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5年3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宣布將在1956年下半年舉行中共八大的決定以后，各項準備工作就在毛澤東的主持下開始了。在各項準備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起草八大政治報告。因為中共八大政治決議是在審議和討論八大政治報告的基礎上形成的。八大文獻的起草和修改，始終是在毛澤東親自主持領導下集體進行的。作為八大綱領性文獻的政治報告稿，經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反復修改，并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討論，是中共中央集體智慧的結晶。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為了使政治報告日臻完善，毛澤東在籌備過程中對它反復修改，下了很大工夫，傾注了許多心血。

　　（一）

　　為起草中央提交大會討論的五個主要文件，當時中央成立了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和修改黨章報告及黨的章程起草委員會。前者有劉少奇、陳云、鄧小平等人，后者有鄧小平、譚震林、劉瀾濤、楊尚昆等人。周恩來則親自組織國家計委的人員起草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和建議報告。這些報告、文件，經過起草小組和中央領導層多次討論和修改后，有的還組織各省、市、自治區及軍隊、中央和國家機關各方面人員在較大的范圍內討論，征求意見。前后經過一年左右時間的準備，于1956年8月中旬基本拿出來，提交黨的七屆七中全會進一步討論。

　　◆中共八大會場。

　　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的指導思想是由毛澤東確定的。起初，他為政治報告提出的指導思想是：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提早完成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證十五年并且爭取十五年以前超額完成。后來隨著形勢的變化發展，毛澤東對中國現狀的深入調查研究和當時蘇聯斯大林問題的暴露等，引發了毛澤東關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一系列新的認識和思考。?1956年4月，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拉開了全黨從“以俄為師”向“以蘇為鑒”偉大思想轉變的序幕，為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的起草，提供了新的指導思想。他在講話中提出，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等十種關系和矛盾。為了肯定正確的，批評錯誤的，毛澤東在講話過程中處處把中國與蘇聯的情況進行了對比，并且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前景充滿信心。

　　此后，劉少奇在主持起草八大政治報告初稿的過程中開始明確地以《論十大關系》作為指導思想。關于這個問題，1958年5月，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也明確地談到：“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就是根據毛澤東同志關于處理十大關系的方針政策提出的。”

　　據鄧力群回憶說：少奇同志開始準備八大的報告，首先是要陳伯達起草。陳伯達的報告稿出來以后，他就找胡喬木看。胡喬木看了以后，說這個報告作為一個學術報告是很好的，但作為黨的政治報告不行。少奇同志說，那好，你去改。修改了兩次，也沒改好。這期間，毛主席在少數人的范圍里講了關于十大關系的觀點。毛主席講完后當晚大約10點多鐘，少奇同志趕緊把我們這些人找去，說，唉呀，這個政治報告改來改去，喬木也搞不透，現在毛主席講了十大關系，問題解決了，就以十大關系為我們這個報告的綱。“八大”報告，以后就是按照這個精神，由胡喬木改的。可以說，八大報告是少奇和毛主席兩個人密切合作形成的。

　　根據這個指導思想，毛澤東進一步明確了八大政治報告的重點。他說：“這一次重點是建設，有國內外形勢，有社會主義改造，有建設，有人民民主專政，有黨，報告里面有這么幾個大題目，都可以講。但是重點是兩個，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一個是經濟建設。兩個重點中，主要的還是建設。”

　　◆毛主席致開幕詞。

　　毛澤東對八大政治報告的起草傾注了極大的心血，多次逐字逐句地認真推敲和反復修改。根據有關專家對現有八大政治報告的修改情況的統計：“在保存下來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經過毛澤東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事實上，從1956年7月初劉少奇主持的八大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寫出第一稿之后，毛澤東就開始直接主持對八大政治報告的討論和修改。從7月6日到14日，毛澤東先后六次召集起草委員會會議討論政治報告初稿；15日和19日他又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討論。7月23日以后，中央主要領導移往北戴河繼續商討修改政治報告。

　　盡管這樣，到8月22日時，劉少奇提交給中共七屆七中全會討論修改的政治報告文稿仍然長達九萬多字，距離毛澤東提出的將政治報告縮減到三萬字的目標，還有很大距離。此后，雖然繼續經過反復的修改，毛澤東仍然對其中的建設部分、國際部分和黨的部分很不滿意，仍然要求周恩來、陳云、張聞天等再作修改。八大開幕的前一天，即9月14日凌晨六點，毛澤東還審閱了前一天剛剛修改排版出來的政治報告文稿，并且作了少量的文字修改。

　　盡管毛澤東對最后提交給八大的政治報告文稿不是很滿意，但是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等講話中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方針、政策和觀點都在報告中得到了比較準確的反映。八大政治報告在毛澤東提出的一系列原創思想的基礎上，吸收和匯集了黨內黨外各方的意見，代表了當時全黨在認識和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道路上取得的最高認識水平。

　　（二）

　　1956年7月6日到9月8日，毛澤東先后在北京和北戴河，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會議等多種類型的會議，前后共有19次之多。

　　在修改過程中，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等反復交換過多次意見。直到八大召開前夕，毛澤東還在9月6日到8日，連續三天，分別同劉少奇、周恩來、陳伯達、胡喬木研究政治報告的修改問題。

　　◆劉少奇作政治報告。

　　8月中旬，毛澤東對劉少奇于1956年8月14日送給他的政治報告修改稿中“黨的領導”部分所作的修改中加寫：“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殘余思想消滅以后，社會中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人們的主觀與客觀世界的矛盾，是永遠存在的，這又是人們永遠都有犯錯誤的可能性的原因。”8月21日，毛澤東對有劉少奇21日寫的“今日12時前印好”的政治報告修改稿進行審閱，著重對其中的“國內和國際形勢”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兩部分作了13處修改。

　　就在8月22日召開的七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等領導人認為，八大最重要的一個文件即政治報告寫了9萬多字，太長。毛澤東表示：要砍掉三分之一，打亂重分。怎么修改？毛澤東提出，主要從三個方面改：“一是大勢，二是細節，三是文字，凡有意見的都在這個本子上批。”劉少奇也提出：“其中有一些部分恐怕需要重寫，就是要推翻，打亂重分，重新再搞。”重寫政治報告，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部分就特別需要慎重處理。9月10日，周恩來細讀了由外交部同志起草的國際問題部分的修改稿后，給起草委員會的胡喬木寫了一封信，談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修改意見：“我以為這部分題目或者叫‘國際關系問題’，或者叫‘我們在國際關系中的政策’，而不宜叫‘加強國際團結’。內容先講形勢，后講任務。”關于怎么講形勢和任務，他還提了一些明確的修改建議。經過大家共同努力，重寫后的政治報告，砍掉的不止三分之一，而是二分之一。國際關系部分，基本框架接受了周恩來的修改意見。

　　毛澤東一直很重視政治報告的內容，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對劉少奇政治報告的修改上。為此，在八大籌備期間毛澤東發出的24件信函中，大部分是寫給劉少奇的。整個修改過程，洋溢著民主協商的和諧氣氛。從現在保存下來的幾份批件上，我們可以窺見一斑。

　　8月24日，毛澤東對八大政治報告稿的“關于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問題”部分作比較集中的修改。修改后致劉少奇：“此件已經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請酌定。覺得文中還有一些重復拖累的地方，還可以刪節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做。”

　　8月30日，毛澤東閱審劉少奇本日提交的政治報告第三次修改稿的各部分編排順序稿后，致劉少奇：“可以這樣編排，將來再考慮是否變動。”另外提出：“在國防問題上可以講幾句人民解放軍的英勇奮斗的鼓勵話。”

　　8月31日，毛澤東對政治報告稿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部分審閱后，于3時寫了如下批語：“伯達同志閱后，即送少奇同志：此部分改得很好，可以作為定稿了。我只作了些小的修改，請酌定。請伯達即行著手對‘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的若干問題’進行修改，在九月五日以前改好，打清樣于九月五日晚上送閱為盼！”5時又批示：“即退胡喬木同志閱后，即送少奇同志閱。此件修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第七頁上有一個問題，請喬木注意。”6時，毛澤東再批示：“喬木同志：請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時間，將報告的頭幾部分——導言，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總路線，過細修改一下，縮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匯總看過，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會談時和其他部分編輯付印。”

　　（三）

　　到了9月上旬，離大會召開的時間步步逼近，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等趕制各項工作的步伐加快，真正呈現出快馬加鞭、只爭朝夕的極度緊張高效的景象。9月4日，政治報告中有關社會主義建設的部分修改好以后，毛澤東特地囑咐陸定一送給陳云征求意見，并要在5日晚10時以前將陳云的修改意見送給他看。9月5日，陳云寫信給毛澤東：“有幾個地方與定一、喬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業一節，還有一些修改，稿子在喬木處，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9月6日凌晨2時前后，毛澤東閱審政治報告稿“社會主義建設”部分。在看了陳云送來的部分修改意見，再次作了修改，并向胡喬木催要尚未送來的有關商業的一節。他在批語中說：“即送喬木同志：建設部分，除商業外，又看了一遍，用鉛筆作了一些修改。請你將商業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閱，再送少奇同志。”7時，又寫了批語：“伯達同志：周總理及洛甫同志今日開始修改政治報告，請你與總理聯系，或即與總理處合并舉行。”當日，周恩來和張聞天（洛甫）、陳伯達、章漢夫、喬冠華一起，商談對政治報告稿中目前形勢部分的修改。

　　◆出席中共八大的代表步入會場。

　　9月7日6時，毛澤東致周恩來：“政治報告頭幾部分修改了以后，請你繼續修改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兩部分。這幾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畢，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譯，否則就來不及了。修改時請與伯達聯系。”同時，毛澤東又致胡喬木：“國家問題這一部分，也許你可以在一天內修改好，困難問題不很多。但對肅反問題寫得太簡單，沒有提黨對反革命分子的嚴肅與寬大相結合的處理政策，請加注意。不知15頁上還有這個問題的話沒有?”7時，毛澤東致陳伯達：“‘改造’、‘建設’兩部分喬木改稿，我看可用，不須大改，但小改是必要的。務請你們在今日加班加點，請于今日晚上十二時以前全部改好，交我看過，再送劉少奇看過打樣，于明日上午交付翻譯。我們請總理同時修改，請你與他聯系，于晚上九時以前索取他的改樣，由你酌量采取。頭二部分（指“序言”、“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三部分）今日也要爭取改好，我已告總理注意，改好后交你。”10時，毛澤東致周恩來：“政治報告的頭三部分，請你主持，于今日改好。形勢部分，可以大修或重寫。但請于今晚十時前，交伯達看一下，然后交我。‘改造’、‘建設’兩部分請你與富春一道修改，請需于今日修好，于晚上9時交伯達匯總。以上各部分我和少奇看一下以后，必需于八日上午交付翻譯。你擔任的建議和報告兩件（指《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的建議》和《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亦須九日交付翻譯，請將最后修改于八日交我看一下。”10時，毛澤東再致胡喬木：“‘國家’部分內容貧弱，和‘改造’、‘建設’、‘黨’各部分量不相稱，似需大改。請你將一、二次稿看一下，好好想一下，再行動手。如今日不能完稿，可于明日完畢。如你需要，可找彭真、瑞卿談一下。”  于是，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要求，修改政治報告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兩部分，除對一些數字進行核準外，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中增寫了：“應當努力培養建設人才，加強科學研究工作。”9月8日9時，毛澤東致劉少奇：“恩來的改本送上，我看改處均可用。如你同意，請飭人將改處準確地抄在一個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譯。”9月9日8時，毛澤東致楊尚昆：“少奇同志修改處請交翻譯注意照改。改印，暫可等一下，待各同志修改意見上來，匯總修改，并經少奇和我看過后，再行付印。”9月10日5時，毛澤東致陳伯達：“國家生活部分，讀改時，請邀彭真、羅瑞卿、董老三同志參加，今日改畢，照前抄三份，分送劉、周及我。”

　　9月12日2時半，毛澤東對政治報告稿作了一些修改后致函劉少奇：“同意你的修改。我又修改了一些，另有兩處是和喬木、伯達商量修改的，請酌定。周總理今晚沒有時間看此件，他在改他自己的報告。因此，請即將這一部分的兩個改本合在一處，立即付印，付翻譯。同時印發全體代表，請他們提意見，于九月十三日下午交中央。”

　　9月13日7時，毛澤東閱改了劉少奇修改的政治報告稿之后致函劉：“這些修改都很好，可以即刻付印，付翻譯。只是‘國際關系’第六頁，‘以不同的方式（有的是在經濟上，有的是在政治上）’這一些新增的字，可以不要，以求與周總理報告一致。這原是我提議的，現覺應該取消。請酌定。”

　　直到八大開幕的前一天，9月14日2時，毛澤東對政治報告稿的國際部分和黨的部分又作了修改后致劉少奇：“(一)國際部分的一段增加和其他一些文字修改，請即令人抄正翻譯，并另打清樣。(二)黨的部分，本日十二時前伯達等修改，已要他們直接付翻譯。”“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請直付翻譯，并打清樣，不要送我看了。”6時，毛澤東又致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一）‘黨的領導’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計不會有太多的修改了。但是一定還會有一些修改。我們都要睡覺。你們在上午十二時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譯和付印。我們起床后再看改樣好了。(二)開幕詞又作了一些修改，已去打清樣送你們，請再斟酌，于下午交我為盼。”同時又致楊尚昆，指示他把政治報告中“黨的領導”部分，即交幫助翻譯的外國同志去作翻譯，不要等候修改。并囑：“總理報告的翻譯工作，亦請抓緊。”

　　（四）

　　類似的來往信件和批示還有一些，都是毛澤東同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平等磋商、共同修改審定八大政治報告的歷史見證。

　　毛澤東對八大政治報告作了極為認真的修改。其中，毛澤東最重要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幾個地方：

　　第一，關于黨的中心任務。在政治報告里，這樣寫道：“目前我們黨的中心任務，就是要依靠業已組織起來的勤勞勇敢的六億中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來進行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國經濟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狀態，使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富裕起來。”這段表述，經過了毛澤東的認真推敲和斟酌。

　　第二，關于防止個人突出。在政治報告的初稿上，有這樣一段話：“我們還應該永遠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毛澤東同志在我們還沒有進入大城市以前，就號召共產黨員不做壽，不送禮，在中央和各級負責同志外出工作或作其他活動的時候不許組織歡迎歡送，不許獻旗獻花，不經中央同意不許以人名為地方、機關、企業等命名。”毛澤東看了這段話，感到沒有點出問題的實質原因，在一旁批道：“要講一講理由：即為了不要個人突出。”

　　正是本著這個精神，在八大政治報告“黨的領導”一節中，加強了關于貫徹執行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擴大黨內民主的論述。而且在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把防止對于個人的神化，作為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重要內容。

　　第三，關于解放臺灣的方針。在政治報告“國家的政治生活”一節里，鄭重宣布：“我們愿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使臺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這個重要決策，是1955年毛澤東根據國內外局勢的變化作出的。

　　在修改這部分內容時，毛澤東加寫了兩段十分重要的話：“解放臺灣的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喪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談判失敗以后。”這兩個至關重要的原則，昭示了中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基本立場。

　　第四，關于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爭取持久和平。政治報告中，有“國際關系”一節，提出了“爭取國際上的一切有利條件，團結國際上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的總方針。毛澤東對這一節反復作了修改。

　　◆中共八大會場。

　　毛澤東在修改稿上，曾經加寫過這樣一段話：“我國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為了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支持反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我國政府和人民已經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今后還應當做更多的工作，爭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們更加發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國的建設。為了和平和建設的利益，我們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建立友好關系。我們相信，這一點，總有一天會要做到的。”

　　這段重要的思想，在修改定稿后的政治報告中，得到了充分的展開和發揮。

　　（五）

　　毛澤東對鄧小平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雖然沒有像政治報告那樣投入巨大精力，反復修改，但也同樣認真審閱過。

　　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總結講話里，專門談到修改黨章問題。他說：“中央究竟是設一個副主席還是設幾個副主席，也請你們討論。少奇同志提出設幾個副主席，現在的這個黨章草案上是說設一個副主席。還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設黨的常任代表。”“是不是可以考慮采用這個辦法，比如五年一任。這還沒有寫到黨章草案上去，提出來請大家考慮，看是否可以。”毛澤東的這些意見，很快被吸收到黨章修改稿里。5月28日，鄧小平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印發黨章修改稿交各地方、各單位討論的通知》，將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實行常任制和增設幾個中央副主席、設立另外性質的書記處等問題，提請各地黨委主要負責人討論。《通知》指出：“在黨章修改稿中，有兩個問題請你們特別注意：（一）修改稿中規定全國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代表大會采用常任制度，并且規定各級代表大會每年開會一次。這是一個重大的改變，請你們考慮這種制度是否適當。（二）……關于中央機構問題，曾考慮到兩種形式。一種是保持原來性質的書記處，增設一個副主席或者不設副主席；一種是不設原來性質的書記處，增設幾個副主席，并且設立另外性質的書記處或者其他名義的組織。請你們考慮哪一種形式較好。”

　　◆中共八大閉幕式主席臺照片。

　　兩個多月后，黨章起草委員會在收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中央各部委黨組、黨委的意見后，形成新的黨章修改稿。8月5日，鄧小平向毛澤東報送中央領導機構設置方案即黨章第37條草案，該條為：“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務委員會和中央書記處，并且選舉中央委員會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

　　毛澤東審閱該條時，在“副主席若干人”后加寫了“和總書記一人”6個字。鄧小平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對黨章修改稿作了修改，準備提交八大討論通過。8月27日，鄧小平把《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修改稿）提交起草委員會集體修改。當日，鄧小平囑楊尚昆將該稿送毛澤東審閱。

　　毛澤東連夜將送審稿進行了審改，并在稿子的首頁上寫下如下的批示意見：“此件看了一遍，覺得大體可用。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請你們酌定。第23頁批了一點修改的意見，請考慮。許多句子太長，不好讀。我在第23頁的一段中試增了一些標點。”

　　毛澤東所作的修改主要有兩處：一處是在報告第一部分的第一段，“這個草案，同第七次大會所通過的黨章比較起來，并沒有根本原則上的不同，但是，在具體內容上卻有了很多的改變”之后，加寫了“其中包含一些帶有原則性的改變”14個字；另一處是在報告倒數第四段分析黨勝利的原因時，在“要歸功于人民群眾對于我們的信任和支持，要歸功于全體黨員的艱苦奮斗”前面，加寫了“首先和最主要地”7個字。這兩處修改意見，鄧小平都采納進了1956年9月16日向八大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

　　《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修改稿）第23頁在論述黨內民主并未因黨的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開得不經常而受到影響的理由時，列舉了一系列重要會議。

　　毛澤東在這段文字旁批了兩條意見：一條是“1955年3月的全國代表會議應在此處提出”；另一條是“沒有說1953年的財經會議和糧食統購統銷會議，也沒有說1949年的擴大的二中會議”。鄧小平據此又加寫了這四次會議。

　　9月10日22時，毛澤東對黨章和修改黨章的報告又作了推敲之后，寫了批語：“退小平同志兩件，改處看過，同意這些修改。我只在第三條覺得應添三個字，請酌定。”

　　毛澤東對八大上述三個報告的準備和修改過程，十分滿意。9月13日，他在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談到這三個報告的修改過程時，他講到，報告起草的過程，是民主討論、民主決策的過程。他說：“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過來，推翻過去，這也說明我們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寫的文件，你的道理對就寫你的，完全是講道理的，不講什么人，對事不對人。”正是在這次會議上，討論并原則通過了這三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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