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讓人民初步覺醒，關鍵是為組織的成立準備好了干部

　　組織是人組成的，沒有合適的人，就不會有性格組織這樣的核心！

　　我們以毛主席和周總理為例

　　今晚先說毛主席。

　　一、在北京充電蓄能相當成功！

　　五四運動發生之前，當時北大就有了新聞學研究會，青年毛澤東早就對新聞興趣濃厚，參加了研究會，得到了邵飄萍等著名報人的指導和幫助。

　　而這段經歷，為毛澤東日后辦《湘江評論》、平民通信社等積累新聞業務知識的準備。

　　1919年2月，毛澤東得知母親病重，剛好第一批赴法勤工儉學學生要從當時的國際大都市上海乘輪船啟程去法國，

　　毛澤東便擬南下經上海回湖南。

　　他先到天津塘沽，平掉了大沽口炮臺遺址，經泰山、南京，3月14日到達上海。

　　隨后參加赴法勤工儉學歡送會，并參入與3月17日環球中國學生會在上海送別留法學生合影并送別。31日送別第二批留法學生。

　　當時上海，陽春三月，春光明媚，目送遠航輪船消失在茫茫大海上，毛澤東的心情是異常復雜的：自己究竟去不去赴法勤工儉學?

　　一邊是日漸病重的慈母，一邊是去先進的西方國家尋求大本大源。

　　4月6日，毛澤東返回了長沙。他向留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講述了此次在北京的經歷，以及獲得的最新的時局發展情況，俄國的十月革命和北京的進步青年的活動等等。有會友見毛澤東花那么大的經歷組織赴法勤工儉學，自己也是受華法教育會資助的25人名單對象，問為什么沒有和羅學瓚等一起去法國?

　　毛澤東回答道：外國固然要有人去，四面八方都要有人去，學習西方國家的先進知識，但是國內也要有人留下來，我對中國的問題還沒研究透，還沒理出個大綱，暫時不出去;再說長沙是新民學會的大本營，要有人留守大本營做好聯絡工作。還有母親疾革正呼兒親侍湯藥，正住在蔡和森家在長沙看病，我怎么能拋下母親遠游呢。會友聽后，對毛澤東更為敬重。回到長沙后，毛澤東在修業小學任歷史教員。

　　毛澤東回到湖南時，正是北京五四運動的前夜。1919年4月30日，一戰結束的巴黎和會無視戰勝國中國提出的“廢除二十一條”等要求，決定將戰敗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讓給日本。

　　這一消息傳回國內，成為五四運動的導火線，5月4日，北京學生5000多人在天安門前發動了大規模游行示威，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

　　湖南督軍張敬堯實行新聞審查、管制，封鎖了消息。

　　直到5月9日，從北京回到長沙、早已預感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毛澤東才得到五四運動爆發，北大校長蔡元培獨身抵罪等消息。

　　毛澤東在楚怡小學何叔衡處召集新民學會成員何叔衡、周世釗等開會，商議準備積極響應北京的五四運動，在湖南一師等學校開展活動。會上毛澤東建議，鑒于新民學會會員大批骨干已經和即將赴法勤工儉學，要在反帝愛國運動中發展一批會員，特別是在長郡、明德、商專、法政、湘雅等學校物色對象。

　　湖南一師、商專等校的學生，連日在街頭散發“請先救山東人之性命!”，“請看我國之危險!”等動人心魄的傳單。

　　那時，毛澤東雖已離開一師，但他和母校的聯系仍然是十分密切的。

　　就在5月9日那天，他寫了一張措詞激烈、鼓動人心的傳單，與一師新民學會會員商量后，即以一師學生會名義發出，宣傳“毋忘國恥，誓死反抗”。

　　5月14日，毛澤東與省會各干事、各校校長舉行了聯系會議，討論“協爭青島問題”。

　　5月中旬，毛澤東親自到明德中學學生自治會鼓舞學生與到一師和商專一起開展罷課活動，并成立湖南省學生聯合會，響應北京學生運動。

　　5月23日，北京學聯代表鄧中夏、倪品等人受命來到長沙，首先找到毛澤東。

　　鄧中夏也是湖南人，曾與蔡和森在湖南省高師同學，后來考入北大中文系，毛澤東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在北京期間在北大圖書館時和蔡和森等與鄧中夏交往甚密。

　　當晚，毛澤東和鄧中夏到了第一師范，與一師新民學會會員蔣竹如、陳書農、張國基等人在學校后山妙高峰操坪里互相見面，一一作了介紹。鄧中夏說明了來意。

　　雙方共同商討了湖南如何進一步加強組織，盡快成立學聯，實行罷課，響應北京學生運動。并決定通過新民學會會員的活動，每個學校推舉一個或兩三個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學何叔衡房間開會。第二天，湖南一師新民學會會員分別進行活動。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旅居在北京，為赴法勤工儉學做準備的湖南一師學生蔡和森，在五四運動中，積極組織湖南青年投入到這一運動，其中有湖南一師學生賀果、陳紹休等。

　　二、成立學聯：罷課聲援北京

　　5月25日上午，各校推舉的代表陸續來到了楚怡小學。當時，湖南一師畢業的何叔衡在該校任教，在學校甚有威望。其中有一師的蔣竹如、陳書農、白瑜。

　　毛澤東介紹了雙方的代表見面后，就請北京學聯代表報告五四運動發生經過。

　　鄧中夏匯報了北京學生和市民群眾游行示威的經過和繼續罷課的目的，希望湖南學生實行總罷課，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斗爭，要求懲辦曹、章、陸三個賣國賊，拒絕巴黎和會通過的對德和約。

　　鄧中夏報告完畢，毛澤東便提出罷課的問題，征求大家的意見，結果一致主張罷課，和北京學生采取共同行動。并形成決議：

　　一、盡快成立湖南學生聯合會，作為發動罷課和統一各校學生行動的領導機構;

　　二、迅速傳達北京學聯代表的報告和會議的決議;

　　三、全省學聯正式成立后，立即實行罷課。會上還討論醞釀了學聯的章程。

　　兩天以后，各校學生代表都正式推舉出來了，章程也草擬好并油印出來了。湖南一師推舉陳書農、白瑜作為學聯總代表。

　　5月28日上午，各校代表齊集省教育會，舉行湖南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首先逐條討論通過了章程，確定“本會以愛護國家，服務社會，研究學術，促進文明為宗旨”。

　　選舉夏正猷為會長(6月5日組織罷課不力被彭璜取代)、彭璜為副會長、易禮容為評議部長、陳書農為干事部長(6月5日改選為執行部長)。當天，學聯還通過了長沙和全省學生總拜課的決議。

　　學聯成立后，立即著手發動各校實行罷課。第一師范是當時長沙各校響應學聯號召組織罷課斗爭最得力、最堅決的學校。

　　湖南一師學友會的骨干和新民學會會員在同學中日夜進行活動，用串聯的方式，發動同學起來罷課。由于一師學生對國家前途和自己切身利益有深切憂慮，對反動派非常憎恨，所以當大家聽到罷課抗議的號召后，無不一致響應。

　　愛國主義激情高漲起來了。

　　不但一師的同學走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而且進步的教師也大聲疾呼，宣傳反帝救國和爭取解放，如有的宣揚男女平等、勞工神圣的進步思想，有的極力主張自由平等，喊出“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有的甚至私藏炸彈，準備去炸死騎在人民頭上的作威作福的張敬堯。

　　6月3日，以第一師范、長沙師范、湘雅醫學校為首的長沙二十多所學校的學生罷課，隨后長沙73所學校舉行了罷課，接著湖南全省學生也罷了課。

　　實行總罷課后，張敬堯對學生進一步進行迫害。8日，以“過激黨”搗亂的罪名，恫嚇學生，聲言“社會黨人利用時機，到處煽惑，淆亂人心，業經當局查黨，正嚴令偵察總局一體拿辦”，并扣留學聯對外各種通電。10日，又通函各校，迫令學生上課。

　　11日，又發表了一篇所謂“告學生訓令”，殺氣騰騰地說：“倘有聽信浮言，固執已見，荒廢學業，游行市街，現值匪氣未盡，本兼省長為維持治安，預防禍患起見，定當遵照命令嚴加制止，勿謂言之不預也。”在“訓令”和“忠告”不湊效的情況下，張敬堯通令各校提前放暑假，實行“凈校”，把學生遣散會家。這一措施更激怒了長沙學生。

　　學聯領導的罷課斗爭，得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省教育會為學生罷課，于6月7日發了一個快郵代電，告全國各省教育會。代電說：

　　“國是日非，人心愈憤，禍至無日，恐不獨危及教育前途。查學生此次舉動實激于愛國熱忱，倘政府不諒其苦衷，學校將全體動搖。”并建議由江蘇教育會發起，召集全國教育聯合會，推出代表赴京請愿，以“推救罷課真因，俯順輿情，根本解決。”

　　同時發布了《呈省長文》，告誡張敬堯：“祈通飭軍警，對各校外出講演之學生，隨時加以保護，以防意外。”湖南教育界、工商界以及社會團體等還捐款支持學聯的愛國行動。

　　6月12日學生并沒有復課，繼續參加了湖南各公法團體成立的國貨維持會的活動，以抵制日貨為中心工作。400余學生搗毀了屢叫不改的破壞抵制日貨的活動的坡子街華太長號，引起長沙轟動。

　　7月7日，舉行了焚燒日貨的示威活動。

　　7月9日，學生聯合會聯合工商各界開會，成立湖南各界聯合會。到會的工商代表有三十多個主要行業。會上組織了包括20個代表的各界聯合會代表團，并發行以鼓吹新思想為宗旨的會刊。各界聯合會的基層組織是救國十人團。

　　各界愛國群眾都紛紛參加。如徐特立等領導下的教育會所屬各校教職員，共成立了二百五十余團。

　　第一師范學生組織了救國團達數十團之多，他們分布到市區各商店調查國貨，并將調查情況告訴市民，使市民認為國貨與日貨的區別，從而推動抵制日貨運動的開展。

　　這樣，使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擴展為包括各階層人民的愛國運動。法政專科學生符契在碼頭指揮乘客坐中國船不做日本船，遭日本水手毒打。

　　學聯把此事控告到長沙縣法院，法院判處日本水手3月徒刑，大漲中國人志氣，這是五四運動中判處外國人罪行的唯一一例，或許是近代中國司法主權獨立喪失后的第一例。

　　毛澤東不斷到各個學校演講，宣傳支持五四運動，抵制日貨、發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他經常到湖南一師的大禮堂去演講，一師學生歡呼雀耀喊毛老師好，毛澤東擺手示意到：我是你們的老同學。學生們就喊：老同學好。

　　每次演講大致一個小時左右，學生們聽了毛澤東的演講熱淚盈眶，舍不得他走。

　　三、創辦《湘江評論》：喚起民眾大聯合

　　在熱情澎湃有群眾反帝愛國運動中，學生聯合會非常重視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毛澤東的提議學聯要創辦了自己刊物，學聯主席彭璜、何叔衡和陳昌等一致贊同。何叔衡擬名為《湖南周刊》，毛澤東認為刊物應該以評論為主，遂琢磨擬用《湖南評論》、《長沙評論》、《湘江評論》。其他人問毛澤東怎么名字越來越小，毛澤東認為湘江能代表湖南，湘江能到洞庭達海洋，波及世界。

　　《湘江評論》周刊于1919年7月14日創刊，由毛澤東主編的，在湖南以至全國都有很大的影響。《湘江評論》的許多文章是由新民學會的骨干毛澤東、陳書農、肖三(當時在一師附小任教)等所寫，毛澤東寫得最多，第一期除了《創刊宣言》毛澤東還寫了長短文章20多篇。

　　既當主編又當主要撰稿人，他向彭璜等自嘲為毛澤東專號并要求大家積極寫稿，每人每期要寫一篇。

　　在《創刊宣言》中，毛澤東呼喚民眾沖決一切羅網、解放思想：

　　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資本家家不要怕。

　　《創刊宣言》雷響了人民解除封建思想束縛的戰鼓，打開了洞庭湖的閘門。

　　毛澤東寫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是當時最重要的一篇長文章，分三次發表在《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上，提出以民眾大聯合的力量實行社會政治改革，對抗強權者、貴族和資本家的主張，提出由分業“小聯合”達到各界“大聯合”的步驟和方法，并指出“壓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使得民眾逐步覺悟到“天下者是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是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是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敢，誰干?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

　　這是毛澤東早期的一篇代表新的革命的民主主義的重要文章，對當時湖南的革命運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對許多愛國青年和革命知識分子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這篇文章，毛澤東高瞻遠矚地站在革命大潮的最前面，其思想水平超出了當時一般先進分子的水平，這是毛澤東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戰略思想的最早表述。

　　民眾如何聯合，毛澤東指出大聯合要從小聯合做起。文章結尾，毛澤東提出驚人的預言：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教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名族為光明：中華人民的大聯合必告成功。這篇文章傳到北京，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為之震驚，紛紛予以介紹。

　　《湘江評論》由于觸怒了封建軍閥和士大夫守舊人物，因此，受到誣蔑和攻擊，被說成是“怪人怪論”，“無稽之談”，“大逆不道”。《湘江評論》到8月中旬，只出了4期，第5期剛出版，還未來得及發行，張敬堯便派出軍警，在解散學聯的同時，查封了《湘江評論》，并警告印刷公司，以后絕對不準再為承印。《湘江評論》查封后，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學生自治會創辦《新湖南》在編輯龍伯堅的主持下發行至第六期，感到獨木難支。他懷著對毛澤東文章、思想的欽佩之情，與編委李振翩、張維商定，邀請毛澤東主編《新湖南》。毛澤東欣然答應。于是毛澤東移居湘雅，成為《新湖南》周報自第七期起的主編。

　　毛澤東在1919年9月5日致黎錦熙的信中說：“《湘江評論》出至第五號被禁封停刊。第五號已寄來尊處，諒已接到。此間有一種《新湖南》，歸弟編輯，現正在改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時當奉寄一份以就指正……”毛澤東主編《新湖南》后，通過刷新辦刊宗旨和刷新宣言，大大加強了《新湖南》的革命性。

　　《新湖南》第七期登出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刷新宣言：“一、批評社會;二、改造思想;三、介紹學術;四、討論問題。”毛澤東每期都在《新湖南》上親自撰寫政論文。其文章繼承了《湘江評論》的戰斗精神，正面揭露和抨擊了張敬堯的暴行統治，基于當時國內外和本省的一些重大問題或分析批判、或評論、或雜感，使讀者們受到極大的政治啟發和思想教育。

　　如第七期的重要文章有《社會主義是什么?無政府主義是什么?》《評新中國雜志》、《哭每周評論》、《工讀問題》等等，使讀者們實實在在地覺得《湘江評論》復活了。

　　1919年11月8日的《晨報》載文《湖南教育前途一憂一喜》說：“……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發行了一種《新湖南》周報，很有實在的價值……這真是湖南教育上的曙光了。”

　　另有文章說：“湘雅醫學校發行的《新湖南》，內容極為完備，并且為《湘江評論》底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

　　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一期，在介紹當時湖南進步刊物時，特別指出革新后的《新湖南》周報“其中精彩真是不少”。

　　由于《新湖南》進步鋒芒畢露，出至第十一期時就遭到了 《湘江評論》同樣的厄運———被張敬堯軍閥政府所查封。

　　張敬堯將所有不利于他的期刊統統查封了。從此，毛澤東只好利用長沙《大公報》等報紙，發表了一些文章和隨感錄短文，對張敬堯的黑暗統治以及不合理的封建制度，予以側面的揭露或正面進攻。

　　1919年11月14日,趙五貞女士為反抗封建舊式婚姻制度,在成婚當天,用剃刀自刎于花轎里。這件“血灑長沙城”的慘事立刻在湖南引起強烈的反響。

　　被此事激怒了的青年毛澤東,從11月16日至28日的十幾天中,接連在湖南《大公報》、《女界鐘》等報刊雜志上發表10篇文章,評論這一事件。當時很多文章針對這一問題大致所發的是些“兒女自行擇合，父兄鑒定”，或“父母擇合經兒女許可”調和改良論調，毛澤東把批評的矛頭直指上了萬惡的舊社會的社會制度。

　　1919年11月16日，湖南學聯重新恢復組織，選舉法專代表徐慶譽為會長，一師代表張國基為副會長，評議、干事兩部的部長仍由長郡代表彭光球和一師代表蔣竹如擔任，并發表了重組宣言。宣言指責張敬堯“如昏如醉，刮削民膏，犧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躪民權”，對張敬堯的黑暗統治進行了揭露和抨擊。學聯恢復后，仍繼續進行了抵制日貨的工作。

　　為了提高群眾的愛國熱情，學聯不顧張敬堯的威脅迫害，于12月2日聯合長沙各界的教育會坪再次舉行焚毀日貨示威大會。這天，湖南一師、商專等好幾批學生檢查隊拖出一批又一批日貨，到教育會坪集中焚毀，許多商店店員和工廠工人也參加了。

　　正當學聯負責人和各校學生代表在臺上講演焚毀日貨的意義時，張敬堯的參謀長張敬湯帶領一營士兵，一連大刀隊，沖擊坪中，指揮他的士兵將學生緊緊圍住。張敬湯大罵學生是“土匪”，并指使士兵用槍托毒打學生。這次日貨沒有燒成，學生卻遭毒打，激起了各界人士的無比憤怒。張敬堯禍湘，查封進步刊物，鎮壓學生。

　　學生并未為張敬堯的淫威所嚇倒，仍繼續進行革命活動，并導致了湖南人民驅逐反動軍閥張敬堯的斗爭。

　　學生們在毛澤東的秘密領導下以新民學會會員為基礎，聯絡教育界、新聞界人士，策劃“驅張”辦法，同時派人到上海作反張宣傳，聯絡省內外的“驅張”力量。

　　于是，轟轟烈烈的“驅張”運動從此爆發起來了。

　　四、“驅張”成功

　　12月3日，新民學會會員、學聯負責人和毛澤東、周世刊、蔣竹如等，聚集在白沙井楓樹亭湖南一師的國文教員易培基(毛澤東1917年組織學生志愿軍成功保護學校，深得同為湖南一師教員的易培基和易白沙兄弟賞識和器重)家開會，商量發動全省學校總罷課，聯絡省內外力量開展“驅張”運動。

　　會議由毛澤東主持，他向大家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北京五四運動在六月下旬取得懲辦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成果，湖南“驅張”具備了條件：青年學生的憤怒，全省人民的憤怒，全國輿論的抨擊，直皖兩系軍閥內杠的斗爭，都使張敬堯完全陷于孤立，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特別是這次張敬堯鎮壓愛國運動，取締報刊、停發教育經費、侮辱學生，更是引火自焚的舉動。必須利用這個有利時機，把張敬堯趕走。

　　同時，針對當時部分教師和學生對罷課、“驅張”抱著懷疑觀望態度的情況，確定通過教師中的進步組織健學會，認真做好這些教師和學生的思想工作。

　　會后，毛澤東找到健學會的骨干陳潤霖、張孝敏、易培基、趙鴻鈞等有威望的校長、教師商量，由健學會召集會員開會，統一對罷課“驅張”的認識。

　　同時，毛澤東還找學聯負責人和各校學生代表開會統一認識和行動，大家決定組織“驅張”學生請愿代表團赴北京請愿，要求撤懲張敬堯;

　　各校在12月6日一律罷課，同學自動回家，不許走漏消息;

　　長期罷課，張敬堯不離湖南，學生不回校;各校代表向學校當局交涉退還伙食費，作為學生回家旅費。

　　第一師范的學生代表張國基、蔣竹如從學聯開完會回校后，當晚即召開全校學生大會，通過學聯的決議，并由大會選舉蔣竹如和鐘秀兩人赴京請愿代表才代表。

　　會后，蔣竹如等向學校交涉，退出學生入學時所交押金，作為罷課回家的旅費。12月6日，湖南一師學生全體罷課，各人捆好行李回家。其它學校積極響應。學聯代表中學以上的學校一萬三千多學生發布了“張毒一日不出湘，學生一日不返校”的宣言。

　　學生總罷課后，由于健學會的中堅作用，以及毛澤東、何叔衡、羅宗翰等在教育界工作的新民學會會員活動的結果，長沙73所公、私立學校的教職員緊跟著學生總罷課之后，宣布湖南教職員1200人總罷教。教師總罷教對張敬堯，自然是比之學生罷課更加難堪、打擊更加沉重。

　　總罷課、總罷教成功之后，隨即進行“驅張”的具體活動。這時形勢愈加緊張，張敬堯偵騎四出，威脅、收買教育界人士，流傳種種謠言。學聯、新聞各界的堅決“驅張”人士，利用五四運動時成立的湖南各界聯合會以統一行動。

　　毛澤東參加了各界聯合會的領導工作。他認為，這時是實行湖南民眾自決、各界民眾大聯合的絕好時機，只要能在省內外開展一個堅決的持續的“驅張”運動，必將促進張敬堯同各方面矛盾的發展。在總罷課、總罷教的基礎上，其他各界群眾一定能逐漸發動起來，同“張毒”作斗爭。

　　經學聯和各界聯合會開會，商定了這樣幾個辦法：一是組織“驅張”代表團，每校派學生代表2人參加，分赴北京、上海、廣州、衡陽、常德、郴縣等地作請愿活動，一方面擴大“驅張”宣傳，一方面利用張與吳佩孚、譚延闿的矛盾，從軍事上壓迫張敬堯。二是每校教職員代表分別參加并率領各代表團。三是一部分人留在長沙，繼續組織學生和團結省內人士作“驅張”活動，并負責與外地代表聯絡。何叔衡、夏曦留在了長沙擔此重任。

　　“驅張”代表團于12月初分途出發，毛澤東率領的“驅張”請愿團，7日到達武漢，集中在武漢明德大學討論修改毛澤東起草的《“驅張”宣言》，并在武漢發表《“驅張”宣言》，很快在省內外掀起了“驅張”高潮。

　　12月16日，為歡送蔡和森等30余人赴法勤工儉學，毛澤東繞道來到上海。他穿著一身褪色的長袍，中分的長發，來到環球中國學生招待所與大家座談，討論此次“驅張”形勢，以及展望赴法勤工儉學的前景，針對中國實際，鼓勵大家多引導女同志去，使更多的女性得到解放。

　　18日，“驅張”請愿團到達北京，鄧中夏等到車站迎接，并安排他們住在北京大學三院附近的馬神廟。

　　北京成了湖南“驅張”的大本營，代表團通過范源濂等湖南在京社會名流向當時總理勒云鵬面呈控訴張敬堯的十大罪狀。

　　在京期間，毛澤東和代表們冒著北方的嚴寒，不顧滿街冰雪，每天各處奔走聯絡，向湖南在京學生、議員、名流、紳士宣傳“驅張”意義，發動他們參加“驅張”的斗爭。

　　毛澤東主持“平民通訊社”專門報道“驅張”活動，每天把150余份揭露張敬堯罪行和“驅張”運動的消息，送登京、津、滬、漢各地的報紙。

　　在發動“驅張”運動中，毛澤東和“輔社”建立了密切的聯系……

　　抗戰時期來到延安的革命青年達4萬多人，其中有初中以上學歷的占71%。

　　這些青年人大部分家境殷實，有著良好的教育背景，有些甚至是“大家閨秀”和“豪門公子”。

　　是什么原因促使這些革命青年們寧可放棄大城市中的優渥生活，不遠千里來到西北的窮山溝里“吃糠咽菜”？

　　1937年11月27日，毛澤東在給其表兄文運昌的信中寫道，“我們這里僅有衣穿飯吃，上自總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為我們的黨專門為國家民族勞苦民眾做事，犧牲個人私利，故人人平等……”或許，這段話多少可以成為解釋“延安魔力”背后的密碼。

　　數萬青年奔赴延安，除少部分進入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學習理論、文化藝術外，大多數進入了以培養軍事干部為目標的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據統計，“抗大”前后共辦了8期，其中，1938年開辦的第四期、第五期包含赴延安的知識青年分別有4655人和1.33萬人。

　　這批文武兼備的革命青年知識分子投筆從戎下沉部隊基層，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的中堅力量，為實現抗戰勝利發揮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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