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本文旨在對古巴革命發展史的闡述來揭露卡斯特羅當局的反革命實質，并從側面對切·格瓦拉的所謂“游擊中心”論進行了批判，指出這種幻想靠少數幾個“精英”搞單純軍事冒險活動就能革命成功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盲動主義體現。一個神話的破滅，不僅在于卡斯特羅當局鼓吹的虛假社會主義，更在于被無數小資產階級狂熱吹捧為“馬列主義英雄”的切·格瓦拉及其路線……

　　由于古巴在當今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使得揭露古巴領導人的階級本性和古巴社會的實質顯得愈益重要。說起來古巴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在非洲，在蘇聯指揮下打仗的成千上萬古巴兵據稱是在那里推進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事業。可是，美國出錢讓雇傭軍在那里打仗也打著自由和“反帝” 的旗幟。顯然，必須透過事物的表面，才能認清世界上究竟發生著什么事情。要了解一個國家，我們就應該問一問，是哪個階級在那里掌權。要解一個國家的政治，我們就應該問一問，這個國家的政治是為哪個階級服務的。

　　1959年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對古巴來說是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美帝國主義和古巴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統治被推翻了，所有他們的食客、狗腿子和打手都被清除了。正因為如此，也因為卡斯特羅和他的追隨者所宣布的革命目標，世界上很多人曾把古巴看成是對自己革命斗爭的鼓舞和向導。但古巴領導人的階級觀點、他們所提出的政治路線和政治手段，卻使世界上照此辦事的其他地方的革命都遭到挫折和失敗。這就證明它們對革命斗爭的發展是錯誤的，有害的。

　　在古巴，革命同樣也走向了它的反面。今天的古巴，就像它當初作為美國的殖民地那樣，成為蘇聯的殖民地了。古巴的經濟受蔗糖支配，古巴勞動人民正在血汗工資制下以自己的勞動來償付無窮無盡的蘇聯貸款。1959年反帝革命的領導人，現在成了新的買辦資產階級。

　　當前古巴的問題顯得特別尖銳是出于兩個原因。國際上，蘇聯這個帝國主義國家，力圖在古巴代替美國的原有統治地位，正在越來越重用古巴。蘇聯把古巴既當胡蘿卜、也當大棒使用。在安哥拉，蘇聯打著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幌子，驅使古巴軍隊為其征服這個國家打頭陣。同時，蘇聯又以古巴為范例-蘇聯的“援助”如何為古巴買到了社會主義，向安哥拉和其他國家提出同樣的交易條件。這種“反帝”盧布和“反帝” 坦克的結合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力圖取代世界主要帝國主義大國-美國地位的法寶，為此，古巴就成了蘇聯人的無價之寶。

　　黨代會上謙恭陳詞

　　在國內，1975年12月召開了古巴修正主義“共產黨” 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標志著古巴在政治和經濟上同蘇修集團勾結得更加緊密。在“革命”詞藻下隱藏了多年的資本主義關系，現在終于拋頭露面了。

　　這次黨代會批準了古巴的新“經濟計劃和管理制度”，把“利潤準則”奉為國家的最高原則。大會的又一特色是卡斯特羅在會上做了一個冗長的自我批評。他說自己沒有及早按照蘇聯的思想方法行事。他在這個“自我批評”中竭力粉飾古巴的現狀，并對新沙皇卑躬屈膝到極點。大會顯著地表明了古巴目前的新殖民地地位。

　　卡斯特羅檢討說:“如果我們謙虛一點，如果我們不那么妄自尊大，我們就會明白，革命理論在我國并沒有得到充分發展， 我們實際上缺乏學識淵博而對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做出真正重大貢獻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科學家......”。謙恭之詞誠然出于古巴領導人之口，可是幾年前，他們還在自我標榜，說自己是第三世界和其他國家的革命燈塔，不同于他們所認為的修正主義者的“保守主義”，也不同于他們誹謗為“教條主義”的真正馬列主義。

　　在六十年代，古巴領導實際上已越來越謙恭地充當政治上聽候蘇聯差遣的小廝。例如，1966年攻擊中國，1968年支持蘇聯入侵捷克等等。但是，當蘇聯新資本主義統治階級在日益眾多的革命人民心目中越來越臭的時期，古巴唯恐難保自己的威望和“最革命”的形象，那時確曾試圖與蘇聯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是，今天蘇聯把套在古巴政權上的繩索勒得很緊，所以，古巴的領導人就只得比以往更加“謙恭”。現在，卡斯特羅說，“古巴的對外政策，主要是以和世界進步的堡壘蘇聯的忠誠友誼為基礎的。”

　　這些年來，蘇聯對古巴的“忠誠友誼”的利用業已改變。早期，蘇聯對美關系處于劣勢時，它往往趨向于投降與合謀。現在，當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和美帝國主義的競爭變得日益尖銳和激烈時，它利用所謂“緩和”，主要是作為他們侵略和準備戰爭的煙幕，而美帝國主義利用“緩和”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時代不同了。不過，蘇聯統治者要做的任何事情對古巴來說似乎都是好事。

　　卡斯特羅為了準確無誤地表明自己的心跡，特意回顧了1962年的導彈危機。當時，蘇聯魯莽地在古巴設置導彈，之后，當受到美帝國主義的挑戰時，它不僅以撤出導彈而徹底投降，并且還答應美國可不征得古巴政府同意就視察古巴，以證實導彈確已撤走。對此，當時卡斯特羅曾正確地公開譴責過蘇聯。現在卡斯特羅說自己錯了，因為他“不理解”，蘇聯怯懦地把古巴當作和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客觀上”卻是“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大勝利”。但卡斯特羅在黨代會上還不只是被迫承認錯誤。古巴領導人不僅必須奴顏婢膝地對待蘇聯的外交政策，他們還必須“正確地應用”蘇聯在經濟管理方面“行之有效的主要經驗”。

　　資本主義規律支配古巴經濟

　　卡斯特羅所謂的經驗是什么呢？那就是“經濟規律”(特別是價值規律)“支配社會主義建設”，而“貨幣、價格、財政、預算、稅收、貸款、利息以及其他商品范疇必須起到應起的手段作用……以決定哪些方向的投資最為有利，哪些企業、單位、工人集體經營得最好，哪些經營得最差，以便能夠采取相應的措施”。 (黨代會上的講話)

　　卡斯特羅宣稱這是“現實”的指示。但是，這并不是社會主義的現實。工人階級之所以必須運用這些規律和范疇，是為了有意識地約束和限制它們所起作用的范圍，也只有這樣，才能創造一勞永逸地廢除它們的條件。然而，社會主義是絕不受資本主義規律支配的，否則的話，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就沒有任何區別了！卡斯特羅在這里所說的話，包括什么盈余等等，統統是從總結了蘇聯資本主義復辟經驗的蘇聯最新經濟學教科書里搬來的。

　　從卡斯特羅的進一步說明中可以看出，“經濟體制”是以支配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規律為基礎，而且還是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價格根據生產成本制定；能以最快速度收回投資的工廠和企業就應該是獲得大力發展的部門；這些單位的經理應根據他們的社會地位和他們所管企業的利潤率領取報酬；工人的工資根據他們所在企業的利潤率來定；如果少用工人而能降低生產成本，就應該將他們解雇；此外，工人的工資還應嚴格地根據按件計算的生產率(據卡斯特羅說，目前有20%古巴工人的工資是照此規定發給的)或能否完成自己的生產定額來發給，換句話說，就是根據他們生產效率的高低(已有48%的古巴工人的工資按此標準發給)來支付工資。

　　這確實是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再沒有比下面這件事更為丑惡的了:卡斯特羅說，他為古巴如此嚴重的房荒現象感到遺憾，但“革命還不能”對此“做出多少改善”--可是后來卻發現政府正在興建十四幢旅游旅館和擴建其他旅館。顯然，政府所考慮的并不是人民需要什么，而是什么能獲利最多。

　　五十億美元的抵押貸款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多年來古巴領導人硬說，蘇聯的援助和購買蔗糖，使古巴能買進“在古巴同時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所需要的一切。而現在，這個島國以五十億美元抵押給蘇聯了，并且在經濟上比以往更加依賴蘇聯。事情已相當清楚，實際情況恰恰是反過來:是蘇聯能夠為自己買進一個新殖民地。這一形勢也比以往更清楚地說明，古巴領導人的戰略和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戰略毫無共同之處，說明古巴事實上從來就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古巴原來的革命究竟屬于什么性質？為什么它會走向反面而遠遠背離社會主義？為什么今天的古巴甚至沒有獲得自己的獨立和民族解放？

　　小資產階級掌權

　　帝國主義勢力為了把古巴占為己有，篡奪古巴人民為爭取民族解放而斗爭的成果，已不是第一次了。蘇聯統治者現在玩弄的陰謀詭計在世界上也不是什么新東西。它雖然披上了紅色的外衣，但本質上和美帝國主義多年來的所作所為毫無兩樣！

　　1898年，當古巴人民經過多年反西班牙殖民主義的斗爭而臨近贏得獨立時，美國以協助古巴反抗西班牙殖民主義為名而闖了進來，就此控制了這個島國，使之成為美國的新殖民地。由于當時壟斷資本主義剛在美國形成，這就成了美國為開辟輸出資本和獲取原料資源新地區而發動的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大量美國投資源源流入古巴，加強了由西班牙殖民主義在古巴建立了幾百年的古巴社會的殖民地和半封建主義性質。美帝國主義者支持古巴地主的統治，培植了一小撮依靠美國資本的資本家，這樣就把古巴從西班牙殖民地變為美國的新殖民地，把古巴進步的一切可能性都扼殺了。在1959年革命時，古巴的土地所有制和西班牙帝國時期相比幾乎絲毫沒有改變，而且國家的單一作物經濟早已停滯不前。

　　這種土地所有制給予城鄉工人階級以及無地的小農以無比沉重的負擔。同時，也阻礙了除最富有的地主以外的一切力量薄弱的小的民族資產階級(限于生產很少幾種不是由美國分支公司制造或從美國進口的東西)和相當大量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發展。

　　多少年來，古巴工人在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斗爭中，都起著領導作用；他們也為自己的眼前利益而進行艱苦的斗爭。這在三十年代達到了高潮。在當時的共產黨領導下，工人階級和它的同盟軍掀起了一個規模宏大的罷工和示威浪潮，包括各糖廠的武裝起義和建立蘇維埃(革命工人的代表會議)。

　　當時的美國傀儡政府被推翻了，但不久就由巴蒂斯塔為首的軍人政權所代替。雖然在以后幾年里斗爭仍很激烈，但工人階級沒有能夠保持住它的前進勢頭，終于挫敗下來。由于過去一些錯誤占居了主導地位，共產黨愈來愈變為修正主義黨了。四十年代，共產黨領導人同意參加巴蒂斯塔政府。于是，當巴蒂斯塔鄙棄了他們以后，他們漸漸成了裝飾品。直到1959年革命前夕，他們仍留在政府里。這種情況大大地削弱了作為一支有組織、有覺悟的工人運動的力量，雖然工人從未停止過為改善自己的現狀而戰斗。

　　激動的小資產階級

　　五十年代，小資產階級成了古巴最容易激動的階級，而且在為自己利益作斗爭時組織得最好。卡斯特羅的“七·二六運動”，就是從占古巴人口25%的城市小資產階級中發動起來的。成千上萬的商人沒有生意做，推銷員無貨可推銷，教師沒有學生教，律師幾乎無人問津，醫生幾乎沒有病人上門，建筑師和工程師業務清淡。在1956年的“七·二六運動”的“綱領-聲明”中，他們宣稱是受“民主政治、民族主義和社會公正等理想，....杰斐遜式的民主政治指導的”，并且宣布:“民主政治不能是一個民族、一個階級或一種宗教的政府，而必須是一個全體人民的政府。”

　　這當然表達了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它仇恨壓迫它的大資產階級，厭惡工人階級革命并抱有超階級“民主政治”的夢想。它的實踐綱領是要廢除美國控制甘蔗生產定額制度，以限制美國和地主，限制大地主對中型種植者的控制，把閑置和強占的田地分配給小農，把一部分利潤分給城市工人以擴大國內工業品和新投資市場。

　　綱領既定，卡斯特羅和一小群人就從馬埃斯特臘山區展開了對巴蒂斯塔政府的武裝斗爭。而這時，其他的青年知識分子和自由職業者都在城市里組織反抗運動。除一小撮與地主和美國直接有關的人以外，所有其他階級的人都支持這場內哉。許多工人支持并參加了這場戰爭。在戰斗中最具決定性的力量是農村小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農，因為只有武裝斗爭才能保住他們的土地免遭地主和軍隊的掠奪。主要由農民組成的巴蒂斯塔軍隊很快就土崩瓦解。

　　巴蒂斯塔政府同幾百名武裝起義者之間僅僅經過兩年的交鋒就垮臺了。在最后幾個月里，連美國政府在空投支援物資給巴蒂斯塔政權時也認為，如能和“七·二六運動”達成協議，肯定要比讓巴蒂斯塔政權存在下去更為合適。

　　卡斯特羅在1959年取得政權以后，立即赴美國進行“友好訪問”。他在紐約宣布:“我已經明確而肯定地聲明，我們不是共產主義者......對于促進古巴發展的私人投資的大門是敞開著的。”他甚至呼吁美國制定一個對拉丁美洲進行大規模援助的計劃，“以避免共產主義的危險”。但是，這些話并沒有使美國統治階級感到放心。

　　雖然卡斯特羅宣稱愿意和美國政府友好，而美帝國主義者也希望卡斯特羅支持他們的利益，但是，如果不沒收甘蔗種植園和糖廠，不結束美國在那里的壟斷事業，古巴是不會有任何變革的。正是這些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基礎引起了起義。對它們挑戰就意味著向整個殖民制度及其主人挑戰，但在它們面前退卻則又不可能不失去一切。

　　當卡斯特羅宣布限制最大種植園(其中很多是美國糖業公司擁有的)規模的第一個土改法時，一下子亂成一團。美國開始對起義軍(實際上已是古巴政權)施加政治和經濟壓力以圖推翻它，古巴則開始沒收那些妨礙它獨立的帝國主義勢力的財產。1961年，政府已掌握了國民經濟的主要部門。這時，美國對古巴實行了經濟封鎖。四月份，美國發動徒勞無益的豬灣入侵。

　　卡斯特羅:秘密的“馬列主義者”

　　1961年初，蘇聯派遣了第一個貿易代表團到古巴，赫魯曉夫建議用蘇聯導彈保護古巴。5月1日，卡斯特羅宣布說，從此以后，古巴將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同年晚些時候，他宣稱自己原本一直是一個馬列主義者，他解釋道，“當然，當我們只有很少人站在圖基諾頂峰(在馬埃斯特臘山區)時，如果講我們是馬列主義者，那么我們可能永遠也下不了山，到不了平原上。” 美帝國主義者利用這一情況，說古巴革命領導人一直隱瞞自己的真實意圖，而是在偽裝下取得政權的。其實，美帝國主義者是在找遁詞，掩飾他們純粹為了自身利益而當古巴革命一觸動到他們財產時就反對它這一事實。

　　絕大多數古巴工人和農民是革命的堅決支持者。他們非常贊成政府采取的各項措施，例如，沒收種植園和糖廠，保證小農的土地所有權(在多數情況下，增加了他們的土地)；減低租金、電費等，讓成千上萬失業工人就業；從事建筑醫院、道路、學校等工作，開展大規模的掃盲運動；以及其他種種減輕群眾負擔和使他們改變落后面貌的措施。

　　但社會主義不只是一種想法，不是口頭上談談的事情，也不僅僅是接管一個政府。社會主義是一種社會革命，一種階級關系的革命，因而，工人階級不僅僅在理論上是一切的主人，而且實際上應該通過自己的馬列主義政黨的領導，通過自己的政治統治-無產階級專政，成為生產和社會的主人。在這個基礎上，工人階級才能夠領導對資產階級的持久而有效的斗爭，在斗爭過程中，工人階級才能夠改變物質條件和工人階級本身，以至逐漸達到完全消滅階級。

　　可是，這不是卡斯特羅和他的同伙所要走的道路，盡管他們口口聲聲說要走向社會主義。他們起來反對舊古巴的新殖民地和半封建狀況，但是他們的小資產階級地位和世界觀使他們渴望迅速改變自己過去的地位，同時也使他們野心勃勃地要保持并加強他們凌駕于工農群眾之上的優越地位。只有資本主義才能使他們做到這點。正是這個階級的世界觀，使他們厭惡和害怕尖銳的階級斗爭以及由無產階級領導的、真正改革古巴的長時期的艱苦斗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確也憎恨丑惡的資本主義，特別因為它壓迫他們，但他們并不要求改變那種使他們能置身于群眾之上，可以自由發展自己的事業而又無須成為工資奴隸的社會勞動分工。

　　革命以后的最初幾年，他們的階級地位和世界觀從一條理想主義的政治路線中顯示出來。這條路線反映出小資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渴望看到一個沒有壓迫的世界，也反映出他們對于能夠導改造世界的唯一社會力量--工人階級的鄙視和恐懼。

　　這個所謂“古巴路線”，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輕舉妄動，它要求在沒有階級斗爭，尤其在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立即實現他們的“理想社會”。古巴領導人把共產主義說得似乎近在眼前，似乎只需要剝奪了私人財產，階級也就消滅了。

　　事實上，這個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古巴領導人的理想主義世界觀的早期形式的實質，就是依靠心中想著群眾利益的“開明”統治者來建設社會主義。古巴領導人把自己看成是自古以來群眾的、最開明的“救世主”，他們相信能夠把自己的愿望灌輸給社會。實際上，這條路線對古巴本國以及全世界小資產階級各階層中具有革命思想的許多人都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些人希望看到一個比較合理的社會，但對于工人階級，卻和古巴領導人沒有共同的觀點。

　　由小資產階級理想主義所引起的極“左”的政治路線，同樣也表現在古巴領導人的國際事務活動中。他們建立了一套所謂“游擊中心論”。根據這個理論，一小股武裝人員開始在鄉村從事游擊戰，舉行暴動，多少有點自發地推翻舊政權，讓“游擊英雄” 掌權。這是違反以群眾的自覺和有組織的斗爭為基礎的一切成功的共產黨的革命經驗的。例如在中國，這就是人民戰爭: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動員農民，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進行持久戰爭。當格瓦拉試圖把這種軍事盲動主義的“游擊中心論”用之于玻利維亞時，自己卻被殺害了，而整個行動也遭到了徹底的失敗。

　　決定性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在這條小資產階級政治路線下的修正主義，已愈來愈趨向表面化。古巴領導人不是動員和依靠工人階級來改變存在于古巴的實際階級關系，鏟除帝國主義掠奪者在古巴建立的畸形經濟，并在此基礎上發展生產力，而是想尋找可以代替群眾運動和階級斗爭的途徑。盡管他們口頭上說要培養“新人”，但卻是越來越按照一切修正主義者共同的路線行事。這就是決定性因素不是人而是物，就是為了使他們那變種的“社會主義”在古巴取得勝利，必需從國外獲得生產能力。他們的世界觀使他們永遠也看不到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發展生產力的關鍵。他們更不能理解馬克思所說的“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古巴領導人不組織群眾進行自覺的斗爭，而企圖把國民經濟抵押給蘇聯以購買“社會主義”。列寧說:“顯然，為了完全消滅階級，不僅要推翻剝削者即地主和資本家，不僅要廢除他們的所有制，而且要廢除任何生產資料私有制，要消滅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這是很長時期才能實現的事業。”這是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并繼續革命直到共產主義的路線。在古巴，當然就應該發動工人打破從半殖民地的舊社會承襲下來的勞動分工。尤其重要的是，改變這個島國的經濟結構，因為這種經濟結構的唯一目的就是為帝國主義的世界市場生產蔗糖。可是，由于古巴領導人自己小資產階級的地位和世界觀，他們反對這條線。

　　卡斯特羅說，革命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生產為共產主義所必需的豐富物質”。對他來說，這就是以蔗糖換取那些他認為工人階級單靠自己的努力永遠也生產不出的生產資料和機器設備。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古巴領導人的計劃就是利用略作形式上改變的舊的生產關系、舊的社會勞動分工以及種植園，以最高速度生產蔗糖，去換取財富。現在，買主和“供應者”已不再是美國，而是蘇聯了。古巴一旦采取了這條路線，就越來越濫用群眾的熱情，工人階級的作用已不是使社會革命化，而是被降低到拼命干活以生產出必需的資金。于是，基本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被保存下來，并且強化了，工人階級淪落到為利潤而生產的附庸地位。這絕不是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更談不上共產主義，實質上，這只是一個換了主人的和過去一模一樣的舊社會！工人的作用就是拼命干活。古巴領導人越來越成為依靠外國帝國主義勢力的國家官僚資產階級分子。

　　甚至古巴人民支持反帝斗爭的革命熱情和愿望，以他們對越南人民的支援為例，都被濫用來支持蘇聯在國外對抗他們的美國敵手的冒險事業，例如在孟加拉以及目前在安哥拉。古巴一旦走上了購買“社會主義”的基本的政治道路，而不走依靠那些能以自力改造社會的工人階級和群眾的階級斗爭的道路，它就必然會出現修正主義的基本的經濟政策。卡斯特羅所孜孜以求的金錢，只有通過保持和加強原先引起古巴革命的那種極端畸形和半殖民地化經濟才能獲得。生產蔗糖出售給蘇聯已成為古巴經濟政策的基礎，所有快速致富計劃以及“社會主義”宣言和詭計都是以此為基礎并為此服務的。這種經濟依賴性，反過來又成為古巴領導人的政治路線深入發展的依據。

　　通往新殖民地的糖衣道路

　　蔗糖是古巴的災禍。美國曾經通過控制食糖市場控制古巴。美國人和古巴的糖大王們曾阻止人民在閑置的土地上種植糧食，使人民貧困和一無所有，除為蔗糖干活而外，別無選擇。糖大王把整個島國拴在生產蔗糖以供出口的事業上，使這個富饒的熱帶國家最終不得不進口絕大部分糧食。這種安排對地主和帝國主義分子最為有利。由于食物價格非常昂貴，所以大多數古巴工人和農民只能吃大米、豆子和根菜植物。

　　在革命的最初幾年，土地，更主要是那些在土地上勞動的人，開始擺脫了那種單一經營，農作物開始多樣化了。過去種甘蔗的土地上仍種甘蔗，但在其它土地上則種別的作物。那幾年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因為一向閑散的勞動人民和閑散的物質資源都調動起來了。某些工業開始得到發展，并且開始興建學校、醫院以及其他事業。

　　六十年代初，美國關閉了原來的古巴食糖市場，蘇聯和中國購買古巴糖，幫助古巴克服困難。1963年初，當古巴經濟發展遇到挫折，各方面出現匱乏時，卡斯特羅前往蘇聯與赫魯曉夫和其他蘇聯領導人會談。回國時，他已有了一個新的計劃:不再搞多樣化的農業，將生產更多的蔗糖。那時古巴已向別國借了大量債款。蘇聯提出大大增加它對古巴的貸款，以高于當時國際市場的價格每年購買五百萬噸古巴糖--比這個國家當時的年產量還多，從而使古巴能夠購買蘇聯的貨物。“援助”是餌，蔗糖是鉤，而古巴領導人卻把它一口吞了下去。

　　在蘇聯“援助”的背后

　　對蘇聯統治者來說，“援助”是一樁好買賣。蘇聯新資產階級分子在推翻了蘇聯工人階級的統治以后，日益受到帝國主義規律的支配:需要壟斷原料資源和輸出資本，以達到榨取超額利潤的目的，并且需要與帝國主義敵手爭奪對世界的統治。他們看到，只要把古巴納入蘇聯帝國主義軌道，就可以年復一年地從古巴榨取巨額財富，并把它作為同美國進行爭奪的政治工具。

　　像任何一個狡猾的毒品一樣，蘇聯拿出第一批樣時，索價低廉。頭一、兩年的“援助”是無息貸款，以后，他們就開始收2.5%的利息了。他們的實際利率比這還要高得多。在原協定書中規定，80%的蘇聯貸款和現金必須用于購買價格已大大上漲了的蘇聯貨。就像在利率問題上一樣，當古巴的依賴一經造成，蘇聯馬上增加賭注:要求它把蘇聯貸款全部用來購買蘇聯貨。根據一位掌握古巴統計數字的作者所述，蘇聯賣給古巴與西方相類似的機器，其價格比西方高出11%到53%。而且其掠奪行為更加蠻橫無恥:雖然蘇聯起初付給古巴的糖價高于當時國際市場價格，但他們一轉手就把大部分糖以更高的價格賣給東歐國家。

　　這就是蘇聯在全世界的典型做法。蘇聯正是通過不平等貿易來實現資本輸出所產生的剩余價值。實質上，究竟蘇聯是以獲取利息的形式賺回利潤，還是從銷售獲取超額利潤，在貿易協定將這種銷售和資本輸出緊緊聯系在一起的時候，這只不過是一個記帳方式而已。但是，蘇聯的野心絕不限于統治古巴。像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一樣，他們的胃口越來越大，他們企圖統治全世界。對蘇聯來說，古巴是一筆巨大的政治“資本”。它可以在古巴“革命”幌子的掩護下，把勢力滲透到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國。由于蘇聯在拉丁美洲取得立足點的意義十分重要，由于它希望在和美國爭奪世界霸權斗爭中進一步在政治上(最后在軍事上)利用古巴，它愿意給予古巴比在它控制下的其他國家更為優惠的“交易條件”。

　　自足并不“合算”

　　古巴領導人把他們的國家抵押給蘇聯的理由是:古巴擁有廣闊的甘蔗田和大量糖廠，并且還有未開墾的土地；但是工廠極少，鐵礦品位低劣，煉鋼設備也很少。生產蔗糖在國際市場上出售，非常有利可圖；而搞農業多樣化和建設工業，卻又慢又費錢。

　　卡斯特羅在一次演講中說，“要做到大米自足.....我們就要多用33萬英畝灌溉田，而且要把我們供不應求的水用于農田.....毫無疑問，少生產150萬噸糖對古巴來說是不合算的，用33萬英畝種甘蔗就能夠生產出150萬噸糖，就能夠使我們在國外的購買力提高一億五千多萬美元，而花同樣的力量在這些土地上種出的大米的價值，只有二千五百萬美元。” 把種大米的土地去種甘蔗，再用出賣蔗糖的錢來買大米，還可以賺很大一部分錢，那么為什么不去種甘蔗呢？這就是古巴政府不顧一切地采取的方針。1964年，古巴決定把蔗糖生產從當時年產390萬噸提高到1970年的1000萬噸。

　　從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觀點來看，這一切具有充分的經濟意義--非常“合算”。客觀上，這個決定就是要把古巴完全搞成美帝當初搞的那個樣子；根據最有利可圖的原則行事，經濟畸形和永遠依賴。尤其可悲的是，古巴并沒有達到年產1000萬噸的糖產量。不過，即使超過了這個目標，它的經濟結構的根本效能，即依賴帝國主義的狀況依然不變。在這種情況下，古巴肯定是種甘蔗比發展工業有利可圖，否則，美帝早就把古巴工業化了。甚至在最近幾年，國際市場上糖價很高，使古巴第一次在對外貿易中獲得少許贏利時，“經濟學”仍指示它把嬴利用于擴大蔗糖工業，以便獲取更大的利潤。

　　利潤掛帥

　　從最近這次黨代會上卡斯特羅的發言中聽來，似乎古巴多年來一直不懂什么是“利潤準則”。實際上，擴大蔗糖生產的決定說明，政府建設“社會主義”的策略從一開始就是立足于利潤的。這不是什么誤解，而是一個階級的決策，是決定古巴走什么道路和哪個階級將受益的根本政治措施。

　　即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也必須考慮“利潤率”，但利潤仍屬反映資本主義舊生產關系的經濟范疇。簡單地說，工人階級通過國家，必須考慮以貨幣形式表現的生產成本(工資、原料價格等)和產品的售價，而售價一般應能抵償成本并有盈余。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的目的不是營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工人階級的政治路線--通過它的政黨和國家的有意識的決議--決定經濟政策，制訂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的計劃。從根本上說，計劃的基礎是考慮用社會的物質來滿足社會的需要:衣食，學校，新的工廠等等。工人階級承認利潤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能夠進行一場限制和最后完全消滅利潤的政治斗爭。而把“利潤準則”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這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

　　無論意圖多么好，讓工人階級靠外援和外貿來建設社會主義總是辦不到的。因為工人階級的目標，即共產主義和沒有階級的社會，不僅僅是物質豐富。可是，卡斯特羅恰恰就是這樣向群眾解釋的。他把共產主義說成是個理想樂園。工人階級為了自身的解放，必須領導人民群眾改變自己國家的現狀，消除造成階級矛盾的物質和社會基礎，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教育群眾，這樣，每個人都將成為工人，而全體工人就是社會生產和社會各方面的有覺悟的主人。只有在這個基礎上，階級才能消滅，共產主義才能實現。

　　莫斯科一哈瓦那，亦步亦趨

　　在最近這次古巴黨代會上，正式批準了政府七十年代初以來進行的許多改革。

　　最先而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對工人階級采取新的強制措施。現在不大強調依靠群眾的熱情，而是更多地依靠過去常用的、直截了當的強制。這與1973年決議的精神是一致的，決議恢復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工人都熟悉的那個懲罰制度:為了打擊曠工、遲到和懶散以及不尊敬上級等現象，工廠可以懲罰工人，辦法有扣工資、取消從事某些工作的資格、調離工作、推遲假期、暫時停職以至實際解雇。個別制糖企業為了提高“生產力”，數年來一直在解雇工人。古巴總統多爾蒂科斯在1972年的講話中承認，在兩個最大的產糖省出現了某些完全失業的情況。如果貫徹黨代會的精神的話，這種情況現在一定更廣泛地出現在其它工業部門。

　　黨代會的決議建立了一個正式體系，使古巴經濟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政府官僚和企業經理再也不能那么為所欲為，損害利潤了。現在是要把整個經濟管理得更加“有效”，每一項措施都一定要能產生利潤。工人按其所在企業的利潤率發給工資(目的是要使他們加緊干活，而不是使他們少受剝削)。企業經理也是按其所管企業的利潤率來領取工資(使他們驅使工人加緊干活)。

　　古巴黨的作用

　　古巴政府向蘇修學到的經驗遠不只是“社會主義”版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在古巴共產黨成立十年后終于決定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就是最好的例證。古巴黨在1965年建立時，主要是起形式上的作用。既然古巴假定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就必須有一個“共產”黨。這是由三個組織拼湊起來的:卡斯特羅的“七·二六運動”、革命指導委員會(一個拿起武器反對巴蒂斯塔的學生團體)和人民社會黨(一個老修正主義黨，他們很早以前就放棄稱呼自己的黨為共產黨，直到最后一分鐘還反對對巴蒂斯塔進行武裝斗爭，甚至把一些學生戰士出賣給巴蒂斯塔的警察)。這個新成立的黨的領導成員很少碰頭，幾乎沒有人民參加。總的說來，這個黨主要是為了擺擺樣子。

　　對于工人階級來說，工人階級的政黨是工人階級進行革命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武器。只有通過由最有階級覺悟的戰士所組成的有組織的先鋒隊，才能把千百萬勞動人民的智慧和經驗集中起來，制定能夠領導工人階級前進的路線和政策。古巴革命的領導人得到群眾的巨大支持；但是，既然他們從來沒有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他們也就不需要這樣一個黨。但是，他們作為一個新的買辦資產階級所得的經驗，使他們更為“現實主義”地維護和加強他們的統治。他們所組織的并處于執政地位的黨，原為買辦資產階級所創造，現在為它的利益和世界觀所支配。黨的領導人是國家、軍隊、工廠和農場的統治者。卡斯特羅向大會報告說，40%的黨員是行政人員和專職黨務工作者，10%是教師和醫務工作者。至于其余屬于工廠和農場單位的黨員，我們就無法確知究競有多少是工人和農民，多少是技術人員和企業經理。但是，我們從他以前的、至少是從1970年的講話中知道，這些單位的經理和黨的干部幾乎總是老人馬，而且在國營農場里，多半有一位是軍官。但是我們看一個政黨代表什么階級，主要不是看它的成員，而是看它實行什么政策，以及這些政策增進哪個階級的利益。

　　卡斯特羅的“自我批評”

　　甚至卡斯特羅的所謂“自我批評”也是為新買辦資產階級服務的。他不久以前說，“或許我們最大的理想主義是相信一個剛剛勉強脫掉資本主義外殼的社會就能一躍而進入一個人人都能按倫理道德來生活的社會。” 在黨代會上，卡斯特羅繼續這一話題說:“革命通常有其空想的時期，在這一時期，那些致力于把夢想變為現實、把理想化為實踐的崇高事業的革命領袖人物設想著:歷史的目標日趨臨近，人的意志、愿望和意圖能夠無往而不勝。” 這正是一個新資產階級對其年輕時代的真實回憶。他們起來掌權是開始于小資產階級革命。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諸如優柔寡斷、主觀主義、理想主義、想入非非、變革心切而對斗爭缺乏耐心等小資產階級的缺陷，一切向往發財致富的以及反映其地位搖擺于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小資產階級的其他特性等等，都反映在這個小資產階級革命領導人的政策中了。他們在六十年代實行形“左”而實為守舊的路線，以及他們在重重困難面前突然轉為公開的修正主義，就是他們世界觀的反映。

　　理想主義的表現，決不像卡斯特羅要人們相信的那樣，肯定不是過高估計人民群眾。他們的真正理想主義表現在:他們認為，只要他們想改變社會，社會就能改變，而千百萬人民群眾的有意識、有組織的努力都是不需要的。這種觀點，不僅反映在他們以前的理論中，即光靠“少數堅定分子”也能動搖美帝國主義在整個拉丁美洲的統治；而且也反映在他們目前的理論中，即不靠群眾自已斗爭，光靠蘇聯的貸款和他們的計劃的結合就能給古巴帶來社會主義。

　　他們要事物發生變革和認為事物能夠變革，這不是理想主義。最理想主義的東西，即最脫離現實的東西是什么呢？那就是古巴領導人不切實際地認為，他們能夠保持資本主義勞動分工:一方面使他們自己，即所有思想家、計劃工作者、行政長官等等騎在人民群眾頭上；另一方面，使勞動人民甘受他們的壓迫和剝削，并樂意執行他們的計劃。

　　十足的資產階級

　　今日古巴的變化是什么？即表明古巴造反者已蛻變為新資產階級的是什么？那就是當他們還保持“社會主義”外表的時候，他們以資產階級的辦法管理社會的經驗使他們學得了所有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的世界觀和統治方法。他們并沒有把自己過去的小資產階級理想主義轉變為工人階級的世界觀和斗爭性， 而是把它轉變為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他們歷來用社會主義的詞藻和假象作為統治的支柱，可是，他們現在以“市場規律”為依靠，以任意使用高壓手段和絕對強制為后盾，驅使工人干活。 列寧形容小資產階級對待被推翻的俄國統治者的態度時說:“資本家已經撈了一把，現在該輪到我了。”這也適用于古巴的小資產階級領導人。

　　對他們來說，戰勝帝國主義及其古巴的走狗并不為他們改變那產生新殖民主義制度的條件提供機會。相反，他們卻變本加厲，以新形式取代被他們打倒的人。以他們自己的階級觀點為基礎，加上蘇修欣然提供的條件，使這些一度是小資產階級造反者的領導人變成了依賴蘇聯帝國主義的十足的買辦資產階級。最近數年，古巴與蘇修集團的貿易額幾乎和它與美國一度曾達到的貿易額一樣。出口物資仍然占這個島國總產量的三分之一(而且大多數是糖)，大部分產品運往蘇聯。

　　肥沃的土地限于生產蔗糖，食品卻仍然必須向海外購買。這一事實一直拖住古巴經濟發展的后腿。古巴對蘇聯的債務，現在已超過50億美元。為了還債，古巴正在打算用更大的努力來增產蔗糖。不久以前，古巴加入了“經互會”--蘇聯控制東歐經濟的主要工具。這種依賴-負債-更依賴的無休止的循環，以及以單一農作物為中心的古巴經濟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依賴于美國的情況是一模一樣的。

　　古巴扮演的政治角色

　　古巴聽命帝國主義經濟學的擺布。目前它在國際舞臺上扮演的政治角色，就是被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用來增進其在世界各地利益的工具和傀儡。對于蘇聯，古巴是一個長期投資的場所，這比簡單的直接經濟利益要有利得多。可以想象，蘇聯的投資在短期內是賠錢的。但是這并不影響古巴對蘇聯的殖民地式的依賴。帝國主義大國經常使他們在任何特定國家的直接利益從屬于他們的全面政策。以色列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美國在以色列的投資有幾十億美元，大大超過了它希望從以色列一國的經濟控制中所能榨取的。以色列對美國的真正價值首先在于使以色列充當一個政治和軍事的傀儡，用它來保護美國在中東的大量財產。 蘇聯帝國主義當然指望從它在古巴的投資中收回貨幣利潤。但是古巴現在對它的真正價值卻在于披上反對美帝的革命外衣，供蘇聯驅使，成為蘇聯取代美帝控制世界的重要工具。這一切都是在革命和共產主義的美名下進行的。

　　“革命”的經歷

　　古巴，作為一個曾進行過反對美帝的革命并且一貫竭力夸耀自己的“革命”經歷的國家，能夠在許多蘇聯自已不能那么公開出面行動的事情中，促進蘇聯的帝國主義事業。

　　古巴的部分汗馬功勞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為蘇聯帝國主義者打掩護，反擊對蘇聯帝國主義者的揭露和譴責。

　　1973年在阿爾及利亞舉行的不結盟國家會議上，古巴在這方面的效勞具有特殊的價值。當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抨擊蘇聯與美國串通一氣，侵略柬埔寨時，卡斯特羅站起來血口噴人，惡毒攻擊西哈努克和其他人，他唾沫四濺、悲痛欲絕地為蘇聯辯護，并吹捧它是被壓迫國家的堅定可靠的天然盟友。

　　今天，古巴領導人正在比以往更放肆更無恥地表演這一手。卡斯特羅在最近的黨代會上說:“世界各地，真正的革命者，決不會因蘇聯的強大而懊喪，因為如果不存在這種強大.....最近三十年為解放而戰的民族就沒有取得決定性援助的地方.....而一切弱小的不發達的國家--這種國家有許多--就要再次淪為殖民地。”

　　隱藏在這句話后面的意思十分清楚:不發達國家如果不依靠蘇聯，就不能贏得解放。這種要全世界都仿效“古巴模型”的號召，是對蘇聯統治者的極有意義的效勞，因為蘇聯統治者正在試圖使被壓迫國家反對美帝的斗爭服務于他們取代美國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剝削者和壓迫者的目的。然而，蘇聯統治者當然主要不是靠卡斯特羅的講話來增進他們的利益。像美帝國主義一樣，他們越來越多地依靠大炮。就在這方面，古巴領導人也領悟到蘇聯的“現實主義”妙處。

　　武裝干涉安哥拉

　　近日來，古巴不再宣傳代替群眾自己進行解放斗爭的“游擊中心論”，而正在把自己的士兵裝上蘇聯坦克和飛機，送到國外。在安哥拉的成千上萬駕駛著蘇聯坦克的古巴軍隊，僅僅是古巴統治階級在實際戰場上報答它的主子的許多活動之一。

　　蘇聯社會帝國主義者不只是要利用古巴軍隊把安哥拉置于它的鐵蹄之下。他們還力圖把這件事叫賣成“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甚至把古巴吹捧成范例，說什么只要其他國家把自己的前途與蘇聯及其援助結合在一起，它們就會得到巨大的幸福。可是，成千上萬的古巴士兵被送去打仗并作為反革命走卒死去這一事實，是蘇聯帝國主義的大暴露。這是無論用什么言詞也掩飾不了的。

　　蘇聯帝國主義者說什么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如不接受蘇聯的“援助”，不服從蘇聯的統治，他們就注定依舊處于奴隸地位。美帝早就把它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用作奴役和加強壓迫許多民族的鐐銬，它從自己的角度說著同樣的話:如果被壓迫和被剝削國家的人民敢于起來反對美國的“保護”和掠奪，它們將肯定成為蘇聯豺狼的犧牲品。

　　但是，可以從古巴革命失敗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訓，卻是在這種帝國主義邏輯的反面。每個國家的人民群眾，能夠自己解放自己；而且，推進解放全人類這一事業，不能依賴世界上剝削者的“援助”，而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走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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