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jié)束將近半個世紀了，“文革”作為學術(shù)界一個研究課題，受到了廣泛的關(guān)注。但在研究和評價“文革”的過程中，人們是否能跳出個人恩怨、得失的小圈子，決定研究成果的客觀性和正確性。
道教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說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說，認為在"三界"和"五行"這個范圍里雖然也可以超脫生死，但是有約束，有不如意的事情。跳出三界五行就是要脫離這個范圍，不受這個范圍約束，最終超凌三界，逍遙上清境，就可以真正的自由自在。
中國人很講究這個，比如中國官員不準經(jīng)商，司法機關(guān)處理案件的時候，利益相關(guān)人員應該回避，因為你置身其中，就容易發(fā)生下意識地判斷錯位，會導致事物的混亂。
有人一直吹噓美西方政府官員的“廉潔”，其不知西方國家官員的腐敗程度遠遠高于中國，因為他們的官員可以經(jīng)商，不和錢打交道的官員幾乎是不存在的。佩洛西一面當眾議院議長，一面把股市機密信息透露給老公，讓他在股市上撈得盆滿缽滿。駐阿富汗美軍買13只山羊花費數(shù)百萬美元，一只扳手花費數(shù)千美元，大概就是沒有“跳出三界外”的原因。
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蔣介石身為總司令，他的職責是指揮北伐將士和北洋軍閥在戰(zhàn)場上廝殺，而老蔣卻在前沿陣地上一面指揮作戰(zhàn)，一面用收音機收聽上海股市行情。沒有“跳出三界外”，身在“五行中”，老蔣豈能不敗？
政治生活中，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哪里還有公平公正？一個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他自己說了不算，必須等待后人的評說。因為只有后人，才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武則天是一個智慧的女人，所以她死后的墓碑上沒有留下文字，功過是非讓后人評說。
我很佩服《三國志》的作者陳壽。陳壽是蜀漢人，其父曾是馬謖的僚屬。馬謖言過其實，一意孤行丟失了戰(zhàn)略要沖街亭。諸葛亮揮淚斬馬謖，陳壽之父也受到牽連，被削職為民，永不敘用。陳壽后來寫《三國志》的時候，如果心里一直對父親的遭遇、得失耿耿于懷，一定會把諸葛亮描繪成一個“殘暴”之人，“無能”之輩。
令人稱頌的是，陳壽摒棄了個人恩怨和得失，站在公正、客觀的角度去敘述歷史，把諸葛亮塑造成一個顧全大局、足智多謀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諸葛亮的形象的可信度就是從這里來的。
相比之下，《明史》的可信度就差了。《太祖實錄》是史官即時記錄生活，而被記述的對象是高高在上的皇上，真實卻對皇帝不利的事情，史官敢于記下來嗎？反過來，皇帝沒有做的事情，卻能給皇帝臉上貼金的事情，史官敢不殷勤地“記述”下來嗎？
中國年輕一代，對“文革”這一段歷史的了解，幾乎全部來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傷痕文學”，那些曾經(jīng)在運動中可能“上山下鄉(xiāng)”吃盡了“苦頭”，可能曾經(jīng)是坐在辦公室的白領(lǐng)而被置于“牛棚”，讓他們和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自己的斯文被掃地，自己的高高在上的優(yōu)越感蕩然無存。
后來他們回到了城市，又坐回了辦公室，重新回到“人上人”的位置，他們很多人都會對這一段歷史懷恨在心。他們中間，很多人有拿起筆桿子說話的能力，但他們既沒有“跳出三界外”，卻還在“五行中”，他們的文字描述帶著強烈的情感成分，這段歷史從他們的筆下流出，能讓后世人信服嗎？
只要提到這段歷史，他們一定會拿“吃不飽飯”去控訴，拿“迫害”某某某去說事，試問，誰提到過當時中國的科技發(fā)展？誰提到過中國進入聯(lián)合國，成為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這件事？誰提到過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訪華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當時有著巨大的國際影響力？
《三國演義》里蔡邕之死，值得后人回味。蔡邕正直而有才華，因為反對宦官干政而被削職為民，后來被奸賊董卓提拔重用，而感佩董卓的知遇之恩。董卓被殺之日，整個長安城一片歡呼，唯有蔡邕匍匐在董卓的尸體上痛哭流涕，最后被司徒王允所殺。這就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狹隘、自私，缺乏大格局的一個歷史寫照。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有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乎！”范公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以一介書生，鎮(zhèn)守邊關(guān)，竟然讓曾經(jīng)狼煙四起的邊境風平浪靜，老百姓安居樂業(yè)。被貶官后，他不消沉，不牢騷，因為他心里裝著“為國為民”的信條。
新中國七十多年，祖國在曲折中前進，在逆境中崛起。只要人們看到的是國家利益，看到的是人民利益，無論做什么事情，都能跳出個人恩怨、得失的小圈子，一切齟齬都會消失，一切迷霧都會被陽光驅(qū)散，一切裂痕都會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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