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紅運，天津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3年第8期

　　項目：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北京外國語大學）的階段性成果。

　　摘  要：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形象的研究是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的一個有益視角。延安時期，多名外國記者從不同時空、不同視角對黨的領導人進行了觀察與報道，呈現的集體形象為：團結抗日和民族獨立的倡導者、求真務實的社會變革者、意志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廉潔自律的人民勤務員以及視野開闊、胸懷世界的求知者。外國人士呈現的黨的領導人形象，推動了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傳播，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黨在國共輿論宣傳戰中的弱勢地位，有力地推動了毛澤東形象和毛澤東思想的海外傳播，擴大了中國革命的影響，也為當下回應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提供了生動的歷史素材。

　　關鍵詞：延安時期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形象    外國記者

　　政黨在現代政治生活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它是由不同主體構成的。關于領袖、政黨、階級、群眾間的關系，列寧有過一段經典的論述，他指出：“在多數場合，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同時，也要看到，政黨形象是構成黨的影響力的基本要素。良好的政黨形象有助于促進黨的政治認同、政治整合和政治忠誠，提升黨的執政合法性和國際交往能力。政黨形象又是通過組織和個體來展現的，“領導干部是公眾關注的焦點,也是黨的形象的重要輸出者。特別是中央領導干部，由于他們所處的特殊位置，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黨的形象”。作為風華正茂的百年大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性成就，離不開良好的政黨形象包括黨的領導人形象的形塑作用。加強黨的領導人形象研究是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的一個有益視角。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由小變大、由弱變強、從失敗走向成功的關鍵時期，也是黨的良好形象在國內外廣泛傳播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和外國記者出于各自的需要，達成了“讓外界知曉延安”的默契，數十名外國記者奔赴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進行采訪，留下了一系列經典的紅色作品。學術界借助上述作品開始關注“他者”視角下的中國共產黨形象尤其是黨的領導人形象，形成了若干研究成果。不過，這些成果并未注意到黨的組織形象與個體形象的區分，也未注意到黨員和黨的領導人的區分，使用資料范圍較窄，討論略顯籠統。迄今尚未有專文從外國人視角討論延安時期黨的領導人的集體形象，為此，本文選取20世紀80年代新華出版社出版的“外國人看中國抗戰”系列叢書中的部分作品，即詹姆斯·貝特蘭（James Bertram）的《中國的新生》、弗雷達·阿特麗（Freda Utley）的《揚子前線》、班威廉（William Band）和克蘭爾（Claire Band）的《新西行漫記》、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Evans Fordyce Carlson）的《中國的雙星》、哈里森·福爾曼（Harrison Forman）的《北行漫記》、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的《中國未完成的革命》、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和賈安娜（Anna Lee Jacoby）的《中國的驚雷》，再加上影響較大的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西行漫記》、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中國人征服中國》、岡瑟·斯坦（Gunther Stein）的《紅色中國的挑戰》和杰克·貝爾登（Jack Belden）的《中國震撼世界》等共計11本著作為分析對象，試圖討論延安時期外國記者對黨的領導人形象的建構及意義。

　　一、延安時期外國記者展現黨的領導人形象的觀察范圍和敘述方式

　　作為一種精神產品，記者需要保持“創作欲望”，需要對客觀的社會生活進行觀察、調查、選擇和提煉。同樣，本文選擇的11本外國著述，是作者在不同時空、不同視角觀察中國共產黨的多種嘗試，關注內容和側重點有所不同，其建構的黨的領導人形象互為補充，形成一個有機整體，為此，我們有必要勾勒一下他們筆下的黨的領導人形象的“底版”。

　　第一，外國記者展現黨的領導人形象的時空。從時間上來講，上述著作覆蓋了整個延安時期；觀察時間在1936年至1937年的作品有2本，即《西行漫記》《中國的新生》；觀察時間在1937年至1940年的作品有2本，即《揚子前線》《中國的雙星》；觀察時間在1941年至1944年的作品有4本，即《新西行漫記》《北行漫記》《紅色中國的挑戰》《中國的驚雷》；觀察時間在1947年前后的作品有3本，即《中國人征服中國》《中國未完成的革命》《中國震撼世界》。從空間上來講，這些作品報道的區域除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陜甘寧邊區、晉察冀邊區、晉綏邊區、晉冀魯豫邊區和山東抗日根據地外，還包括國統區的重慶和武漢等。

　　第二，外國記者筆下黨的領導人的數量與篇幅。根據筆者的統計，外國記者報道的黨的領導人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彭德懷、賀龍、林伯渠、鄧小平、陳毅、聶榮臻、高崗、薄一波、吳玉章、徐特立、徐海東、蕭克、楊秀峰、彭雪楓等。毛澤東為記者最為關注的黨的領導人，對其進行專門報道的著作有7本；其次為周恩來，對其進行報道的著作有5本；再次為朱德，對其進行報道的著作有4本；再次為林伯渠，對其進行報道的著作有3本；關于徐海東、葉劍英、聶榮臻、王震、楊秀峰的報道，分別出現在2本著作中。從外國記者對黨的領導人的報道篇幅來看，用章篇幅報道毛澤東的著作僅有《西行漫記》，用節篇幅報道毛澤東的有兩本，分別為《中國人征服中國》和《紅色中國的挑戰》；另外，用節報道賀龍、徐海東、朱德和彭德懷的有1本，即《西行漫記》；其他著作關于黨的領導人的報道都是分散在“延安途中見聞”“八路軍”“延安的政治”“一個政府的誕生”等闡釋黨的政策的相關章節中。

　　第三，外國記者對黨的領導人的報道方式和敘事策略。就人物形象的報道方式而言，外國記者圍繞“什么造就了現在的中國共產黨”，采取了直接采訪為主、間接引用為輔的方式，通過黨的領導人了解統一戰線、群眾路線、持久戰、大生產運動、“三三制”和思想政治工作等。當然，外國記者也采用間接引用來建構黨的領導人的形象，例如，斯諾訪問延安時并未見到朱德，他對朱德的觀察就是引用了對其夫人的采訪，并參考了其他采訪者的說法，如書中稱“但是大家都告訴我，朱德貌不驚人——一個沉默謙虛、說話輕聲、有點飽經滄桑的人，眼睛很大（‘眼光非常和藹’這是大家常用的話），身材不高，但很結實，胳膊和雙腿都象鐵打的一樣”。就敘事策略而言，外國記者主要采取了為讀者提供背景知識、挖掘人物生平以及采用了讀者期望的民主、獨立和愛國話語等方式。他們對黨的領導人的細節描寫很傳神，其形象躍然于紙上，如斯諾筆下的毛澤東，“他是個面容瘦削、看上去很象林肯的人物，個子高出一般的中國人，背有些駝，一頭濃密的黑發留得很長，雙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顴骨突出”。又如卡爾遜筆下的徐海東，“是又一個有巨大的領導才能的農民。他高個子，大塊頭，臉上有一種我在朱德臉上見到的慈祥。他是內森·貝德福德·福雷斯特型的領導人”。此外，這些著作中像周恩來的風度翩翩、彭德懷的開朗與大方、朱德的沉默與和藹、林伯渠的可愛與溫和、鄧發的干勁與想象力、陳毅的敏銳與堅強等文字表述，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總的來說，延安時期外國記者對黨的領導人的多視角觀察，很好地為地處偏僻、對外宣傳資源匱乏的中國共產黨“發聲”。正如愛潑斯坦所言，外國記者的來訪，“把一座被閉了很久的門，打開了一個縫隙，使光線射進來”。

　　二、延安時期外國記者筆下黨的領導人形象的多維呈現

　　政黨領導人對于政黨形象具有代表性作用，“領導人是其核心，公眾習慣通過他們的言行判斷政黨組織形象的優劣”。1945年，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John S Service）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指出：“共產黨在中國之地位，比現存任何團體都高”，“共產黨將在中國生存下去，中國的命運不是蔣的命運”。這一時期外國記者對中國共產黨的認知，在相當程度上離不開他們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觀察。大致來看，外國記者筆下的黨的領導人，其集體形象可以概括為五個方面。

　　第一，團結抗日和民族獨立的倡導者。黨自誕生之日起，就以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為己任。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和推動國共合作，建立、堅持和發展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全面抗戰的立場，開辟了廣大敵后戰場，黨的領導人在多個采訪場合都表達了團結抗日的強烈愿望。一方面，團結抗日離不開中國共產黨黨內的高度統一。據斯諾的觀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政權保持了一種“磐石般的團結”，“因為蘇區中的每一個人，都準備為他的政府反抗壓迫者而戰，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志愿的、自覺的，為著他本身的利益和他認為正確的信仰而戰”。白修德等甚至強調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團結意識，“他們都共同作過二十年來的斗爭，對付國民黨，后來又對付日本人……他們互相信任，緊緊地團結在一起，沒有一點宗派主義的裂縫”。另一方面，團結抗日也離不開國內外的廣泛合作。例如，毛澤東在接受斯諾采訪時表示，中國必須尋求國際合作，“中國與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締結反法西斯條約，是完全可能而且需要的……要抗日成功，中國也必須得到其他國家的援助”。朱德在接受福爾曼采訪時表示，中國的抗日戰爭與美國獨立戰爭相似，“這次戰爭不過是為民族獨立及生活民主化的長期奮斗的一個繼續”。再據岡瑟·斯坦對王震的觀察，岡瑟·斯坦注意到：“雖然他那湖南人的暴躁性格，和他一再表示的對于民族團結的愿望一度壓倒了他對于微妙的國共關系問題上經常保持的緘默。”

　　此外，在采訪中，黨的領導人多次表示愿意與國民黨捐棄前嫌，立足團結抗日大局。例如，楊秀峰在接受貝爾登采訪時表示，針對老百姓不滿國國民黨政權的消極抵抗，“大罵國民黨兩面三刀，決定不承認鹿鐘麟這個省主席”，他嚴肅地訓斥了民選的行署官員，要求其承認鹿鐘麟的省主席地位，“我想蔣介石是國家的首腦，不管他過去有什么過錯兒，他的任命總還得尊重嘛”。即使與國民黨政權有血海深仇的徐海東，他的66名族人被國民黨政權殺害，但他在采訪中也表示：“是的，但那些已經過去了。現在，所有的中國人都是兄弟，蔣介石是我們的領導者。”

　　第二，求真務實的社會變革者。正如列寧所說，“黨組織的作用和名副其實的黨的領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過本階級一切肯動腦筋的分子所進行的長期的、頑強的、各種各樣的、多方面的工作，獲得必要的知識、必要的經驗、必要的（除了知識和經驗之外）政治嗅覺，來迅速而正確地解決各種復雜的政治問題”，卓越的政黨領袖應勇于直面問題、解決問題和推動社會變革。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旨在改造世界和改變人民的歷史命運，正如愛潑斯坦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他們的目標不光是撤銷或替換掌權的反動政客，而是改變整個中國社會，這樣它才能為百分之九十的勞動人民服務而不是對他們進行掠奪。”正因如此，斯諾筆下的中國共產黨領袖的青少年記憶中充滿了對富人的仇恨和對窮人的同情，毛澤東回憶青少年時代湖南大饑荒時的搶米風潮，“眼睛是潤濕的”；彭德懷因一名地主不肯把米賣給饑民而憤怒，率眾搶了其糧倉；賀龍對有錢人的仇恨是廣為流傳的，“如果賀龍還在二百里外的地方，地主士紳都要聞風逃跑”；徐海東認為，“中國的窮人，農民和工人都是好人”，“而有錢人則什么壞事都干盡了”。

　　延安時期，外國記者注意到“馬克思主義已經變成中國的了。共產主義在應用于中國社會的實踐中徹底中國化”。他們也注意到中國共產黨領袖“倔強而難以克復的現實主義”。如白修德等稱：“第一樁使你覺察到的事情就是他們對中國的知識；他們徹底地了解他們自己的國家，并且了解農村。他們可以說是社會關系的工程師，他們完全懂得農民的疾苦是些什么，而且完全懂得這些疾苦怎么樣能轉化為行動。”斯特朗同樣對中國共產黨的現實主義印象深刻，她稱：“中國共產黨依靠自己的思考來解決他們的問題”，他們常這樣回答自己與蘇聯的關系：“我們從不向莫斯科問這些事情。我們只管怎么辦對我們自己有利。”

　　受訪中，黨的領導人多次強調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的不同，在中國，民主革命是通向社會主義的必經之道。毛澤東曾對卡爾遜表示：“共產主義并非眼前的目標，是要經過長期的發展才能達到的。在它之前必須有強大的民主，然后是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他也對福爾曼講了中國民主革命的意義，“我們不是求達到蘇聯的社會與政治的共產主義，”我們更愿意認為“我們現在所做的，有些象林肯在你們內戰中所為之作戰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周恩來也有類似的主張，他表示，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不過，“中國的發展不會沿蘇聯的同一方向進行。她將有著各個階段”。

　　第三，意志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正如列寧所說，“因為無產階級的自發斗爭如果沒有堅強的革命家組織的領導，就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真正的‘階級斗爭’”，在組織和領導群眾革命斗爭中，黨的領導人要有“亂云飛渡仍從容”的政治定力。面對強大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充滿了復雜性和艱難性，甚至被稱為“全世界最殘酷的革命”，“這種殘酷鼓起了革命者更大的勇氣”，“中國的革命依然在前進著，背叛、苦難、失敗，都不足以減損革命的領導”。外國記者筆下的黨的領導人是“堅如鋼鐵、韌如皮革”的群體，他們樂觀自信，不顧個人安危，放棄名利，義無反顧地獻身革命。作為毛澤東“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論斷的重要傳播者，斯特朗不僅對該論斷感到震撼，稱“我從未遇見過有人使用比喻如此貼切而充滿詩意”，也對毛澤東的人生選擇感到欽佩，“此時毛和年輕的妻子不論在個人生活方面或事業成就方面，本已達到了人生的頂點。以后發生了國共大分裂。毛以非法的身份領導著一支農民的武裝隊伍……由于毛的關系，毛的妻子和妹妹在一九三〇年被湖南的一個軍閥所殺害”。班威廉、克蘭爾在與毛澤東的訪談中，也感受到他的革命意志，強調“談話時會把堅定而深思的目光盯在別人臉上。他給我們一種絕對誠懇的印象，以他的地位，在祖國危急時期，他有一種深切的責任感”。阿特麗對仕宦之家出身的周恩來卻冒著生命危險選擇革命表示充分肯定，她指出，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建立者之一，“當民國十六年上海工人糾察隊被屠殺的時候，周幾乎不能免于死亡。而此后約十年光景，周歷盡了革命艱苦”。

　　斯諾筆下記載了許多黨的領導人為革命而放棄個人享受、財富和地位的生動故事，例如，曾為湘軍軍官的彭德懷講：“以前我只是對社會不滿，看不到有什么進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讀了《共產黨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觀，開始懷著社會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徐特立為了革命放棄了受人尊敬的師范學校校長身份，放棄了家庭和四個兒女。一次，一個到徐避難地方的共產黨員請他入黨，他高興至極，“當時想到他對建設新世界仍有一些用處不禁哭了”。卡爾遜筆下的朱德，具有羅伯特·李的仁慈、林肯的謙恭和格蘭特的堅強，“四十歲時，改弦更張，決定把自己的生命獻給把人民從社會和經濟的失望境地中拯救出來的事業”。

　　第四，廉潔自律的人民的勤務員。群眾觀點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觀點。正如列寧所說，要善于“作為階級的黨、作為群眾的黨來判斷事理，處理事情”。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政黨，“要是這個黨不學會把領袖和階級、領袖和群眾結成一個整體，結成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它便不配擁有這種稱號。”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與群眾的魚水情深令外國記者感到印象深刻。在貝爾登的筆下，曾為大學教授的楊秀峰強調中國共產黨與群眾的關系是“學生”與“先生”的關系，“知識的真正源泉存在于人民的愿望和需要中，或者可以說，存在于人民的心目里。我應當做人民的勤務員”。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對愛潑斯坦表示：“我們不斷幫助農民是我們獲得成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軍民形成一條心，一起受苦，痛恨敵人，決心趕走敵人。”

　　作為“人民的勤務員”，黨的領導人的一個突出特征為平易近人。斯諾注意到，中國共產黨領袖可以毫不在乎地走上大街上，親切與群眾交談，他第二次見到毛澤東時，“毛澤東光著頭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談著話，一邊認真地在做手勢”。班威廉等訪問延安時，他們也注意到邊區騾馬大會開幕式上中國共產黨領袖的“隨意”和缺乏“儀式”，“邊區領袖們，如毛澤東，朱德，林祖涵，周恩來等都非正式地到會場參觀過，隨意和群眾混在一起，只帶著極少數的衛士，儀式是一點也沒有”。

　　另一個突出特征是艱苦樸素和廉潔自律。斯諾注意到，作為紅軍領袖的毛澤東，個人生活與一般紅軍戰士沒什么差別，“千百次的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物——包括兩套布制服”。主管紅軍財政的林伯渠每月經手數十萬元經費，卻只領補貼5元，“身上穿著一套褪色的制服，紅星帽的帽檐軟垂，慈藹的眼睛上戴著一副眼鏡，一只腿架已經斷了，是用一根繩子系在耳朵上的”。指揮千軍萬馬的彭德懷和部下一樣，只有兩套制服，不佩戴軍章，司令部不過是一間簡單的屋子，“他有一件個人衣服，孩子氣地感到很得意，那是在長征途上擊下敵機后用繳獲的降落傘做的背心”。班威廉等在采訪平西司令部時，看到官兵“所吃的不過是一天兩頓玉蜀黎和蘿卜，所飲的不過是白開水”，“在共產黨的軍隊里，長官和士兵們的飲食到處都沒有大差別”。

　　此外，還有一個特征是身體力行，與群眾同甘共苦，積極參加大生產運動。白修德等觀察到，毛澤東“為了使自己能有煙抽，他辛勤地耕耘著他的煙田，結果他所生產的煙葉足夠所有黨的總部的消耗”，朱德總司令自己耕種白菜。斯坦觀察到參加大生產運動中的王震，“雙手也像他的部下那樣，由于勞動而生滿了老繭”，大足趾上貼上了膏布，“他和別的軍官一樣，幫他的士兵工作，有一次，一袋沉甸甸的煤塊竟壓壞了他的腳趾”。

　　第五，視野開闊、胸懷世界的求知者。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注重從國際視野來把握中國的革命。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探討過“改造中國”與“改造世界”的內在聯系，并提出了“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重要判斷。黨的領導人的世界眼光和學習興趣給來訪的外國記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據斯諾的觀察，毛澤東是一個熟讀世界歷史的人，他的閱讀興趣不限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也廣泛涉獵古希臘哲學家、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他對英國的工黨很感興趣，詳盡地問我關于工黨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來了……毛澤東讀過許多關于印度的書，對于那個國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他知道一些美國的黑人問題”。曾采訪過毛澤東的卡爾遜也分享了與其縱論世界局勢的經歷，他寫道：“我們談到夜深，內容涉及戰爭、歐洲和美國的政治形勢，各個時代政治思想的發展、宗教對社會的影響，還有，一個成功的世界組織的成員們。”此外，卡爾遜還被朱德等人迫切請求分享其對國際局勢的看法，朱德等人對美日關系、英國在德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上的立場、西方民主國家與佛朗哥的關系很感興趣，“他們對情況的了解令人吃驚地清楚”。卡爾遜還與前來視察的“頭腦象芥末一樣地靈敏”的鄧小平進行了交流，他稱：“我們討論了國際政治的整個領域，他掌握情況的廣度使我吃驚。”斯坦也注意到黨的領導人都有與盟軍無條件合作的熱情，他們期盼戰后國際上能正確評價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貢獻和能力，認為中國共產黨“準備自己在一個新的、民主的和發展的世界秩序中做一個伙伴”。

　　總的來說，延安時期外國記者從理想、意志、能力和修養等多個層面展現了黨的領導人的人格魅力，其著作不僅激勵著國內青年胸懷理想，奔赴延安，追尋艱難而偉大的革命事業，也增強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外的影響力和吸引力。正如美國學者費正清所說：“延安中國共產黨的蓬勃朝氣和并非做作的平均主義，并非由于埃德加·斯諾所著《西行漫記》一書而出名。所有到過延安的人——林邁可、美國領事雷·盧登、醫護人員都證實這幅圖畫的真實性。于是，延安那遙遠的地方就日益令人向往。”

　　三、延安時期外國記者建構黨的領導人形象的意義

　　1937年12月，曾參加過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諾爾曼·白求恩，受到《西行漫記》等著作的影響，決定投身中國的抗戰洪流。1938年，美國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vans Salisbury）在閱讀《西行漫記》后表示：“當時，幾十萬美國人，包括我自己，讀了這本書，從中得到了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的初步印象，同時對他們的目標和救國抱負，對他們的艱辛和犧牲精神，也有了了解。”正是《西行漫記》掀起的“紅區熱”，貝特蘭、卡爾遜、愛潑斯坦、福爾曼等數十名外國記者熱情地關注中國的革命與抗戰，留下了一系列真實生動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故事，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社會影響和國際地位。迄今，上述著作仍被不同國家數以萬計的讀者和學者閱讀和引用，并不斷形成新的“紅色記憶”。

　　第一，外國記者展現的黨的領導人形象，傳播了中國共產黨的良好政黨形象，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共輿論宣傳戰中的弱勢地位。1927年以來，國民黨為了維護獨裁專治，對中國共產黨發動了多次“圍剿”。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在共同抗日下維持合作，但國民黨政權對中國共產黨的偏見和敵意仍根深蒂固，曾發動了多次反共高潮和摩擦活動。除了軍事沖突外，國共兩黨也一直進行宣傳輿論競爭。國民黨利用其統治地位，實行新聞封鎖和歪曲宣傳，嚴禁宣傳中國共產黨言論和思想，致使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大多模糊不清，故在斯諾訪問陜北前，紅色中國被國民黨政權“銅墻鐵壁一樣嚴密的新聞封鎖而與世隔絕”，外界迫切希望得知關于中國共產黨問題的真相，諸如“紅軍是否為‘文匪’領導的一種新式流寇”“中國共產黨人是不是‘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黨的領導人是不是為了活命而盲目戰斗的無知農民”。全民族抗戰時期，國民黨政權仍極力抹黑中國共產黨及其抗日民主政權，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大肆宣揚“邊區黑暗”“共產共妻”，誹謗中國共產黨“游而不擊”“專打友軍，不打日本”“破壞政令軍令”等，誘導國際社會不必重視中國共產黨，不必對其有期待。

　　通過外國記者的采訪和報道，黨的領導人展現出的遠大理想、堅強意志、卓越能力和心系人民等優秀品質，足以讓國民黨的各種歪曲宣傳“打臉”。在外國記者筆下，毛澤東是一個博覽群書、視野開闊的“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他熟悉中國和中國農民的需要；他具有分析所見事物的天才；他能夠用簡單明瞭、豐富多采和鏗鏘有力的方式來表達思想。”外國記者眼中的周恩來是一個“頭腦冷靜”“深思熟慮”和“講究實際經驗”的領導人，根本不是國民黨污蔑的那樣“無知土匪”“強盜”。他嚴于律己，“精明又有修養”“風度翩翩”“周的才智在中國是出類撥萃的”“周恩來是我在中國所見過的最客觀最正直的人物”。外國記者眼中的朱德是一個“絕對地無私、善良、耐心而又判斷深刻”的領導人，“朱德受到他的部隊所有人的愛戴。只要提起朱德的名字，就會在他的勇敢的同伴們的眼里引起柔和的亮光”。“他時常露出熱情和快活的笑容，使每個人都感到心情舒暢。他由一個勇敢的革命戰士成為戰略家和人民的領袖。”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外國記者在肯定黨的領導人的優秀品質外，自然也會用對比的眼光審視國民黨高層的官僚作風和脫離群眾等問題。如斯諾注意到，與平易近人的黨的領導人相比，1936年蔣介石到西安后，則是“城門口的所有道路都遍布憲兵和軍隊的崗哨。沿路農民都被趕出了家。有些不雅觀的破屋就干脆拆除”，“這生動地說明誰真的害怕人民，誰信任人民”。斯坦注意到，與“隨和、簡樸、富有思想”的人民領袖毛澤東相比，蔣介石則呈現出“嚴肅、呆板、憂心重重的軍人性格”。卡爾遜在采訪孔祥熙等人后，感慨道：“我與這些執掌國家事物的人們談話的時候，無法不把他們舒適的生活與八路軍頑強的自律加以對比。”國共兩黨領導人所呈現的不同政黨形象，使得外國記者對國共兩黨有了這樣的評論，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和拯救人民，“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國民黨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潔白。在國民黨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國民黨壓迫人民的地方，它給人民帶來了救濟”。伴隨著外國記者的持續報道，到了1944年，“在國共前后長達20余年的輿論宣傳戰中，這次較量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雙方政治宣傳戰的強弱格局”。

　　第二，外國記者展現的黨的領導人形象，有力地推動了毛澤東形象和毛澤東思想的海外傳播，擴大了中國革命的影響。正如學者張軍孝所言：“毛澤東，從一個人的名字演變為現代中國社會的超級政治符號，早已不是今天的事情了。自從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問世以后，到中共‘七大’，‘毛澤東’在人們的心目中實際上成為一個時代或一種社會政治體系的象征。”延安時期，“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重要政治符號的過程，離不開斯諾為代表的外國記者對毛澤東本人的大量采訪和報道。以斯諾的《西行漫記》為例，該書最早的英文版于1937年10月在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兩個月內再版4次，發行十幾萬冊，轟動世界。1938年，該書再由美國蘭登書屋出版，月售12萬冊，被譯成法、德、俄、意、西近20種文字。在《西行漫記》等著作的影響下，隨后許多外國記者訪問延安，留下了不少關于毛澤東的報道，如斯特朗的《毛澤東訪問記》、愛潑斯坦的《毛澤東印象》等，這使得“毛澤東熱”在黨的七大時達到高潮。

　　就外國記者對黨的領導人的報道內容而言，他們已注意到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黨內受著最高愛戴和尊敬的領袖，具有對黨的無可置辯的支配力，如斯諾注意到“毛澤東在中國的共產黨勢力范圍內的影響，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沒有碰到過一個不喜歡‘主席’——個個人都這樣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白修德注意到，“在公開的集會里，人們不難看見政治局的其他分子——他們本身也居于很高的地位——反復地引用著毛的演辭，就好象在吮吸著知識的源泉”；斯特朗與劉少奇一次“激動人心的談話”中，劉少奇向她闡述了“毛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稱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思想都有“新的發展”，他注意到了“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正是毛澤東軍事戰略的運用，使得“共產黨的軍隊在二十一年的戰斗中，從三千人發展壯大為三百萬人；變工隊在艱苦的戰爭年代使農業增產；生產自給制度，實行這一制度甚至在大幅度減稅情況下，也能使被嚴密封鎖的‘抗日根據地’發展成為強大的解放區’”。

　　不僅如此，以斯諾為代表的外國記者的著作從不同角度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革命戰略和政策方針的具體運用，生動地再現了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魅力，“推進其既以理論形態‘解釋’革命，又以實踐形態‘改造’革命，還以個性特征‘感召’革命”，因此，這些著作成為海外學界研究中共黨史和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學術參照。如彭德懷向斯諾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群眾支持對于游擊戰的重要性，“中國的游擊戰只有在共產黨的革命領導下才能取勝，因為只有共產黨有決心、有能力滿足農民的要求，了解在農民中間進行深入、廣泛、經常的政治和組織工作的必要性，能夠實現它宣傳的諾言”。朱德向福爾曼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戰，“通過人民的幫助，我們具有著有價值的情報。我們知道敵人的每一移動”，這種被日本軍官稱為“非正統戰術”的游擊戰使日軍疲于奔命、徒勞無功。任弼時向卡爾遜闡述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認為其為中國共產黨軍隊“抵抗侵略的心臟和靈魂”，包括戰前動員及戰后總結、官兵平等、軍紀嚴明、瓦解敵軍和群眾動員，“人民一定要明白我們為什么打日本以及他們怎樣才能幫助制止侵略”，“我們教給居民開會的方法和選舉村和縣的官員的方法。人民要履行公民的義務，他們就應有權就自身的事務發表意見”，卡爾遜感到“這種前景是激動人心的”。王震向斯坦講述了大生產運動有助于改善軍民關系和提高軍隊的戰斗力，“毛澤東同志堅決要我這樣做，要我邊工作邊學習”。

　　正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展現的良好形象，使得“毛澤東及共產黨和紅軍的影響，開始走出根據地，走向國統區，乃至全世界”。外國記者承認“中共的領袖們才能卓越，意志堅定，富于獻身精神。最重要的是，他們是具有現代思想的人，并且令人容易接近”，并用“富有朝氣的、充滿活力的、斯巴達式的、受人民歡迎的、進步的、民主的、改良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等形容詞描述中國革命。

　　第三，外國記者展現的黨的領導人形象，為當下回應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提供了生動的歷史素材。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走向深入，資本邏輯和后現代主義思潮滲入中國社會，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沉渣泛起。歷史虛無主義者試圖通過碎片化的“富于啟迪的歷史細節”來歪曲事實，以“非人性化”的敘事來否認近代中國革命的合理性，否認歷史中的真實和崇高。他們習慣于將黨史宣揚為“陰謀史”“黨內斗爭史”，尤其是通過一些所謂歷史文獻的細節發掘或編造來貶低和丑化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意圖否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新媒體時代，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通過網絡不斷地發酵和擴散，產生了相當惡劣的影響。為了抵制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我們就得講好中國共產黨故事，必須以形象生動的細節和深入淺出的表達來講好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

　　采取“他者”視角的外國記者無黨無派，保持中立立場，其對延安時期黨的領導人的觀察和報道，可謂真實、立體和全面的中國共產黨形象的折射，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國共產黨何以能戰勝強敵、贏得民心。回到革命戰爭年代，從理想層面來看，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為奮斗目標，真正做到了將“小我”融入“大我”。正如斯諾對毛澤東的觀察：當談到紅軍成長時，毛澤東主要是從“關心人類集體命運的盛衰的旁觀者”來敘述，“雖然他在這個運動中處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為個人的存在。所敘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們’了；不再是毛澤東，而是紅軍了”。正因如此，很多家庭出身優越、社會地位高或曾在國民黨政權中擔任要職的黨的領導人放棄個人享受，不畏強權和犧牲，他們為國家和人民的不幸而悲傷，無怪乎斯諾注意到受訪的農民在談到蘇維埃時用的是“我們的政府”，稱紅軍為“窮人的軍隊，為咱們的權利在打仗”，他覺得，“在中國農村，這是一種新現象”。貝爾登同樣注意到共產黨常稱“我們是人民的子弟，人民是我們的爹娘”。從意志層面來看，中國共產黨人具有不屈不撓的鋼鐵意志，“這些千千萬萬青年人的經久不衰的熱情、始終如一的希望、令人驚詫的革命樂觀情緒，象一把烈焰，貫穿著這一切，他們不論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絕不承認失敗”。他們以民族和國家為重，超越黨派恩怨，堅決倡導團結抗日；他們廉潔自律，艱苦樸素，提倡官兵平等，相互尊重，“首先想到的是他們所領導的人們”。從能力層面來看，中國共產黨人具有世界眼光，善于從長遠和大局的視角思考問題，通過解決土地問題和稅收問題，建立民主政權，推動婦女解放和家庭民主，使人民獲得了正義、公平、民主和尊嚴，“共產黨把高貴者拉下馬，使卑賤者站起來。他們把婦女從男人、孩子從父親、佃戶從地主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他們過問人民生活的一切領域。他們打開了蔣介石不得其門而入的新天地”。以文化程度而言，斯諾驚訝地發現60%至70%的紅軍士兵是有文化的，要比國民黨軍隊平均數高很多。甚至在蘇區的一些窮鄉僻壤，“你也能發現紅色農民也知道一些象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和德、意‘侵略’西班牙這樣的基本事實，說這兩個國家是他們敵人日本的‘法西斯盟國’!”貝特蘭同樣對紅軍戰士的國際政治知識“感到驚異”，“他們都在紅軍里學會了讀書，大多數還能寫東西。他們還知道了他們自己的問題是世界問題的一部分，這一點給人最深的印象”。

　　概言之，延安時期外國記者筆下的中國共產黨人，真正實踐了列寧強調的“哪里有群眾，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應該善于作出一切犧牲，克服極大的障礙，在一切有無產階級群眾或半無產階級群眾的機關、社團和協會（哪怕這些組織是最反動不過的）里有步驟地、頑強地、堅定地、耐心地進行宣傳和鼓動”。

　　習近平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以史為鑒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革命戰爭年代雖然已遠去，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從不曾改變。隨著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如何提升國際話語權、改變“挨罵”問題，離不開良好的政黨形象的塑造，需要我們把握好“做好”與“說好”的平衡。為此，深入歷史現場，挖掘豐富材料，從不同角度講好中國共產黨人的夢想與追求、情懷與擔當，對外展現好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可謂黨史研究者應有的自覺和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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