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列強為奉系軍警暴力搜查蘇聯大使館、逮捕李大釗大開方便之門，自導自演這出“請求搜查—給予授權”的丑劇，實是以奉系軍閥為爪牙和打手扼殺中國革命，消滅對使館界、《辛丑條約》及其在華利益特權的“威脅”。

　　1927年4月6日，在奉系軍閥張作霖主導策劃下，京師警察廳總監陳興亞帶領警察、憲兵、便衣偵探闖入東交民巷蘇聯駐華大使館西院進行搜查，逮捕包括李大釗同志在內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國民黨左派人士及使館工作人員等80余人。4月28日，李大釗、范鴻劼等20名革命者被奉系軍閥組織的特別法庭判處絞刑，英勇就義。這一震驚中外的事件表面是奉系軍閥所為，實際整個過程都有帝國主義列強的深度參與。

　　反共反蘇是合謀基礎

　　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沉重打擊帝國主義世界體系，推動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發展，鼓舞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爭。帝國主義國家對新生蘇俄政權采取敵視、干涉和封鎖政策。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矛盾激化，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關系更趨緊張。如英國政府雖于1924年初承認蘇聯并與之建交，但同年底保守黨上臺并拒絕批準《英蘇條約》，1925年后又積極策劃建立反蘇同盟。蘇聯工人對英國煤礦工人罷工運動的聲援和對中國革命運動的支持同情，使得帝國主義國家更加敵視蘇聯。1927年，蘇聯駐英貿易機構遭到無理搜查，英國政府還撕毀《英蘇貿易協定》，與蘇聯斷絕外交關系。而美國誣蔑蘇維埃政權為“紅色恐怖”，視社會主義為“真正的敵人”、馬克思主義是“最大的威脅”。1924年后，雖美蘇經貿關系有所緩和，但美國依然拒絕與蘇聯建立外交關系，把蘇聯改變社會制度作為兩國關系正常化的先決條件。時任美國總統柯立芝在國會咨文中宣稱不打算與拒絕承認所謂“國際義務”的政府建立關系。

　　隨著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達成，國民革命運動和反帝愛國運動蓬勃發展，帝國主義列強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獲得蘇聯支持同情的中國革命視為在華特權和利益的最大威脅。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后，英國駐華公使麻克類宣稱，“中國現時不安情形之造成有二大原因：一為中央政府之脆弱，一為社會主義精神之發生”，強調共產主義是列強和軍閥政府的共同敵人和主要危險。西方在華人士還大肆籌劃建立“反赤”組織。如1926年3月，在上海的英、法、日等國人士“組織一護憲會，以抵制過激主義”，總部設在上海，于中國各大城市均設立分會。

　　與此同時，以帝國主義為靠山的各路軍閥為對抗國民革命，同樣大肆反蘇反共，并在“反赤”名義下進一步勾結。1926年4月，直奉聯軍占領北京，奉系軍閥張作霖以“宣傳赤化”為名查封《京報》報館，殺害主筆邵飄萍。5月，直、奉、晉系軍閥在北京成立“討赤各軍聯合辦事處”，各派駐一全權代表，“謀軍事上之統一，以期徹底的討伐赤化”。8月，魯系軍閥張宗昌殺害抨擊軍閥統治的《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11月，奉、魯系軍閥及吳佩孚、孫傳芳、閻錫山等人的代表召開軍事會議，公推張作霖為“全國討赤聯合軍總司令”（后稱“安國軍總司令”），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閻錫山為副總司令。雖然1927年初奉、吳、閻“三角討赤聯盟”因奉吳河南戰爭而解體，但縱觀以奉系為首的軍閥以“反赤”為招牌的相關行動，其根本目的正是對抗革命運動、強化反動統治。

　　由此可見，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中外反動勢力在反共反蘇上有了合作的基礎。奉系為爭取帝國主義國家對其“反赤”的支持，還進行大量游說活動。1924年11月，張作霖與美國駐華臨時代辦邁耶談話，稱“目前最嚴重的威脅是‘布爾什維克問題’”，強調中國“赤化”對美國等列強在華利益構成威脅，“蘇聯的在華活動已大大危及在華外國人的生命和財產”，“最大的危險是孫逸仙與蘇聯人的聯合”。張作霖慫恿列強駐華公使“在布爾什維克問題上采取一個明確的立場”，暗示自己一定配合進行反蘇反共活動：“假如外國代表不這樣做，那么他就無法明確自己的政策。如果外交代表們這樣做了，他就會采取一個明確的立場。”中外反動勢力不僅在“反赤”認識上具有高度一致性，而且已經有相互配合、開展協作的傾向。

　　雙方合謀進行搜查逮捕行動

　　1924年國民黨一大后，李大釗成為國共兩黨北方地區革命活動的實際負責人。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北京形勢日趨緊張。3月下旬，已遭通緝的李大釗將國共兩黨北方工作領導機關遷入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西院原俄國兵營內，繼續斗爭。至1927年初，李大釗領導的革命活動有力地配合北伐戰爭，奉系軍閥的統治已經搖搖欲墜。為此，張作霖再次以“反赤”為借口尋求與列強合作。對李大釗的抓捕正是中外反動勢力合作“反赤”的具體表現。

　　為抓捕李大釗，奉系軍閥與列強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國共兩黨北方工作領導機關搬入東交民巷后，法國和日本使館人員發現有中國人頻繁出入蘇聯大使館舊兵營，夜間也經常舉行會議，便立即將這一情報通報給安國軍總司令部外交處處長吳晉。帝國主義列強明面上禁止中國軍警進入使館界，為了解蘇聯大使館的情況，奉系軍警事先請熟悉東交民巷者“為之畫圖”，4月6日即“按圖把守”、進行搜查。

　　由于進入東交民巷抓捕李大釗牽涉各國駐華使館及擁有一系列特權的使館界，奉系軍閥繼續有針對性地開展游說。1927年1月，英國駐華公使藍普森向外相張伯倫報告，“張元帥的密使吳晉向我初次提起關于蘇聯駐華使館的活動，他宣稱，那是反對英國及其他密謀的中心。他詢問，外交公使團能否采取某種措施懲處蘇聯使館，或者，他們能否允許張元帥查抄它”。此后，吳晉多次就“反赤”問題與各國使館溝通，向外交團領銜公使、荷蘭公使歐登科指控“蘇聯人正在濫用使館區的庇護，組織暴動”，“有四千只手槍被偷偷運入舊帝俄警衛兵營，從那里分發給在北京的騷亂分子”，表示“特別希望抄查道勝銀行，期望在那找到武器和重要文件”。

　　經過煽動和游說，4月初，外交團決議與奉系軍閥合作：“如果使館區的優惠待遇被用于反對當地政府，那么整個使館區的法律地位將受到危害。于是，會議一致同意，如果中國警方能提供適當的搜捕令，將由領袖公使授權其進入任何令人懷疑的蘇聯私人地產，特別是搜查令所提到的地方。”外交團心知肚明，軍閥政府對《辛丑條約》的承認是維持使館界“法律地位”的必需。而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欲推翻軍閥統治，也將動搖不平等條約及列強在華特權。帝國主義列強為奉系軍警暴力搜查蘇聯大使館、逮捕李大釗大開方便之門，自導自演這出“請求搜查—給予授權”的丑劇，并非允許奉系軍閥染指由他們嚴密控制的使館界，而是以他們為爪牙和打手，試圖扼殺中國革命這一“心腹大患”，消滅對使館界、《辛丑條約》及其在華整體利益的“威脅”。

　　4月6日上午，京師警察廳按照雙方商定的“劇本”開始行動，向外交團提供了所謂“適當的搜捕令”，指控共產黨人“煽惑學生、工人，為擾亂北京之預備”，“此等過激思想專以迫害僑民、破壞秩序為事，近來漢口、滬寧等處，黨軍所至，中外人民皆受其迫害”，“其關系于各友邦僑民之安全者，尤非淺鮮”，要求搜查“遠東銀行、道清銀公司及庚款委員會舊址一帶房舍”。搜捕令通篇強調“赤化”對列強僑民和在華利益的危害，刻意提及兩周前的“南京事件”，煽動帝國主義列強對北伐戰爭的敵視和干涉。而領銜公使歐登科收到搜查令后，立即代表外交團在搜查令第一頁寫下允許奉系軍警進入使館界的指示并簽字。這份搜查令及上面的簽字是軍閥和帝國主義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又一有力證據。

　　搜捕過程中的諸多細節也間接證明中外反動勢力事前的合謀。如荷槍實彈的奉系軍警進入東交民巷時，安國軍總司令部外交處處長吳晉赴荷蘭使館指揮。奉系軍警進入東交民巷時皆系紅繩，便于列強識別身份。大批軍警闖入蘇聯大使館西院時，東交民巷所雇巡捕加崗布哨，毗鄰蘇聯大使館的英國使館高墻上還出現全副武裝的士兵，既有監視并防止事態擴大的考慮，又間接幫助奉系軍警順利完成搜捕、防范被捕者逃脫。

　　抓捕行動后的密謀

　　搜查過程中，奉系軍警不僅闖入在搜查令中指明的遠東銀行、道清銀公司及庚款委員會舊址，還闖入蘇聯大使館武官辦公室、商務代表處和使館雇員住宅，實際搜查了整個蘇聯大使館西院（舊兵營）。4月6日晚，領銜公使歐登科向中國外交部遞交照會、提出抗議，稱奉系軍警“超越了所授權的范圍”。這一抗議一方面是為了表達對奉系軍警未按議定“劇本”行事、挑戰外交團權威的不滿，另一方面也是掩耳盜鈴，部分撇清自身對搜查活動的責任。但當奉系軍警發現搜獲的“叛亂用”武器數量遠遠低于其指控時，外交團又同意將原先的搜查許可延展兩日，以便軍警“搜查”更多證據。可見所謂“抗議”很大程度上是表面的粉飾，并不影響外交團對奉系軍警“反赤”活動整體上的配合與支持。

　　為了向帝國主義列強展示“反赤成果”，制造殺害李大釗等人的充足理由，張作霖竭力在查抄所獲的大批文件中搜尋所謂“赤化”活動危及列強在華利益的“確證”。他命察哈爾外交特派員張國忱擔任蘇聯使館文件編譯會會長，指示注意搜查“激起國際上的注意”的“宣傳赤化的材料”。在張作霖授意下，張國忱與白俄記者米塔列夫斯基等合作偽造文件《致駐華武官訓令》，污蔑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煽動“排外”、是1927年3月24日“南京事件”的“始作俑者”。《致駐華武官訓令》還成為同年英國宣布與蘇聯斷交的借口之一。

　　與此同時，帝國主義列強深度參與搜捕所獲材料的處理工作。美國公使馬慕瑞向美國政府匯報稱，文件處置工作是在美國陸軍上尉約翰·拉泰指導下進行的。20世紀50年代拉泰回憶，當時他與法國、英國武官首先被允許查看這批文件，受到張作霖的歡迎，“我們答應全力合作。在我的外國血統的隨員中有一位精通俄文。他被指派負責這項工作，挑選更重要的文件，對某些原件拍照，把文件翻譯成英文”。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等革命者被奉系軍閥掌控的特別法庭判處絞刑，英勇就義。這次審判以及行刑并未公開，但2011年，河北樂亭李大釗紀念館有關工作人員在荷蘭國家檔案館發現一批奉系軍閥查抄自蘇聯大使館的材料，其中還有一組非常清晰的李大釗等人就義前的照片。這說明，圍繞如何處置李大釗等人問題，張作霖與領銜公使、荷蘭公使歐登科有密切溝通，甚至在殺害李大釗問題上獲得帝國主義列強的所謂“諒解”和“默許”，并以李大釗的鮮血向他們邀功請賞。

　　反動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合謀導致中國革命的重大損失。血的事實證明，在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近代中國，中國人民欲爭取徹底的獨立和解放，一方面必須推翻實行獨裁恐怖統治、肆意迫害進步力量、不惜與帝國主義勾結的封建軍閥，另一方面更須驅逐作為軍閥統治支持者、敵視中國革命的列強勢力，廢除其一切在華特權。雖然反動軍閥和帝國主義卑劣地剝奪了李大釗的生命，但他作為反帝反封建事業的先驅、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最早傳播者、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的功勛卻永世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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