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當地時間2024年5月1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320票贊成、91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反猶太主義意識法案”（Antisemitism Awareness Act）。這一法案的迅速通過很大程度上旨在應對在全美大學校園興起的支持巴勒斯坦和反戰抗議浪潮。

　　法案的重點在于擴大了對“反猶主義”的界定，將“攻擊以色列國”等行為也納入其中。顯然，這一界定混淆了“反猶主義”和“反猶太復國主義”，混淆了民眾對以色列政府侵略行徑的批評和歧視猶太民族的種族主義行為——看似反對種族主義的法案實質上是對大屠殺歷史記憶的濫用、是對那些熱愛和平的猶太人的侮辱、是對戰爭侵害方的包庇。

　　本篇文章將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發動的“阿克薩洪水”行動置于歷史中考察，指出將哈馬斯描繪成主要受反猶主義驅使、與納粹相似的組織的言論不過是一種敘事策略。這一敘事掩蓋了巴勒斯坦人民長久以來所遭受的苦難和壓迫，掩蓋了猶太復國主義方案的荒謬與不義。作者同時回顧了1961年發生在安哥拉的一次反殖民主義沖突，指出這一歷史事件與當前加沙境遇的某種相似性：反抗殖民主義的一些行動被殖民者利用和放大，成為污蔑抗爭者、消解反殖民斗爭意義及正義性的素材。作者想要表明：加沙人民的反抗有其正當性，其動力不在于“反猶主義”，而在于對自身生存權利的抗爭；任何將加沙正義反抗的行動與納粹大屠殺或是“反猶主義”聯系起來的言論、舉動，都是對歷史的無知、對現實的諷刺、對所有受害者的再度加害。

　　作者：Gilbert Achcar

　　原文標題：GAZA: 7 OCTOBE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原文鏈接可點擊文末閱讀原文）

　　翻譯：里斯特

　　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越過加沙地帶的隔離墻發起“阿克薩洪水”行動。七個月后，哈馬斯這一行動達成的“戰果”慘不忍睹。

　　來源：聯合國新聞

　　暫時的“戰果”

　　根據現有數據，2023年10月7日的行動共有1143人遇害（大多數是以色列人）。其中，包括767名平民（含36名兒童，71名外國人），376名軍人或安保人員，以及被綁架的近250人。據以色列消息，同一天，以方消滅了哈馬斯1600多名戰斗人員，并對近200人實行了拘捕。

　　然而，根據加沙的消息，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已有近35000名巴勒斯坦人遇害，其中估計40%是兒童，即大約14000人（如果加上被埋在城垣廢墟下的人數，這一數字可能達2萬人）。與此同時，加沙還有近78000人受傷，其中許多人傷勢嚴重。更為嚴峻的是，加沙240萬居民中的絕大多數已經流離失所，全部人口正遭受日益嚴重的饑荒——這是以色列嚴格限制援助物資進入加沙地帶造成的。加沙大部分住宅都在這次極具破壞性的轟炸行動中被摧毀。事實上，投在廣島的原子彈爆炸當量約為1.5萬噸TNT，但以色列武裝部隊已經在加沙3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投放了近5倍于這一當量的炸彈。不用說，所有這些數字都是暫時的，在撰寫本文時，這些數字還在不斷增加。

　　有多少援助卡車加入加沙？聯合國警告人道主義災難，并呼吁以色列允許更多的援助卡車加入加沙。據信，每天至少需要500輛卡車才能滿足該地人民的緊急需求。圖片來源：半島電視臺

　　10月7日之后什么在延續？

　　以色列對10月7日襲擊的態度十分激烈，不僅稱其為“一天內對以色列人最大的殺戮”（這確實無可爭辯），而且稱其為“自二戰大屠殺以來對猶太人最大的屠殺”——這是一個頗有爭議的描述，充滿了政治隱喻。然而，后一種描述已經成為西方國家的口頭禪，例如法國總統馬克龍在2024年2月7日為紀念當天在加沙邊境附近遇難的42名法國公民舉行的儀式上，稱10月7日是“本世紀最大的反猶大屠殺”。

　　任何記住上面所述可怕“戰果”的人都會覺得，將10月7日哈馬斯的襲擊與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進行類比一定是非常不恰當的。因為它完全無視實際力量對比，以及在各種情況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身份區別。正如幾位大屠殺問題專家在他們的集體“關于濫用大屠殺記憶的公開信”中所說的那樣:

　　在試圖理解10月7日發生的事情時，猶太社區中的許多人回想起大屠殺，這是可以理解的——大屠殺以及事后出現的畫面，觸及了根深蒂固的集體記憶，即由最近的猶太歷史驅動的種族滅絕式的反猶主義。

　　然而，訴諸大屠殺的記憶掩蓋了我們對猶太人今天面臨的反猶主義的理解，并危險地歪曲了以色列-巴勒斯坦暴力的根源。納粹的種族滅絕涉及到一個國家及其自愿的公民社會攻擊一個極小的少數民族，然后升級為一場遍及整個大陸的種族滅絕。顯然，將巴以危機與納粹主義和大屠殺相提并論——尤其是當這些言論出自政治領袖和其他能夠左右公眾輿論的人時——是智力和道德上的失敗。

　　關于濫用大屠殺記憶的公開信，來源：https://www.nybooks.com/online/2023/11/20/an-open-letter-on-the-misuse-of-holocaust-memory/

　　盡管如此，無論人們認為哈馬斯和納粹之間有什么相似之處，恐怕都不及后者與以色列極右翼猶太復國主義政府的相近度高。以色列極右翼政府由利庫德集團(一個具有法西斯血統的政黨)控制，其中包括以色列大屠殺歷史學家、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當代猶太研究所教授丹尼爾·布拉特曼(Daniel Blatman)在以色列日報《國土報》(Haaretz)上毫不猶豫地描述為“新納粹”的部長們。

　　歷史中的10月7日

　　10月24日，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陳述了一個相當顯而易見的事實，即10月7日“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以色列指責他“為恐怖主義辯護”，而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則要求他辭職。古特雷斯在談到1967年后的占領時解釋說，“巴勒斯坦人民遭受了56年令人窒息的占領。他們看到自己的土地不斷被定居點吞噬，并受到暴力的困擾；他們的經濟停滯不前；他們的人民流離失所，家園被摧毀。他們對政治解決其困境的希望正在消失”。

　　他還評論說，“巴勒斯坦人民的不滿不能成為哈馬斯發動駭人聽聞襲擊的理由。這些駭人聽聞的襲擊也不能成為對巴勒斯坦人民進行集體懲罰的理由。”然而，就連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的政治對手本尼•甘茨(Benny Gantz)——他被認為是10月7日戰后以色列內閣的“溫和派”成員——也表示，聯合國秘書長“寬恕恐怖”，并補充說，“為恐怖辯護的人不能代表世界說話”，從而默認了以色列特使提出的要求。

　　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中）要求古特雷斯辭職

　　以色列官員的這些反應不過是否認現代所有侵略國（occupying powers）所共有的現實的最新例子，因為現代普遍的道德準則和國際法譴責占領別國領土領土。事實上，10月7日不僅“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而且完全可以預見，即在某一時刻，特別是在加沙地帶，會爆發暴力事件。2009年12月，也就是以色列在2005年撤軍、2007年哈馬斯接管加沙后對加沙實施封鎖的兩年后，也是以色列對加沙進行首次大規模轟炸的幾個月后(2008-2009年)，拉里·德爾夫納在《耶路撒冷郵報》上向以色列同胞提出了正確的問題:

　　我們必須問自己的問題是:如果有人像我們對待加沙人民那樣對待我們，我們會怎么做?．．．

　　這并不是說我們無法想象加沙的生活。而是我們決心不再去想象。如果我們知道，我們可能不會就此止步。接下來，我們可以試著想象一下，如果我們的國家處于加沙一樣的狀況，會是什么樣子。遲早我們會嘗試想象如果我們像他們一樣生活在這里，我們會怎么做。

　　甚至不知道我們會怎么做，只知道我們會怎么想——那些對我們造成傷害的人，那些在戰爭結束后甚至無法讓我們開始恢復元氣的人，那些對我們造成傷害的國家。這封鎖了我們的邊界，只允許足夠的物資進入，以維持我們的生存水平，防止饑餓和大規模流行病。

　　事實上，將哈馬斯描繪成主要受反猶主義驅使、與納粹相似的組織，在當前阿以敘事斗爭的新密集階段，不過是一種老掉牙的敘事策略的延續。這種敘事策略始于1945年后，利用阿明·侯賽尼(Amin al-Husseini)（注：巴勒斯坦民族主義者和宗教領袖，曾在二戰時期與德國合作，招募穆斯林參加黨衛軍。）的形象，將1948年猶太復國主義者對巴勒斯坦土地的征服描述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極戰役。也就是說，近代殖民征服的最后一幕竟被描述為反對納粹主義的最新戰役。這一策略在世界上那些對納粹的種族滅絕負有罪責的地方效果很好：這些人的祖先是肇事者、直接幫兇或旁觀者，包括那些面對猶太難民關上自己國家大門的人。然而，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這樣的策略并不奏效，因為他們生活在全球南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幾乎沒有什么利害關系，而且一直認為巴勒斯坦人不是納粹帝國的繼承者，而是長期遭受血腥殖民的受害方的延續者。

　　上世紀，社會主義中國對反抗帝國主義和復國主義的號召

　　歷史追憶：重回1961年安哥拉

　　在10月7日之后，我的朋友、研究葡語非洲歷史的法國學者米歇爾·卡亨提請我注意1961年在安哥拉發生的一個歷史事件，它與中東正在發生的事件驚人地相似。出于好奇，我研究了這件事，發現這種相似之處遠遠超出了10月7日這一天。記錄如下:

　　1961年，在非洲大陸去殖民化取得重大進展的背景下，安哥拉對頑固的葡萄牙殖民主義的怨恨大大增加。特別是在鄰國剛果共和國(后來成為剛果民主共和國)于前一年從比利時殖民統治下獲得獨立之后，葡萄牙殖民當局加強了對安哥拉獨立主義者的鎮壓。然而，反殖民主義武裝斗爭正在非洲僅剩的殖民領土上不斷取得進展，安哥拉也不例外。其反殖民運動力量之一是安哥拉人民聯盟(UPA)(該聯盟后來更名為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FLNA)，其領導人霍爾頓•羅伯托(Holden Roberto)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以及美國中央情報局都有聯系。

　　1961年3月15日，安哥拉人民聯盟戰士從剛果越過邊界進入安哥拉北部，許多當地土著人也加入了進來。一群四五千人的隊伍——一些人帶著步槍，大多數人帶著砍刀——橫沖直撞，以難以形容的可怕方式殺害了幾百人，或許甚至數千人(沒有精確的數字)，包括許多白人殖民者——男人、女人、嬰兒和兒童——以及更多其他種族或混血的安哥拉人。正如Maria da Conceição Neto在60年后所寫的那樣，“被屠殺的白人、混血人和黑人的形象將成為葡萄牙宣傳的核心，以詆毀襲擊者是沒有任何政治目的'恐怖分子'和'野蠻人'。直到今天，這些都是關于‘3月15日’最廣為流傳的想象，成為理解那天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的障礙……”。

　　葡萄牙極右翼獨裁者薩拉查的政府——他親自控制了國防部——發起了大規模的報復行動，包括大范圍使用空軍。在幾個月的時間里，成千上萬的黑人(根據恩克韋爾·埃卡尼的說法，到年底已經超過5萬人)被殺害，大片地區的村莊被夷為平地。葡萄牙空軍在進行這場種族滅絕屠殺時使用的一種主要武器是凝固汽油彈，由美國約翰·肯尼迪政府提供(見戴維·伯明翰，第72頁)。

　　葡萄牙殖民部隊在安哥拉首都羅安達閱兵

　　歷史記錄中還有兩點值得一提。首先，安哥拉人民聯盟（UPA）/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FLNA）繼續受到CIA支持，以對抗蘇聯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PLA)。然而，極右翼的葡萄牙是北約的創始成員國之一。因此，正如UPA領導人羅伯托自己后來向一位瑞典研究人員解釋的那樣:

　　由于北約與葡萄牙的關系，我們不能得到西方國家的援助。我們沒有支持。我們能指望的為數不多的支持來自非洲和阿拉伯國家，比如突尼斯。以色列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以色列政府當時幫助了我們。

　　Tor Sellström:用武器?

　　霍爾頓·羅伯托:武器。這是在果爾達·梅厄（Golda Meir）（注：以色列建國元老，第四任總理）的幫助下完成的。

　　其次，曾鼓勵羅伯托發動武裝斗爭的弗朗茨·法農(見大衛·梅西為弗朗茨·法農寫的傳記，第386-7頁，Adam·Shatz的傳記，第249-9頁)在他1961年出版的著名著作《大地上受苦的人》中題為“自發性的偉大和弱點”一章中對安哥拉事件作了如下評論:

　　我們記得，1961年3月15日，兩三千名安哥拉農民成群地襲擊了葡萄牙人的陣地。男人、女人和孩子，武裝的和沒有武裝的，勇敢而熱情地一波接一波地向殖民者、軍隊和葡萄牙國旗所統治的地區發起攻擊。村莊和機場被包圍并遭到多次襲擊，但數千名安哥拉人被殖民主義者的機槍掃射在地。安哥拉起義的領導人很快意識到，如果他們真的想解放他們的國家，他們就必須采取不同的策略。因此，安哥拉領導人羅伯托·霍爾登最近利用其他解放戰爭的模式和游擊戰技術重組了安哥拉國民軍。

　　結論

　　兩個歷史序列中，哪一個更類似于哈馬斯領導的10月7日行動，和隨后由以色列極右翼政府領導的猛烈攻擊？是納粹領導的反猶太暴行和對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還是UPA領導的反葡萄牙暴行，以及隨后由葡萄牙極右翼政府在美國同謀下領導的無情鎮壓？

　　3月15日UPA領導的安哥拉人主要是出于反白人的種族主義，還是出于對葡萄牙殖民壓迫的仇恨？同樣，10月7日哈馬斯領導的巴勒斯坦人的主要動機是反猶太主義，還是對以色列殖民壓迫的仇恨？

　　只要不被反巴勒斯坦、反阿拉伯或反穆斯林的種族主義和對以色列白人的“自戀同情”所蒙蔽，這些問題的答案應該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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