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山沉夜靜，燈火萬家明。

　　竹影入窗臺，清風棲后庭。

　　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中國共產黨。這句話是成立的。首先我們將這句話進行拆分，“有中國共產黨”，應該包含了兩個階段：誕生，與存續。然后再來逐一分析毛主席是不是我黨在這些階段產生這些結果的必然條件。

　　第一階段，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時間是1921年7月。背景是，1919年俄國十月革命傳來了馬克思主義，他們主張無產階級專政，通過奪得政權，最終建立共產主義社會。而我國正處于外國侵略，軍閥割據，階級剝削，民不聊生的階段。此時，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處于勢中。這意味著，無論是誰，都可能引進共產主義，不是這個人就是那個人，具體是誰，更多是由此人具體條件決定。這就是，我們不能說，沒有陳獨秀和李大釗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在這種情況下，勢，才是誕生中國共產黨的必然因素。個人，不是。

　　第二階段，共產黨的存續。我們讀歷史知道，1927年4月，蔣介石公然殺害中國共產黨，7月汪精衛屠殺中國共產黨，此時我黨危在旦夕。稍有不慎，全軍覆沒。1927年8月南昌起義，但失敗了。全黨不知前方在何處。9月毛主席領導了秋收起義，12月上井岡山，中國共產黨的火種因此得以保留。并在這里逐漸燃燒為未來燎原的星火。

　　1930-1931年期間，毛主席帶領紅軍一共打退蔣集團的三次大規模圍剿。1932年10月毛主席被奪走軍權，博古作為王明的代表和李德掌握大權。盡管1932年12月-1933年2月，沒有他的帶領，周朱德沿用了他的策略打退了蔣的第四次圍剿，紅軍規模擴大至30萬，但是亦從極點而反，經過博古李德的左傾指揮，在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中銳減至8萬人，中共蘇區幾乎悉數殆盡。中國共產黨被迫長征。在長征首站，又是博古李德的左傾，經過湘江戰役，人數再度減至3萬人。

　　然而，共產黨的危機遠未解除。因為博古還要命令軍隊去黔東地區與賀龍的紅二軍和紅六軍匯合。而此時，蔣集團早已以四五倍于我軍的力量在那里做好布陣，正等著中國共產黨剩余的主力軍往里面鉆。如果這次我黨還是聽博古的指令，那么很可能全軍覆沒，余果難存。是毛主席堅決反對，連夜找周總理朱德，說服他們支持部隊掉頭向貴州轉移。之后獲得張聞天等人支持。

　　后來全軍在獲取敵人行軍動向，確實佐證了毛主席判斷，才幾經反復，最終敲定紅軍往貴州行進。之后再有四渡赤水等如同上帝下棋般，終于擺脫了蔣集團的圍剿。1935年10月紅一方面軍抵達陜甘寧，中國共產黨開始真正轉危為安。這說明，在具體的歷史事件中，人的因素大于勢的因素。因此，在中共成立后的存續階段，如果沒有毛主席，確實很可能就沒有了中國共產黨。

　　可又會有人走向另一個極端：把偉人直接神化，認為他是某個菩薩的化身。但是，我們讀歷史就知道，偉人的每一段經歷，每一個成長，都有跡可循。他那些偉大的思想與高遠的戰略，并不是一開始就形成的。而是，隨著時局或者歷史環境與條件的不斷變化演繹，他不斷經過實踐和深入研究現實，并不斷從歷史中尋找答案，才一步步繪就出那高瞻遠矚的藍圖。

　　比如，在長征時，他并不是一開始就想好在陜甘寧落腳，而是隨著局勢的不斷變化而做的取舍選擇。在長征路上，因為蔣介石的追兵和前陣不斷追殺圍剿，先圍堵貴州，后圍堵長江邊，阻擋入川，我黨為了擺脫蔣的圍剿，才必須選擇繼續北上。可具體往北的哪里呢？很可能，到了這個時候，偉人才進一步結合現實和歷史，來選擇一個上可奪京都，下可一統南方之地：西北。

　　我們只要全面研究偉人的經歷與思想，就會發現，他的成長之路與常人無異，但是因為他舉一反三的能力，記憶的能力，用腳走路的能力，非常強。所以，在青少年時期，他相對同齡人是晚熟的，但一旦他經歷過了，認準了，就非常深刻，此后一生一般都不會動搖。前面文章已經說過多次，1927-1934年加上1935年長征一年是他蛻變的最關鍵時期。最難，也最脫胎換骨。

　　我們再看，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的人員成分也是不斷變化的，在誕生階段，創立者基本都是知識分子，再輻射到工人階級群體中。之后，又以農民與知識的結合為主體。這是歷史的篩選的過程。曾經共產國際為了避免中國共產黨農民的成分太多，啟用過一名純粹由工人出身的黨員。結果，這位被提拔起來，并到過莫斯科接受教育，后來因為過“左”，犯了冒險主義，在執行任務時被捕，出賣了黨。就不再要求工人階級成分。在偉人時代，在我黨骨干中，用知識武裝農民的比例是相當大的。偉人就是真正親身務農過的農民知識分子。不過，劉鄧是脫胎于富農地主的知識分子。陳云是工人知識分子，屬于少數了。

　　為什么偉人要造反，要革命，看似“窮人斗富人”呢？并不是因為他老人家容不得富人。而是，在困難時期，尤其在還遠落后于工業革命先發展起來的發達國家的時期，包括富人在內必須還要講究艱苦奮斗。這是一定不能浪費貪污腐敗的前提。這也就是，四清五反的原因。其次，我黨在建黨之初，就是以共產主義為宗旨的。是建立世界大同，人人平等，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世界。富人還必須與窮人平等，不能兩極分化。不能官僚資本主義。因此，我們看偉人他老人家，不能以百米高，看他萬丈高。不能以百步遠，看他千秋功。

　　最后，我們回顧長征之初這一片段：1934年11月經過湘江戰役之后，中國共產黨已減到3萬人。而長征的艱苦卓絕之戰才剛剛開始，蔣介石似乎已經撒下了天羅地網。紅軍該如何應對，亟需首先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軍隊應該由誰指揮。這是領導主體亦是發展路線的問題。第二、向哪里轉移。這是發展戰略亦是執行方向的問題。湘西通道討論了前者，黎平討論了后者。張聞天和王稼祥在黃平的對話，則為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對這兩者決策的塵埃落定提供了物質條件。而此前的極左極右的失敗摸索，尤其是第五次突破圍剿失敗，為此次會議共識奠定了物質基礎。

　　由此可見，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有一個過程的。可往往局勢的改變或者命運的扭轉，就在那一瞬間。也就是說，質變總在量變基礎上的突然一剎那。但當時普通的人，通常跟隨事情的發展，而逐漸有所認知。只有具有高度預見性的人，才能提前看到那噴薄而出的一輪朝日，桅桿尖頭的一只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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