線的這次斗爭面對的條件更困難、形勢更復雜，也沒有任何一次斗爭的藝術性能和毛主席親自指揮的這次路線斗爭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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