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實踐，不僅掃除了封建殘余，保障了婦女的政治、法律和社會權利，同時也在消滅私有制的基礎上，鏟除了性別壓迫的社會根源，實現了婦女的根本性解放。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女權主義話語和理論范式的涌入，否定了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歷史功績，用西方女權主義/女性主義話語消解了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要明確新時期中國婦女解放的道路和方向，就必須回應對于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種種質疑，重新回顧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路徑與經驗。

　　【來源】《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1年第12期

　　婦女解放運動是中國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自覺擔負起了推動中國婦女解放的重任，領導包括婦女在內的各階層群眾探索出了一條婦女解放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社會主義運動緊密結合起來的道路，使得被壓迫數千年的婦女實現了根本性的解放。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在冷戰背景下形成的西方女權話語和理論范式的涌入，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婦女解放運動遭受到了很多的質疑和否定。這些錯誤觀點的廣泛流行，匯入了同時期興起的歷史虛無主義大潮，產生了廣泛的消極影響。在全黨集中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活動之時，重新回顧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婦女解放運動的路徑、經驗與成就，回應對于婦女解放運動的種種質疑，對于正確認識和評價新中國史，明確新時期中國婦女解放的道路和方向，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

　　一、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

　　19世紀之后，伴隨著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擴展，女性逐漸地從家庭走向社會，開始思考自身的地位與價值，追求與男性平等的地位。隨著“自由、平等、人權”等啟蒙思潮的傳播，部分覺醒的歐洲婦女發起了女權主義運動，形成了第一次女權主義浪潮，即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自由主義女權主義以啟蒙理性為其思想基礎，把女性受壓迫的根源歸于男女之間不平等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主張爭取同男性同等的“機會均等”的權利。她們發動了為婦女爭取婚姻自由權、選舉權、參政權、就業權以及受教育權的一系列運動。自由主義女權主義雖然看到了女性在政治/法律層面所受到的壓迫，但是這種壓迫背后更深層次的根源就被忽略和遮蔽了。這種運動絲毫沒有觸動壓迫婦女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因而不可能導致婦女問題的根本解決。

　　伴隨著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社會主義婦女運動也隨之發展起來。馬克思主義以唯物史觀為方法，在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剝削的秘密、指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同時，也為婦女解放事業提供了嶄新的視角。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等著作中，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了婦女解放運動的積極意義，把婦女解放的程度視為“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他們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分析方法，分析了婦女受壓迫的根源、爭取婦女解放的途徑及未來方向，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對世界范圍內對婦女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一，私有制是婦女受壓迫的根源。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多數學者都把婦女受壓迫的原因歸因于男女生理上的差別或者抽象的人性論。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資本剝削工人階級秘密的過程中，也揭示了婦女受壓迫的根源——私有制。在他們看來，婦女被壓迫并不是亙古不變的必然現象，也不是在人類社會中永存的自然法則，而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所產生的現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指出，性別壓迫是伴隨著階級壓迫的產生而產生的，“在歷史上出現的最初的階級對立，是同個體婚制下夫妻間的對抗的發展同時發生的”。伴隨著私有制的出現和階級分化的產生，氏族的集體共同勞動被以個體家庭為單位的勞動所取代。在體力上更有優勢的男子隨之取得了對家庭財產的所有權和支配權，男性對女性的性別壓迫也隨之產生。馬克思恩格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視角的分析，跳出了從男女生理差別出發來理解婦女被壓迫根源的狹隘眼界，從而避免了將性別對立“自然化”和永恒化的困境。

　　第二，婦女解放運動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既然婦女被壓迫的根源是私有制，那么要實現婦女的徹底解放，就不僅要實現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男女平等，而且要打破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度和階級結構。因此，婦女的性別解放和無產階級的階級解放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馬克思主義反對女權主義者要求將婦女運動獨立于工人運動之外的要求，而堅持兩者斗爭的一致性。恩格斯曾經尖銳地批評那種脫離階級議題的性別運動(即“所謂爭取婦女權利的特殊的運動”)純粹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把戲”，并認為這種運動“就會很快退居次要地位”。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都明確地將婦女解放列入其政治綱領，社會主義運動成為婦女實現解放的主要推動力量。

　　第三，婦女參與社會公共勞動和家務勞動的社會化是其獲得解放的前提。在私有制社會中，婦女被排斥在社會公共勞動之外，而主要從事與人的生產、養育、照料、陪護等與勞動力再生產相關的勞動。盡管資本主義所造就的市場“脫嵌運動”，使得土地、勞動力、貨幣等人類社會的大部分領域都被市場所滲透，但家庭依然屬于市場體系之外的私人領域。這種局限在私人領域中的無酬勞動使得婦女喪失了獨立的經濟地位，淪為了男性的依附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只要婦女仍然被排除于社會的生產勞動之外而只限于從事家庭的私人勞動，那么婦女的解放，婦女同男子的平等，現在和將來都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實現，一方面使得婦女可以廣泛參與到社會公共勞動中，從而獲得獨立的經濟地位，另一方面也會改變和消解家庭的職能，家庭內部的再生產勞動和家務勞動，逐漸從私人性質的勞動轉變為社會必需的公共勞動，女性也就可以徹底地從家庭中解放出來。

　　二、新中國婦女解放的路徑與經驗

　　晚清以來，在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過程中，女權主義思潮也逐漸傳入中國。早期女權主義思潮主要是流行于上層婦女中的資產階級女權主義，其主要目標是追求與男性平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權利。盡管資產階級女權主義在反對封建主義的問題上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它沒有觸及根本性的社會制度和階級結構，而只是主張對一些具體的、枝節的問題進行改良，因而并不能真正改變婦女的命運。伴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也在這個過程中被引進到中國。1919年的五四運動不僅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也揭開了無產階級婦女解放運動的序幕。李大釗、陳獨秀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應用于對中國婦女問題的分析之中，批評了資產階級女權主義的歷史局限性，分析了婦女被壓迫的根源以及婦女解放的根本出路，為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的中國化奠定了基礎。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國婦女解放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中國共產黨所推動和領導的婦女解放運動的實踐，并沒有教條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本，也沒有照搬蘇聯的模式和經驗，而是在深入分析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基礎上探索出了一條把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民族解放有機結合在一起的道路。這條具有性別、階級與民族多維性質的婦女解放路徑，“直接質疑了西方自由/本質女性主義普世化的假設”，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婦女解放實踐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路徑和模式。這條道路在推動婦女解放的同時，也把婦女廣泛地動員起來，成為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推動因素。

　　在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轟轟烈烈的婦女解放運動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這場運動既是一場反對封建父權制的性別革命，也是一場反對私有制的社會革命。它一方面掃除了封建殘余，打破了毛澤東所說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四條繩索對婦女的壓迫，同時也推動了廣大婦女從家庭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廣泛參與社會公共勞動，獲得與男性平等的經濟權利和社會地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新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用幾十年的時間取得了西方國家婦女通過兩百年的斗爭才取得的成就，使得占世界婦女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婦女得到了徹底的解放，達到了一個工業化落后而封建傳統深厚的前現代國家所能達到的最高限度，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肯定。對于這場偉大的社會革命，我們主要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具體闡述。

　　第一，實現婚姻解放，保障婦女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權利。在新中國成立前，廣大婦女被束縛在封建婚姻關系中。這種以夫權為中心的婚姻制度，要求婦女恪守“三從四德”的封建禮教，剝奪了男女的婚姻自由，釀成了無數的人間慘劇。1950年5月，新中國頒布了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宣布廢除封建婚姻制度，明確“禁止重婚、納妾”，保障男女平等、戀愛自由和婚姻自主。這部以反封建婚姻為主題的法律，從根本上解除了一夫多妻制、買賣婚姻等封建傳統對婦女所造成的苦難，使婦女獲得了徹底的婚姻解放。在實現婚姻解放的同時，婦女的政治和社會地位也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參政比例不斷提高。從1951年到1978年，國家機關中女干部的人數從36.6萬增加到1978年的447萬人，在縣委班子成員中的比例由1955年的0.76%上升到1976年的8.38%，在國家領導人中也出現了很多女性身影。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還通過大規模發展婦女掃盲班、全民保健和防疫等手段，降低了婦女的文盲率和孕產婦死亡率，為婦女的解放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

　　第二，生產的社會化與婦女廣泛參與社會公共勞動。在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條件下，婦女被排斥在生產勞動之外。作為主要生產勞動力的男性，掌握著家庭的經濟大權，享受著“一家之主”的地位。在新中國成立后，土地改革以及隨后開展的農業合作化運動賦予了農村婦女以獨立的經濟地位。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提出了人均分配土地的原則，確保農村婦女和男子一樣分得土地，“到1952年土改基本完成時，全國參加農業生產的婦女約占農村婦女勞動力的60%左右，工作好的地區則達80%-90%。”在隨后開展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自然經濟條件下以個體小家庭為單位的農業勞動逐步轉化為社會公共勞動。家庭不再是獨立的經濟單位，附著在個體家庭之上的“父權”也隨之瓦解。婦女和男性成為平等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成員，享受著“同工同酬”的勞動待遇。同時，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大量婦女進入了國有企業以及各種機關、事業單位。1952年在全民所有制企業中工作的女職工約有150 萬人，到1976年猛增到2036萬，女職工比重達到了28.3%。除了全民所有制企業外，大量城鎮婦女被安排在街道工廠等集體所有制企業就業。

　　第三，集體福利事業的發展與婦女從家庭中的解放。在新中國工業化建設的過程中，伴隨著廣大婦女對生產勞動的積極參與，嬰幼兒照料以及養老、做飯等家務勞動的問題逐漸凸顯出來。婦女在勞動生產中的角色，與作為母親、妻子的傳統性別角色發生了沖突，這種角色沖突既制約了婦女解放的進程，也對工業化建設產生了消極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集體福利事業的發展，并賦予其積極意義。在黨和政府的推動下，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養老院等集體福利事業廣泛地發展起來。如在1960年前后，北京市已經建立起了12000個集體食堂，1200個服務修理組，18000多個幼兒園、托兒所，收托61萬兒童。在國企和政府機關、事業單位中廣泛實行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方面的福利政策，使得原先附屬于家庭的再生產職能被剝離出來，極大地減輕了婦女的家庭負擔。正如列寧所說“公共食堂、托兒所和幼兒園就是這些幼芽的標本，正是這些平凡的、普通的、既不華麗、也不夸張、更不顯眼的設施，在實際上能夠解放婦女，減少和消除她們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方面同男子的不平等。”

　　對社會公共勞動的廣泛參與和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在使婦女獲得了與男性平等的獨立的經濟權利的同時，也打破了“男強女弱”的傳統性別角色和刻板印象。在高度強調平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傳統的父權制思想受到了尖銳的批判，形成了一種高度平等的性別文化和公共語境。在“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的口號的激勵下，婦女不再是柔弱的代名詞，而進入了以前只有男性才能進入的領域，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鐵姑娘”現象和性別文化。在各行各業中都出現了婦女的身影，如女火車司機、女拖拉機手、女遠洋輪船船長、女煉鋼爐長……在這種全新的性別文化中，婦女作為妻子、母親的傳統性別角色，以及作為男性“凝視”對象的身份被弱化了。婦女不再是依附于男性的被物化的他者，而是在參與集體勞動的過程中擁有了自身獨立的價值，“不僅成為社會主義的主人公而且成為全國模范和榜樣”。

　　三、質疑與回應：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再評價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西方女權主義理論也逐漸在一些學者的推動下引進中國。這些新的學術概念和理論范式，為中國的婦女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視角。但是這些在西方社會背景下形成的女權主義理論被強行嫁接到中國的時候，并沒有考慮中國特定的歷史傳統與文化，而是“以西方女性的生存方式作為標準來衡量中國女性的意識”。他們沒能正確評價與肯定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婦女解放運動所取得的偉大歷史功績，而是從西方視角出發提出了很多批評和指責。

　　這些質疑主要包含幾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批評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忽略了婦女的主體性，即婦女所得到的解放并不是婦女自己爭取的結果，而是國家自上而下“恩賜”給婦女的。二是批評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壓制了女性的性別特質，形成了一種所謂的“無性化的鐵姑娘”現象。三是批評新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用階級話語遮蔽了性別問題，女性所面臨的特殊問題在普遍主義的階級話語中被遮蔽了。在對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指責中，既可以看到傳統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也可以看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后在西方發展起來的激進女權主義、后現代女權主義思想的影響。這些觀點曾經一度廣泛流行，成為了歷史虛無主義者貶低、攻擊新中國歷史的重要論據。但事實上，這些觀點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站不住腳的。

　　第一，對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所謂“恩賜論”的批評，忽略了婦女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的積極的、能動的作用。從“國家/公民”二元對立的新啟蒙話語出發，一些學者把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主導下的婦女解放運動，稱之為“社會主義父權制”或“國家女權主義”中國共產黨對于婦女運動的領導，被批評為一種為了特定政治目標而“運動婦女”的行為；婦女對于社會革命和社會公共勞動的廣泛參與，也被簡單地定義為所謂“社會主義父權國家”基于對勞動力的需求而對女性身體的“征用”。這種新啟蒙話語在把國家抽象化和男權化的同時，也把婦女群體消極化和客體化了，從而“自覺不自覺地把婦女的權益和中國共產黨發起的社會主義重要運動——無論是反帝戰爭、階級革命還是經濟改革——隔絕開來甚至對立起來,似乎中國婦女完全置身于現代中國歷史之外。”

　　從形式上來看，新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確實是“國家”自上而下而推行的，但是“國家”并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作為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權，新中國的成立本身就是“包括勞動婦女在內的階級革命——以及包含在這種階級革命之內的性別革命的產物”。中國共產黨從來不是把婦女看成是革命的消極被動的客體，而是強調婦女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強調婦女的解放是婦女“在斗爭中用自己的力量取得的”。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面對廣大農村婦女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缺乏性別意識的狀況，中國共產黨充當了婦女解放的“啟蒙者”的角色。中國共產黨通過開辦婦女培訓班、識字班等形式，提高婦女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覺悟，動員婦女參與土地革命和生產實踐。在中國共產黨的教育和啟蒙之下成長起來的農村婦女，也在實際的工作和斗爭中獲得了自身的主體性。比如在土地改革運動中，飽受壓迫的農村婦女積極參加訴苦運動，往往成為“斗爭地富和訴苦的先鋒。”在大批的根據地成年男性參軍之后，農村婦女積極承擔了農村的生產勞動職責，她們種地耕田、送軍糧、做軍鞋，組織運輸隊、救護隊、慰勞隊，為革命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堅強的后盾。大量女性革命者和婦女群眾的積極參與和犧牲奉獻，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推動因素。正如杰克·貝爾登（Jack Belden）所指出的：“在中國婦女身上，共產黨人獲得了幾乎是現成的、世界上從未有過的最廣大的被剝奪了權力的群眾。由于他們找到了打開中國婦女之心的鑰匙，所以也就是找到了一把戰勝蔣介石的鑰匙。”在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婦女所獲得的權利和地位，離不開以申紀蘭、郭鳳蓮為代表的廣大婦女的辛勤奮斗和努力。黨和國家在婦女解放運動中的領導作用與婦女在這場運動中的主體性，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

　　第二，所謂婦女解放運動使女性“去性別化”的批評，事實上是基于一種狹隘的本質主義性別觀念,最后導致了“男女有別”的性別秩序的重構。女權主義/女性主義知識分子在批評社會主義婦女解放的過程中，抹去了以“鐵姑娘”為象征符號的勞動婦女在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婦女解放運動中的杰出貢獻。“鐵姑娘”從勞動婦女雙重解放的象征，轉變為“女性男性化”的象征，并刻意凸顯了女性在從事體力勞動過程中的身體傷痛。如著名女性主義學者李小江認為，兩性差異是一種“基于自然”的差異，女性擁有一些與男性不同的自然特質，而新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則將這些女性特質強行消滅了。著名社會學家鄭也夫批評新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將女子趕向社會，成為‘強人’”，導致的結果是使婦女失去了“女子的溫情”，淪落到一種“‘中性’或曰‘無性’的狀況中”。

　　這種深受西方文化女權主義思潮影響的性別觀點，把女性視為一種本質性的存在，即一個“與男性相對的固定的范疇”。他們忽視了女性之間因所處的地區、文化、階級等因素的不同所造成的差異，而構造出了一個統一的女性標準——這種統一的女性標準又落入了資本主義父權文化的窠臼。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在這些學者批評所謂“無性化的鐵姑娘”給女性帶來的身體傷痛的同時，在西方大量存在的、從事艱苦勞動的工人階級婦女并沒有進入他們的視野。他們把西方中產階級精英女性的一些性別特質，本質主義化為女性的一般本質，“女性話語始終潛在地以中產階級女性作為女性主體想象的基礎”。這種對所謂 “女性氣質”的強調，在90年代之后被新生的消費主義文化所吸納，使得女性陷入了被物化和性化的困境。作為新中國婦女解放象征的勞動婦女形象被解構了，代之以年輕、貌美、會消費的中產女性形象。這種充滿著所謂“女人味”的女性形象，意味著女性不得不以男性的凝視和審美標準來塑造自己的身體和氣質，女性重新成為了被物化的他者。正如柏棣所說，這種所謂的“女性意識回歸”和對“女人味”的強調，事實上加大了“社會性別”的分化，因而本質上是一種“去”婦女解放的過程。

　　第三，對階級議題壓制了父權制問題的批評，遮蔽了性別壓迫的階級起源，并忽視了新中國解決婦女特殊問題的努力。父權制與私有制之間的關系問題，是二戰以后西方女權主義學界討論的核心問題之一。不同流派的女權主義思潮，都對馬克思主義在婦女問題上的所謂“階級一元論”提出了批評。如激進女權主義把男女生理結構的不同視為女性受壓迫的根本原因，主張用“性別一元論”來替代“階級一元論”；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既反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階級一元論”，也反對激進女權主義的“性別一元論”，提出了階級與父權制“二元論”的理念；而深受后現代思潮影響的后現代女權主義則從根本上消解了本質主義的階級和性別概念，認為性別與階級都是在一定的話語范式中被建構出來的。這些思潮和觀點也在國內產生了廣泛回響，成為了“去階級化”的女性主義/女權主義思潮的理論資源。

　　但事實上，西方女權主義思潮對于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批評是站不住腳的：馬克思主義在把性別壓迫歸因于階級壓迫的同時，并沒有否認性別壓迫的特殊性；馬克思主義把階級解放視為性別解放的前提，也并不意味著性別解放是階級解放自然而然的結果。在階級解放完成之后，私有制社會中長期存在的男權思想和陋習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完全根除，對于婦女的顯性或隱性的性別歧視仍然存在。但是，這種性別之間的矛盾與私有制社會中父權制對女性的壓迫已經截然不同。它已經不再是一種基于階級壓迫的對抗性矛盾，而是可以在兩性的良性互動中協商解決的問題。在新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中，盡管婦女廣泛地走出了家庭、參與社會公共勞動，但家庭內部的傳統性別角色和女性的特殊負擔并沒有完全改變，很多男性仍然拒絕從事家務勞動，由此導致了婦女的“雙重負擔”。這是婦女所面臨的特殊性別問題，但是在普遍性的階級解放之中，已經蘊含著解決婦女特殊問題的可能性。一方面，在工業化進程中大量出現的雙職工現象，使得調整男女性別分工成為可能。比如在工業化程度較高的上海，男性從事家務勞動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由此形成了所謂的“上海小男人”形象；另一方面，對于尚未被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所吸納的家庭婦女，社會主義國家也承認其所從事的家務勞動的貢獻和作用。家屬成為一個被國家所承認的政治身份，從私人領域進入了公共領域。

　　結語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為中國婦女的經濟參與、政治參與和權益保障提供了一個更完善的環境。黨和政府堅持男女平等的理念，推動了維護婦女權益和促進婦女發展的制度機制建設，使得婦女以主體身份自覺地、全方位地參與、融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但與此同時，由于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和西方女權話語的滲入，婦女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權利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和挑戰。面對性別領域所出現的種種混亂狀況，我們要在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不能相互否定”重要論述的基礎上，重新回顧和發掘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歷史經驗，抵制錯誤女權思潮的影響，實現婦女進一步的解放和發展。

　　波瀾壯闊的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留給我們的啟示，可以概括為三點。第一，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實現婦女解放、維護婦女權益的根本政治保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道路，也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婦女解放。我們要旗幟鮮明地反對那種以凸顯婦女主體性的名義，取消黨和國家在婦女解放過程中的領導地位的觀點。第二，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把婦女被壓迫的根源歸結于私有制，將婦女解放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有機統一起來，避免了將性別對立自然化和永恒化的困境。否定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指導地位，必然會導致一種把男女對立起來的身份政治或激進女權主義，走入一條性別對立的死胡同。第三，必須抵制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大力推動婦女參與社會公共勞動。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滲入和影響，加重了婦女在家庭領域的負擔，形成了對婦女的就業歧視。我們要在深入認識新自由主義的現實危害性的基礎上，積極面對和解決婦女在就業過程中所面臨的種種歧視，提高婦女的經濟地位。同時，我們也要反對那種借凸顯“女性氣質”、建構所謂“有性人”的名義，將女性物化為男性凝視對象、否定女性獨立價值的觀點和做法。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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