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西南部梁山縣城東南，由虎頭峰、雪山峰、郝山峰、小黃山等七支山脈組成、占地面積3.5平方公里的水泊梁山，氣勢雄渾、風光秀麗。憑借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山險水惡的自然環境，自宋代后，便成為農民起義軍扎營據守之地。作為《水滸傳》的主要發生地，自少年起就熟讀水滸故事的毛澤東，對梁山心向往之、行之所至。美國作家R·特里爾著《毛澤東傳》所述：1919年（按照《毛澤東年譜》相關記載推斷及梁山地方研究者考證，疑應為1920年4月間），毛澤東“攀登了東岳泰山，游覽了孟子的出生地，然后他又到了梁山，這是《水滸傳》中的英雄們聚義的地方”。

　　距離梁山1200多公里之外，巍巍井岡、千峰相連、翠竹參天。井岡山是革命的山、戰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榮的山。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逐步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實際斗爭中總結形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思想，標志著毛澤東思想的初步形成。1938年3月，毛澤東談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與國民黨的斗爭，指出：“我們沒辦法，被逼上梁山，那時不是梁山是井岡山。”從梁山到井岡山，跨越時空的縱緯，毛澤東走過的是一段不平凡的思想歷程。當年隨毛澤東上井岡山的開國上將陳士榘曾笑談：“蔣介石禁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等革命書籍，他犯了個大錯誤就是沒有禁《水滸傳》等書”，我們“都是看了《水滸傳》才想到上山的”。讓我們不禁想去探尋水泊梁山與毛澤東思想初步形成之間的東鳴西應。

　　“《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用中國成語對中國共產黨人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所作的高度概括，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首要內容。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實事求是的思想同樣在水滸中也有大量體現，并被熟稔其的毛澤東用來闡述馬克思主義理論問題。他在奠定其哲學思想的代表性成果《矛盾論》中，就舉例：“宋江三打祝家莊，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后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敵人營盤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

　　青年時期，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塑的關鍵時期。五四運動后，青年毛澤東創辦文化書社、傳播革命思想，專門將“新式標點的水滸”作為四大名著中唯一入選者，列為重要書目，在書社通告發布，可見水滸對他的重要影響。這一時期前后，他曾致信同學、友人：在談到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時，總結為“無通識，并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圍繞國內研究與出國研究的先后問題，他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研，及研究”；“須有一些志士從事實際的改造，你莫以為是幾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這些論述無不體現出實事求是的哲學思辨，與“《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一脈相承。字里行間的凌云志終于在1927年秋收時節的湘贛大地上付諸實踐。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發動秋收起義，湖南省委最初決定“以長沙暴動為起點”，“奪取長沙時即建立革命委員會，執行關于工農兵政權的一切革命行動。”起義部隊占領醴陵、瀏陽縣城和一些集鎮后，遭到遠比自己強大的反革命軍隊的抵抗，損失嚴重。面對實際情況，毛澤東果斷改變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義部隊停止進攻。9月19日晚上，毛澤東在文家市主持召開前委會議，在這個“定向”的會議上，毛澤東分析形勢，認為敵大我小，敵強我弱，敵人的主要力量在城市，要改變攻打長沙的計劃，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中去，發動農民群眾，堅持武裝斗爭，并發展革命力量。

　　文家市會議中，圍繞到什么地方比較適宜，何長工曾回憶：“毛澤東同志拿著一份從學校借來的地圖，指著湘贛邊界山形最寬的部分，用生動形象的譬喻說：這里像眉毛一樣的地方，是羅霄山脈中段，最適合做我們的落腳點，我們要到那里去當‘山大王’。”《水滸傳》中的梁山泊“方圓八百余里，中間是宛子城、蓼兒洼”，“四面高山，三關雄偉，團團圍定；中間里鏡面也似一片平地，可方三五百丈”。秋收起義部隊當“山大王”的井岡山是“一國之內，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間，產生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紅色政權區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國有這種事”。當跨越幾百年的“造反者”和革命者都選擇了相似的地理環境保留火種，賡續相傳的正是中華民族實事求是的思想源流。其中違背共產國際“城市中心論”的戰略抉擇，還蘊含著獨立自主的思想萌芽。多年后鄧小平總結：“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同志所以偉大，能把中國革命引導到勝利，歸根到底，就是靠這個。馬克思、列寧從來沒有說過農村包圍城市，這個原理在當時世界上還是沒有的。但是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的具體條件指明了革命的具體道路，在軍閥割據的時候，在敵人控制薄弱的地區，領導人民建立革命根據地，用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了政權。”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

　　《水滸傳》中有一位小小艄公唱道：“老爺生長在江邊，不怕官司不怕天。”鄆城小吏宋公明、江州看守李鐵牛、渭州提轄魯智深、清河莽漢武二郎等等水滸中的英雄豪杰，無一不是普通出身的小人物，卻在聚義反抗封建統治的過程中，推動了社會和歷史的發展。毛澤東從水滸中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深邃目光認識到“歷史是人民創造的”。1943年秋，中央黨校楊紹萱、齊燕銘等根據《水滸傳》中有關林沖的故事創作了京劇《逼上梁山》。1944年1月9日晚上，毛澤東觀看了該劇后大加贊賞，連夜給兩位編導寫信：“看了你們的戲，你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們致謝，并請代向演員同志們致謝！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

　　1932年7月15日的上海《文化日報》刊發了中國最早的毛澤東傳記《共產主席——毛澤東》，稱毛澤東為“農民王”。“農民王”毛澤東所走的群眾路線，是從少年起就用實踐的汗水凝聚出的思想結晶。年少時，他讀中國舊小說和故事，有一天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個特別之處，就是里面沒有種地的農民。”對于這件事，毛澤東納悶了兩年，后來他終于認識到：“它們全都頌揚武士，頌揚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地的，因為他們擁有并控制土地，并且顯然是迫使農民替他們耕作的。” 1910年，長沙百姓因饑荒發生搶米風潮，封建統治者逮捕暴動領袖，梟首示眾。毛澤東“覺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樣的普通人”，對于他們受到的冤屈，毛澤東“深感不平”。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求學期間，毛澤東以激昂的文字指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雖有偏全之不同，而總有幾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他還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寫道：“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從1927年1月4日起，毛澤東用了32天的時間，行程七百公里，實地考察了當時湖南農民運動發展最迅猛的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工作同志開調查會，最終撰寫完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認識到“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污官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

　　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在向井岡山轉移途中，遇到王佐派出的偵察員，首先詳細詢問：井岡山有幾個大村子？多少人口？農民對地主武裝怎么樣？行軍中，他還和時任副連長的張宗遜交談說：“中國革命離不開農民，武裝斗爭一定要與農民運動相結合，把農民武裝起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后，毛澤東就提出軍隊的任務不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眾工作，使初創的人民軍隊一開始便在這樣明確的指導思想下進行建設。為鞏固根據地建設，毛澤東領導發動土地改革，“將人口、土地統計，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據他原有的田數定其應出進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歸其正式營業”。這讓農民高呼“共產黨真萬歲就好”。解放戰爭時期，朱德在全國土地會議上，就通過正反對比指出：“大革命時期陳獨秀等人就是怕農民起來，農民一起來，他們好像就沒有辦法了”，“結果怎么樣呢？不但陳獨秀垮臺了，凡是怕土地革命的人、怕農民起來的人都垮臺了”。但是，“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我們黨創建了紅軍，建立了工農民主政權和革命根據地，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從此中國革命走上了正確的軌道”。

　　干革命，“就是有一種拼命精神”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青面獸雙奪寶珠寺”“梁山泊好漢劫法場”“拼命三火燒祝家店”，水滸中一個個“造反”的故事引人入勝，也用中國的故事生動詮釋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提煉出的矛盾的斗爭性。毛澤東曾回憶，童年時代就讀《水滸傳》等“其中關于造反的故事”，“幾乎都可以背出來，而且反復討論過許多次”，“這些書對我的影響大概很大”。在與封建父權的實際斗爭中，他認識到“在壓力下如果溫順示弱，反會遭受更多的打罵，只有用堅決反抗的辦法，才能保護自己”。1917年中秋節，毛澤東和十幾名湖南省立第一師范的同學上山賞月。在談到各人的志愿時，有的同學說要“競選國會議員且要入閣，愿有朝一日能做中國的伊藤博文”，有的說“準備考北大，然后留學，回來做教授，以學術救國”，還有的說“應該致力于國民教育以救中國”。當大家問毛澤東將來準備做什么時，毛澤東回答：“革命！”大家問他無械無糧，如何革命？他說：“梁山泊英雄好漢，自有辦法。”

　　當對斗爭的認識從感性進一步上升到理性，青年毛澤東針對社會矛盾的普遍存在，為反抗專制社會而鼓呼：“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為反抗頑固思想而喊出：“中國什么‘師嚴而后道尊’，‘師說’，‘道統’，‘宗派’，都是害了‘獨斷態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強權，不可不竭力打破”；為反抗封建強權而鼓勵：“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隨著對馬克思主義矛盾觀理解的逐漸深入，毛澤東認識到“矛盾和斗爭是普遍的、絕對的，但解決矛盾的方法，即斗爭形式，則因矛盾的性質不同而不相同”，這讓他對《水滸傳》中“造反”的故事也有了更深層次的感悟。長征途中，紅軍打下了一座縣城，毛澤東急于要找《水滸傳》，不明就里的警衛員匆忙抱來一個“水壺”。在戰況攸關、生死一瞬的情況下，毛澤東還要找書來讀，一定不是為了消遣，他是要從水滸中汲取與敵人斗爭到底的力量。延安時期，毛澤東在《矛盾論》等重要著述中以及黨的七大等重大會議上，多次引用《水滸傳》中的內容。在黨內斗爭中，讓“毛鐵煉成鋼”，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統一和團結；新中國成立后，置身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浪潮，《水滸傳》是毛澤東書架上的必備之書。面對人民內部矛盾，他在講話和文章里，時常引用《水滸傳》里的主要人物、事件和典故，并且常常用獨到的見解介紹給別人。在非常關鍵的學生教材選用上，毛澤東要求“語文課可選水滸”的作品。

　　毛澤東在革命加拼命中，底色是自我革命，這其中蘊含著共產黨人對價值追求、樸素底色的執著堅守。1957年初，面對黨的領導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義等問題，毛澤東在地方視察過程中，告誡黨員干部“革命勝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過去跟敵人打仗時的那種拼命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我們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滸傳》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個‘拼命’。我們從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種拼命精神。”正如在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毛澤東領導工農革命軍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當發現有打罵俘虜、搜俘虜腰包等行為時，毛澤東明確宣布：工農革命軍不殺、不打、不罵俘虜，不搜俘虜腰包，對傷病俘虜給以治療等政策。美國作家史沫特萊筆下曾寫到一位井岡山的女游擊隊長，面對新舊軍隊的根本區別，向群眾宣傳：老百姓受苦遭殃，被搶、被偷、被殺、被奸污受夠了。難道紅軍同白軍一樣胡作非為、一樣地干壞事嗎？不，我們是革命的軍隊，我們有革命紀律，我們遵守紀律。我現在做了一個共產黨員了，圖的什么？老百姓一無依靠，只有紅軍保護老百姓。

　　“這支隊伍，來自各個山頭，但是統帥得好”

　　《水滸傳》中，作為梁山泊的首領，王倫對初上梁山投靠的林沖等人持排斥態度。而后來的首領晁蓋、宋江則兼容并包，使梁山義軍力量得以不斷壯大。毛澤東就曾用水滸中正反兩方面的例子，教育全黨要團結各方面力量、共同奮斗。1955年10月11日，他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擴大）上指出：“不要當《水滸傳》上的白衣秀士王倫，他也是不準人家革命。凡是不準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險的。白衣秀士王倫不準人家革命，結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毛澤東還曾談道：“《水滸傳》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它描寫的是北宋末年的社會情況。中央政府腐敗，群眾就一定會起來革命。當時農民聚義，群雄割據，占據了好多山頭，如清風山、桃花山、二龍山等，最后匯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裝，抵抗官軍。這支隊伍，來自各個山頭，但是統帥得好。”他從這里引伸出我們領導革命也要從認識山頭，承認山頭，照顧山頭，到消滅山頭，克服山頭主義。

　　1915年9月，毛澤東署名“二十八畫生”，向長沙各校發出征友啟事，提出要結交“能刻苦耐勞、意志堅定、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從最初只有幾個人，到后來有幾十個熱情的青年響應了這個號召。以此為發端，1918年4月14日，毛澤東等成立了新民學會。雖然在同志間“關于主義爭辯甚厲”，但也并不妨礙大家在共同探索理想追求的過程中“圍爐共話”“大被同眠”，團結在一起，緊張地工作和學習。據蕭三回憶：五四運動前后，毛澤東還廣泛聯系對封建軍閥統治不滿的教育界和新聞界人士，參加領導“湖南學生聯合會”工作，凝聚各方面力量，積極開展愛國學生運動。在湖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毛澤東將新民學會會員、馬克思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成員都團結在一起，共同開展革命活動。

　　武裝斗爭的戰火硝煙，更凸顯出團結奮斗的彌足珍貴。當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羅霄山脈中段時，這里有袁文才、王佐兩支綠林式的農民武裝，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槍。工農革命軍要在井岡山落腳，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許是根本不可能的。但他們對毛澤東領導的革命隊伍也心存疑慮，曾表示：可以接濟工農革命軍一些給養，但請工農革命軍“另找高山”。面對這種態度，有人建議解除袁文才、王佐隊伍的武裝。但毛澤東說：“你們太狹隘了，度量太小啦。我們不能采取大魚吃小魚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還多呢！歷史上有哪個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滅掉？三山五岳聯合起來總是大隊伍。”毛澤東通過以誠相待、贈送武器、派出黨員軍事干部幫助進行政治和軍事訓練等方式，逐步密切了工農革命軍和袁、王部隊的關系。毛澤東也抓緊對這兩支綠林式農民武裝的教育改造工作，循循善誘幫助袁文才、王佐提高政治思想水平。通過在奮斗中凝聚團結、在團結中共同奮斗，來自五湖四海的隊伍最終合為一體，我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在井岡山站穩了腳跟。1945年2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作報告時，直言不諱地指出：“一個地方的革命黨、革命軍隊起來打敵人，就很自然地形成各個集團、各個山頭。所以我說山頭主義是中國社會的產物，是中國革命特殊情況的產物，應該承認這個東西”，我們進行自我批評加以分析，“目的就是要消滅山頭，使它溶化，全黨都變成一個整體”。

　　做“一個好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

　　新中國成立前夕，我黨代表團秘密訪蘇。在一次歡迎宴會中，斯大林說：“中國黨主要的成就就是有了在實際斗爭鍛煉中培養出來的干部，他們經過了實踐考驗，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則應用于實際中去，則你們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學習”。斯大林的看法，印證了毛澤東所指出的：“一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中國中去認識中國，又從認識中國中去改造中國，就不是一個好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

　　張國燾的警衛員何福圣曾回憶，張國燾在一次與陳賡、李特、傅鐘、黃超等人談話時說：“在座的都是接受過正統馬列主義思想教育的人，你們想想，我能像毛澤東那樣，仿佛自己是個綸巾羽扇，身懷無字天書，裝作未卜先知的軍師嗎？或者說，既要領導農民起義，自己就必須農民化一點？”他馬上又自答道：“不，我認為不可為，也不屑為。共產主義，顯然是一種最先進的革命思想，而毛澤東搞的那一套梁山泊主義，卻包含著封建迷信等等農民叛亂思想，兩者如何能混為一談？當然，如果用毛澤東的眼光來看我，也許他會認為我這個人不太懂得共產主義的中國化了。”

　　從梁山到井岡山，毛澤東走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之路，其理論基礎是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而并非“包含著封建迷信等等農民叛亂思想”的所謂“梁山泊主義”。針對這類批評，賀子珍就曾反駁道：“這種說法不對！我們的黨領導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作指導的”，“記得當時在井岡山上，只有少數幾本馬列的書：《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等，毛澤東讓用油印機印出來，發到各個連隊學習。他還盡最大的努力普及馬列主義知識”，“當然，毛澤東是很熟悉中國的歷史的，經常引用歷史上一些典故，作為今天工作的借鑒。古代的文學作品，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來借古喻今。這些發生在古代中國大地上的事例，能夠為革命的中國所用，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么？有什么不對呢”？

　　歷史是最好的見證者。毛澤東曾告誡抗大青年，要堅持革命，“我們要走下去，不半路上開小差，不像張國燾半路上忽然不見了”。自詡為“接受過正統馬列主義思想教育”的張國燾已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而毛澤東思想則最終被歷史驗證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正如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黨的七大召開，會場主席臺上方“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標語分外引人注目。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自此，全黨在思想上終于成熟和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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