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上海臨時市政府是在北伐局勢演進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民主聯合政權。在中共黨人組織下，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較為廣泛地參與到政權建設中，上海臨時市政府也因此被稱為“勞工市政府”。面對反帝反封建的多重任務和復雜多變的革命陣營關系，上海臨時市政府在政權建設過程中，除發揮工人階級先鋒隊作用外，還注重將黨的建設作為政權建設的重要推動力，將聯合戰線作為凝聚革命力量的重要途徑，將武裝斗爭作為奪取和鞏固政權的重要方法，從而為土地革命時期蘇維埃政權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上海臨時市政府 北伐 政權建設 蘇維埃

　　政權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將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建政目標，并進行了艱辛探索。北伐戰爭是中國革命史上頗具轉折意義的歷史事件，深刻影響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通過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中共領導各革命階級成立了上海臨時市政府，推翻了北洋軍閥在上海的統治，對北伐形勢產生重要影響，中共的建政主張也由此進入實踐階段。

　　目前相關研究大多圍繞中共早期政權理論生成、演進及上海臨時市政府的政權性質展開，但對上海臨時市政府的運作及其背后的中共建政探索關注較少?；诖?，本文通過考察上海臨時市政府的發起籌備、組織運作及革命活動，揭示中共早期建政主張如何在上海落地，以期進一步總結中共早期政權建設的歷史經驗。

　　一、中共的建政探索與上海市民自治運動的發起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伊始，就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在其第一個綱領中指出，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管理制度”，“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中共認識到，造成中國人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明確了民主革命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目的是“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但國共合作開始后，黨的工作重心逐漸轉向國民革命。因此在一段時間內，中共對蘇維埃政權建設仍處于理論探索階段。

　　1920年直皖戰爭結束后，雖然直奉兩系軍閥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權，但中國并未實現真正統一，軍閥戰爭頻仍。為團結更多政治力量，改變中國政治面貌，中共將召集國民會議作為實現其綱領的重要途徑。1923年2月，針對北洋政府統治下各級議會出現議員“為惡不能為善”的種種弊病，陳獨秀提出由各團體選舉代表，組成“國民會議”、“市民縣民會議”，以代替現行國會及各級地方議會的職權。在動蕩時局下，這不失為一種過渡性政治方案。中共召集國民會議的政治主張也得到孫中山支持。1924年11月10日，孫中山在《北上宣言》中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在正式召開國民會議前，先召集由各團體參加的預備會議。11月19日，中共表態“擁護此預備會，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為臨時國民政府”。這里的國民會議和預備會議，不再是單純的民意機關或立法機關，而是行使政府職能的政權機關。在中共引領下，全國性國民會議運動很快形成，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但由于缺乏革命武裝作為后盾，僅通過召集國民會議建立民主政權并非易事，如1925年1月成立的北京國民會議促成會，不久就被北洋政府強行解散。

　　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12日，中共發表對時局的主張，重申“國民會議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道路”。中共尤其看重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作用，認為“平民是要以實現國民會議為旗幟而戰；革命平民不但反對軍閥買辦的專政，并且反對民族資產階級之新式的軍事專政”。北伐開始后不久，雖然國民黨繼續支持召集國民會議，但國民黨高層多認為省民會議、縣民會議均是咨詢機關，并非權力機關，且必須由國民黨組織，與中共準備召集的具有權力機關性質且平民廣泛參與的國民會議存在明顯差異。

　　因上海具有一市三治的政治格局、發達的工商業以及規模可觀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等特點，且在清末即掀起過自治風潮，一直延續至20世紀20年代，自治運動易于得到上海民眾響應，中共決定在上海“以自治市的運動”發展“反抗軍閥統治的聯合戰線”，成立民選自治機關，并召開地方國民會議。中共通過黨團，聯合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江蘇省黨部和工商學團體一起行動，希望建成“上海人民自治的上海”。在時人看來，“國民會議，現到了極好時機”，并預言“不久且有自治運動出現”。市民自治運動既能達到策應北伐軍的目的，也不易引起孫傳芳和列強的過度反應，有利于國共兩黨在上海開展革命活動。

　　領導權是市民自治運動的重要問題。由于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江蘇省黨部在華界難以公開活動，且組織較為渙散，不足以承擔領導自治運動的大任；而處于秘密狀態的中共黨組織，亦無意爭取領導權。一方面，共產國際遠東局建議中共，現階段在上海應扮演“從旁邊加以支持”的角色，“不拋頭露面”，“不謀求領導權”，力求“為革命團體和工人團體取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另一方面，在一些中共領導人看來，上海工人“政治積極性不高”，甚至“無產階級的發動會嚇跑小資產階級”。中共認為，現階段不要幻想在上海“實現平民政權”，應“盡量減少軍閥的統治勢力”，成立“相當意義的資產階級式自治市政府”。恰在此時，上海商人階層重要人物虞洽卿主動接近廣州國民政府，意圖借助北伐軍驅逐孫傳芳勢力，進而“掌握全上海的市政權”。國共兩黨順勢支持虞洽卿領導自治運動，逐步建立起資產階級民主政權。

　　為配合北伐戰爭，9月3日，中共上海區委（以下簡稱“上海區委”）討論軍事策略時強調，要“特別注意軍事工作”，在上海發動一次“民眾暴動”。9月間，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派鈕永建、吳稚暉等擔任國民黨中央江蘇特務委員，來滬領導江蘇和上海的地方黨務。此時，急需進一步打開北伐局面的蔣介石，對武裝暴動奪取上海持默許態度。10月中旬，受北伐軍攻克武漢的鼓舞，國共兩黨計劃聯合上海商人階層，與浙江省省長夏超的部隊里應外合，以武裝暴動的方式推翻上海軍閥統治，但因夏部遭孫傳芳鎮壓，第一次起義無果而終。上海區委及時剖析起義失敗原因，更加重視以工人“去領導國民黨資產階級起來革命”，采取愈發積極主動的革命策略。11月前后，北伐軍相繼攻克南昌、九江等地，孫傳芳治下的東南諸省日漸顯現不穩跡象。中共、國民黨左派于11月14日聯合沈鈞儒等，在滬成立蘇浙皖三省聯合會。上海地方軍閥、政客、士紳等“均想利用自治之名各遂其私”，中共仍致力于“實現一個相當意義的資產階級市自治政府”，積極參加三省聯合會，力圖將市民自治運動引向深入。12月6日，上海區委、國民黨左派聯合工商學團體，在三省聯合會基礎上，籌備成立上海特別市市民公會，作為市政府成立前“全上海的最高團體”，負責“號召市民大會”和“組織市政府”。據觀察，上海的一般民眾、士紳、資產階級等“確已受了這次自治運動的激蕩”，市民公會的成立“即為此種積極行動之表現中的最明顯而有力者”，從而將自治運動向前推進一大步。

　　中共此時將市民自治運動作為抑制蔣介石軍事獨裁的一種手段。陳獨秀在黨內報告中指出，“為抑制軍事獨裁的局面之向前進展及向右反動”，“抽象的宣傳民主主義是不夠的”，必須實現國民會議、省民會議、市民會議和鄉民會議，達到“城鄉政權歸人民”的目的。此舉引起蔣介石忌憚。蔣雖然在北伐初期亦有國民革命“最大之原動力，則在人民之自動，有效之方法，尤在人民之自決”之類的言論，但只是冠冕堂皇的政治口號。實際上，他并不贊同三省聯合會和平救國的主張，只是將地方自治作為軍事攻占上海的輔助手段，甚至反對工人參與市民自治，聲稱“城市工運則當停止”。受蔣影響，在滬國民黨領導人鈕永建等“只贊助自治運動而不公開的參加”，作用有限。吳稚暉則對中共參與地方政權橫加指責，認為“治理中國，只有國民黨，沒有連了共產黨來共治之可能”。

　　1927年1月底，中共按照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能夠一氣呵成”的意見，不再“以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自限”。但就實踐而言，中共并未立即與資產階級決裂，而是希望以后可以聯合左傾商人和知識分子，共同對抗蔣介石集團的軍事獨裁，“不致使工人孤立”。2月間，北伐軍攻克上海周邊的杭州、嘉興等地后，工人起義迎來轉機，中共主張發動“工人為主的武裝暴動”，加速推翻軍閥政權。2月19日，中共領導全滬工人總同盟罷工，隨后轉為武裝暴動，至23日起義歸于失敗。第二次武裝起義失敗的原因較為復雜，除敵強我弱、缺乏有力外援支持等客觀因素外，中共本身也存在指揮不力、準備不足等問題。中共在總結起義失敗原因時提到，“最主要的原因是黨的指導思想問題”，“黨似乎只是輔助的力量，軍事工作也就被看作一種次要的工作”，以致起義在“沒有什么準備的情況下進行”，而且“黨的領導人在事變中缺乏果斷”，出現指揮協調混亂的情形。為此，中共組成由陳獨秀、羅亦農、趙世炎、周恩來、汪壽華、尹寬等人任委員的特別委員會，周恩來負責特別軍委工作，準備重整旗鼓，繼續領導工人武裝起義。

　　在北伐軍逼近上海周邊之際，中共開始籌建政權機關。2月18日，共產國際駐滬代表與上海區委領導人初步討論了政權問題，提出由工人、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他居民階層直接選舉產生“人民革命政權”，認為此舉可以達到兩個目的：一是“通過對這次選舉的廣泛鼓動可以調動最廣大勞動群眾的積極性”；二是“可以在中國最大工業城市中把中國的革命運動引上新的道路”，有利于實行“民主專政并實現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共產國際代表進而向中共建議，在北伐軍到來之前，由中共與國民黨左派一起建立“人民代表會議”的革命政權，“基本上采取蘇維埃制度”，包括“所有的反帝階層”。2月20日，上海區委發表《告上海市民書》，公開向上海市民提出，“推翻帝國主義及軍閥的統治勢力”，最低限度的政綱是“召集市民代表大會，成立正式上海市民政府”，直轄于國民政府。

　　21日夜，為應對日益緊張的上海局勢，中共代表與在滬國民黨領導人商議，由國民黨江蘇特務委員會、江蘇省黨部、上海特別市黨部組成聯席會議。22日，中共聯合國民黨左派、商人等群體籌備成立初具政權性質的上海市民臨時革命委員會，為下一步召集人民代表會議做準備，并宣布“此委員會即為未來上海市政府”。在上海市民臨時革命委員會的委員構成中，國民黨代表為鈕永建、楊杏佛等；商人代表為虞洽卿、王曉籟等；中共代表有5人，其中羅亦農系首次以共產黨人身份公開參與市政府籌建工作。

　　不過，在市民代表會議諸多問題上，在滬國共兩黨領導人仍有分歧。吳稚暉等人認為，北伐軍抵滬后“自然有國民黨的黨政府”，“為什么又要什么市民會議的政府”，對工人參加的市民代表會議持“懷疑”態度。實際上，這時中共所主張的市民代表會議是“國民革命的蘇維埃”，囊括了工人、農民、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具有三大特點：一是按職業選舉代表；二是立法與行政合一；三是代表同民眾聯系密切。這與鈕永建等人的主張大相徑庭。在選舉方式上，鈕永建、楊杏佛等人反對以職業為劃分標準，主張以區域為單位進行選舉，理由是若“工人人數之眾多，將來必難制勝”。在代表人數上，鈕永建認為工人代表人數應加以限制，中共則堅持代表人數“至少一千人”，其中“工人占一半”。此外，雙方就國民黨地方黨部與市民代表會議的隸屬關系各執一詞，中共力主國民黨省、市黨部應加入市民代表會議，楊杏佛等人則認為只需派代表參加即可，因為國民黨省、市黨部處于指導和監督地位。羅亦農對此予以反駁，認為國民黨省、市黨部可以監督市政府，但無法監督市民代表會議?？傮w而言，該時期國共兩黨在上海建政實踐中雖有分歧，但并不突出。即使蔣介石日益警惕市民自治運動，但由于北伐軍尚未抵滬，其對上海的影響相對有限，未掀起大風浪。

　　二、上海臨時市政府的成立及其組織運作

　　隨著北伐軍日漸抵近上海，中共的建政實踐開始明顯受到蔣介石集團阻撓。1927年2月21日，吳稚暉等人組成國民黨上海臨時政治分會。蔣介石集團和武漢國民黨高層均想通過上海臨時政治分會貫徹其政治主張。蔣介石對市民自治運動的態度由暗中抵制變為公開反對，當他得悉中共籌備市民代表會議后，于3月3日致電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要求將“上海革命政府之組織”“應即勒令取消”。這時，在滬國民黨人大體分化為兩派，鈕永建、吳稚暉等投靠蔣介石，楊杏佛等則傾向于支持武漢政府。同時，意圖追求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的商人領袖虞洽卿等人，與急于尋求資金支持的蔣介石組成新的政治同盟。對此，共產黨人認為，“中國革命應該創造一個革命的民主制”，“絕不應制造成個人的軍事獨裁”。中共和武漢國民黨高層出于壓制蔣介石軍事獨裁的共同目的展開合作。武漢國民黨高層對召集市民代表會議持支持態度，“承認上海的地方政權即人民代表會議”，并要求國民黨各級黨部，不得對省、市代表大會所選舉的執行委員“無故橫加干涉”。

　　在武漢政府支持下，中共加快召集市民代表會議步伐。為遏制大商人尋求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的思想趨向，中共努力聯合國民黨左派與中小商人，力求實現“以工人為主體”，“立法與行政合一的市民代表政治”。3月7日，在中共代表斡旋下，全國學生聯合總會、上?？偣⑸虾W生聯合會、各馬路商界總聯合會、三省聯合會聯合召開市民公會各團體會議，決議通過《上海特別市臨時代表會議組織法》，規定市代表會議選出執行委員50人，再由執行委員會選出常務委員15人，“總攬全市政務”，執行“市代表會議議決案”。12日下午，在中共、國民黨左派組織籌劃下，第一次臨時市民代表會議召開，在當選的31名臨時市民代表會議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與青年團員有15人。在羅亦農看來，市民代表會議是“工人群眾與小資產階級的民主獨裁制”，實際上是“以工人為主體”，共產黨“去領導”。他認為，現在是黨領導工農群眾和被壓迫民眾“直接建立民主政府”的時機，黨要成為“革命運動的保障與重心”。

　　整個3月，上海局勢繼續朝著有利于工人暴動的方向發展。一是北伐軍逼近上海，工人士氣高漲；二是常駐上海的李寶章第九師被孫傳芳調到蘇州、南通一線，代之以南下的畢庶澄直魯聯軍（后稱奉魯聯軍）3000余人駐滬，市區防備相對空虛。上海區委吸取第二次武裝起義失敗的教訓，“集中力量準備新的武裝起義”，并要求軍事工作“組織要特別嚴密”。此后，周恩來加緊武裝暴動準備工作，指派黃埔軍校畢業的黨員傳授經驗，教授1800多名工人糾察隊員使用武器的方法，還通過多種渠道購置槍械彈藥。在此期間，武漢政府曾對工人糾察隊予以物資援助。周恩來認為，當前黨有兩個任務，一是“召開代表會議”，二是“進行武裝起義及奪取政權的斗爭”，兩個任務“必須通過起義、通過武裝自己來同時實現”。3月5日，特委會會議同意周恩來提出的武裝暴動時機問題，即“假使松江下，必可動，因畢（庶澄）決不致再守上海，蘇州下，也必可動，因他也不能孤守上海”。中共決定以總同盟罷工形式，配合北伐軍占領上海。蔣介石擔心上海統治權旁落，對罷工加以阻撓，要求上海總工會“暫緩為宜”，至少“應縮小范圍”。

　　3月20日傍晚，北伐軍先頭部隊逼近上海近郊的龍華，起義時機已經成熟。3月21日中午12時，中共領導發起總同盟罷工，并很快轉為武裝暴動，周恩來、趙世炎擔任正、副總指揮，作戰區域有7個，分別為南市、虹口、浦東、吳淞、閘北、滬東與滬西。7個區域起義發動時間基本一致，但“解決與成功之遲速不同”，“最后的激戰，乃集中于閘北境域內”。閘北是奉魯聯軍主力駐地，境內有6個進攻目標，最難攻取的是北火車站、商務印書館俱樂部和天通庵火車站。位于三地之間的工人糾察隊與奉魯聯軍展開激烈巷戰，其斗爭策略是“對北站取防守勢，對俱樂部取包圍勢，對天通庵火車站取進攻勢”，最終成功將奉魯聯軍擊潰。由于工人糾察隊隊員在戰斗中注意“保護居民”，群眾甚為“感激”，不少人“自愿加入作戰”，“為工人糾察隊布置防線”，小飯店的伙計則趕做食物供“前線的戰士充饑”。至22日傍晚6時許，經過近30個小時激戰，起義工人占領上海除兩租界以外的地區，群眾紛紛走上街頭，“燃鞭炮慶祝”。這次起義共消滅奉魯聯軍3000余人和武裝警察2000余人，300余名工人和群眾犧牲，1000余人負傷。

　　起義勝利促使國民革命進入新階段。在中共看來，“此次之總罷工并不是簡單的歡迎北伐軍，而是與北伐軍合作”，“建立民選的市政府”。羅亦農表示，中國革命應“一氣呵成”，“向前繼續革命領導小資產階級向社會主義走”。中共黨人紛紛以黨員身份從事革命活動，并致力于成立以工人為主體的各革命階級聯合的政權機關。3月22日上午9時，第二次臨時市民代表會議召開，到會代表4000余人，會議選舉產生市政府委員19人，并函呈上海臨時政治分會和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登記在案。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宣告成立，并于次日在蓬萊路原上?？h署正式辦公。

　　市政府委員囊括共產黨、國民黨、工人、大商人、中小商人、知識分子等，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共計10人。此時上海政治格局發生變化，以往政治參與程度較低的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在起義過程中政治地位明顯提升，原本已經參政的資本家政治地位并無大的變動。中共擔心蔣介石抵滬后，將聯合大商人、幫會頭目等破壞市政府，遂更密切與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的合作，希望形成工人、知識分子、中小商人與“買辦右傾軍事勢力決斗”的局面，避免陷入“孤軍獨戰”的困厄境地。中共所慮并非無因，蔣介石已獲得大商人支持，而上海還有中小商人近60萬人，因此，“拉住中、小商人”就顯得尤為關鍵。

　　上海臨時市政府成立后，立即將委員名單經由上海政治分會轉呈武漢政府任命。武漢政府把上海臨時市政府視為“反蔣的力量”，遂迅即決議“承認上海市民大會為上海市民正式代表機關”。至此，上海臨時市政府完成所有組建程序，成為得到武漢政府承認的地方政權。但此時手握軍權的蔣介石“嚴禁”成立“市政府之組織”。蔣介石對市政府的態度影響市政府委員履職的積極性。鈕永建、白崇禧對擔任常務委員持抵制態度，實際到任的常務委員只有楊杏佛、汪壽華和王曉籟3人，甚至出現“市政府臨時會議不大負責任”的困局。其他委員能否就職同樣存在問題，資本家出身的陳光甫、虞洽卿和知識分子出身的鄭毓秀、謝福生，或托詞不參加會議，或提出辭職。謝福生等知識分子之所以對參加市政府遲疑不定，除他們對社會革命充滿憂慮，還因不少人在北伐期間的政治主張頗為反復，表現出容易妥協和追求自身利益等特征，既“不主張單純的資產階級革命”，也“不主張單純的無產階級單獨一階級的革命”，缺乏明確且堅定的政治主張。

　　為應對蔣介石集團的破壞行為，上海臨時市政府通過舉辦市民代表會議等隆重的政治儀式，彰顯新政權機關的權威性。3月29日下午，臨時市民代表會議暨政府委員就職典禮在靠近法租界區域的九畝地舉行，此舉既可以避免遭到租界當局破壞，又能以此影響租界內的中外居民，達到更好的宣傳效果。此次會議決議5條：（1）召集盛大代表大會，歡迎總司令案；（2）召集工兵商學聯歡大會案；（3）上海臨時市政府直接產生于市民代表會議，間接產生于民眾；（4）上海臨時市政府3個月至6個月可轉為正式政府；（5）宣布上海臨時市政府委員名單。是日，市政府委派丁曉先為代表，赴武漢請求批準市政府組織法，并劃分市政府與蔣介石的權限。市政府另委派汪壽華等人謁見蔣介石、白崇禧，試圖緩和雙方的緊張關系。蔣介石依然對市政府持敵對態度，甚至于當日要求市政府“暫緩辦公”。武漢政府收到市政府關于控告蔣的信函后，于4月1日會商“蔣介石停止上海市政府開幕”一事，并向蔣發電質問。蔣早已與武漢政府勢如水火，電令并未奏效。雖然上海的政治環境紛繁復雜，但上海臨時市政府沖破蔣介石集團的重重阻攔，積極開展政權建設。

　　上海臨時市政府領導制定一系列政綱法令。4月上旬，上海臨時市政府公布《上海特別市臨時公約草案》，共計5章，包括總綱、市民及住民、市政府、檢察院、附則等內容。第2章規定了市民所享有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等權利，以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第3章規定了上海臨時市民代表會議的組成、議員選舉方式，以及臨時市民代表會議、臨時市政府的職權和政府的組織構成等。4月10日，上海臨時市政府第七次政府委員會通過的《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政綱草案》，是“上海地方的具體政綱”，包括政治、建設、教育、財政、商界、工界、農民、學生、教員、婦女、新聞記者等方面，共計108條。政綱法令的頒布，對規范市政府職權和維護群眾權益具有重要作用。

　　上海臨時市政府致力于建設一支有戰斗力的公職人員隊伍，以增強市政府權威性。由于蔣介石集團蓄意破壞，市政府領導班子被迫多次改選或變動。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聯合召開特委會會議，商議取消虞洽卿、鈕永建、陳光甫、白崇禧的委員資格，由左傾的薛岳（第一軍第一師師長）、孫科（交通部部長）、宋子文（財政部部長）等遞補。28日，中共擬定各政府部門負責人名單，分別是教育局局長丁曉先、建設局局長孫科、衛生局局長陸文韶、財政局局長王曉籟、公安局局長薛岳、土地局局長楊杏佛、司法局局長鄭毓秀、勞動局局長汪壽華、秘書長林鈞，并初定政府委員工資標準，“最大限度八百元，最小六百元”。4月6日，上海臨時市政府正式任命7個部門負責人，公安局局長和司法局局長因暫無合適人選，未予任命。至此，上海臨時市政府領導班子基本穩定下來。

　　上海臨時市政府通過加強各區代表會議及執行委員會建設，完善上海地區政權體系。上海臨時市政府的管轄范圍是原淞滬商埠公署轄區及原有租界，下設8個轄區，依次是閘北、南市、滬西、滬東、浦東、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吳淞。“各區事情由各區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決定，但要經市政府通過”。截至3月底，上海各區代表會議及執行委員會漸次組織召開或籌備成立，法租界、滬東、浦東、南市等多數區代表會議召開大會或完成改組，閘北等少數區代表會議即將召開大會或正在籌備改組。各區代表會議的領導班子中，共產黨員占據主導地位，如浦東的7名常務委員中有6名是共產黨員，南市的“委員二十一人，同志十一人”，法租界區代表會議“仍是工人占多數”。此外，各區代表會議關于政權宣傳工作也取得一定進展，如法租界成立特別宣傳隊，浦東近期“宣傳多”，南市的宣傳對“工人很有影響”。

　　隨著上海臨時市政府機關組織建設推進，上海的革命呈現出“偉大光明”的發展前景。就政權機關性質而言，市民代表會議是“全市最高權力機關”，分為市、區兩級。市代表會議選出執行委員50人，組織市執行委員會，并由其選出常務委員13人，組織常務委員會，“總攬全市政務”。區代表會議選出執行委員20—30人，組成區執行委員會，并由區執行委員會選出常務委員5—7人，處理“全區事務”。另外，市代表會議選出監察委員7人，行使監察權，“監察市內貪官污吏，搜集證據，控告于市代表會議”。市代表會議決議由市執行委員會絕對執行，區代表會議決議由區執行委員會絕對執行。這種立法與行政合一的市民代表政治，意在“改正三權分立及代議政治之惡弊”。

　　三、上海臨時市政府的革命實踐與北伐發展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期間，中共領導建立了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聯合戰線，初步顯示出民眾的力量。工人的表現尤為突出，成為奪取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的主力軍。起義成功后，雖然上海臨時市政府面臨的“情形很復雜與紛亂”，諸如“市政府問題、工會問題、軍事問題、糾察隊問題”等，但市政府連續發動群眾，開展革命動員，將工作重心放在發展工會組織和維護工人權益上，點燃了群眾的革命熱情，使上海的革命面貌煥然一新。

　　中共在市政府的革命實踐中發揮了主導作用，成立由羅亦農、汪壽華、林鈞、丁曉先為干事會的市政府黨團，羅亦農任黨團書記，丁曉先任秘書，黨團辦事機關設在市政府附近，便于黨在市政府內采取一致行動。在時人看來，“羅亦農作市政府委員，在法租界建立了一個名實相符的羅公館。他事實上領導市政府的工作”。羅亦農表示：“上海的政權已是工人的，尤其是閘北，市政府亦是我們在指揮”。上海臨時市政府的革命實踐活動吸引了全國目光，革命大潮很快波及其他地方，進而推動北伐形勢的發展。誠如楊杏佛所言，起義勝利后，“全上海人民團結起來了，全國人民也開始大團結，這樣，北伐戰爭得以順利進行”。

　　北伐順利開展和革命政權穩固，均有賴于工人群眾廣泛參與。在中國共產黨人看來，“工會的工作是基礎的工作，否則黨即無力量”，“將來工人政府的好基礎，全賴此時的工作如何，這是黨的工作的大轉機”。上?？偣谄鹆x勝利后受到工人廣泛支持，得到迅速發展，據稱其領導下“有組織工人達60萬”。自3月24日起，上?？偣w至閘北的湖州會館辦公，“上海全市沸騰了，到處鑼鼓喧天，鞭炮齊鳴，工人和各界群眾，每天都川流不息地涌向湖州會館”，反映上?？偣谌罕娭械?ldquo;政治地位非常增高”。上海總工會發展壯大，對支持共產黨人參加并領導市政府產生積極影響。上海區委總結道：“工會運動，最為重要，上海C. P.之所以能領導革命參加市政府，全仗工人力量。”

　　中共上海黨組織積極發展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入黨，并通過加強自身建設，推動市政府革命實踐和北伐發展。趙世炎認為，黨并非只是“派個代表參加政府”，而是“在政府中要力爭民眾的利益”，這一目標的實現有賴于“黨的組織要有大的發展”。在第三次武裝起義發動前夕，上海區委已意識到黨的力量與革命形勢的緊密關系，開始公開宣傳共產黨，要求各部委在罷工中“注意發展黨的組織的數量”，“一月內須發展至一萬同志”，“各部委要組織‘組織委員會’，發展新同志”。在第三次起義前夕上海有黨員4400人。截至4月4日，據上海區委得到的統計數字，上海黨員人數達到8374人。在新發展的黨員中，工人黨員占比較大，如暴動后的閘北部委，一周內新發展的黨員，“工人占百分之七十”。此外，中共還通過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在小資產階級群眾中“無限制的發展國民黨員”，以此鞏固上海臨時市政府的社會基礎。

　　上?？偣聦俚墓と思m察隊，是保衛上海臨時市政府的重要武裝力量。在第三次工人起義過程中，工人糾察隊從奉魯聯軍手里繳獲各式槍械1500余支（挺），武器彈藥得到較大補充。起義成功后，工人糾察隊人數達到2700人，分布于南市、閘北、浦東和吳淞等要津地帶。工人糾察隊作為“擁護上海特別市政府”開展革命活動的武裝后盾，宗旨是“替工會服務，替革命服務，保護工會”，首要職責是協助市政府維持華界的社會秩序。上海總工會發布緊急啟事稱，“臨時革命政府亦已成立，全滬民眾莫不歡懷，惟際此嚴重時期，難免潰兵滋擾”，“敝會特命我糾察隊協助北伐軍共維秩序”。工人糾察隊還肩負司法審判職責，如駐扎在南市的工人糾察隊有400人，“每天捉來的人，必經正式審判，分輕重發落”。但工人糾察隊由于缺乏必要訓練，存在諸如隊員態度太兇、執法不力等問題。對此，上海區委要求隊員加入中國共產黨，每日接受8小時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武漢政府亦于4月1日正式承認工人糾察隊為維持上海革命秩序的“合法武力”，批準上?？偣岢龅?ldquo;編工人糾察隊一千五百名并撥助經費每月三萬元”的方案。此外，上海區委欲改變上海的軍事力量對比，計劃動員2000—3000名工人加入薛岳的第一師（約4000人），希望擁護市政府的武裝人員擴充到8000—10000人，意在應對蔣介石集團軍事威脅。

　　與此同時，上海臨時市政府努力救濟災民、撫恤死傷者，并提高工人、婦女政治地位，以更好地保障他們參加革命活動。針對武裝起義過程中一些民眾受災、負傷或犧牲情況，上海臨時市政府決定“褒獎力戰魯軍之工人糾察隊及撫恤死傷者”，“救濟閘北被災市民”。為提高婦女地位，上海臨時市政府討論通過《上海婦女總要求》，共計7條，包括“婦女與男子一律平等”，“頒布保護女工童工法律”，“為婦女設立育兒院”，“創辦普及男女的義務學校”，“保障女學生之書信、言論、結社、集會等自由”，“廢止男女間不平等的一切法律和習慣”，“廢止童養媳制度”。此外，上海臨時市政府通過保護工人權益的22條要求，前5條是關于繼續反帝反封建和“促成民選市政府”的政治要求，其余諸條則是關于維護工人權利的內容。上海臨時市政府認為，駐滬的奉魯聯軍已被肅清，“革命工作可告一段落”，遂向工會、商會等下達復工令，要求3月24日早8時起“一律復工”。但是，中外資本家與蔣介石集團關系日漸緊密，在對待市政府問題上與蔣保持一致，對復工令或不予理會，或持觀望態度。上海臨時市政府只得一邊向拒不復工的外資工廠寫信催促，一邊將注意力放在華資工廠的復工上。25日，上海臨時市政府、上?？偣謩e致函法租界公董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要求其不得阻止復工，否則“將取消復工命令，再行總同盟罷工”。兩租界當局仍拒不執行，使得上海的革命形勢趨于緊張。

　　鑒于列強抵制，上海臨時市政府領導群眾開展了反帝斗爭，希望通過收回租界運動向外國資本家施加壓力，促使其執行市政府的政令。起初，上海臨時市政府主要針對英國資本家發動“英界繼續罷工”，意在減少反帝斗爭不必要的阻力。這時有關上海總工會“要攻擊巡捕房”的謠言在坊間流傳甚廣，社會氛圍驟然緊張?？陀^而言，公共租界當局“神經過敏”，中共本意并非立即收回租界，只是作為一種反制措施。在南京事件中，英美軍艦炮擊南京，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反英運動在此后一段時間持續發酵。英軍對公共租界加強戒嚴，甚至越界打壓華界的愛國學生。如4月9日晨，公共租界數百名英軍和巡捕越界將大夏大學“包圍搜查”，在校內辦公和住宿區域“傾箱倒篋，任意蹂躪門窗校具”，“學生現洋、書物損失不貲”。對于公共租界當局的反動行為，4月10日，上海臨時市政府開會決議“領導全上海市民一致對英經濟絕交，并要求撤除鐵網，撤退駐華外兵，及收回租界”，并致電武漢政府，要求“立即嚴重交涉”。蔣介石來滬后，為爭得上海統治權，開始加速與西方列強勾結，密謀鎮壓工人反帝運動。他一面籌劃“解散上海的工人糾察隊”，一面令“白崇禧在上海拜會各國領事”，“向外人道歉”。

　　此外，上海臨時市政府在接收北洋政權在滬機關過程中，屢遭蔣介石集團阻撓破壞。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過程中，華界的重要軍事目標均由上海工人從奉魯聯軍和警察手中奪回，而且上海臨時市政府作為武漢政府在滬政權機關，擁有接收權，但蔣介石集團利用戰亂時機“占據許多機關”。比如關于“電報局接收問題”，盡管上?？偣?ldquo;已命令不準給人接收”，但仍出現“許多人去接收”的情形，以致留守人員不知道“究竟給那（哪）一個”。對于機關接收問題，一方面，上海臨時市政府進一步規范機關接收工作，努力行使接收權。3月28日，上海臨時市政府發布關于接收北洋政權在滬機關的通告，要求“在市區內各行政機關，須先呈請本臨時市政府核準，會同派員監視，方準接收”。另一方面，上海臨時市政府電請武漢政府，希望其繼續給予強力支持，以制止蔣介石集團所屬軍隊的不軌行動。4月7日，武漢政府決議“電復上海市政委員積極行使職權”，并嚴令白崇禧“保護上海市政府行使職權”。9日，武漢政府還通過裁撤淞滬警察廳、上?？h長案，“明令市政府接收上海淞滬商埠督辦公署所屬機關”。

　　此時，蔣介石正加緊在上海籌建聽命于自己的黨政軍機關。4月8日，蔣指派吳稚暉等親信，組織起新的上海政治分會，并賦予其“決定上海市一切軍事政治財政之權”。4月9日，白崇禧、周鳳岐分別擔任淞滬戒嚴司令部正、副司令，承擔“保證維持市內的秩序和安定”的職責，該司令部成為蔣介石集團在“上海最高政權機關”，與上海臨時市政府分庭抗禮。上海政治分會、淞滬戒嚴司令部等機關由蔣介石直接掌控，體現高度軍事獨裁特點。中共對蔣介石集團的反革命行動做了一定防備。上海區委認為，若工人糾察隊被解散，無異于重回“過去黑暗之域”，市政府亦將失去武力支持，所以“維持工人武裝為目前最重要的問題”。上海區委準備通過總同盟罷工形式予以抵抗，要求各級黨組織“準備很多技術秘密機關，要能一暴發立刻秘密起來”，但在蔣介石集團行動前仍要“保持與群眾接近的形式”。由于蔣介石對上海臨時市政府及工人糾察隊“均表示隔離及不信任的態度”，武漢政府高層意識到蔣介石留滬威脅很大，不斷責令他離滬赴寧，專注于軍事。武漢政府催蔣盡快離滬原因有二，一是避免蔣介石在上海實施諸如“解散糾察隊及不承認市民會之類”妨礙革命的行動；二是阻止蔣“變成一個反革命”。由于蔣介石在遷都之爭等問題上處于下風，他早已產生在南京另立中央以對抗武漢政府的想法，認為“非克復南京自立基礎，決難立足”。4月9日，蔣介石從上海移駐南京。

　　12日凌晨，蔣介石集團聯合幫會武裝，突然向工人糾察隊發動襲擊，攻占上?？偣肮と思m察隊機關。14日，白崇禧指令軍隊搜查上海臨時市政府機關，并以“市政府組織人員中，混有共產分子”為由，“將市政府封閉，停止其工作，并逮捕職員”，“市政府在場開會之執行委員十余人連同辦事員茶役等二十余人”被捕。至此，成立僅24天的上海臨時市政府被蔣介石集團查封。在國民黨右派軍隊的進攻下，上海的共產黨員和工人糾察隊很難與之正面抗衡，被迫轉入地下。蔣介石集團在東南各省以“清黨”名義，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武漢政府決定“取消立即北進的計劃”。直到5月中旬，寧漢雙方才選擇“分途北進”。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發生，是大革命從高潮走向失敗的轉折點。

　　結　　語

　　大革命期間，中共在上海積極開展革命動員和政權建設，配合北伐軍行動，推動上海革命形勢高漲，留下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一是以黨的建設推動革命政權建設。在上海臨時市政府建政過程中，中共通過設置黨團、發展黨員、健全基層黨組織和擴充工會組織等舉措，提高了黨在大革命背景下開展政權建設的行動力。上海臨時市政府的發起籌備、組織運作和革命實踐，均離不開中共黨組織的運籌帷幄和奮力推動。羅亦農、汪壽華、林鈞等共產黨員之所以能夠在市政府中發揮重要作用，和黨組織的支持密不可分。

　　二是將聯合戰線作為凝聚力量的重要途徑。中共除注重發揮工人階級先鋒作用外，還與國民黨左派、商學團體組成聯合戰線，相繼成立市民公會、市民臨時革命委員會等兼具聯合戰線功能的組織，團結上海的反帝反封建力量。中共領導的聯合戰線之所以能夠發揮凝心聚力作用，是因為其有效匯集了各方力量的政治訴求，尤其是高舉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共同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而戰。中共在聯合戰線中堅持既聯合又斗爭的策略。在一段時期內，中共將大商人留在聯合戰線內，以減少革命阻力；在革命形勢發生顯著變化之際，中共及時反對和遏制大商人謀求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的趨向，并團結工農、小資產階級成立民主聯合政權。

　　三是將武裝斗爭作為奪取和鞏固政權的重要方法。中國共產黨人通過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實現了奪取政權的目標，增進了對武裝暴動發動時機、革命斗爭對象選擇以及武裝斗爭與政權建設關系的認識。北伐初期，中共將武裝暴動的目標優先放在推翻北洋軍閥在上海的統治上。起義成功后，中共適應新的斗爭形勢，在上海發起收回租界運動，開展反帝斗爭，將斗爭重點放在與革命發展關聯較大的“反英運動”上，既避免四面受敵，又有利于鞏固革命政權。此外，中共將加強工人糾察隊建設和開展政權建設有機結合，互為奧援，推動了革命形勢發展。

　　四是注重結合中國革命特殊性采取相應的革命策略。中共領導各革命階級在大城市發動武裝暴動，開展建政工作，在革命原則和一些具體做法上受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影響，同時關注到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從而有意識地調整革命策略。中共將革命斗爭形式與上海的地區特點相結合，通過相對溫和的市民自治運動開展政權建設，逐步推進。從北伐初期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政權，到轉變為建立以工農為主體的各革命階級聯合政權，上海臨時市政府蘊含著革命政權建設的新趨向，即致力于將“國民革命轉變為爭取社會主義的一場斗爭”，推動中國革命逐漸走向“非資本主義道路”。之前政治參與程度較低的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地位明顯提升，上海臨時市政府被蔣介石集團說成“勞工市政府”而不以為然，恰恰表明代表廣大勞工利益的上海臨時市政府與代表大商人利益的蔣介石集團建政路線迥然不同。

　　當然，中國共產黨此時仍處于幼年，建政實踐還有一定局限性。第一，中共在北伐初期對革命領導權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甚至一度放棄自治運動和武裝暴動的領導權，影響了建政主張的實現。第二，中共在發動前兩次武裝暴動時出現組織混亂等問題，反映了黨領導武裝斗爭經驗的欠缺。第三，中共將政權建設重點放在上海臨時市政府上，基層政權建設相對薄弱，一定程度影響了民眾參政積極性和民眾動員程度。

　　在多方勢力聯合破壞下，實際僅存在24天的上海臨時市政府最終被迫解散。可以看出，雖然上海具備建黨及開展革命的諸多有利因素，成為中共早期反帝反封建主陣地，但上海的重要地位亦決定各方力量的重視程度。在北洋軍閥、蔣介石集團、大資本家、西方列強等強大敵人環伺下，中共在上海開展建政實踐，艱巨性和復雜性遠非一般城市可以比擬。通過上海臨時市政府的建政實踐，中國共產黨人深化了對政權問題的認識，其對革命政權建設的艱辛探索，為土地革命時期蘇維埃政權及革命根據地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

　　（作者張仰亮，系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暨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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