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葆華：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
李葆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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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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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昆侖策研究院公眾號
【原編者按】本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朱佳木同志看到昨日昆侖策所發《劉振起：毛主席布設平原游擊戰爭火種》一文后，特意推薦的一篇李大釗先生的長子李葆華同志的生前回憶。該文談到了毛主席在七大期間會見河北幾個根據地黨代表的情況，也很能反映毛主席對冀中抗戰的戰略思想。現授權編發，以饗讀者。
【作者簡介】李葆華（1909.10.2-2005.2.19），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李大釗之子。出生于河北，1927年4月在父親李大釗被殺害后，經親友掩護秘密離開北京，留學日本。1931年5月在日本東京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東京特別支部書記。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回國到上海，參加反日愛國斗爭。1932年任中共北平門頭溝礦區支部書記、中共河北省委京東特委宣傳部部長、中共京東特委書記。1935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員、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駐京東特委代表。1936年5月調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1937年1月調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后曾任中共山西工作委員會委員、山西省工委組織部部長。抗日戰爭爆發后，歷任中共晉察冀省委書記兼組織部部長、黨內刊物《戰線》負責人、省委黨校校長，晉察冀邊區委員會組織部長、常委兼區委黨校校長、晉察冀分局組織部長，參加了創建晉察冀邊區抗日根據地的斗爭；1940年到延安，曾參加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資格審查工作。1942年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曾任中央黨校第三支部書記。1943年6月，任賀龍同志政治秘書。1944年春回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分局委員、組織部部長兼黨校校長；1945年6月被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解放戰爭時期，曾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常委、組織部部長，中共北岳區委書記、北岳軍區政治委員，華北局黨校副校長，校長，中共北平市委第二副書記。新中國成立后，起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后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1973年出任中共貴州省委第二書記。1978年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1982年5月離休。中共第十屆、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2005年2月19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6歲。
1940年春，黨中央通知在延安召開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我們晉察冀代表團即于4月初動身起程，雖只途經河北、山西、陜西三省，但在當時敵后根據地被分割、被包圍封鎖的情況下，既不通火車，也不通汽車。我們只能繞道走山間小路前進。過同蒲路當時叫過封鎖線，我們還遭到了日寇的伏擊，冀中區黨委會書記魯賁同志當場犧牲。那時我們唯一的交通工具——馬匹幾乎全部丟失，后即改為步行，因而跋涉了近兩個月，到6月初才到達延安。到延安后，我住在中央組織部，中組部決定讓我參加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工作，審查組由蔡暢同志任組長，參加小組工作的還有陶鑄、王鶴壽等同志。我當即投入了這一工作，但心里有個強烈的念頭，不時出現在腦海，即何時才能親眼見到毛主席，向毛主席匯報晉察冀邊區的工作情況，并聆聽主席對邊區工作的指示。因為雖說我入黨已十多年，卻始終未見到過毛主席。回憶過去在白區工作時期，我們雖能看到些黨內文件，也看到過毛主席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但因白色恐怖下的種種限制，黨內文件畢竟是很不經常、很不及時的。中央和工農紅軍長征時期，黨內信息更加閉塞。那時我們想得知中央和工農紅軍的消息，常常是從國民黨報刊上有關朱毛紅軍的報道中，從反面加以分析，以估測中央和紅軍的動向。這次到達了中央所在地延安，想親眼見到毛主席，就成了日思夜盼的熱望了。這一天終于來到了，1940年7月的一天，得到中央通知，毛主席要接見代表團的領導同志。那一天下午，我（北岳區代表）和吳德同志（冀東區代表）、侯玉田同志（冀中區代表）一起，從中央組織部走到楊家嶺。毛主席住在楊家嶺山上坐北朝南的窯洞里。一進門，見到毛主席慈祥的面容，我們親切地向毛主席問好，毛主席和藹地和我們打招呼。坐下后，毛主席先問了我們的姓名、什么時候參加革命等，也問到仍在前方堅持工作的一些干部的情況，我們一一做了回答，然后毛主席問起晉察冀邊區的情況，問邊區有多大、人口有多少。問到邊區的地理位置時，毛主席拿出一本《中國地圖》，邊問邊談邊看地圖。談話將要結束的時候，毛主席突然問我們：“你們看邊區的抗戰能堅持多久？”雖然我們沒有討論、研究過這個問題，但根據我們開辟建設邊區和反掃蕩勝利的實際體驗，我們三人異口同聲地說：“長期抗戰沒有問題，只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依靠群眾，就可一直打下去，直到最后的勝利。”毛主席對我們的回答欣然同意。但主席接著說了句我們在前方從沒聽說過的話：“這里有人說抗戰只能堅持四五年哩！”最后毛主席說：“今天就談到這里吧。”我們隨即離開了主席的窯洞。
這次，毛主席在百忙中接見我們，時間雖只有一個多小時，但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是毛主席很關心敵后根據地問題，主席對邊區面積有多大、人口有多少、地理位置等問得很細，特別問了邊區抗戰能堅持多久。這說明主席很關心根據地的建設、鞏固和堅持長期抗戰問題，他鼓舞我們克服困難、堅持斗爭，奪取最后勝利。同時，也是向我們打招呼，要提高警惕。有人說抗戰只能堅持四五年，這就是黨內失敗主義者的叫囂。這時，我想起了在晉察冀起程前，北方分局書記彭真同志的講話：“延安的政治情況也有復雜性，你們要注意識別，不要跟錯了人，要緊跟毛主席。”當時對這幾句話不甚理解。經這次毛主席接見和打招呼，我進一步理解了在抗戰問題上，雖然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占了統治地位，但失敗主義并未偃旗息鼓；相反，還不時地吹風散布。因此，我暗暗下了決心，一定要抓住在后方的安定環境、在毛主席身邊的大好時機，努力學習，以提高政治嗅覺，提高理論水平，加深對毛主席路線的理解，從政治路線上緊跟毛主席，以利于革命力量不斷壯大，不斷勝利。第二個印象是毛主席很重視調查研究，并用親切交談的方式進行調查，使被調查的同志毫無拘束地暢談。這次調查說明，毛主席對重大問題，不僅在論斷確定之前作調查研究，還在論斷確定之后繼續進行調查研究，并用實踐驗證已產生的論斷。《論持久戰》發表于1938年，但社會上和黨內的“亡國論”、“速勝論”、“再戰必亡論”等并沒有停止叫囂。因而，毛主席繼續在實踐中調查，用實踐經驗教育黨內同志，并繼續批駁“亡國論”等種種謬論，以鼓舞全國人民堅持長期抗戰，戰勝困難，奪取最后勝利。毛主席這種實踐觀點和調查研究的方法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受到一次生動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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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焦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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