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習成長的過程中，曾經接觸過《道德經》選編的課文，那時候知之不深，但仍然覺得其中有一定的道理，背誦記憶是老師安排的規定任務，所以有的經句、金句至今可以噴薄欲出。及至后來，購買了多個版本的相關書籍，一路研讀不輟，不經意間發現，幾乎都存在一種典型的概念：一是愚民的批判不絕于耳；一是唯心的批判屢見不鮮；在這兩者的相互作用下，中華民族的經典變成了落后的、需要淘汰的、應該批駁的糟粕。雖然美其名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但終究造成了它們在中華文化歷史背景中的尷尬地位，舍、得，也就是揚棄，揚棄的前提是必須通讀且讀懂這些經典，尤其重要的是以什么身份去讀、進而去批判這些經典，更應該弄清楚這些經典原本的受眾對象是哪些社會群體，還需要熟悉掌握作者當時所處的大的社會背景及其社會地位和身份屬性。很不幸，如果忽視了這些環節，雖然引經據典、縱橫開合、洋洋萬言，恐怕所得非本意，批判難精準，甚至是顛三倒四，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竊寡見少聞、才疏學淺，但本著對經典的崇敬之心，聊以自娛，略作斯文以記之。

　　請欣賞《道德經》經句美文：

　　1.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2.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3.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4.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5.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

　　6.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

　　7.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8.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9.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后，必有兇年。

　　10.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11.治大國，若烹小鮮。

　　言歸正傳。我們應該肯定的是老子和莊子都是非常熱愛生命的，而且他們的胸懷中有一股蕩氣回腸、激越昂揚的大愛，那是對生活的珍視、對百姓的同情、對社會的關愛、對生命個體的洞悉明察，更是對弱勢群體的寬慰、對統治集團的警誡。沒有經歷過風雨滄桑，沒有經歷過艱難困苦，沒有經歷過歲月輪回，沒有經歷過戰爭的血腥洗禮，沒有經歷過人性的愛恨情仇，大概率是不會真正讀懂老莊的道家經典的。

　　批判《道德經》是愚民政策的開端，則其站位一定是在統治階級集團的層面，否則“治大國，若烹小鮮。”和“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及“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等等類似這樣的經句，對普通老百姓而言，無異于對牛彈琴、無的放矢、浪費口舌。

　　如果這個假設成立，那么《道德經》的受眾對象就是統治階級集團，這也符合“反者道之動”的經文和經意。不管統治階級采取陽謀或者陰謀的方式統御百姓、駕馭天下，它們絕對不會將“愚民”這樣自污、自賤、自殘的“美譽”戴在自己頭上。它們一貫維持自己正確的、偉大的、神圣的社會地位和盛譽，從來都缺乏一種自我反省、勇于承認、敢于自我批評的勇氣和魄力。所以“愚民”的判斷，一定出自被統治階級或者統治階級的御用文人，借此混淆是非正誤、高下短長的判斷標準，從而歪曲《道德經》的針對性、洗脫統治階級的社會責任與道德標準、從而降維打擊老百姓的認知范疇和理性思考。

　　“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這是治國理政的根本宗旨，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才衍生出“無為無以（不）為”的責任與擔當。“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這是身在其位、不謀其政，不作為、亂作為、濫作為的擾民害民坑民的行為寫照，“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這里的“芻狗”有通神之用，則必須有誠敬之心；用則已矣，又能夠因任自然，無私無恩，貼合“修養生息”的理論范疇，即民生以養民，民意以用民，正如《道德經》里面所述“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這才是“致治”的典范。

　　《道德經》一再強調“以正治國”，正視權力，正視民意，正視歷史，正視實踐，而不是拋棄“行大道”的本真，自是自大、自負自滿，以圣人自居，以智慧自信，以譎術自任，以邀名自謀，以濫法自保，以強權自固“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是《道德經》基于正人先正己、正身先正言的條件下給予的選擇和自我約束、自我規范、自我激勵、自我警誡，一言以蔽之，即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統治階級要放下固化利益和固定思維模式，解除固定階級權力的禁錮，沖破固定階級代表的牢籠，才能通往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的康莊路徑。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唐朝陸希聲注解曰：“上德合道，不以德稱，無以而為，故有常德。下德失道而同於德，有以而為，故無常德。上德之用，法乎自然，故無以為而無為也。下德之用，法乎無為，故有以為而為之也。”這既是無有、圣俗、高下、正邪、善惡、民主與專制的評判標準，更是善治如“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等“上善若水”的品行與沽名釣譽、損公肥私、巧取豪奪、鬼話連篇、自欺欺人、肆意猖狂、隨心所欲等“專制強權”的分水嶺，宋朝蘇轍講解的更加透徹“圣人縱心所欲不逾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也就是后者是等而次之、每況愈下、日暮途窮的情景。至若“小國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更是被打上“另類”的標簽，殊不知前面還有句話，“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涵蓋了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是知足、富貴、祥和、安逸、舒暢的影像，這是治國理政的夢想藍圖，這是政治清明的最佳表率，這是統治者負重前行的最高標準，這是統治階級“政通人和”的追求目標，這是《道德經》對統治階級鮮明地提出的“政治之約”。奈何幾千年的中華歷史，稀及之矣！二十世紀那二十八年可謂得之矣。

　　作為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法家人物韓非子撰有《喻老》篇，則后世批判《道德經》“愚民”的人物必定是“非老”的中堅力量，它們不愿意說明白、講透徹的根本原因，大抵是統治階級集團的一份子而已，因為它們擺脫了《道德經》的本意和束縛，一意孤行，背道而馳，開脫罪責，無理狡辯。

　　批判《道德經》是唯心思想的初始，一定緣自馬克思主義者，或者自認為活學活用、學懂了弄通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它們打心眼里對《道德經》嗤之以鼻，是是非非，又或者非是是非，不一而足。它們的邏輯分析、推理、辯證及至得出的結論，詳細縝密，值得敬重欽佩。竊以為，如果院系哲學對《道德經》各是其是，以馬克思主義為矛，則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這塊厚重的金盾，將轟然倒塌，蕩然無存；則中華民族的文化歷史將因此斷帶、割裂，難以繼承與發展，更不用說弘揚和傳播了；則中華民族的政治政事政務與民智民力民生的和諧包容進步如何調節、如何整飭、如何規范、如何借鑒？如果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被全盤否定，我們的民族就沒有了來處；如果變色了、變味了，或者非馬克思主義者如蘇修分子，必定會受到資本的瘋狂圍剿與虐殺，將馬克思主義變成隨心所欲進行裝扮的傀儡，以期達到自私自利、自是自恃的目的，則第一個社會主義陣營國家——蘇聯的土崩瓦解便是前世之事；如果我們的心性空白了，空洞了，道德失守了，中華民族的身軀被攔腰斬斷，既前無古人又后無來者，則我們的歸途何在，信仰何在，力量何在，文明何在，精神何在，民族魂何在？

　　統治階級其實是討厭《道德經》的，因為那里面沒有圣智仁義禮樂（統治階級可以以此為工具，實則是一條自我革命、自我凈化、自我完善的糾錯整改的道路。老子的胸懷不可謂不廣矣。）之說，有的是“天地以圣人為芻狗”（天地以萬物為芻狗的后續衍義，足見自然天地給予圣人即統治者及其階級集團的自由度是多么大啊！）的架構，有的是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的榜書，也因為經文是對它們的高標準、高要求、高質量、高效率、高站位、高品質、高水平的治國理政的期許，或者規范，或者訓誡，它們傾其一生、接續努力，也永遠無法達到的社會實踐與現實評判，所以只有全盤否定、只有不再倚重《道德經》真義，它們才可以無所顧忌地肆意妄為，才可以沾沾自喜地藐視歷史、自高自大、惟我獨尊，才可以偷偷地用“治大國，若烹小鮮”來裝扮門面，迷惑百姓，自行其是，暗度陳倉、養尊處優。

　　《道德經》中的“無為”思想，其表述大概是“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當事而為，無為之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蘇轍）“為無為，則無不治矣。”（這里的無為指：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既以治身，又推其余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茍其有心，則愛民者適所以害之，治國者適所以亂之也。蘇轍）其中“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上德無為而無以為”是“道”的一本同源、一體二用、不分伯仲。唐朝陸希聲注解曰：“圣人則不然，執古御今（以無為統御有為的意思，而不是厚古薄今的臆測之義。）斷雕為樸，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我們可以理解為當機立斷、見機行事，泰然處之、無過無不及，也可以淺顯地理解為堅持問題導向，解決急難險重的社會問題，“使百姓咸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心皆不生於世矣。”（行不言之教，通無為之理，則無為之有益也。陸希聲）所以通讀全經，證實“無為”是積極性的，是防御性的，是有目標性的，它對統治者提出了明確要求“是以圣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也就政治立場、政治傾向問題，代表誰、為了誰、服務誰，講究知足知止知至知恥，要弱化權力欲望，要以百姓心為心，不能沽名釣譽，不能強取豪奪，不能濫施淫威，不能假公濟私，不能設置障礙，不能詭黠權術，陸希聲注曰：“夫圣人之為治也，必推其身心以及於天下……夫圣人之治也，必反諸身心以合於天道”正所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道德經》第十七章“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總結了幾種治國理政的狀況，陸希聲解釋道：“於乎心之有孚謂之誠，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不孚，言則不復，而猶貴重爽言，謂之誠信可乎哉？”也就是說出發點必須是正確的（謂之誠）要經得起社會實踐的檢驗（謂之信）如果一昧地夸夸其談、信口開河、自鳴得意，以至于言不由衷、言行不一、言不可復（欺騙性的、虛假性的理論，沒有達到實際效果、未能滿足老百姓的期望）上下背離，“豈非文告煩而躬修薄歟”（呂巖語）蘇轍注曰：“唯不自信，而加以仁義，重以刑政，而民始不信矣。”則是從反面論證了政令繁雜、粉飾太平、狡詐功利、失信天下的重大危害。是不為警誡乎？

　　“愚民”則難以為繼，“唯心”則虛無幻化，那么《道德經》的歷史生命、文化價值、精神內涵、思辨意義，會不會“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呢（諸葛亮《誡子書》）竊認為是不可能的。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深深地滋潤著人們的血脈，統治階級的滅亡和更迭，決不能絞殺她深邃悠長的氣機，決不能阻礙民族精粹文化的傳承，決不能熔解《道德經》經緯蘊含的“常（恒）道”！歷史長河生生不息，《道德經》必將常伴左右，似我等的肉喇叭、大喇叭則會湮沒在風云變化之中，一無所有，了無訊息。

　　竊本孤陋寡聞，學識淺薄，無意也無能更無力于為《道德經》正名，姑且本著“為學日益”的素心，收拾本意，略述管窺之見，不吝博君一笑爾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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