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篇文章聊了《人民軍隊的武器進化史》,這篇再來聊聊解放軍進藏的事,從一個小的角度看看教員的地緣戰略、解放軍的戰術布置、以及新中國收復國際勢力干涉地區的節奏。
山西東南部的長治、晉城地區,因為地勢高昂,古人便以“地極高,與天為黨”的寓意,命名為“上黨”。
在亂世爭霸的時候,哪方勢力得到上黨,便能通過“太行八陘”中的滏口陘、白陘、太行陘,威脅河北、山東、河南的安全。除此之外,山西汾河流域的臨汾、太原也在上黨的兵鋒之下。
居一隅而俯瞰晉冀魯豫,就是上黨的地理優勢。
戰國時期,秦、趙爆發的長平之戰,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爭奪上黨,爭奪定鼎中原的戰略主動權。
而在整個亞洲東部的范圍內,青藏高原也有類似的地理優勢。
僅從地勢高低來看,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周圍的四川平均海拔2598米、甘肅河西走廊的平均海拔1500米、新疆的平均海拔不足1000米,恒河平原的平均海拔最低,僅有10米。
可以說,青藏高原就是亞洲東部的上黨,哪個國家擁有青藏高原,就擁有了亞洲東部的戰略主動權。
早在唐朝初期,吐蕃的松贊干布就不斷侵擾四川、甘肅等地,并迎娶唐朝的文成公主和尼泊爾的尺尊公主,利用青藏高原的地理優勢為吐蕃爭取利益。
百余年后,吐蕃趁唐朝爆發安史之亂的機會,逐漸吞并了大片唐朝國土,把東至陜西鳳翔、西至新疆蔥嶺、北至內蒙古額濟納、南至喜馬拉雅山的土地都納入治下。
這是吐蕃的極盛時期,也是青藏高原對中國威脅最大的歷史階段。
到了明朝成立以后,朱元璋鑒于吐蕃侵唐的教訓,以及明朝經略西北的需求,做了兩手準備。
其一是命使者深入青藏高原,招撫元朝冊封的帝師、法王等實力派。
在明朝的招撫下,公元1373年2月,烏斯藏攝帝師喃加巴藏卜抵達應天(南京),被朱元璋冊封為熾盛佛寶國師,他舉薦的60人,朱元璋也分別授予官職。
隨后,朱元璋設立朵甘指揮使司、烏斯藏指揮使司、兩個宣慰使司、一個元帥府、四個招討使司、十三個萬戶府、四個千戶所,用來封賞喃加巴藏卜等實力派。
朵甘指揮使司的轄地,大致是青海、四川西部。
烏斯藏指揮使司,即西藏。
朱元璋設立這兩個指揮使司,其實就是以“眾建諸侯少其力”的手段,拆分青藏高原,用陜西和四川制朵甘、用朵甘制烏斯藏。
其二是武力征討。
公元1377年,朵甘和烏斯藏的一些部落酋長不安分,經常搶劫朝貢明朝的使者,于是朱元璋命征西將軍鄧愈、副將沐英統兵西征,一路追至昆侖山,斬殺并俘虜萬余人,繳獲牛羊馬十余萬頭,號稱“西略川藏,耀兵昆侖。”
次年,沐英繼任征西將軍,統帥副將王弼和藍玉再次西征,“拓地數千里,俘男女二萬,雜畜二十余萬。”
經過這一番文攻武略,朱元璋基本把青藏高原納入治下。
清朝初期,康熙、雍正、乾隆把這一治藏策略發揮到極致。
公元1720年,為了削弱準噶爾汗國的實力,康熙皇帝命定西將軍噶爾弼、副將岳鐘琪統兵進入拉薩,清朝開始實控西藏。
公元1723年,年羹堯和岳鐘琪平定青海叛亂,次年,雍正皇帝設立青海辦事大臣。公元1728年,雍正皇帝設立西藏辦事大臣,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共同處理西藏事務。
青海和西藏,正式成為清朝的實際領土。
公元1751年,乾隆皇帝設立噶廈制度,以“三俗一僧”等四位噶倫,負責西藏的日常行政事務,但每件政務都需呈送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經批準后才能施行。
公元1785年,乾隆皇帝創立“金瓶掣簽”制度,規定活佛轉世必須朝廷批準,未經批準不能擅自轉世。
乾隆皇帝的兩項制度,給清朝用政、教兩種方式治理西藏,鋪平道路。
從歷史的層面來看,中國王朝很早就認識到西藏的重要性,付出巨大的代價,把西藏帶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經過長達四百年的探索,明清兩朝也摸索出一套治理西藏的可行辦法。
所以,西藏是中國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領土,西藏是中國國防不可缺失的一環,這兩點是毫無疑問的。
2
中國需要西藏,其實對于印度來說,印度也需要西藏。
僅僅是平均海拔4000米和10米的數字對比,就能證明,西藏就是印度的天險門戶。
如果不能控制西藏,恒河平原就沒有安全可言,印度就像失去燕云十六州的北宋一樣,時刻提心吊膽。
而一旦奪取西藏,印度便能和遼國威脅北宋一樣,隨時威脅中國內地的安全,確立印度對中國的戰略主動權。
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殖民印度以后,便開始征服緬甸、馬六甲海峽、伊朗、阿富汗等地,建立起橫跨東南亞、波斯灣的英屬印度。
鞏固了印度的基本盤,英國又向西藏滲透,并于1904年入侵拉薩。清朝為了不得罪英國,被迫簽訂了《中英續訂藏印條約》,承諾不允許其他國家進入西藏,英國為照顧清朝的面子,則承諾不正式侵占西藏。
雖然兩國罷兵言和,但清朝沒有能力驅逐英軍,這份條約,事實上承認了西藏是英國的勢力范圍。
英國殖民者進入西藏,又引起西藏內部勢力的分化。
1923年,九世班禪和十三世達賴喇嘛爆發沖突,九世班禪感覺人身安全沒有保證,便離開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經甘肅逃往內蒙古,隨后到了北京,和民國大總統曹錕會面,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認。
此后,九世班禪游歷了山東、南京、上海、杭州、甘肅等地,并接受南京國民政府授予的“西陲宣化使”職務,1937年12月在青海玉樹圓寂。
長達15年的流亡生涯,以及和達賴喇嘛的矛盾,決定了班禪親近中國中央政府的立場。
相較而言,常年留守拉薩的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和英國殖民者的感情更深,在西藏的世俗利益更重。無論是保護世俗利益,還是決定西藏的走向,他們都更愿意追隨英國殖民者。
以上的國際大氣候和西藏小氣候,引發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些歷史大事件。
1949年7月,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經過“扶郿戰役”,基本解放陜西,兵鋒直指蘭州。
聽到這個消息,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擔心解放軍進藏,便驅逐了南京國民政府的駐藏代表,開始謀求所謂的“西藏DL”,并向印度討要武器裝備,武裝訓練了一部分藏軍。
而十世班禪聽聞解放軍西進,立即派人到西寧打探消息,得知我黨有“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的政策以后,十世班禪親自到西寧,和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廖漢生見面,表示愿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
10月1日,教員登上北京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繼續在錯誤的道路上狂奔,他們分別向英國、美國、新中國發電,表達了堅決維護獨立的態度,要對解放軍進藏部隊做出毫無保留的抵抗。
這種態度,其實就是出賣祖國的利益,以帶領西藏倒向英美為條件,換取英美向新中國施壓,進而維護他們統治西藏的政治權利、盤剝農奴的經濟利益。
十世班禪則緊跟時事,給教員和朱老總發去賀電。
新中國剛剛成立,事務非常繁重,但教員和朱老總仍然抽出時間,斟字酌句的給十世班禪復電。十世班禪非常高興,認為這是教員和朱老總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承認了他的合法地位。
經此一事,十世班禪感覺自己做對了,更堅定的站在新中國一邊。
事情走到這一步,新中國要解放西藏,就不像明清一樣簡單了。
一方面,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以英美為靠山,新中國要解放西藏,就必須尋求蘇聯的支持。
于是在1950年1月,教員訪蘇期間和斯大林提議,把蘇聯援助的空軍團交給劉伯承,用來解放西藏。斯大林同意了教員解放西藏的意見,但空軍團是否調到西南,還需要再商議。
西藏的海拔高,藏軍的實力弱,能否用到空軍還不一定,所以教員沒有在空軍團的問題上糾纏。在他看來,斯大林支持新中國解放西藏,新中國在外交層面不是孤立無援,足夠了。
另一方面,既然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投靠英美,那么他們能走到哪一步,英美是否直接出兵,都是未知數。一旦他們宣布“西藏DL”,并得到以英美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承認,再想解放西藏就麻煩了。
新中國必須速戰速決,在他們造成“獨立”的事實以前,派解放軍進駐西藏,造成解放西藏的既定事實,才能在這場博弈中占據上風。
總而言之,解放西藏不僅是新中國的內部矛盾、鞏固國防的重要環節,更是美蘇爭霸的一部分、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博弈的一部分、百年來中國反抗殖民壓迫的一部分。
3
盡管解放西藏的核心要求是“快”,但教員并沒有一味求快,而是極力創造各種有利條件,保持自己的節奏感,穩中求快。
自從斯大林表態支持新中國解放西藏,1950年1月2日,教員就在莫斯科發出指示——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戰軍(西南軍區)為主、西北局和第一野戰軍(西北軍區)為輔,準備進軍西藏。
根據教員的命令,半月后,西南局決定以駐四川的第18軍、駐云南的第14軍42師126團執行進藏任務,并成立中國共產黨西藏工作委員會,第18軍軍長張國華為書記、政委譚冠三為副書記。
這是在軍事上積極備戰。
1950年5月,教員又給西南局做出指示:“只要西藏方面準許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我們方面則可承認西藏的政治制度,連同達賴的地位在內,以及現有的武裝力量、風俗習慣概不變更,并一律加以保護。”
次月,西南局擬定了針對西藏的十條政策,包括西藏人民團結起來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實行區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政治制度不變、西藏人民提出要求時再進行社會改革等等。
這是在政治上爭取和平解決。
不疾不徐、先禮后兵是教員的一貫風格。
原本“和平解決”是代價最小的一種方式,但西南局派出代表赴拉薩談判的時候,西藏的噶廈政府殺害了前去聯絡的工作人員,阻斷了“和平解決”這條路,然后把三分之二的藏軍調到昌都,共計8000人。
曲靖是云南的門戶,漢中是四川的門戶,潼關是陜西的門戶,同樣的道理,昌都就是西藏的門戶要地。
噶廈政府把藏軍主力調往昌都,顯然是不接受和平談判,要武力對抗新中國。
既然如此,教員便放棄和平談判,命令進藏部隊專心備戰,以武力解決問題。
西藏的自然條件惡劣,社會環境復雜,備戰要解決的問題非常多。在這個過程中,教員沒有一句催促,而且要什么給什么,盡最大的努力滿足進藏部隊的精神、物資需求。
說起來大家可能不信,進藏部隊的第一個困難,其實是恐懼心理。
第18軍源自抗戰時期的晉冀魯豫根據地,參加過千里躍進大別山、淮海戰役、渡江戰役、衡寶戰役、成都戰役,全軍共2.96萬人。
但就是這么一支轉戰千里無敵手的部隊,解放成都以后,普遍滋生了享樂思想,不愿意再過苦日子,現在聽聞要進藏,很多官兵都有抵觸情緒。而且對于內地來說,西藏一直籠罩著神秘色彩,部隊官兵不知從哪聽到一些神神叨叨的謠言,內心有些恐懼,害怕進藏。
部隊出現這樣的情緒,是不可能進藏的,于是張國華和譚冠三做了三件事——
1、教員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務必使同志們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張國華和譚冠三就用“兩個務必”教育全軍官兵,要求他們服從中央的指示。
2、評選渡江以來的模范功臣,借此激發全軍官兵的英雄主義氣概,鼓勵他們再立新功。
3、在誓師大會上,張國華背著年僅三歲的女兒上臺,表態要帶著女兒一起進藏,生則同生,死則同死。譚冠三則說:“這次出征,如果我為國捐軀了,請同志們一定把我埋在西藏。”
聽完張國華和譚冠三的話,全軍感動不已。
正是通過這三件事,第18軍官兵才消除畏難情緒,決心進藏,為新中國再立新功。
進藏部隊的第二個困難,是對西藏很陌生,不知進藏工作從何處著手。
針對這個問題,張國華和譚冠三成立了政策研究室,號召全軍官兵學藏文和藏語,并邀請熟悉西藏的人士舉行座談,得到任何有用的內容,都要總結成文,向全軍官兵宣傳。
為了更全面的了解西藏,他們還成立先遣支隊,奔赴甘孜、巴塘等地,調研西藏的政治、經濟、地理等情況,調研結果同樣要總結成文,向全軍官兵做宣傳。
就這樣,不到半年時間,第18軍官兵就對西藏有了基本的了解。
在這樣的基礎上,張國華和譚冠三又帶領官兵進行了雪地戰斗、森林戰斗、騾馬保護、高原疾病防治等訓練,為進藏做了充分的技術準備。
進藏部隊的第三個困難,是交通不便。
那時進藏的起點是雅安,但因為國民政府的不作為,導致雅安到甘孜沒有公路、甘孜到昌都沒有公路、昌都到拉薩更沒有公路。
沒有公路就不能運送物資,戰役無法展開,即便第18軍強行進藏,也會因為缺乏物資而無法常駐。
修公路,成了進藏的當務之急。
教員為此專門做出指示:“為了幫助兄弟民族,不怕困難,努力修路”,第18軍官兵為完成教員的指示,提出“讓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的口號,用4個月的時間,修通了雅安到甘孜縣的公路,全長600公里。
有了公路,中央軍委專門調撥的數百輛汽車,就能把西南各地籌集的萬噸物資,從雅安運送到甘孜縣,使第18軍官兵和后勤物資更靠近前線。
解決了這三個困難,第18軍進藏便暢通無阻,只等一聲令下。
4
昌都是西藏的門戶要地,第18軍進藏,首先要解放昌都。
西南軍區(第二野戰軍改編)的劉、鄧、賀等同志認為,戰役一旦開始,藏軍就會發現解放軍的實力強大無法抵抗,他們會以小部分兵力控制要點,再分小部分兵力游擊騷擾,主力部隊則經兩條路線后撤,保存實力——
其一是向西,經恩達縣、類烏齊縣退至拉薩。
其二是向南,經八宿縣退至拉薩,或者經八宿縣繼續向南,退至中緬邊界的察隅縣。
根據這樣的判斷,他們指示張國華和譚冠三,解放昌都的時候,不能正面猛攻,重點是各部隊迂回前進,切斷藏軍的退路,再分割包圍聚而殲之。
張國華和譚冠三根據西南軍區的指示,決定把解放昌都的部隊分成北集團和南集團,并做了具體的戰役部署——
第52師154團和2個連組成北集團右路軍,自鄧柯縣渡金沙江,和西北軍區的騎兵支隊會師以后,直插類烏齊縣和恩達縣,切斷藏軍西部的退路。
第52師機關和第156團、155團、軍屬炮兵營組成北集團中路軍,自鄧柯縣渡金沙江,直搗昌都。
第54師炮兵連和軍屬偵察營、工兵營組成北集團左路軍,自德格縣渡金沙江,經江達縣直奔昌都,配合中路軍作戰,同時以一部分兵力迂回到昌都以南,切斷藏軍南部的退路。
第53師157團、炮兵連、工兵連組成南集團右路軍,自巴塘縣渡金沙江,直出八宿縣,切斷藏軍向南撤退的道路。
第14軍42師126團組成南集團左路軍,自云南貢山縣沿著怒江北上,到達瀾滄江畔的德欽縣以后,繼續向西北佯動,威懾察隅縣。
你看看,從戰略判斷到戰役部署,主攻、佯攻、迂回、穿插、圍堵,方方面面都考慮到了。
1950年10月6日,昌都戰役正式開始,五路大軍按計劃分別突進。
北集團右路軍自鄧柯縣渡金沙江,先向西北行軍,到青海玉樹和西北軍區的騎兵支隊會師,然后調頭南下,以每人負重40公斤的強度,每天強行軍60公里,終于在18日搶占恩達縣、類烏齊縣,完成任務。
這么高強度的行軍,代價就是北集團右路軍掉隊三分之一,600人的騎兵支隊,跑死500匹戰馬,只有100名有馬騎兵和100名棄馬步行的騎兵抵達戰場。
北集團左路軍和北集團中路軍,付出差不多的代價,也在19日黃昏抵達昌都。
南集團左路軍于12日抵達德欽縣,等待命令,南集團右路軍是15日抵達八宿縣的,即北集團的三路大軍尚未開戰,藏軍向南撤退的路就被封死了。
至此,五路大軍把紙面上的戰役部署,變成現實。
10月20日晨,經過一夜的激烈戰斗,昌都的藏軍兵敗如山倒,想逃,卻發現所有的退路都被封住,有種插翅難飛的無力感。
走投無路之下,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命令剩余的兩千余藏軍,放下武器,向解放軍投降。
截止到24日,解放軍累計擊斃藏軍5700余人,繳獲山炮3門、重機槍9挺、輕機槍48挺、步槍3000支,基本摧毀藏軍的主力部隊,奪取昌都,打開西藏的門戶。
將近10個月的準備,只為這18天的綻放,李世民擊敗劉武周的“柏壁之戰”,也不過如此了。
而在“昌都戰役”結束以后,進藏部隊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修路。
他們用幾個月的時間,修建了甘孜到昌都的公路,并動員了藏族同胞的2.5萬頭牦牛,把甘孜的5000噸物資運到昌都。
明朝的傅友德、沐英、藍玉攻克曲靖,云南就成了囊中之物,現在解放軍解放了昌都,西藏的噶廈政府也沒有了回天之力。于是在1951年春,他們開始響應新中國“和平解放西藏”的號召,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代表團,到北京談判。
5月23日,雙方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和平解放。
事實證明,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求團結則團結亡。如果沒有“昌都戰役”殲滅藏軍主力,和平解放西藏,不可能這么順利的。
雖說西藏和平解放了,但事情仍然沒有結束。
那時“抗美援朝”已經開始,為了防止英美國家挑唆反動分子掀起叛亂,教員決定,派5支部隊進駐西藏,控制關鍵要地——
第18軍大部留守昌都,并維護公路,保證甘孜到昌都的交通順暢。
第18軍52師154團、155團經丁青、邊壩、沙丁、太昭進駐拉薩。
第14軍42師126團,進駐察隅縣。
西北軍區再出一支騎兵支隊,自新疆于田縣出發,進駐阿里地區。
青海獨立支隊自都蘭縣香日德鎮出發,經通天河、唐古拉山、拉薩,進駐日喀則。
這五支部隊,既控制了西藏的門戶昌都,又占據了西藏的大城拉薩和日喀則,同時還堵住西藏的西北、東南要害,可謂是以極少的兵力控制著極大的領土。
教員的地緣政治素養,簡直令人嘆為觀止。
而第18軍的部隊抵達拉薩以后,立即開始勘探地形,準備修建昌都到拉薩的公路,確保內地的物資可以直接運到拉薩。后來經過數十年的整修、開拓,昌都和拉薩之間,最終形成這樣一條公路大環線——
5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第18軍改組為西藏軍區,張國華出任司令員、譚冠三出任政委,阿沛·阿旺晉美以藏族代表的身份,出任第一副司令。
他們的名字,都深深的寫在西藏的歷史上。
但根據和平解放的協議,西藏的社會制度不做變動,西藏大部分地方的行政事務,仍然是噶廈政府負責。中央人民政府只是成立了直接領導的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做為對噶廈政府的制衡,恢復了十世班禪的地位,做為對達賴喇嘛的制衡。
直到1959年3月17日,達賴喇嘛叛逃到印度,才打破這種平衡。
因為他先違反了和平解放的協議,于是在3月28日,周總理簽署國務院令,宣布解散噶廈政府,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政府職權。這就繼軍事上解放西藏之后,又在政治上解放了西藏。
緊接著,西藏開始了土改運動,并廢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在社會層面解放了西藏。
從此以后,敲骨吸髓的奴隸主沒有了、人皮唐卡沒有了,那骷髏筑成的八百里獅駝嶺,終于化為佛光漫天的靈山勝境。
到了這個時候,西藏才真正獲得解放。
算算時間,將近十年了。
1960年,作曲家馬倬到西藏采風,聽到青年歌唱家常留柱演唱的《山南古酒歌》,非常感興趣,便把這首歌的詞、曲都做了修改,成了一首全新的歌曲。
四年后,北京舉行全國文藝匯演,按照規定,業余歌手才能參加,常留柱偏偏是一位專業歌手。于是西藏選了一位業余歌手進京參演,大獲成功。
那位業余歌手的名字,叫做雍西,她的女兒名叫韓紅。
而她演唱的歌曲,就是馬倬用《山南古酒歌》改編的《北京的金山上》——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陽
多么溫暖 多么慈祥
把我們農奴的心兒照亮
我們邁步走在
社會主義幸福的大道上。
人心至此,西藏這個亞洲東部的“上黨”,新中國是徹底占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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