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全國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人口普查，發現新中國人口已經突破6億大關，平均每年可能增長1200多萬人。

　　這對于黨中央來說，確實是一個好消息，新中國成立之前的連年戰爭讓我們損失了大量人口，大片耕地被荒廢，人口增長可以促進經濟發展、農業生產，這當然是一件好事。

　　馬寅初認為，如此快速的人口增幅是不正常的，如果繼續這樣增長下去，等到2003年的時候，中國人口將突破26億，中國雖然有960萬平方千米的土地，但是耕地面積只有19億畝，到時候一個人連一畝地都攤不到，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馬寅初提前意識到了這個危險，認為不能再任由人口肆意增長下去了，在1953年的一次公開會議上，率先提出節制生育的問題。

　　在1957年的國務會議上，馬寅初再次提到了自己關于控制人口增幅的想法，急切地說道：“我們一直都是計劃經濟，人口增長也應該列入計劃之內，如果不控制人口，不實行計劃生育，我們就不是徹底的計劃經濟。”

　　馬寅初的觀點毛主席也知道，但是主席當時并沒有接受他的意見。在1958年的1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主席公開說道：“現在我們的國家還需要更多人口，等什么時候到了7億，什么時候再說。”

　　以上文字引自于網友歷史作者泉石流水的網文。從以上的描述中，我們知道，馬寅初所提出的意見是有道理的。而毛主席在公開場合的回復，說什么時候到了七億，什么時候再說的說法也是有道理的。畢竟，在人類歷史上，人口生育率過高的現象是很罕見的。究竟會帶來什么樣的結果，人們也是沒有見到過的。簡單地說，沒有經過實踐，到底在什么時候應該進行人口生產的計劃性，或者實行節制生育，的確需要經過實踐的考核與檢驗。

　　有位以前的負責同志，說過這樣的話：“當年毛主席肯聽馬老的，現在中國人口不會破10億啊！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這是血與淚的教訓啊！”如果認真分析起來，這個說法也有不妥之處。因為在毛主席當年回復馬寅初的意見時，并沒有對他提出批評。只是說，我們現在還需要更多的人口，等什么時候到了七億，什么時候再說。毛主席并沒有完全否定馬寅初的意見，只是要等到一個適當的時機再來考慮解決這個方面的問題。馬寅初在反右斗爭時在這個問題上遭到錯誤批判，顯然也是不妥的。不過，具體到問題本身來看，在那個時候，誰也不知道人口的增長如果缺乏計劃性，究竟會帶來什么樣的結果。馬寅初認為，人口生產如果沒有計劃性，就會導致人口大量增加。這只是一種分析與推測。這種分析與推測肯定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只靠分析與推測就來決定一個新的政策的推行，顯然依據還不夠充分。當然，當時如果只是因為馬寅初的意見和毛主席的意見不太一致，就遭到錯誤批判，顯然是不對的。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說，那種所謂“錯批一人，誤增幾億”的說法，也并不完全符合實際。

　　換句話說，在沒有經過實踐檢驗之前，任何意見都是可以提的，但是任何意見也不太可能輕易做出決策，來確定這個意見到底是采納還是不采納。這是認識論方面的問題。不能因為后來情況發展了，變化了，證明人家當初的意見確實正確的方面，就輕易地指責當時沒有采納這樣的意見就一定是錯誤的。雖然馬寅初提出的意見后來被證明是正確的。但是在他提意見的時候，并沒有提出更多的事實依據，只是說，人口生產不搞計劃，就不是計劃經濟。這樣的理由能說服多少人來采納節制人口生育的政策?估計在當時，如果只根據馬寅初說的這么幾句話，就有人敢下這個決心來接受馬寅初的意見，然后就大刀闊斧地開展節制生育的工作吧?這樣的決策方式是不是太過粗糙了呢?

　　在實踐中，經常會出現這一類的情況。如某個人針對某個方面的某個問題，提出了一個建議，希望得到采納。但是，他在提出這個意見或者建議的時候，也能提到少量的依據。但在很多情況下，這一類的依據對于讓人們接受這樣的意見顯然還不夠充分，大多數人也未必認同，而處在領導崗位上的領導同志也不好輕易就決定必須要接受和采納。這也是很正常的一個過程。當然，隨著事情后來的發展，大量的實際情況證明這個意見確實是正確的。但在最早提出的過程中，提出意見和建議的人，無法一下子就給出特別充分，特別給出有著強大說服力的依據，這就讓處在決策地位的領導者非常為難。沒有充分的依據就決定改變政策，會讓人認為過于輕率。做事后諸葛亮是很容易的事，但在事先，能做一個提出充分依據的意見或者建議確實相當困難。

　　1964年，我國新一輪的人口統計表明我國人口已經達到了七億這個數量。不知道是國家已經做了規劃，還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就是從這一年起，國內的一些政府機關、高等學校，還有事業單位，已經靜悄悄地開始了一場節制生育的工作。當時不叫計劃生育，叫節制生育。在這些單位，安全套的使用開始逐步推廣開來。當然，具體要如何節制，并沒有具體的數字要求。當時，國家沒有轟轟烈烈地開展類似于后來那樣的大規模計劃生育宣傳活動。所以，這個節制生育的工作沒有在社會上產生更大范圍的影響。

　　不過，這項工作既然已經開始了，也還在堅持不懈地做下去了。然而，到了1966年，文革爆發了，原來規劃的許多工作都不得不被迫停頓。節制生育這一塊也毫無例外地受到嚴重干擾和沖擊。據我了解，從1967年到1972年，很多城鎮企事業單位的職工家庭都沒有再堅持實行節制生育的做法。在這個時期，三胎以及三胎以上數量的嬰兒以較大的規模出生于世。至于是不是還有更多胎的嬰兒出世，現在也不好確定。

　　1972年，當時人口增長的形勢確實比較嚴峻，國家開始建立了全國計劃生育委員會，各級地方政府也組建了各級計劃生育委員會，大力推計劃生育的工作。剛開始計劃生育工作提出的目標是“晚、稀、少”，即婚齡和育齡要晚，子女生育的間隔時間要稀，就是要間隔較長的時間，少就是每對夫妻生育孩子的數量要少。當時的口號是“一個不少，兩個正好”。只是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這種計劃生育的理念不太容易被大多數人所接受。所以計劃生育工作推行起來存在較大的難度。人口增長的慣性在一段時間以內很難把人口增長的速度降下來。

　　1980年，人口增長的壓力持續存在，國家明確提出實施獨生子女的政策。這個政策的強度確實比較大。在實施的過程中，出現過不少粗暴的錯誤做法，傷害了一些人，也傷害了一些家庭。這是我們應該汲取的教訓，對我們今后的工作確實是一個較大的警示。在政策問題上一定要細一些，再細一些，絕不能魯莽、粗糙和馬虎。當我們發現這一政策在實施了三十年左右之后，我們在人口增長方面已經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主要是人口自然增長率嚴重下滑，就立刻制止了這一政策的實行。有人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要知道，我們大家誰都不是算命先生，誰都不能在缺乏實踐的基礎與過程中能做到一貫正確。在實踐中，犯錯誤只是難免的。在犯錯誤的過程中認識錯誤、發現和了解產生錯誤的原因，并且最終認真而努力地改正錯誤，是人們不斷獲得正確認識的必要途徑。

　　在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時，我們經歷了一個非常困難的慣性過程。最初的慣性是人們愿意多生孩子。而計劃生育則在攔阻這個慣性的過程中花了很大的力氣。今天我們在促進人口生育增長的政策時，又在經歷另一個困難的慣性過程。目前中國人口增長的速度并不能讓人們滿意，很多婚齡和育齡夫婦都不太愿意生育孩子。但是正如一切事物發展的過程一樣，這些困難過程總會過去，慣性過程總會得到克服。只要我們采取正確的、符合實際的、能讓廣大人民群眾滿意的、實事求是的政策，那么我們在人口生育和增長方面，是完全可以恢復到正常的狀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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