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途徑江西，特地來一趟當年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這也是我第一次來井岡山市這片紅色圣地。
整座城市連同景區風采斐然，各類布置氣質非凡，雖不是一線城市，也并沒有太多高樓大廈作為經濟佐證，但這里總是透露著一絲“歷史的自信”，彌散在這座被稱為“天然氧吧”的山城之中。
初春仍寒，迎階裹風。漫步烈士陵園，想起整整一個甲子之前，也是冬末的一個下午，主席與斯諾談話時，談起“死神躲著走”。
當時他淡然地對斯諾說道：
我的兩個弟弟全被敵人殺死了，第一個妻子也在革命中被殺死，我兒子又死在朝鮮，回想起來真奇怪，死神好像總是躲著我。我好幾次都做了死的準備，連緊靠著我的警衛員小同志都犧牲過，可我還是活著。
從那時起，七十二歲高齡的他心里就燃起了一把火。
這把火，從他的回憶里燒過了天津的劉張，燒過了反右擴大化，燒過了蘇共的二十大、猝死的貝魯特和騷亂的東歐，也燒過了浮夸風……
我要去井岡山看看，我要去看看我當年被蔣介石包圍的地方。你們準備一下吧，記住，一切要從簡。
六十年之后，今時的井岡山乍暖還寒，苔霜斑駁，已經沒有了舊日的任何氣息。
為烈士們簡單的擦拭了一下陵碑，歇下刷著手機時，突然看到這樣一條信息，頓時有點神枉：
1
以屎為墨，以尿為酒，執器官之筆，道閑詩之咸濕。
這就是當今體制內頂層文壇的大家閨秀，為人民群眾打造的詩歌生態：遍地葷臭，肛腥橫流——但是作者卻淡定不亂，她甚至會驕傲地捋捋頭發：
這是現代派詩歌藝術，你們這等土老帽不懂！
賈淺淺其人，頭銜的多得嚇死人，恐怕唯有勃列日涅夫同志胸前的勛章可以一比：
西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已畢業博士；
魯迅文學院32屆高研班學員；
第35屆青春詩會參與人；
陜西省青年文學協會副主席；
《詩刊》《作家》《十月》《鐘山》《星星》《山花》等期刊作品的作者；
詩集《第一百個夜晚》《行走的海》的作者；
第八次全國青創會的出席人；
第二屆陜西青年文學獎獲得者……
以及，一個最重要的身份：賈平凹的女兒。
某種程度上，“賈詩人”讓人作嘔的“下半身文學、屎尿屁詩歌”的創作及展示，完全是在進行權力的炫耀。
這根本不是一個藝術動作，而是一個政治動作，是一種讓人非常不適的、來自精英階層的傲慢。
“我就是胡亂寫點‘拉屎放屁’，敲幾下回車鍵，也能成為大作家、受到各路場合的褒獎——就問你們羨慕不羨慕？”
酒飽思淫欲，寫點屎尿屁；
路有凍死骨，還得把掌鼓……
如何評價？如何根解？
依我看，恐怕還是得去向主席尋找答案，比如1942年5月的延安：
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
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
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
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
堅持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立場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為革命的工農兵群眾服務的，他們的興趣，主要是放在少數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面。
這就是為什么主席會對“老爺”“官僚”們恨之入骨：
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斗爭的對象，革命的對象。
主席當年會不斷追問有沒有“睡在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因為蘇聯文藝界的亂象他看的一清二楚，擅于隨風舞動的蘇聯“藝術家”、“知識分子”們不要太多：
比如在1950年寫出中篇小說《大學生》歌頌斯大林、又在1976年將其改寫（主角與反派全數調個）為《濱河街公寓》的特里豐諾夫；
比如在衛國戰爭期間大寫各種抒情詩贊美斯大林和蘇聯紅軍、又在斯大林逝世后擔任《新世界》雜志主編時大罵斯大林的特瓦爾多夫斯基；
比如一邊自稱“列寧同志是我的全部生活準則”，一邊又在小說中大罵列寧與十月革命的田德里亞科夫；
比如一邊在蘇聯國營電影制片廠中領巨額公務薪金，一邊又大罵蘇共“殘酷迫害”的維索斯基………
文藝是一柄利器，西方世界和蘇修當局都輸門清兒。
而文學家、藝術家們的創作更是輿論戰中或雷霆萬鈞、或潤物無聲的重彈。
他們向來都是「無冕之王」。
縱使是以“屎”為落筆喻物，談話行文向來不拘一格的毛主席，同樣使用過，且用得生動明快、一針見血：
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
2
1962年12月12日，主席在給彭真、劉仁的批示中曾這樣說：
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兩年后的6月27日，主席又對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作出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
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都說老人家早看了五十年，事實上又何止五十年。
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藝術”？
很簡單，就是人民大眾喜聞樂見、引導群眾積極向上的對社會建設和精神文明都有助推作用的文藝作品。
比如40年代活躍于延安解放區的作家丁玲，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描繪了一幅幅專注于農民個體和革命生產面貌的馬克思主義文學，這就是典型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性質的文學”。
在丁玲筆下，不論是被困于男性單向欲望和男權主義世界里的夢珂，還是對社會現狀具有極度反思渴望的莎菲，亦或是標志“告別‘莎菲’而走向革命、放棄女性立場”的韋護，無一不鼓舞了最廣大的底層工農階級。
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
這是主席半個多世紀前的隱憂。
那么今天呢，老人家當年是多慮嗎？
與“社會主義的藝術”反著來的是什么？那就是資產階級的藝術。
它需要特殊的觀摩框架以欣賞，需要特殊的權力渠道以推廣，需要特殊的歪曲視角以解讀，需要特殊的制度平臺以保護。
總之，資產階級的藝術意味著一切都是特殊化的，它必須脫離群眾，使自己“曲高和寡”，方能在高度的特殊化之中實現對藝術高度的壟斷——壟斷創作權、壟斷解釋權、壟斷宣傳權。
過去，文學等藝術的一系列權力屬于人民，為人民書寫篇章的人被稱為“人民藝術家”。
因為創作的原動力不是為了去分離集體、把自己摘出來，而是要服務和謳歌集體、將自己放進去。
新中國成立后，在黨的領導下經過《武訓傳》批判、《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學術思想批判、胡風文藝思想批判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在學術思想領域“資產階級唯心論”已經受到削弱，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初步占領了主導地位。
不過，這種地位依舊不夠鞏固，需要進一步加強。
主席認為，意識領域的美與丑的斗爭、善與惡的斗爭、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香花與毒草的斗爭，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
他說：
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當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種真理被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斗爭，這種斗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規律。
一年后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主席更是深刻點明：
右派的企圖：先爭局部，后爭全部；先爭新聞界、教育界、文藝界、科技界的領導權。
他們知道，共產黨在這些方面不如他們，情況也正是如此。
大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什么允許登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
1963年9月，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嚴厲指出：
戲劇要推陳出新！不應推陳出陳。光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他的丫頭保鏢之類！
兩個月后，主席又對《戲劇報》作了兩次重要指示，批評得十分厲害：
《戲劇報》盡是牛鬼蛇神，文化部也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不管。
文化方面特別是戲劇，大量是封建落后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東西很少，在舞臺上無非是帝王將相。
文化部是管文化的，應當注意這方面的問題，為之檢查，認真改正。如果不改變，就改名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國人、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
對這些牛鬼虹神，把他們統統趕下去。不下去，不給他們發工資。
這個批示雖然只是對《戲劇報》的，但已指向文化部乃至整個文化藝術領域。
必須認識到，主席歷來對歷史和歷史劇是非常喜歡的，然而現在卻要把它們“統統趕下去”，足見老人家對文化倒退的憤怒。
一個月后，1963年12月，主席又作了一段更為尖銳的批示：
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啊…
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于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豈非咄咄怪事。
1964年1月3日，少奇同志召集文藝座談會，中宣部和文藝界三十多人參加會議，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周揚同志等都到會，周揚同志還作了中心發言。
會上，周揚同志談了對上一年毛主席文藝批示的看法和文藝方面存在的問題，如推陳出新問題、民族化問題、文藝工作者同工農群眾結合問題。
在會上，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等也作了發言講話，勉勵文藝工作者要好好地學習毛主席對文藝工作的批示，要求他們下鄉下廠，反映工農兵生活，塑造現代人物的形象，提出少演歷史劇、外國劇。
但是，究其本質，他們幾個人對文藝界狀況的估計，與毛主席在批示中說的并不一致，他們在內心深處沒有把文藝界的問題看得那樣嚴重。
很快，毛主席發現了這種“走過場”的做法，明確指示不準這樣做。
其實，主席對他們是很了解的，早在兩年前，中宣部和文化部就百般阻撓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
對此，毛主席悻悻然：
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
1964年少奇同志主持的那場文藝座談會還沒有完全淡去，便又發生了“迎春晚會節目庸俗化”的嚴重事件。
1964年2月3日，中國戲劇家協會舉行迎春晚會，但演出的節目革命氣息不濃，且極為庸俗低級，受到社會各界批評指責。
比如空軍文工團表演的《兄妹開荒》，用京劇中的老生、小生、花臉和昆曲的各種曲調來唱，觀眾表示“怪聲怪調”；
比如鐵路文工團表演的《梁祝哀史》，用真人學木偶動作，結果女的不停撲倒在男的懷中，觀眾表示“既糟蹋了演員，也糟蹋了劇本”；
再比如哈爾濱話劇院演出男扮女裝的《天鵝湖》，一個男演員脫得赤條條，只穿一條三角褲，披著薄紗，胸前安了兩個假乳“亂蹦亂跳”，報幕員還對觀眾贊嘆地說：“你們看，那腿是多么富有彈性啊”………
為此，中宣部不得不在3月下旬召開文聯各協會黨組成員、總支和支部書記會議，討論迎春晚會文藝節目的事故，并決定在文聯和各協會干部中開展一次整風學習運動。
到4月，全國文聯、作家協會等十個單位的全體干部都開展了整風，中宣部文藝局還起草了《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
這個報告由主席閱后，便在其基礎之上附上了本文開篇的批示。
這個批示，當時也稱為主席對文藝問題的第二個批示。
7月11日這個批示下達后，不僅引起了文藝界的震動，且使全黨風氣為之濁清，文藝界開始了第二次整風學習。
8月14日，中央書記處發布《關于公開放映和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請示報告》，四天后，主席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
不但在幾個大城市放映，而且應在幾十個至一百多個中等城市放映，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于眾。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些別的，都需要批判。
那年的上海會議后，主席曾問過許世友：
假如北京發生了政變，你怎么辦？修正主義不只是出在文化界，黨政軍中也會出，這是最危險的……
一年后的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文元同志主筆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3
賈平凹公開發表作品是在80年代中葉，正是一個巨大轉折的節點。
1985年，劉賓雁在《開拓》創刊號上發表了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同年在《文匯月刊》上發表了著名的《我的日記》，算是拉開了傷痕文學的序幕。
同年，錢理群、陳平原、黃子平三人合作出品的論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被發表。隨后，他們圍繞這一問題又進行了六次對談，并在《讀書》雜志上連刊。
最后，結集成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出版社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時間則為1988年。
1988這一年，《紅旗》雜志宣告休刊，某部紀錄片粉墨登臺，一切都在呼應著。
同在這一年，王曉明與陳思和在《上海文論》上主持了“重寫文學史”專欄，提出：
要重新研究、評估中國新文學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學思潮、現象……沖擊那些似乎已成定論的文學史結論。
這無異于一種對歷史的顛覆和起義。
從1988年第四期一直持續到1989年第六期，一年半的時間里，該專欄發表了一大批帶有強烈“重寫”色彩的論文。
一切都要“重寫”，仿佛一切都要重來。
飯要重新吃一遍，書要重新念一遍，衣服也要重新穿一遍。
氣宇軒昂，進入90年代。
90年代是一個什么樣的文學景象？無論是馬克斯·韋伯鼓吹的“學術作為一種職業”被突然傳播， 還是陳寅恪被推崇為“文化英雄”，都昭示了一種以學者自持立場為政治本位的新社會認同方式。
用許多人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
從80年代末之后，知識分子與國家宣布了分手。
但這其中有一個被掩藏的問題：“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其本身的門檻早已經在80年代被磨平剁碎。
進入“春天”之后，想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已然不需要像80年代之前那般會造橋修路、通渠灌溉、醫治百病，更不需要去過問什么核彈衛星、潛艇大炮——你只需要會擺弄擺弄筆頭子、扯幾句淫語再高亢地呻吟，你就是知識分子了。
正是在此時，出現了一本叫做《再解讀》的書，它生動地反映了那一時期的某種氛圍，一種強烈對峙的氛圍：
① 40-70年代文學與所謂“新時期文學”的對峙；② 五四文學與所謂“大眾文學”的對峙。
爭鋒最激烈時，一度被理解為“現代”與“傳統”的對峙、“文學”與“政治”的對峙、“文明”與“愚昧”的對峙。
拿筆桿子的人們，不論水平如何，終于宣示了和過往的決裂、也是同底層群眾的決裂。
就像席卷90年代的一部小說《人啊，人》后記中的一段話：
我走出角色，發現了自己。原來，我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維能力的人。我應該有自己的人的價值，而不應該被貶抑為或自甘墮落為‘馴服的工具’。
從那時起，一大批自詡為“啟蒙導師”的人，開始從人民的共同體里跳躍出來，旋即回身，冷眼俯瞰著億萬雙群眾眼睛和耳朵——這在他們看來都是自己的讀者聽眾、都要接受自己的啟蒙與教化。
這部分文人，后被稱為“HS一代”。
到2012年之前，他們肆無忌憚得狂跳了足足三十年。
90年代中后期，隨著文學創作中的“欲望化”敘事逐漸成為新風尚，文人們開始迫切追求利用人體器官、失序倫理、泄淫縱情來表現自己的卓爾不群。
一夜之間，本是個個自稱文學家的人，通通成了生物老師，是文明的象征、開化的代表。
莫言作品《豐乳肥臀》
“軀體語言”書寫和“下半身”寫作在90年代末的興起，使得一部分人關于人性的解讀，走向了一種極端。
《2000年中國新詩年鑒》曾刊載一奇文《下半身寫作及反對上半身》，宣稱：
我們的身體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傳統、文化、知識等外在之物異化了，污染了，已經不純粹了。太多的人，他們沒有肉體，只有一具綿軟的文化軀體，他們沒有作為動物性存在的下半身，只有一具可憐的叫做‘人’的東西的上半身。
我們只要下半身，它真實、具體、可把握、有意思、野蠻、性感、無遮攔。
只有肉體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給予詩歌乃至所有藝術以第一次的推動。這種推動是惟一的、最后的、永遠嶄新的、不會重復和陳舊的。因為它干脆回到了本質。
這在當時被一幫早就憋著淫欲的臭筆桿，欣喜若狂地奉為圭臬：
這是21實際中國民間文學的‘啟蒙宣言’！
同年7月，這篇文章的作者沈浩波創辦《下半身》詩刊，并收錄了那篇驚為天人的《下半身寫作及反對上半身》……
一年后，謝有順在《花城》雜志中發表的文章《文學身體學》，則表達的更加赤裸裸：
‘文革’結束，如果僅僅只是結束階級斗爭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我們還要追求從冷漠的政治社會回到人性的身體社會，因為只有身體社會是適合于人生活的。
以前的作品寫的可能是政治人，集體人，概念人，現在作品寫的可能是文化人，社會人，歷史人，后者無疑是一種進步，但和前者一樣，都還是在同一個文化視野的序列中。我要繼續追問的是，那個卑微的、個性的、生理意義上的有物質外殼的人，以及他的身體究竟在哪里？……沒有身體的解放就沒有人的解放，沒有與身體細節密切相關的日常生活的全面恢復，也就沒有真正的人性基礎和真正的文學表達。
這是在談文學嗎？這是十足的政治。
當閘門被放開，饑渴難耐的“文學家”們就立刻撒開了歡，“三陪”題材日漸火熱，如巴喬《一起走過的日子》、張者《朝著鮮花去》等。
個個張著血盆大口、流著瘟臭的哈喇子，用鍵盤飛速敲擊著對“下半身”極其病態的描摹與欣賞。
你敢對這樣的作品評論一句“惡心”？馬上就有烏央烏央的“學者”、“文學專家”們蜂擁而至，一邊擦著口水，一邊怒目圓睜得詰難你是“土掉渣”、“老保守”、“不開化”、“不懂潮流與藝術”………
4
任何消費作為欲望的的表達和滿足，無疑沒有身體本身的表達來得直接而徹底。
這是2003年《河南大學學報》第３期的文章《無法深化的自我與現實》的文字。
一句“消費欲望”就解構了賣淫嫖娼的全部社會意義：這是人性的解放。
不到十年后，2014年東莞掃黃風波爆發，“知名性學家”李銀河當眾大放厥詞，認為：
賣淫嫖娼應該非罪化，性服務完全是個人行為，政府不用管，相互之間是否給錢也是出于自愿，這實際上最符合人類性活動的基本邏輯！
伴著這位性學老嫗的吶喊邏輯，《錢江晚報》亦公然發表所謂《錢江晚報時評》，大喊：
東莞挺住！
同時還在《錢報網》2014-02-11 19:38 刊登了源于《新聞晨報》的文章，引用東莞出租車司機采訪，稱不覺得“小姐”被逼無奈，因為她們對司機小哥出手闊綽……
隨后，廣東省政府官方微博賬號更是雷霆發博：
力挺東莞！
這在當時被外界認為是公開反擊中央掃黃的叫板動作……
在微博中，粵府大力為東莞“鼓勁”，稱：
東莞你好，不要害怕嘲笑…不要害怕質疑…不要害怕污蔑…不要害怕批判…不要害怕輕視…
最后一句最受關注、引人遐想：
東莞你好，不要害怕詆毀。請告訴他，因為摯愛，我們不會出賣靈魂。
根據粵府設置，那條微博彼時不允許回復和評論。
必須看到，三十余年的歷程，從文學變遷的角度，這是一場制度性的文化滑坡。
2018年11月30日，在“價值重建論壇暨《文化縱橫》雜志創刊十周年”活動上，韓少功先生在演講中曾有過精準而辛辣的評述：
從全球范圍來看，文學正遭受以市場化為主的制度性沖擊，還有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技術性沖擊，正在進入重組和再生的艱難過程。與此同時，思想動力不足，也明顯成為當下文學發展的一大制約。
‘文青’及高齡‘文青’那種自戀、自閉、自大的文字，無論是幽閉式的、狗血式的、還是雜耍炫技式的，無論是沉默的（布朗肖語）、零度的（羅曼﹒羅蘭語）、還是無意義的（昆德拉語）寫作，都讓文學中的‘自我’越來越面目雷同，離個性更遠，離復制和流行倒是更近，很快成為另一款神話，另一種心理傳染病。
以至'文青’‘文藝腔’‘文科生’‘中文系的’這些詞，眼下早已在互聯網上聲名狼藉，總是成為輿論場上嘲諷和同情的對象。
晚近三十年，文字工作者逐步在創作過程中追求脫離底層的生活，同時謀求內容與詞藻的無限精致化，這種個體的演變顯然是宥于大環境、大時代的震蕩。
左翼運動的消沉，導致了左翼文學在世界范圍內的跌淪。
中國作為由無產階級專政而豎旗政權的國家，從現實的表象上看，并未充當“挽救者”或“托底者”的角色，這是非常遺憾的。
相反，中國的主流文學似乎還在靡靡之音中接納并順應了這股“世界潮流”，并以“融入世界”為傲。
從而，或主動或被動地驅逐了曾經是文學舞臺主角的“人民文學”、“革命文學”與“解放區文學”。
《新京報》旗幟鮮明為賈氏父女站臺
如今回看1993到1994年間發生的所謂“人文精神大討論”，其實質是一場政治大討論，不過是為了呼應1992年的南巡講話精神。
從鴛鴦蝴蝶派到張恨水，從還珠樓主到港臺新武俠，籠子徹底被打開的同時，也造就了一個不爭的后果：市場經濟風潮里的文學環境，人民大眾徹底失語，農民徹底失語，工人徹底失語。
漸漸壟斷了創作權的，是拔地而起的兩類人：
一、市場中奉行小資產階級路線的青春派寫手們；
二、 捧著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先鋒文學的通行證，重新端坐體制內高位——尤以各地作家協會和所謂文學研究會為主要陣地的“官帽文人”們，吸食著百姓的血汗納稅，卻處處脫離群眾的腥臭作態。
除卻作協，包括今天的書協、藝協等官辦協會在內，享用著頂級的皇糧、生產著低劣的作品、擺弄著高傲的做派、筑固著淫腥的圈子……
臺上道貌岸然，床上男盜女娼，百姓對此早已見怪不怪。
更有甚者，吃皇糧而反皇糧、扛著紅旗罵紅旗，此等油膩之尊都大有人在。
作協的烏紗帽下，孵化出了如武漢大媽、莫言等反gong文人；市場經濟的報攤亭里，以郭比特人為代表，更是孕育出了如今連同人文、人獸文都大行其道的文學局面。
在失去合理的文化利益分配的底層面前，這兩大群體可謂高高在上的兩座大山，仿若隨性兩三筆，即成揮斥方遒指點江山的大作。
文藝的臺上是牛鬼蛇神，那么牛鬼蛇神的背后——文藝的幕后呢？
已然太多年，張斌、趙忠祥、周玄毅、方方……以及文藝界、知識界、媒體界、高校界數不勝數的“叫獸”“老濕”、“大濕”………
這三四十年來，還少嗎？
和他們比，吳x凡、李x迪、王x宏、x爽、x冰冰、陳x華……似乎也可以“理解”。
管虎電影《金剛川》暗辱毛主席、岸英同志
曾經文藝人士、知識分子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今天的文藝人士，或早就在群眾頭上作威作福。
賈淺淺自然是個中翹楚，“尿坑”的高手——蘿卜坑。
5
權力的既得利益享有者，其“災難性”很多時候不僅限于對內的脫離群眾與生存狀態兩極化，更在于其出于對既得利益的極端維護而產生的對外立場動搖。
不論是“對外唯唯諾諾，對內重拳出擊”，還是我們習慣性地察覺所謂“體制內多反賊、多殖壬”的詭異現象，古今中外的歷史已連篇交代。
他們不勞而獲的先天性利益愈巨，脫離這片其父輩曾奮戰打拼過的土地則愈甚，也就更容易做出出賣之舉，即毛主席在黨內曾警告的：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我們常說“世界觀”，什么是世界觀？
中國文明傳統的世界觀在我看來有三個要素：一是作為宇宙秩序的“天理”，二是作為政治秩序的王朝、國家和法律，三是作為社會主體的人民。
與西方不同，1949年雄起的新中國的世界觀中，人民的意志高于王朝和國家，達到與“天理”一致的高度，即主席作為執政黨的最高領袖所高呼的、幾乎是與傳統儒綱大逆相悖的“人民萬歲！”
1965年5月21日，主席沿著1927年秋收起義的路，正式踏上了“重登井岡山”的旅途。
這次行動，不要搞得復雜了，一切節約辦事，吃的用的就地取材，有一間茅屋就能睡覺。盡量少人少車，能合并坐車就合并坐車，沿途不要事先通知布置，不要驚動面過大。
出發前，主席反復與汪東興叮囑。
在路上，主席與張平化暢談：
我找了一些同志談話，有人聽說我國還有階級斗爭，大吃一驚…資產階級從來不承認有階級存在，說階級斗爭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孫中山也不承認階級斗爭，只說有大貧小貧之分。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這是個根本問題。一部文明史，就是階級斗爭史，我們共產黨的第一課就是階級斗爭，血淋淋的階級斗爭。
車子緩緩地開，主席靜靜地望著窗外，人民公社的稻田無聲地連向遠方，連接著株洲、醴陵和萍鄉安源的煤海。
主席帶著一股蒼涼地說：
我們共產黨人慢慢地從血的教訓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條就是吸取教訓。秋收起義、井岡山斗爭，我們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這個教訓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時候都不能忘記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從來都是你死我活的。
一路上，主席不停地給眾人說著當年的起義盛況，所有艱苦、磨難、九死一生，全部涌上心頭。
沒經幾個小時就駛上了汽車路，主席在車上無限感慨：
當年我就是從古城騎馬走旁邊小路到大倉村的林鳳和家與袁文才見面的。可惜這次我看不到了，袁文才、林鳳和都不在了，我也快見馬克思了。
1927年10月6日，毛澤東委員在林鳳和家里面見袁文才，是中共歷史上濃墨重彩又真相模糊的一頁。
林鳳和當時是當地的一個大財主，有地有商行，做茶籽生意。林鳳和當年特地還殺了一頭豬迎接毛委員一行。
解放后土改，主席三令五申要延續延安整風時期的傳統，“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對待地主富農也要采取教育改造的路線。
然而，林鳳和被沒收了土地之后，村里還不給他飯吃。沒有辦法，這位對中國工農革命有功的地主最終在自家后山自殺而亡。
林鳳和死前想過給主席寫信，揭發基層過左的官僚主義手段，但是信件一概寄不出去。
主席也曾打聽過他，從北京派人來找過他們，但是井岡山當地的干部卻搪塞：“他家沒人了”……
這就是五六十年代黨內干部官僚化的最典型寫照。
秘書員王力就有回憶：
主席早就發現了，從中央到基層黨支部，很多都是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你不摸他，一點事都沒有，還照常是模范，照常當勞動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幾乎都有問題。
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統治，使共產黨脫離群眾，究竟怎么辦？
這是使主席經常睡不著覺的問題，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重上井岡山的半年前，主席在1964年12月20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曾說：
農村的中心問題是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隊和生產隊的干部，騎在農民頭上。農民的日子不好過啊，窮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嗎？不是民主革命嗎？不是分土地嗎？至于這些當權派，卻從還沒有搞臭過！
5月22日傍晚，在井岡山賓館的115房間，主席一行開始了第一晚的住宿。
晚餐原本準備加一些水果和米酒，但是汪東興都要求撤掉：
主席知道要批評的。
在井岡山，一路上都是嚴格照著標準用餐，主席每天2.5元，每餐四小碟菜加一份湯。
回憶起曾經在這里戰斗的歲月，主席感慨萬千：
那時候我們的原則就是，后方讓前方，干部讓群眾。有時候沒吃的就去拔點筍子干嚼，但不能拔大的，拔大的就是侵犯群眾利益。
飯后散步時，主席繼續說：
井岡山時，官兵生活一個樣，除了作戰指揮權之外，不分上下。現在看，我們的官兵待遇區別比較大了，我叫總參做過一個調查，上將的工資是上士的17倍多，去年開始有所下降，但仍有10倍以上。這樣的部隊怎么能有戰斗力呢？蘇聯上將工資是上士的30多倍！
主席還特地提到了張子清，秋收起義時的三團第三營營長：
那時候醫療條件差，有一點點藥，張子清他們都先給戰士用，戰士們都流著淚留給張子清，他又堅決不肯。這就是井岡山的官兵關系，比親兄弟還要親，還要真。
說著這些，主席踱著步，又喃喃自語：
我們的高級干部啊，有小車、秘書、小樓、還有專門站崗的……官做大了，錢掙多了，拉開了與群眾的距離，還愿不愿意下去當普通人呢？
陪同的劉俊秀和王卓超都回答：
我愿意！
主席笑了笑：
愿意就好。
隨后又說到：
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蘇聯政權改變了顏色，蘇共黨內就有個特權集團、官僚集團，他們掌握了國家的要害部門，為個人撈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一般黨員和普通老百姓是沒有什么權力的，你提意見他們不聽……我們國家也有危險，官僚主義作風反了多次，還是存在……我很擔心高級干部出現修正主義，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怎么辦？有沒有制度管住他們？
在山上，主席召集汪東興、王卓超、劉俊秀到115房間談話。
談話中，主席再次回顧了當年井岡山的斗爭，長嘆一口氣：
我離開井岡山已經三十八年了，這次舊地重游，心情格外激動。回想創建第一塊根據地，許多革命志士、英才良將犧牲了生命，盧德銘、何挺穎、王爾琢、張子清、伍中豪……這一張張年輕的面孔，在我腦子里都是活生生的。他們都是有堅定信仰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犧牲時都是二十幾歲呀！
他吸著煙，望著窗外：
做官的有特權、有政治需要、人情關系。縣官不如現管，假話滿天飛！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蛻化和變質，這一代不變，下一代、下幾代會不會變？有變的社會基礎嘛！蘇聯就是教訓。我很擔心高級干部出現修正主義，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怎么辦？現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了，這和我們在井岡山時提倡的東西不一樣了……
劉俊秀之后在毛主席談到井岡山暴動時成立士兵委員會的話題時，問到：
現在工廠都有工會，農村有貧下中農協會，這和士兵委員會是不是差不多的組織？
兩者不一樣！
主席果斷地反駁道。
士兵委員會可以監督連長、營長、團長，現在的工廠的工會可以監督廠長書記嗎？
主席頓了頓，又說：
誰又來監督我們的市委書記、省委書記呢？誰來監督中央的領導呢？
5月29日，在井岡山的最后一天，主席特地囑咐管理員顧作良去結賬。
井岡山賓館的會計忙問：
毛主席啊！吃幾天飯還要結賬？
顧作良讓她聲音輕一點：
賬不結，不好向主席交代。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紅軍在井岡山時毛主席定的呀，其中一條就是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不結賬，不就是多吃多占嘛！主席在這兒住了7天，共17.5元，結清。
結完賬后，主席沿著山間大道走了一里多路才上車。
這一天，他沿途接見群眾3000多人，茨坪當時常住人口還不到一萬，老老少少在放開“毛主席來井岡山了”、“毛主席要離開了”的消息后，傾巢出動，奔走相告去看他老人家。
1928年2月，他率工農革命軍打下新城，開了一個群眾大會，當時參加的群眾有3000多人；1929年1月，紅四軍主力下山，率領的部隊還是3000多人。
這一次，歡送他下山的群眾又是3000多人，這怎能不令人觸動…
他望著沿道的群眾，不停地伸著手，回應著：
保護好井岡山！
跋
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
堅持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立場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為革命的工農兵群眾服務的，他們的興趣，主要是放在少數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面。
1942年5月2日的延安，主席說得非常清楚，然今人們可會再以此為評判準繩？
從1915到1966，經歷過兩次偉大文化革命的中華民族不應當丟掉歷史遺產。
既得利益階群的飛揚跋扈，不論是居高臨下指點群眾，還是趾高氣揚拒絕批評，亦或是私有制下慕強與拜金共同催生反動抱團與圈子文化，本質都是權力運行秩序發生質變后，諸領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催生的產物。
色厲內茬的“專業主義”，保護著清華美院與中央美院；頤指氣使的門閥習氣，構建著根深蒂固的權貴族群；甚至催生出社會性的歇斯底里的“小地方厭惡癥”，近年來也深深籠罩著被攻擊的淄博燒烤、哈爾濱的冰雪世界、云南的大山、通往嘉峪關的火車……
上層的傲慢，總是這樣在底層的掙扎面前樂此不疲的變化著模樣。
它們有時化作文藝圈閥室的子承父業，有時化作方方別墅里的日記紙張；
它們時而輔佐著江西周公子的屹立不倒，時而演奏著東北曲婉婷的余音繞梁；
它們時而像極了賈淺淺的“屎尿屁”，時而又像極了周百義的“我是廳級干部，你是個什么東西……”
1965年的那個5月下旬，主席在井岡山其實是留下了兩首詞，除了那篇著名的《水調歌頭》很多人都讀過，但還有一首《念奴嬌·井岡山》，主席生前一直沒有公開發表：
參天萬木，千百里，飛上南天奇岳。
故地重來何所見，多了樓臺亭閣。
五井碑前，黃洋界上，車子飛如躍。
江山如畫，古代曾云海綠。
彈指三十八年，人間變了，似天淵翻覆。
猶記當時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獨有豪情，天際懸明月，風雷磅礴。
一聲雞唱，萬怪煙消云落。
在那三年之前的1962年8月9日，主席在北戴河有過這樣一段話：
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爭沒有了。思想意識方面的影響是長期的。
黨內有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產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
……有大量小資產階級……有一批知識分子，還有一批未改造過的壞人，實際上不是共產黨。名為共產黨，實為國民黨。對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還不徹底，明顯的貪污、腐化，這部分人好辦。
知識分子、地富子弟，有馬克思主義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這些人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我們沒有來得及對他們進行教育。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陽過來，陰過去，陰魂未散，要作分析。
……有些同志一有風吹草動，就發生動搖，那是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或者沒有馬克思主義。沒有思想準備，沒有馬列主義，一有風就頂不住。
……我們要搞一萬年的階級斗爭，不然，我們豈不變成國民黨、修正主義分子了。
“修正主義的國內根源是資本主義殘余，國外是屈從帝國主義的壓迫”，《莫斯科宣言》上這兩句話是我加的。
而三年后重返井岡山，蟬鳴逐漸聒起。
下了山的他，胸中百萬雄兵沸騰。
他畏懼過嗎？從來沒有。
他開始了人生最后一次搏斗。
72歲的他要帶領自己親手解放、親手扶起的億萬人民，去戰勝“巨大規模的恐怖”。
哪怕他知道一輩子勝仗無數的自己，這一次恐怕是不會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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