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澤東在長沙求學時期就閱讀過駢文，也寫過駢文。據目前所見，毛澤東至少寫了4篇駢文體書信。其中，學生時代3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年代末期1篇。它們分別是：1916年6月24日和26日毛澤東致蕭子升的兩封信，1917年春毛澤東與蕭植蕃（蕭三）聯筆致白浪滔天的信，1935年12月5日毛澤東與彭德懷聯名致楊虎城的信。毛澤東致蕭子升的兩封信，內容主要是寫景、敘事和抒情；致白浪滔天的信則表達致敬、尚賢和言志。毛澤東與彭德懷聯名致楊虎城的信是一篇駢散結合之文，說理言志，文情并茂，重在曉以民族大義，表達團結抗日的愿望。毛澤東會寫駢文，可能也直接受湖湘詩詞文化，特別是滿腹經綸的曾國藩的影響，曾國藩主張詩人必須學習寫作駢文。但毛澤東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這種影響需要進一步探討。毛澤東善于駢文寫作，對他的詩詞創作也頗有助益。

　　關鍵詞：

　　毛澤東；駢文體；書信

　　毛澤東在長沙求學時就閱讀過駢文，他購買的《昭明文選》中就收錄有六朝的不少駢文。當然，毛澤東還讀過其他駢文作品，如庾信的駢賦《枯樹賦》，他晚年仍然愛讀。毛澤東對駢文亦深有研究。新中國成立后他讀《初唐四杰集》，評價王勃的詩文成就時說：“這個人高才博學，為文光昌流麗，反映當時封建盛世的社會動態，很可以讀。”毛澤東還高度贊揚王勃等人對駢文體式的獨創性貢獻：“為文尚駢，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獨創的新駢、活駢，同六朝的舊駢、死駢，相差十萬八千里。”對于為宣傳變法、寫報刊文章而創造了曾風靡全國的“新文體”的梁啟超，毛澤東評價他時亦涉及駢文。1958年4月，毛澤東在武昌同吳冷西、田家英談話時，說梁啟超“最輝煌的時期是辦《時務報》和《清議報》的幾年。那時他同康有為力主維新變法。他寫的《變法通議》在《時務報》上連載，條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駢體、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傳誦一時”。毛澤東在湖南湘鄉東山學堂讀書時亦曾熟讀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受其文風影響頗深。毛澤東從正肯定王勃創新駢體，從反面稱贊梁啟超反駢體，這種比較式評價，既體現了他對古人詩賦的大量閱讀和系統把握，也體現了他對“新文體”的諳熟，反映了他對駢文的長期關注和深刻理解。

　　由于環境的特殊，毛澤東求學時期的資料除一本在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就讀時所作的《講堂錄》外，其余遺失殆盡。他即使寫過駢文也未能保留下來。然而，他后來發表的一些文章中常常含藏駢句是顯而易見的。值得慶幸的是，現在發現毛澤東以書信形式寫過較完整的駢文，并且在1930年代中期，他寫信時亦采用了駢散結合的文體。

　　駢文起源于漢末，形成并盛行于南北朝，主要特點是講求聲律、對仗、隸事和精美。即它講究字調平仄、聲韻和諧、對仗工整、引用典故、注重藻飾。駢文注重形式與修辭技巧，雖然內容的表達相對受束縛，但藝術形式卻很突出。其文體典雅雍容、莊重工穩，用詞奢華鋪張，敘事生動形象，議論氣勢如虹，抒情感人肺腑，故發展成漢文書寫的一種典型文體。唐朝及以后各朝的詔書、奏表多以駢體文為主，成為官方信息傳播的一種重要文化工具。直至清末民初，駢文還曾時興。不過一直到清代，它才被叫作駢文。駢文又稱駢體文、駢儷文或駢偶文（駢是對偶之意），因其常用四字句、六字句，亦稱四六文，全篇多雙句（“駢四儷六”），給人一種均衡的對稱美。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對“駢”的闡釋是：“駕二馬也。從馬，并聲。”清代段玉裁在注中引《平帝本紀》中的掌故說：“併馬謂之儷駕，亦謂之駢，併、駢皆從并，謂并二馬也。駢之引申，凡二物并曰駢。”而以駢來命名文體，也確實抓住了駢體文最基本最直接的特點。一般來說，駢體文通篇的句式兩兩相對，構成了對偶，或曰麗辭、對仗，如同兩馬并駕齊驅。故《中西文化概論》一書中指出，駢文的“主要特點是以四六句式為主，講究對仗，因句式兩兩相對，猶如兩馬并駕齊驅，故被稱為駢體”。

　　駢文與賦的衍變形式各有特色。賦屬于散文的一種，不是韻文。但這兩種文體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融合后形成一種新的文體律賦。律賦借鑒詩的格式，對于用字的平仄、韻腳要求較高，但主要還是借鑒駢文對于音韻的追求。有的學者注意到駢文存在有韻與無韻的區別，如可將駢賦、箴銘、頌贊、哀祭和連珠等歸為有韻駢文，將論辯、序跋、詔令、書牘、表啟、傳狀和碑志等歸入無韻駢文。駢文家對駢文的定義各有判定，認為駢文包括駢字、駢句、駢意等形式，不僅是四六句。駢字即兩字重疊而成的語匯；駢句主要體現為四六句；駢意則是文字有幾層意思、分幾段排列寫出。

　　我們現今所見的許多著名的駢文，似乎是駢散結合，但實際上基本沒有散句，大多都有對應。當然，駢文的四六字句也不是鐵定不變的，除四字句外，也有五字句、七字句及八字句等，雖然六字與四字組合是其主體。例如，六朝駢文代表作——庾信的《哀江南賦并序》：“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日，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涂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銷，窮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平生，并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風；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除四六字句外，就有少量五字句、七字句。

　　唐朝初期文學家，如王勃等都是駢文高手，中唐以后劉知幾的《史通》亦是駢體。被譽為千古第一駢文的王勃的《滕王閣序》，其中除四六字句外，還有一字句、二字句、三字句和七字句。毛澤東極欣賞王勃的才華，曾手書過《滕王閣序》中的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毛澤東年輕時寫過駢文應是肯定的，但其駢文體作品主要見于書信之中。據目前所見，毛澤東至少寫了4篇駢文體書信。其中學生時代3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年代末期1篇。它們分別是：1916年６月24日和26日毛澤東致蕭子升的兩封信，1917年春毛澤東與蕭植蕃（蕭三）聯筆致白浪滔天的信，1935年12月5日毛澤東與彭德懷聯名致楊虎城的信。對這4篇作品，本文擬作一初步探討。

　　一、學生時代的三篇駢文體書信

　　至今尚未發現毛澤東在長沙求學時期專門創作的駢文或駢賦。但他在學生時代所寫的三封書信使用了駢文體則是明顯的。他致蕭子升的兩封信，內容主要是寫景、敘事、抒情；致白浪滔天的信則表達致敬、尚賢、言志。這3封書信的駢文體特色鮮明。

　　1916年6月24日和26日致蕭子升的兩封信，是目前見到的青年毛澤東最早的駢文體書信。6月24日的信全文如下：

　　子升仁兄如握：

　　話別之后，滯于雨，不得歸；又以萑苻不靖，烽火四起，益不敢冒險行也。五六日來，閱報讀書，亦云有所事事。然病母在廬，倚望為勞，游子何心，能不傷感!重以校中放假，同學相攜歸去，余子碌碌，無可與語。早起晚宿，三飯相疊，平居一日憎長，今如瞬息，寂歷之景，對之慘然。獨有軍士相鄰，洸洸之眾，來自嶺嶠，鳥言獸顧，不可近接，亦既知之矣。心目所遇，既多可悲，遽聞觱篥一聲，刁斗再發，余音激壯，若斗若擊，中夜聽之，不覺泣下。更可惡者，秋霖作虐，盈溝濫澮，礙人行步，不然，亦走來握手譚話矣。明日開霽，決行返舍。前托時惠德言，愿勿食信，并望愛護身體，拳拳一腔，不能畢宣。

　　澤東再拜

　　自第一師范學校 廿四日

　　通讀全文，可明顯看出這是一封駢文式書信。它看似有散行之氣，實則屬排偶之文。信中雖然有一處二字句、兩處三字句、一處五字句、一處七字句和八字句，但四字、六字句是其主體。書信用字聲韻和諧，雖然對仗不是全部工整，但引用或化用典故、隸事色彩濃，且注重藻飾，文采斐然。例如“然病母在廬，倚望為勞，游子何心，能不傷感”這一句將一位掛牽慈母的學子傷感心態盡情展出，講求對仗、聲律和諧。信中亦有不少用典。如“萑苻不靖”，典出《左傳·昭公二十年》：“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又如“余子碌碌”，典出《后漢書》：“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數也。’”再如“洸洸之眾，來自嶺嶠，鳥言獸顧”，這是化用典故，出自《詩經》中的“江漢湯湯，武夫洸洸”。嶺嶠即五嶺之別稱。嶠指高而峭之山，五嶺之主山均稱為嶠。《新唐書》有關于智戴的傳記：“煬帝弒，引其下逃歸。時盜賊多，嶺嶠路絕。”“鳥言獸顧”的“鳥言”，源自《后漢書》有關度尚的傳記：“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于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賊。”“鳥言獸顧”指軍紀敗壞的桂軍。而“遽聞觱篥一聲，刁斗再發”等皆有來歷。觱篥是我國古代的一種簧管樂器。關于刁斗，唐代高適在《燕歌行》中說：“殺氣三時作陣云，寒聲一夜傳刁斗。”總的來看，毛澤東的這封信屬駢文體。

　　1916年6月26日毛澤東致蕭子升的信，既抒情寫意，亦陳返家途中所見所聞，指斥了舊軍閥盤踞當地的軍紀敗壞行為。全文如下：

　　升兄賜鑒：

　　今朝九鐘抵岸，行七十里，宿銀田市。主人與予有故，頗安適焉。四肢之怨雖深，而靈臺之樂殊甚。洗塵振衣，捉管為書，回想昨霄今早，情景宛在，感念奚如!中途寡所見聞，然略可得而述。近城之處，駐有桂軍，招搖道涂，側目而橫睨，與諸無賴集博通衢大街，邏卒熟視不敢問。證以校內所見，信乎兩粵賭風之重也。七里鋪、姜車一帶，有所謂護國軍二股：一蘇鳴鵠所部，約千二百人；一趙某所部，數略同。聯手成群，猬居飯店，吃飯不償值，無不怨之。細詢其人，殊覺可憐，蓋盼望給資遣散而不得者也。其官長亦居飯鋪，榜其門曰某官，所張檄告，介乎通不通之間焉。一路景色，彌望青碧，池水清漣，田苗秀蔚，日隱煙斜之際，清露下灑，暖氣上蒸，嵐采舒發，云霞掩映，極目遐邇，有如畫圖。今夕書此，明日發郵，在涂兩日，二十九前后當達左右，欲以取一笑為快，少慰關垂也。

　　澤白

　　二十六日

　　毛澤東這封書信基本是四六句駢文體。書信開頭與結尾部分文采顯露：“四肢之怨雖深，而靈臺之樂殊甚。洗塵振衣，捉管為書，回想昨霄今早，情景宛在，感念奚如!”“一路景色，彌望青碧，池水清漣，田苗秀蔚，日隱煙斜之際，清露下灑，暖氣上蒸，嵐采舒發，云霞掩映，極目遐邇，有如畫圖。”這些妙章佳句，把學子回鄉將要見到雙親的愉悅心情通過景色展現了出來。雖然他在信中指責途中所見駐地亂兵胡作非為，但其后部分文辭清麗、心氣舒緩，盡展怡人景色，人似在畫中。該信也有用典。如“日隱煙斜”化用了古代詩人的詩句。唐代郎士元七律《酬王季友題半日村別業兼呈李明府》中有詩句：“村映寒原日已斜，煙生密竹早歸鴉。”以及宋代陳與義的七絕《次韻大光五羊待耿伯順之作》中有詩句：“百尺樓頭堪望遠，淡煙斜日晚荒荒。”毛澤東將其化用為“日隱煙斜之際”，更讓鄉村傍晚景色增添詩意。

　　1917年春毛澤東與蕭植蕃（蕭三）聯筆致白浪滔天的信，更是典型的駢文體，基本是四六句：

　　白浪滔天先生閣下：

　　久欽高誼，覿面無緣，遠道聞風，令人興起。先生之于黃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淚吊之，今將葬矣，波濤萬里，又復臨穴送棺。高誼貫于日月，精誠動乎鬼神，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澤東，湘之學生，嘗讀詩書，頗立志氣。今者愿一望見豐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實賜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學生  蕭植蕃  毛澤東上

　　這封信寫于1917年春白浪滔天來長沙參加黃興葬禮期間。蕭植蕃即湖南省立第一師范非毛澤東同屆的同學蕭三，時任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附屬小學教員。白浪滔天（1871—1922）即宮崎寅藏，也作白浪庵滔天，日本熊本縣人。他曾積極支持和幫助過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并參加興中會，與黃興等人交往甚密。黃興因病在上海逝世后，1916年10月其靈柩歸葬湖南。1917年2月，白浪滔天從日本來長沙參加黃興葬禮，4月回國。毛澤東和蕭三得知白浪滔天來長沙的消息后，聯名給他寫了一封信，高度贊揚他的精神品德，并表示愿去拜訪和求教。該信除稱呼與落款，信中“今者愿一望見豐采”為八字，“惟先生實賜容接”為七字外，其余皆四六言。故這是一篇典型的駢文體書信。全信用字雅致，對仗工整，亦有隸事。如“臨穴送棺”，典出《詩經》：“臨其穴，惴惴其慄。”西晉潘岳的《楊仲武誄》中亦有句：“臨穴永訣，撫櫬盡哀。”

　　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末期一篇駢散結合的書信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末期，毛澤東寫過一封駢散結合的書信。1935年11月，毛澤東等率領中央紅軍經過萬里長征到達陜北之后，取得直羅鎮戰役的重大勝利，殲滅國民黨東北軍一個師又一個團，俘敵5300余人。這為紅軍在陜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基礎。11月28日，毛澤東、朱德發表《抗日救國宣言》指出：“在亡國滅種的前面，中國人民決不能束手待斃。……現在正是要求我們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大家團結，大家奮斗，以誓死的決心以對付中國人民公敵的時候。”宣言強調：“不論任何政治派別、任何武裝隊伍、任何社會團體、任何個人類別，只要他們愿意抗日反蔣，我們不但愿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而且愿意更進一步地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宣言還公布了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

　　為了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團結、爭取國民黨軍隊中的進步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給國民黨軍隊一些高級指揮官寫信陳言，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和政策，表達紅軍北上抗日的意志和決心。1935年12月5日，毛澤東與彭德懷聯名致信楊虎城。這封信的言辭很是講究，是一篇駢散結合之文，說理言志，頗能使人動情激憤。現將信中部分內容摘錄如下：

　　虎城先生總指揮閣下：

　　從徐向前同志處，知閣下曾與通、南、巴紅軍有某種聯系。……如言國家，則今日者，乃亡國滅種之日也。凡屬愛國志士，革命軍人，應如何泣血椎心，一致奮起，為抗日討蔣而戰。蓋日本帝國主義實我民族國家之世仇，而蔣介石則通國人民之公敵。日本而無蔣介石，則吞并華北滅亡中國之詭計不得售，蔣介石而無日本，則其賣國家戮民眾禍軍隊排異己之奸謀不得逞。是以抗日反蔣，勢無偏廢。建義旗于國中，申天討于禹域，驅除強寇，四萬萬具有同心，誅戮神奸，千百年同茲快舉。鄙人等衛國有心，劍履俱奮，行程二萬，所為何來，既達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閣下一軍，聯鑣并進，則河山有幸，氣勢更雄，減少后顧之憂，增加前軍之力。鄙人等更愿聯合一切反蔣抗日之人，不問其黨派及過去之行為如何，只問今日在民族危機關頭是否有抗日討蔣誠意，凡愿加入抗日討蔣之聯合戰線者，鄙人等無不樂與提攜，共組抗日聯軍，并設國防政府，主持抗日討蔣大計。此政府應有適合民心統一意志之十大綱領，具見12月1日蘇維埃中央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所發宣言。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來蘇區商洽一切。重關百二，誰云秦塞無人?故國三千，慘矣燕云在望。亡國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階下囚之前途，避之為上。冰霜匝地，勉致片言，風雨同舟，愿聞明教。專此布臆。

　　順頌

　　勛祺

　　毛澤東

　　彭德懷

　　12月5日

　　這封信是典型的四六言駢文體，其中“建義旗于國中，申天討于禹域，驅除強寇，四萬萬具有同心，誅戮神奸，千百年同茲快舉”“重關百二，誰云秦塞無人?故國三千，慘矣燕云在望。亡國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階下囚之前途，避之為上”等，實乃佳章名句。它的精美對偶、華麗藻飾不只是給人以文學美，更是飽含愛國情懷、抗日意志，給人以鞭策、鼓勵。

　　信中亦有用典。如“神奸”，指能害人的鬼神怪異之物，典出《左傳·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北周庾信的《周車騎大將軍賀婁公神道碑》中亦有句：“三槐以鼐鼎象物，知其神奸；五等以桓珪班瑞，守其宮室。”

　　又如“劍履俱奮”是化用典故“劍及屨及”（亦作“劍及履及”。毛澤東所用“劍履俱奮”一詞中的“履”字，是采用《呂氏春秋·行論》中的“履及諸庭”）。據《左傳·宣公十四年》記載，春秋時楚莊王使申舟去齊聘問，申舟路過宋國，被宋人所殺。“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后來《呂氏春秋·行論》載此事，作“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遂舍于郊，興師圍宋九月”。此謂楚莊王得知使臣被宋人殺害的消息后急欲出兵，給申舟報仇，迫不及待地奔跑出去，奉屨的人追到窒皇，奉劍的人追到寢門以外，駕車的人追到蒲胥之市才追上他。“劍及屨及”后用以形容行動堅決迅速。毛澤東化用典故成“劍履俱奮”，將劍、履賦予生命、活力與激情，突出表明自己萬里長征、抗日救國的緊迫之心。

　　再如“重關百二，誰云秦塞無人”，也是化典而用，其典出《史記·高祖本紀》：“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后以此典指函谷關以西的關中之地，亦形容形勢險要之地。晉代陸機《齊謳行》中亦有句：“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故國三千”則典出唐代張祜《何滿子》詩：“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

　　而用典恰到好處、最能打動人心的莫如“風雨同舟”，典出《孫子》：“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共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毛澤東借此比喻國共兩黨在日本侵略中國大敵當前的情勢下，如同乘一舟遇風暴時，彼此應如同左右手一般相互救助，以共同抵御侵略者。

　　楊虎城（1893—1949）出身貧苦農民家庭，早年參加過辛亥革命和護國戰爭。1922年，他駐軍陜北榆林時，就結識了陜西的共產黨組織創始人之一魏野疇，思想進步。寫信前，毛澤東曾派紅二十六軍政委汪鋒去西安做楊虎城的工作，消除了諸多誤會，釋清了不少問題，爭取他指揮的十七路軍與紅軍聯合抗日。所以，毛澤東適時地給他寫了一封書信。雖然書信中的散文不是古代散文而是現代散文，但這篇文情并茂的書信，重在曉以民族大義，表達團結抗日的愿望，應該說它深深感動了楊虎城。后來，楊虎城力促張學良，共同在西安對蔣介石發動“兵諫”，這使中國的抗日形勢發生了扭轉。總之，毛澤東這封駢散一體的書信，以優美文辭表達的愛國赤誠，激起了楊虎城的愛國熱忱。

　　三、湖湘文化對毛澤東駢文寫作的影響

　　從一般體裁看，“駢文”是介于散文和韻文之間的一種文體，雖然它曾朝賦的體裁演化，但與辭賦有別。在句法、修辭上，駢文重對偶而辭賦重排比；在韻律上，駢文重平仄而辭賦講究平仄，講究押韻；在命題上，駢文更為靈活甚至作論說文用，題目隨意，而辭賦基本用于描寫與抒情，一般都以賦名之。駢文雖不是詩賦，但它的精美對偶、華麗藻飾，讀來朗朗上口，能給人以聽覺、視覺上的快意和美感，能給人以美的聯想和愉悅。其語言簡潔、精練，毛澤東用這種文體來寫信，確是有講究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會寫駢文，除了研讀古人的作品外，可能也直接受湖湘詩詞文化的影響。而要略知青年毛澤東在何種程度上受湖湘詩詞文化的影響，則要追溯到清代。到清代，諸多文學樣式出現了中興局面。并且，清代不僅出現了駢文八大家，如袁枚、邵齊燾、劉星煒、洪亮吉、孔廣森、孔星衍、曾燠、吳錫麒；也出現了不少駢文理論，諸如孫梅的《四六叢話》等。此外，還有李兆洛的《駢體文鈔》、蔣士銓的《評選四六法海》、王先謙的《駢文類纂》、彭元瑞的《宋四六選》、曾燠的《國朝駢體正宗》等。也是在清代，開始出現“駢文”概念。由于清代駢文的中興，民國初年駢文小說創作一度成為當時文壇的熱潮。

　　從區域看，到了晚清，“湖湘的駢文堪稱崛起。雖然在數量上依舊不如江浙地區，但在清末的影響幾可比肩而行。王闿運、王先謙、易順鼎、皮錫瑞、閻鎮珩等堪為代表。序、書、啟、記、碑等各類駢體競相綻放，內容豐富；反映湖湘自然風光、人事現象和人文景觀的駢文也比前代增加，或重敘述言情，或重議論說理，擴大了湖湘文學內涵；形式上，駢散交融明顯，魏晉駢散兼行之文得到推崇或踐行”。

　　在這一過程中，晚清名臣曾國藩，因滿腹經綸、精通詩文，對湖湘詩詞文化的影響較大，他對湖湘文人的影響也較深，在湖湘文化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曾國藩認可古文與駢文相通，提倡駢散結合，力求超越語言形式對文體的限制。他將駢文創作與詩聯系起來，認為駢文講究對仗工整和用典的特點有助于詩的創作，故主張詩人必須學習寫作駢文。曾國藩在為王定安的《蛻敩齋稿》撰寫題記時強調：“詩人必學為四六，故唐世詩家無不工為駢文者。姚惜抱最服杜工部五言長排，以其對仗工，使典切，而氣勢復縱橫如意也。鼎臣精心為詩，須于古人之駢文，觀其對仗、使典，討論一番。乾嘉以前，翰林作賦，類多富贍工整；道光中葉后，詞苑后進腹儉，而為之亦茍。駢文久不講矣。不獨駢文宜求工切，即古文亦然。班、揚、韓、柳之文，其組織何嘗不工，匠心何嘗不密?特未宜以鹵莽求之耳。”青年毛澤東在長沙求學期間，曾研讀過曾國藩的著作，他在致黎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中寫道：“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惟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時懼傾圮。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毛澤東寫作駢文，在多大程度上受曾國藩的影響需要進一步探討。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澤東善于駢文寫作，這對他的詩詞創作十分有助益。掌握駢文寫作方法也是毛澤東善作詩賦的一個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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