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東平原之上，蘭考期待豐收的麥田里，一片聳立的墓碑，祭奠和緬懷著一個故去的共產黨人，也敘述和標示著毛主席開創的那代共產黨人的優良作風是那么深入人心。每年他的祭日，普通百姓都會自發地來到他的墓前，憑吊他的英靈，表達對他的緬懷和思念。

　　詩人臧克家有一句名言：“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臧克家說的兩種人，第一種是視人民為草芥的人，第二種則是把人民當父母的人。能讓群眾自發憑吊紀念的人，無疑是一位視人民為父母的優秀共產黨人。

　　今年5月7日，是張欽禮同志辭世20年的日子，按照傳統說法，逢五逢十，必是大年之祭。

　　早上天剛蒙蒙亮，祭拜老書記的父老鄉親們便自發地來到墓地，通往墓地的鄉間路上，人群熙熙攘攘，像是豫東農村的盛大節日。人群中有群眾，有干部，有鬢發斑白的老者，也有英氣勃發的青年。因為墓地面積有限，第一批祭奠的結束了，第二批才能接著祭奠。上午不到九點，前來祭奠的群眾已經有好幾批了。

　　祭奠的人流里，有一位已經96歲的老者，他叫郝風臣，是梨園村的老支書，解放戰爭時是一個著名的兒童團團長。他不僅自己來，而且還偕同他的繼任支書李鐵創、現任支書李大威一起來了。按說96歲已經風燭殘年，但是老人說，如果說不到墓地，他就會飯吃不下，覺睡不香。就是這位老支書，當年曾經與張欽禮同志同甘共苦治三害。他說，咱蘭考老百姓能夠過上有錢有糧的好日子，能夠吃得飽穿的暖，住上樓房，娶上媳婦，世世代代不能忘記張欽禮老書記的恩情。

　　曾經受到習近平總書記親切接見，并且向總書記匯報的壩頭鄉張莊村的女支書齊殿花，也帶著張莊的群眾代表一大早就來到了墓地。站在張欽禮同志墓前，她敘說著村里的巨大變化，暢想著未來的美好生活。她說，多么想讓老書記看到今天這樣巨大的變化啊!

　　現在的鄉村，盡管早已流行新式的鞠躬禮，但一些趕來祭奠張欽禮同志的老人們，來到墓前依然按照我們民族的舊禮俗，撲通跪了下來，向老書記施以農民最樸質的問候。好像不如此，便無法表達自己對老書記的懷念。

　　一個共產黨人，死后20年，依然得到人民如此深情的懷念，無論怎么講，這都說明這個人是無愧蒼生、無愧人民、無愧我們黨的一個大寫的人。這個人就是曾與焦裕祿共事多年，同樣和焦裕祿一樣，是率領蘭考人民戰天斗地的領軍人張欽禮同志。

　　對一個死去的共產黨的縣委書記，如果每年有十個數十個普通老百姓去墓地祭奠，那一般來說就叫報恩，因為當了那么多年書記，在世時或許有恩于一些人，這于情合理。如果有幾十個幾百個普通老百姓年年來到墓地追思，也同樣可以理解，那叫紀念和緬懷，因為感人的事跡總可以永遠讓人銘記于心的。但是，如果年年有數量成千上萬的老百姓來到墓地，去追念一個早已離開人間的共產黨人，甚至這人群里不僅僅有與逝者接觸過的老者，還有老者辭世后，他們的孩子們依然接續著年年祭奠，那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感恩和紀念了，這便是一種現象，這種現象叫“得民心”。

　　以此來論，已故的老書記張欽禮是一個得了民心的共產黨人。

　　當然，還有更加隆重的祭奠表達，年年都有普通百姓給已故書記立新碑。如果說一個地方，一方土地上的鄉親立碑紀念他，可以理解，那叫英模崇拜，但如果這些立碑者不再局限于一地一縣，而是遍及全國四面八方，多達一百多塊，形成一片碑林，那便可以理解人民不僅對一個人，而是對毛主席領導的那一代共產黨干部的良好作風的珍惜和追念。這就緊密關聯著我們一個政黨的政治威望的變化。

　　張欽禮就是這樣一位得了民心的共產黨的縣委書記。

　　張欽禮做了什么?能夠贏得人民群眾如此世代厚愛，世代緬懷?說到底，張欽禮不過是做了一個共產黨的領導干部應該做的事情。那就是關心人民疾苦，時時刻刻把群眾的困難放在心上，扎扎實實為人民服務。有句古話，叫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不外如是。

　　當年在蘭考領導游擊隊打日本侵略者，為了人民，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有許許多多他的抗日故事，如今依然在蘭考大地傳頌著。新中國成立了，他眼看父老鄉親吃不飽肚子，心焦如焚，于是把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這片他曾經灑下過熱血的土地，那就是帶領人民堅決改變蘭考面貌。

　　蘭考人都記得，為了蘭考人民的溫飽，他當年最為痛恨的就是浮夸風。因為斗膽揭露浮夸風，他被撤過職、降過級，直到最后冒著危險跑到北京向周恩來總理反映情況。當時周總理聞之震驚，夸獎他是全國第一個到北京反映浮夸風的縣委書記。此后，黨中央果斷做出決定，調離了那個在全國搞浮夸最為嚴重的省委書記，開始堅決糾正浮夸風。為此，不僅蘭考人民記著他，甚至整個河南都記住了他。說他不計個人得失和政治前途所反映的情況，不僅救了蘭考百姓，還救了整個河南因浮夸挨餓的人民。

　　再后來，與他并肩戰斗的焦裕祿同志去世后，他繼續高舉根治三害的旗幟，領導蘭考人民繼續戰天斗地。

　　蘭考百姓記憶猶新，對于蘭考來說，歷史上曾經有過影響最大的一次脫貧。1976年，全縣糧食產量居然達到35000千萬斤，人均800斤。上繳國家3000萬斤，100萬斤皮棉，80萬斤油料。當年還援助解決了工業重鎮大慶工人的吃糧困難。在全省當年工業發展序列里名列前茅，成體系性地建成了蘭考的工業布局，年工業產值達4000多萬元。向國家上繳稅利760多萬元，上交財政603萬元。這在當時是多么了不起的數字。蘭考這次有史以來第一次脫貧走上了富足的道路，這個偉大的變化寫入了蘭考縣志。蘭考人民深深懂得，這個偉大變化，就是張欽禮同志接過焦裕祿同志的重擔，領導蘭考人民繼續奮斗的結果。

　　但是由于大家都懂的原因，后來張欽禮同志因為被污名化和其它莫名其妙的原因，遭受囹圄之苦，受牽連達數千人。人變了，心散了，隊伍垮了，蘭考的大好形勢不見了，一切又回到了原形。這就是蘭考真正的歷史，錯誤的決策和對優秀干部的錯誤處理，葬送了蘭考的大好形勢，于是，蘭考人民再度返貧吃苦受煎熬。干部用錯了，百姓遭殃，蘭考百姓體會最深。直到黨的十八大以后，蘭考問題得到黨中央的特別關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視察蘭考，這再度喚起了蘭考人民脫貧的決心和勇氣，一個曾被熄滅的戰天斗地浪潮再度被喚起，2017年有了載入歷史的第二次脫貧，從此蘭考真正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康莊大道。

　　對于一個領導干部的人生評價，人民群眾有最清楚的判斷。蘭考的這些歷史，也只有蘭考人民最為清楚。其實蘭考不盼別的，就盼多一些焦裕祿、張欽禮那樣的真心為民辦事的干部。

　　在二十大召開之前，黨中央對中國共產黨的精神譜系做出完善的修訂和補充，焦裕祿精神成為第一批列入譜系的內容。蘭考人民對焦裕祿精神也有一個自己準確的解讀，這個標志著一代共產黨人的精神，其實是以焦裕祿、張欽禮為代表的那一代共產黨干部榜樣的精神，它屬于一個班子一個集體，更寬泛的意義上說，是那批共產黨人帶領數十萬人民戰天斗地的“蘭考精神”。

　　2004年5月7日，張欽禮同志去世了，蘭考街頭呈現十萬百姓迎英靈的感人一幕，這不能不說是人民褒獎共產黨干部的一個罕見的奇跡，也為中國共產黨的黨史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因為當時想參加送葬的群眾太多，張欽禮同志遺體回到故里時，為避免國道擁堵，改走鄉道。誰承想，還是因為人群太過擁擠，葬禮又再次改時間。如果能把這種群眾自發的行動叫作群眾給干部的評語的話，這恐怕就是一個共產黨人能夠獲得的最高評價了，算是老百姓為黨的干部立下的“無字豐碑”。

　　今天，當我們站在老書記墓前，站在這一片碑林之間，我想了很多。今天的共產黨人應該怎樣呵護我們的黨群關系?應該營造怎樣的干群關系?到這碑林之間站一站走一走，你就會找到最切近實際的答案。心想人民的人，人民世代懷念他，心里沒有人民的人，不論他官做多大，他也得不到人民的尊重。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我們黨的黨建工作。而在現實黨建中，我們存在的最大的、最為關鍵也是最為緊迫的問題，就是我們的黨群、干群關系不如過去緊密團結了。

　　針對這個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向全體黨員和干部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要求，這是十分必要的。在我看來，為落實總書記的這一要求，針對蘭考的具體情況，不妨做出這樣一個接近實際的規定：為在焦裕祿干部學院學習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干部們增加一堂課，這堂課就是要求學員在校期間，到張欽禮同志的碑林里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對照一下自身言行，想一想假如自己有一天去世了，會不會像張欽禮同志那樣，得到人民發自內心的敬重。會不會也有群眾給你立碑紀念。這樣的一課，我想，比在課堂上泛泛空談，要更加富有效果。把這座碑林當作重新思考我們黨群關系的警世之鐘，以此為始，開始找回和重塑我們被損害的黨群、干群關系，真正踐行而不是空空高喊“以人民為中心”的口號，我們這個黨必然會大有希望。

　　毛主席在評價白求恩同志時有一段著名的論斷，稱贊白求恩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該怎么評價張欽禮同志的輝煌人生呢?我們借用毛主席的原話簡單概括，他是一個高尚的人，他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若無數這樣的人成為我們中國共產黨的基本力量，那么什么樣的風浪也不可能將我們摧垮。我們衷心期待著我們黨內有百個千個萬個這樣一心為人民服務的優秀共產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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