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四月中旬以來，美國多地高校師生群起抗議示威、在校園搭起帳篷建立“加沙團結營地”。他們的主要訴求包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獨立解放的正義斗爭，強烈譴責以色列錫安主義政權對巴勒斯坦人民的領土侵占和種族屠殺暴行。學生并要求美國政府停止為以色列提供軍火，及所在的大學停止與錫安主義政權的各種合作。

　　然而各地高校、政府及警方卻以強硬姿態鎮壓這次運動，大批逮捕抗議師生，截至2024年5月3日，已有一千多人在本輪抗議中被捕。4月30日晚，在校方授意下，紐約數百名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進入已被校方封鎖的哥倫比亞大學，強行逮捕占領學校大樓的抗議者。此外，亞特蘭大的埃默里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大學的抗議者也遭到逮捕甚至暴力傷害。美國政府對學生正當訴求的鎮壓，讓西方的自由民主再度淪為空談。民主、共和兩黨政客及主流媒體都炒作高校師生抗議是“反猶”及受到“不懷好意的煽動者”的“蠱惑”。然而抗議者中猶太人為數不少，“猶太和平之聲”(Jewish Voice for Peace)組織已多次參與各種抗議示威活動，并喊出“不要以我們的名義”（not in our name）口號抗議以色列政權綁架猶太人身份施行屠殺及對抗議者禁言。

　　據加沙衛生部統計的最新數據，以色列半年來對加沙的狂轟濫炸已造成超過3.4萬人死亡，其中約有72%是婦女兒童；7.7萬人受傷。在加沙醫療資源極度短缺、醫院被以軍破壞殆盡的情況下，傷亡人數可能會進一步增加。然而4月18日，美國否決了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式成員的申請，美國國會并批準了巨額軍費為以政權提供軍火，繼續在軍事和國際話語上支持以色列。種種暴行之下是民眾再難壓抑的反抗，從去年10月開始世界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動成為燎原的星星之火。此次美國高校學生運動也呼應著其他地區：英國倫敦爆發30萬人大游行、法國巴黎爆發18萬人大游行，日內瓦爆發數萬人大游行……如火如荼，這些大游行回響著正義的聲音！

　　在這樣風起云涌的抗議聲浪中，我們重推這篇與殷之光教授討論的文章，供大家了解以下問題：以色列種族隔離政策的根源是什么？哈馬斯是恐怖組織嗎？聯合國與國際法庭是否形同虛設？巴以問題的解決出路在哪里？

　　圖片來源：網絡

　　一

　　“建設好的白人國家”：種族隔離樣板

　　我為什么關心巴勒斯坦問題？我以前在迪拜工作時，有學生是巴勒斯坦人；現在做研究工作，有一些研究伙伴在巴勒斯坦。他們代表了兩類巴勒斯坦人，我在中東時遇到的那些巴勒斯坦人是流亡海外的，但他們至少有相對安定的生活；在加沙地區工作的國際組織的人也好，在加沙生活的研究者也好，我每次跟他們開線上會議，他們都會提前說，我們很可能隨時會掉線，因為時不時會斷電。

　　你去看日常生活中以色列到底是怎么治理這塊地方的，就能看出它到底是不是帝國主義者、軍國主義者。它完全把巴勒斯坦當做一個監獄來控制，不，它其實就是個露天監獄。以色列所有的做法是今天所有軍國主義國家、右翼國家要效仿的方式，它的做法實際上也效仿了19世紀末英國在南非殖民布爾人的模式，效仿了納粹管理猶太人的模式。

　　19世紀在英國殖民地，那群白人有這樣一句話：“白人得建設一個好的白人國家”。什么叫“建設好的白人國家”？最積極的是澳大利亞和南非，他們在說“建設一個好的白人國家”時，樣板是誰呢？是美國。但是他們表示了一種很強烈的遺憾，為什么？他們說：“我們沒辦法復制美國建設白人國家的成功。美國白人在那個時代可以把有色人種全部清除掉，而我們不幸要和有色人種一起生活”，所以南非的策略就是把有色人種圈在一起，然后把他們徹底消除。今天以色列就是要把巴勒斯坦地區全部圈起來，這是徹徹底底的種族隔離。

　　這種種族隔離的策略我們不是沒有經歷過的，就是那種自稱比你強比你厲害，然后比你高級的一群人，自稱帶著所有的合法性合理性走到你土地上，然后告訴你說：你們要么就不要再生存了，要么就徹底離開我們這塊地方。他們就打著這種旗號沖過去，然后用這種徹底的霸權模式去推行他們所謂的理想政策。

　　紀錄片《加沙：為自由而戰》【編者注：文末可以掃碼觀看】里提到海牙國際法庭【編者注：全稱聯合國國際審判法院，位于荷蘭海牙，是聯合國六大主要機構之一和最主要的司法機關，是主權國家政府間的民事司法裁判機構】，近代以來，我們逐漸意識到，海牙所要的和平是有限的和平，是對歐洲的和平。歐洲達成了和平之后，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到歐洲之外進行戰爭和屠殺。所以我們中國人在感情上天然地把自己放在雞蛋一面，而不是放在強權一面。所以為什么“強權”、“霸權”在我們的語言中始終是負面詞匯，而“強權”(power)、“霸權”(hegemony)在西方那是中性詞匯。為什么可以說是“中性詞匯”，因為它是“合法”的。

　　以色列修建的隔離墻，墻內的加沙地區面積僅有365平方公里，居住著超過200多萬人口 | 圖片來源：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

　　曾經這個世界覺得巴以問題可以解決的就是1993年“奧斯陸協議”【編者注：1993年，在挪威的撮合下，巴以雙方在奧斯陸經過歷時數月的14次秘密談判，此次談判史稱“奧斯陸和談”，是巴以雙方首腦的首次直接會談，就實現初步和平取得實質性重大突破，最終在加沙和杰里科首先自治等問題上達成原則協議。9月13日，巴解組織和以色列在美國白宮南草坪正式簽署了《臨時自治安排原則宣言》（即奧斯陸協議）。】簽訂的那一刻。當拉賓和阿拉法特在奧斯陸簽訂這個協議時，我們似乎覺得好像這件事就會往下推進，問題就可以解決了，但是很少去談論“奧斯陸協議”給巴勒斯坦人帶來了什么樣的沖擊，以及對法塔赫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奧斯陸協議”造成的直接結果有兩個：一是在海外的巴勒斯坦人、流亡的支持法塔赫巴解組織的人，可以回到巴勒斯坦了。這群回到巴勒斯坦的人與當時沒有逃出去的、一直在巴勒斯坦地區生活的這群人形成了一個直接的沖突。

　　什么樣的沖突呢？早在奧斯陸協議，特別是1995年第二次奧斯陸協議簽署之前，以色列已經開始系統地用一套經濟方式把巴勒斯坦地區融合在以色列社會當中，當然這種融合不是平等的融合。以色列從1960年代開始經歷嚴重的經濟衰退和危機，到了80年代，佩雷斯上臺之后，就徹底引入了一場新自由主義改革。他們放棄了原先以色列對于食物的補貼（好處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以色列人和在以色列居住的巴勒斯坦人是有飯吃的），把食物從生產一直到消費的環節全部放開給私人資本，就等于是讓私人資本把整個國計民生徹底私有化。

　　這造成的另一個結果就是以色列開始需要用外來勞工去打擊本地已經組織起來的勞工。這群外來勞工來自哪里呢？就是巴勒斯坦地區不大會講希伯來語的、受教育程度比較低的巴勒斯坦人。他們通過隔離墻來到以色列，做最基層最底端的工作。他們為以色列1980年代到90年代所謂的經濟復興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資本，也為幫助以色列打擊本土已經工會化的工人提供了巨大的外部資源。但是在以色列打工的這群巴勒斯坦人受到了從國外回來的巴勒斯坦人的沖擊，后者帶著支持法塔赫的理想回來之后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沒有工作，只能去跟其他巴勒斯坦人搶工作，也造成了巴勒斯坦地區內部的分裂。

　　《奧斯陸協定》對約旦河西岸地區的劃分

　　圖片來源：半島電視臺

　　以色列新自由主義改革簡直一石三鳥：打擊了自己內部的工會化團結起來的工人，造成了巴勒斯坦內部的分裂，再進一步把所有造成國家財政負擔的需要財政補貼的領域全部私有化。私有化之后，就鑄成了一派所謂的可以跟國際精英接軌的以色列巨頭。

　　這種1980年代開始正式形成的結構，直接影響到今天我們看到的以色列國內的一系列針對巴勒斯坦地區的行動。我為什么把它叫做“軍國主義政府”，就是因為它必然會走向這條道路。人們也經常會談哈馬斯和法塔赫是什么恐怖主義，其實法塔赫和哈馬斯的沖突本質上就是“奧斯陸協議”之后的這個沖突。協議之后，從外面來的支持法塔赫的巴勒斯坦人和在本地的巴勒斯坦人之間是政治經濟之間的矛盾，而法塔赫為了維護自己這一套所謂的穩定和既得利益及所謂的兩國協議，是以巴勒斯坦本地人為代價向以色列妥協的。

　　二

　　哈馬斯是恐怖組織嗎？

　　主持人

　　有網友提問：怎么界定恐怖組織？哈馬斯是恐怖組織嗎？

　　殷之光

　　實際上沒有任何一個法條說應該怎么界定“恐怖組織”，這個是在“二戰”之后，由聯合國這個平臺為大家提供討論空間的。所謂的“恐怖組織”或者“恐怖行動”，基本是通過國際合議的一個結果。現在最有意思的一點就是在針對哈馬斯問題上，你會發現這種國際合議背后的流動性，為什么呢？因為你一旦去提這個國際合議，它是一個創制的結果，你怎樣能獲得國際同意呢？

　　一般意義上就是西方的一套，通過媒體宣傳，然后通過造聲勢來定義。有這樣一個非常典型的媒體說法，就是通過對于整個公共話語的控制，讓公眾朝某一個你所想的方向去理解。哈馬斯實際上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我們知道在國際法或者在聯合國，對于哈馬斯是否是一個恐怖組織是有極強的分歧的，絕大多數國家是不會把任何一個合法被選舉上的政府代表稱作恐怖組織的。但是在國際舞臺上，你會看到有一些國家就一定要強調把哈馬斯當做一個恐怖組織，而這種工作到這一次的行動當中，我們就會發現在媒體上的表現特別強。

　　前一段時間很多西方主流媒體，不管哪個嘉賓，上來就先問你是不是要譴責哈馬斯，是不是把哈馬斯定義為恐怖組織，這種要人人表態的態度，其實就是制造同意的一個基本方式。所以定義是否是恐怖組織這件事情，確實是把我們所熟悉的、想象的這一套國際法，把這個問題徹底撕裂了。但是其實還有一點，就是我們共產黨在革命的時候，確實是很強調紀律的，比如說不拿老百姓一針一線，不搞暗殺什么的，這些事情講的是很明確的，這一點上就可以看清楚，在反抗運動當中有一個統一的領導的重要性，但這是另外的話題。

　　巴勒斯坦婦女參與2018年的“回歸大游行”

　　圖片來源：紀錄片《加沙：為自由而戰》截圖

　　對于加沙地區的組織，我談不上特別的了解，只是可以分享一些簡單的觀感。我們覺得好像哈馬斯是沒有組織的，好像巴勒斯坦地區是沒有組織的。我講一下個人經驗：跟我合作的巴勒斯坦人巴德，在加沙地帶做的是巴勒斯坦地區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考察，他組織的一個非政府組織就在加沙地帶；還有就是剛才這個紀錄片中，我們看到從志愿者到記者到醫療人員的救護工作，到整體后勤的支持，那些母親走上前線，都是很有組織的。這還是在一個很強大的軍國主義政府壓制的前提下，一群巴勒斯坦人從這個縫中成長出來他們自己的組織方式。

　　國際上經常會有人說哈馬斯是恐怖主義，巴勒斯坦的法塔赫腐敗，把國際援助吃光用光了，然后把巴勒斯坦老百姓扔在街頭不管。但是你會看到他們挺有組織力，而且干干凈凈的，還有教育。我記得我在英國念書的時候，有一個同學就是在以色列地區生活的阿拉伯人。

　　實際上我們可能對這種苦難看得太多了，會忘掉苦難背后的秩序。人是在艱難困苦當中始終在堅定生長的，它的多樣性恰恰就體現在這個背后。我們在看到巴勒斯坦的時候，不僅需要看到它的苦難，還需要看到它的組織性，只不過它還沒有像比如說毛主席所說的組織起來的這種組織性，這種有政黨領導的組織性，但是組織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是真有的。

　　有人覺得法塔赫是“汪偽”，這個也對也不對。他們之間有相似點，就是投降主義。但是大家可以琢磨一下為什么需要投降，或者是哪群人想要投降。阿拉法特簽“奧斯陸協議”的時候，我個人覺得從一個革命者走向要與以色列妥協的這個過程，他內心應該是非常掙扎的，但也是經過慎重考慮的。他背后的邏輯是這樣的：在拉賓那個時代，真有這個可能性讓兩國通過和平的方案來相互融合，特別是讓巴勒斯坦人融合到以色列的經濟框架內的，而持久的武裝斗爭，特別是在以色列有這么強大的全球性支持條件下再去進行的武裝斗爭，對巴勒斯坦人或者是當時的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人來講，并不是一個最合理的方案。

　　拉賓執政時，巴勒斯坦人發現了妥協的可能性，所以抓住了這樣一個機會。但是問題在于大量流亡海外的既得利益的法塔赫回到巴勒斯坦之后，很快就發生了變化。他們帶著很大的顧慮，怕一旦有風吹草動，惹惱以色列，可能和平就又煙消云散了，再加上以色列內部對這種和平方案也極其抵制。所以有兩方面：一方面法塔赫開始走向建制了，富農鬧革命比較難受，顧慮重重了；另一方面，以色列人可能也在想到底怎樣能建設一個更團結更有效率的強大國家。以色列發現種族主義、宗教右翼更有效，跟巴勒斯坦人妥協可能沒辦法幫助他們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自然而然地走新自由主義道路。就像列寧所說的，你既然選擇的是一套資本主義擴張的新自由主義的道路，那么擴張就是你的必然選擇。

　　自1946年至2020年期間，巴勒斯坦領土的變化狀況

　　圖片來源：網絡

　　侯  泠

　　殷老師講到巴勒斯坦人民的組織問題，我想補充幾句關于性別的。國內有人把對穆斯林的偏見帶到巴勒斯坦問題，認為無論怎樣婦女都沒有自由。雖然這個問題我沒有做過專門研究，但我們知道第三世界的婦女解放從來都是跟民族解放密不可分的，沒有脫離大環境的絕對個人自由。而且根據可信資料，巴勒斯坦婦女的狀況不那么惡劣，比如加沙的大學里有57%是女生，而且巴勒斯坦官方不強制婦女戴頭巾。如果很多婦女選擇了戴頭巾，這里除了遵循（父權）傳統，可能有反帝國主義的成分。以色列對加沙16年的封鎖禁運也傷害到婦女的基本權益，比如婦女衛生用品因封鎖而匱乏，更不必說紀錄片中提到：婦女如果患乳腺癌，在以色列的存活率是86%，在加沙則降到30%。

　　另外，我們也在片中看到加沙婦女組織起來的力量，她們帶著堅定信念，成群結隊，手挽著手喊著“加沙的婦女不會屈服”的口號，參加2018年的“回歸大游行”。盡管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參加和平游行，但仍有人被以軍狙擊手打死打傷。片子的最后也著重介紹了年輕的女性醫務志愿者拉贊·納吉賈爾(Razan Al-Najijar)，她當然也要克服一些傳統的性別偏見，堅持理想和助人的行為。可作為受國際法保護的醫務人員，她仍被以軍狙擊手刻意槍殺。

　　在民族解放的斗爭里，從來都是男女并肩戰斗。沒有民族的自由，也不可能有個體的自由，無論男女。中國革命的歷史和實踐也早已證明這一點，我們的抗戰史上有無數前赴后繼為民族獨立而抗爭的女戰士、女烈士，比如趙一曼，比如“八女投江”的抗聯女戰士等。

　　除了醫務人員，巴勒斯坦也有勇敢的女性記者向全世界揭露侵占者的暴行，也有因此被殺害的，比如曾在半島電視臺工作了25年的巴勒斯坦裔記者希琳·阿布·阿克利赫（Sherine Ab Akleh,1971-2022），在以色列占領的約旦河西岸詹寧難民營進行報道時，穿著藍色新聞馬甲，仍被以色列士兵射殺。她被很多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女性視為楷模。

　　上圖為巴勒斯坦女性醫務志愿者拉贊·納吉賈爾（Razan Al-Najijar），她于2018年6月1日被殺害|圖片來源：《加沙：為自由而戰》紀錄片截圖。下圖為希琳·阿布·阿克勒 (Shireen Abu Akleh )，2022年5 月，她在報道以色列襲擊約旦河西岸城市杰寧時被殺 | 圖片來源：網絡

　　主持人

　　哈馬斯一開始是以色列扶植的，那時也不是特別激進，后來又有一些變化，哈馬斯的歷史是什么樣的？

　　殷之光

　　這個問題特別好，而且很能突出復雜性。1960年代一個基本的背景是這樣的：在整個阿拉伯世界有一個以阿拉伯民族主義為領導的共同體，就是泛阿拉伯主義，希望能通過由阿拉伯民族、特別是阿拉伯民族上層的聯合來達成阿拉伯世界的重新統一，建成一個更大的共同體，然后向前推進，實現其目標。它的一個直接表現就是敘利亞和埃及的聯合。這套思想背后融合了兩套思想資源，一個就是納賽爾改造的所謂阿拉伯民族主義，阿拉伯民族到底是什么？其實它更往前推進就是19世紀末期帝國主義擴張過程中形成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敘事。

　　帝國主義擴張過程當中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敘事，最開始是被歐洲的帝國主義者所推崇的，法國的民族主義思想家熱奈，就曾經把阿富汗尼(Sayyid Jamāl al-Dīn al-Afghānī,1838-1897)叫做“覺醒的阿拉伯人”。當時支持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基本的政治動力在于什么？在于推翻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因為奧斯曼土耳其實際上是歐洲帝國擴張的最重要的地緣掣肘。在這個進程中，讓奧斯曼土耳其邊境省份的阿拉伯人進行民族獨立建國，可以有效地把奧斯曼的土地以內部斗爭的形式拆分成小塊。所以阿拉伯民族主義是當時歐洲極推崇的一套秩序。

　　這套話語方案背后基本的政治原則其實還是帝國主義的所謂分而治之。今天以色列做的這些事情，只不過把這個分而治之用軍事化的形式表達出來，在這之前他們是用稍微和平一點、好看一點的方式，把巴勒斯坦地區拆分成小塊，然后再逐個吞并的。所以不管是扶植哈馬斯還是支持法塔赫（其實法塔赫也是分裂的），最后你發現帝國主義者的目標是支持分裂民族主義，在吞并之前，他們是支持民族分離的，這是一個策略。

　　再回到阿拉伯民族主義，阿富汗尼敘述的統一的阿拉伯人，其基礎是訴諸于一個統一的宗教信仰。所以阿拉伯民族主義誕生之初，它在思想資源上是與宗教密切相連的。與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相關聯的另一個人物，就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哈桑·班納(Hasan Ahmed Abdel Rahman Muhammed al-Banna，1906-1949)。你會發現在這場以民族為中心的調動模式內部蘊含了兩種力量，一是舊的所謂的教權式的力量，調動的是宗教資源，是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共性；另一種是在19世紀歐洲擴張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當中已走向現代化的阿拉伯民族的既得利益或者民族精英，可以是軍官，特別是中下層軍官，因為往上走無望，往下又不愿意落到最低處。

　　脫離奧斯曼建國對于像納賽爾這樣的中下層軍官來講，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案，但這群人跟舊的教權階級的精英們已經不是一條心了。但在調動的時候，阿拉伯民族主義是要融合兩者的，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統一戰線。這相當于舊民主主義革命，革命完了之后還會分裂。從這個意義出發的話，我們再去理解阿拉伯巴勒斯坦地區的混雜性，就更有一層含義了。什么是阿拉伯人，或者說什么是巴勒斯坦人，就是一個共同的經驗所塑造的共同體，而在這個共同體背后是蘊含了多種權力力量的，不但有階級性的，也有部族性的，也有舊的教權勢力。所以我反對一上來先扣帽子，要具體分析各種權力關系，然后在這個過程當中去尋找一個統一的方向。

　　郭松民

　　我深深感到加沙地帶實際上是個隔離區，這個隔離區跟當年希特勒占領波蘭以后在華沙設立的猶太人隔離區類似，但是規模要大得多。華沙的猶太人隔離區規模最大的時候里邊是45萬猶太人，后來納粹把猶太人運到其他集中營去了，剩了6萬人，加沙這個隔離區有230多萬人，規模遠遠超過了納粹在華沙設立的猶太人隔離區。到1943年猶太人起義的時候反抗，納粹鎮壓了一個多月，打死了1萬多名猶太人，然后把剩下的5萬人運走。

　　以色列這次對加沙的轟炸炮擊，不到一個月時間，加沙已經死亡了一萬多人，而且有四千多名是兒童。【編者注：電影討論的時間是2023年11月11日】我認為實際的死亡人數可能遠遠不止一萬多人，因為加沙那種情況很難做非常詳細的統計，而且很多人比方說受了重傷又沒有辦法得到救治，處于一個逐漸死亡的過程中，所以我覺得以色列這種暴行實際上已經遠遠超過了當年納粹的暴行。我不用猶太人這個詞，因為我認為把一個種族簡單描述成惡魔是不準確的，因為猶太人里也分不同的階層，也有愛好和平、反對種族屠殺的，但是這是以色列的國家行為，它已經和當年的納粹沒什么區別了。

　　《加沙：為自由而戰》劇照

　　我們回到電影本身，這個紀錄片里有兩個細節讓我印象特別深刻。一個就是面對加沙那種非常殘酷的現實，用一種非常快的剪輯，把西方主流媒體的主播、西方的首席學者一個一個剪輯在一起，讓我們看到他們巧舌如簧的偽善，然后他們說哈馬斯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當做人肉盾牌，這是一個非常老的話題了。這次以色列的鎮壓開始之后，在中國媒體、微博上，這種論調也是滿天飛，說之所以出現這么大傷亡，就是因為哈馬斯把巴勒斯坦人當人肉盾牌。但是我們知道以色列一開始瞄準的目標就不是哈馬斯，而是全體巴勒斯坦人。他們始終在剝奪巴勒斯坦人對這塊土地的主權，他們沒有采取納粹毒氣室那種方式清理巴勒斯坦人，現在畢竟是21世紀了，或者說畢竟是經歷過那樣一個時代，它不敢公然這樣做。但是它的目的和納粹是一樣的，就是想把巴勒斯坦人清理掉，就是剛才殷老師提到他們想建一個白人國家，像19世紀美國人通過把北美印第安人種族滅絕或驅逐到保留地，建立一個白人國家。

　　還有一個細節也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們看到以色列國防軍的狙擊手，居高臨下的隨意槍殺巴勒斯坦的青年，這讓我想起電影《辛德勒的名單》里的一個細節，就是納粹黨衛軍、集中營的司令官阿門戈特少校，他每天早晨站到陽臺上，拿一支狙擊步槍，看下邊的哪個猶太人不順眼，或者說這個猶太人剛好走進他的視野，他就一槍把他打死，就像打兔子、打鳥或者打一個沒有生命的目標一樣，作為一種消遣。但這是電影，因為關于納粹歷史，我也看過一些，好像沒看到這個實際的記載。當然納粹是非常惡劣的，用各種方式折磨猶太人，但是像這樣站在陽臺上這樣，我沒在學術性的書籍里看到過這樣的記載。但是我看這個紀錄片才知道這個細節為什么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實際上以色列國防軍20多年來在加沙就一直在這樣做。

　　不管這場沖突的結果如何，是以色列重新占領加沙，還是他們真正在肉體上把哈馬斯的武裝人員都消滅，抑或是把200多萬巴勒斯坦人都給驅逐掉，我覺得對猶太人來說，已經是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以前猶太人是受害者，因為有奧斯維辛，猶太人身上有一種悲憫的受難者的光環，但是從現在開始猶太人不是了，受難者變成了巴勒斯坦人。

　　截至11月19日，聯合國公布的加沙局勢，由于通許中斷，加沙衛生部門已連續九天無法更新傷亡人數 | 圖片來源：聯合國人道協調廳、遠東救濟工程處、糧食署

　　三

　　出路在哪里？

　　網友

　　我是一名醫生，對巴以的具體背景了解不足。剛才和一位朋友討論，我們都覺得這部紀錄片最終傳達的信息是要將以色列送上國際法庭，這是巴以沖突及人道主義災難問題的解決之道。但是我們看到這一場單方面屠殺的現狀，以及聯合國和國際法庭在整個過程中憤慨卻無力的態度，對于現在的國際秩序，對于解決巴以之間這種愈發激烈的沖突的關系的可能性，我們有非常悲觀的預期。所以我想問各位同仁，對于未來世界整體態勢將需要怎樣發展才有可能將巴以沖突以相對人道、公平的方式解決？我們剛才討論時覺得國際法庭和聯合國這套體系本身其實是在逐漸繃緊的，那未來會是什么樣子的呢？

　　殷之光

　　我覺得我們要破除一下對國際法或國際法庭的幻覺，它跟我們國內法、國內法庭是有本質差異的。國內法庭是犯罪了要判，判完之后立刻會有強制的權力，但國際法庭是沒有的。

　　國際法存在的意義是什么呢？我們看到歷史上或者是從國際法至少從二戰結束之后，最愿意到國際法庭上去打官司的，恰恰是小國和弱國。甚至也不乏小國訴強國的案例，比如說這個訴美國的案例，它的意義在哪里？不是說要去懲罰什么，它的意義是在國際法這個體系當中建立一種先例。比如說這個仲裁我做完了，我判出了誰正確誰錯誤，那么這個判決就可以對未來的國際秩序形成一定程度的影響。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為某種意義上具有公權力意味的一個輿論場合，它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強制性的權力，但是它的強制性恰恰是來自于世界各國的廣泛參與。不過在這個基礎之上，如果有一個強大的國家能夠在國際公義問題上站出來說兩句話，就會讓這個國際法庭國際法的意義變得更加有價值。

　　現在巴以問題沖突的問題在于什么呢？它實質上為舊有的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及它所支持的這一套國際法敘事撕開了一個巨大的裂口。雖然它的道義性被撼動了，讓所有人看到這個道義性不是普遍的，但并不代表說國際法這套體系、制度及它背后支撐的包括聯合國這些制度是沒有價值的。相反，它恰恰給聯合國以及國際法秩序向前向更好的地方發展提供了一個機會。而這個機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說我們指望國際法庭怎么樣，立法創造國際秩序的所有工作，都是在現有秩序的基礎之上，通過有創意的方式參與世界實現的。

　　好比我們經常會稱道的中國加入聯合國的這個事件。在中國加入聯合國之前，因為美蘇沖突，“聯合國到底有沒有用”這個事情早已被討論的非常悲觀了，大家覺得聯合國形同虛設，但恰恰是所有的小國、第三世界國家覺得還有這樣一個平臺，讓我們第三世界國家可以對大國的霸權行徑提供某種制約，總歸是好的。就在這個時刻，中國進入到聯合國，美國人會問，特別當時問南斯拉夫這些小國，說你們會不會覺得中國加入聯合國變成了五常之后，中國會變成一個新霸權，他們說不是，中國進入聯合國，是給我們這些小國以希望，為什么？因為它代表了我們共同的一種關懷。

　　如果換一下位置去考慮，萬一中國現在在聯合國對于巴以問題的表態，先是政治性的說巴以沖突首先要停火，但是在未來有可能停火一段時間之后，再有某個國家站出來說，我要把內塔尼亞胡政府送上國際法庭，不管成功與否，這個判例本身就將會是國際法治秩序向前發展的一個機會，所以在這種動亂和痛苦當中還是需要看到這個可能性。

　　我個人在這個問題上，雖然對巴勒斯坦問題感到非常難受，但從長遠看，我覺得它把我們原先覺得鐵板一塊的世界霸權秩序撕開了一個特別明顯的血淋淋的口子，在這之后中國怎么做，向什么方向做，其他國家怎么回應，都是一個很有機的過程，比如說要積極地參與到這個斗爭當中去。

　　侯農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因為有毛主席，中國才避免了淪為阿拉伯世界那樣的命運，毛主席是用社會主義來救中國的，那么在阿拉伯世界的社會主義力量，它的歷史是什么樣的？剛才殷老師提到了有兩股力量，一股是納賽爾的阿拉伯民族主義，一股是穆斯林兄弟會的政治伊斯蘭主義，然后今天的紀錄片里提到了巴勒斯坦人民陣線這個左翼組織，但好像力量比較薄弱，我想知道左翼或者說社會主義的力量在阿拉伯世界經歷過什么樣的發展歷程，有沒有比較高光的時刻，然后又是怎樣變成一個弱勢力量的？

　　殷之光

　　這又是一個很漫長的故事，也不能一句話說得清楚。曾經是有過左翼力量，伊拉克、埃及還有伊朗，是特別具有左翼的，就是你所說的有共產黨的傳統，他們也是支持阿拉伯團結運動的一個中堅力量，他們的高光時刻基本在1950年代左右。但隨著伊拉克革命和納賽爾執政，很快就開始出現了反共浪潮，所以阿拉伯世界的共產黨基本上是被清理干凈的，但人總歸會以某種形式組織起來的。毛主席是在這個政治動態當中出現的一個人物。

　　我們可以相信在此時此刻，在整個的反抗霸權的浪潮當中，會有新的力量醞釀形成，也不能有一種宿命論的態度。就像我們所說的：霸權是強大的，但對于霸權的反抗是永恒的。在這個反抗當中總有一天大家會發現組織起來了，動員起來了，但我們肯定不可能用某種形式替它輸出某個組織、某種形式，可以在恰當的時候提供我們的支援，但是絕對不可能從天而降，因為我們吃過這種從天而降的虧。

　　當地時間2023年10月9日，以色列空襲后

　　一名受傷的巴勒斯坦兒童 |  圖片來源：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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