鬧得沸沸揚揚的成都“毒試卷”事件經過兩個月的發酵，隨著幾個當事人和那篇帶毒的《杜鵑花落》的炮制者被人像“毒蟑螂”“毒蝎子”一樣碾死，扔進歷史的糞坑，現在又重歸沉寂了。

　　這種沉寂，就像人們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夜里，聽不到蛙鳴、聽不到犬吠、聽不到花鳥魚蟲的歡悅，聽不到人的動靜和咳嗽，看不清周圍的風物，讓人陷入一種對黑夜的莫名的恐懼和緊張。這種緊張讓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或許，現在誰也無法猜度這些“毒蟑螂”“毒蝎子”不知從何而來，不知道它因何泛濫，也無法溯到它的源頭，更不知其始作俑者的背景和真相。不過，在歷史的比較中，仿佛今日的中國倒像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蘇聯曾經見過，其景象別無二致，就像是蘇聯歷史的重演。

　　說起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蘇聯，那也是一個盛產“公知”的時代，其怪事之多，層出疊見，讓人驚訝不止。那時的蘇聯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領域的亂象就如今天的中國一樣，極像是“毒蟑螂”“毒蝎子”“毒蜘蛛”“毒蝗蟲”和“毒公知”可以自由聚餐的盛宴。歷史虛無主義如同蝗蟲過境，遮天蔽日，甚囂塵上，草木凋枯。“毒蟑螂”“毒蝎子”“毒蜘蛛”所到之處妖孽遍地，毒氣四溢，猶如瘟疫一樣侵害著蘇共政權的肌體。黨媒反黨、蘇共反共更是為蘇聯的一大奇觀。當時的蘇共中央最重要的理論刊物和報紙《共產黨人》和《真理報》，公然宣揚共產主義是烏托邦，污蔑十月革命是“少數暴徒發動的政變”，是“魔鬼之歌的序曲”。同時還攻擊十月革命是德國總參謀部一項秘密計劃的實現，列寧是接受德皇資助從內部瓦解沙皇統治的德國秘密代理人。那時候凡是能寫幾筆的人物，一個個爭先恐后，都要把斯大林搬上解剖臺捅上幾刀、涂抹幾筆。誰先沖上去，誰就是當時的英雄，就可以升官發財。于是在那些“毒公知”的筆下，列寧、斯大林這兩位改變蘇聯和世界人民命運的偉人和他們的民族英雄變成了國家的罪人；一個過去曾“牛拉木犁”如同散沙的國家現成為一個統一的“擁有核武器”的第二超級大國，在他們的筆下變成了“人間煉獄”；列寧斯大林創立的蘇聯布爾什維克黨更成為集權、專制、腐朽、沒有人性，人皆口誅的代名詞；沙皇、白匪軍、地主反而成了“公知”們歌頌的高尚的謙謙君子。當時的蘇聯人民尤其普通民眾對自己的國家遭如此浩劫，共產黨像在做自我告別一樣，自潑污水、自我毀容、自我否定、甚至自我毀滅的做法也是深感蹊蹺，十分的困惑，自然對其真相無從知曉。

　　原來，制造這種“混亂”和“毀滅”行為的種種“隱情”和“蹊蹺”皆是有人有意為之。他是一個深藏不露，十分狡猾，極具破毀力的人物。其始作俑者是一位身居高位的政治騙子，一個被黨培養多年卻早已投入“敵人陣營”的可恥叛徒，一個深藏于蘇共核心的“掘墓手”。他就是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共中央書記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就是那個潛縮于盤絲嶺黃花觀，保護“盤絲洞”、釋放“蜘蛛精”，下蠱害人，制造歷史虛無主義，企圖用百毒“紅棗”毒死“唐僧”師徒的“百眼魔君”又稱“多目怪”。

　　雅科夫列夫，全名叫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雅科夫列夫。1923年出生在蘇聯雅羅斯拉夫州的一個貧困家庭。青年時期的他，因積極參加反法西斯戰爭，且腿部負傷，履歷光榮，受到州領導的賞識，曾先后被安排到雅羅斯拉夫師范和蘇共社科院學習。20世紀50年代末，又被作為重點培養對象派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60年代初就進入蘇共中央工作，勃列日涅夫時期曾擔任過蘇共中央宣傳部第一副部長。后因在《文學報》上發表偏離蘇共意識形態的文章，引起當時蘇聯意識形態中央委員的強烈不滿，認為此人有被西方“滲透”的嫌疑，于是被解除了職務，1973年被派往加拿大任駐加大使。1983年，時任主管農業的蘇共政治局委員戈爾巴喬夫在訪問加拿大考察加拿大農業期間，因受到了加拿大總理超高熱情的歡迎和超高規格的款待，這不僅使戈爾巴喬夫個人面子上得到了巨大滿足，還讓其在黨內的威望水漲船高。由此使戈爾巴喬注意到了與他不期而遇，他此次訪問穿針引線的人物雅科夫列夫。同時，兩人因幾近相同的理想和近乎一致的信念，使他們從此建立了如同失聯多年兄弟般的友誼。

　　1985年3月，隨著戈爾巴喬夫升任蘇共最高領導人之后，雅科夫列夫的職務也隨之竄升，他不僅當上了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還一躍升任成蘇共政治局委員。

　　掌權后的雅科夫列夫，他幾乎號準了戈爾巴喬夫的脈搏，很快成了戈氏的“最強大腦”，奠定了他在“智囊團”中的首要地位。1986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七大，在雅科夫列夫的竄動和策劃下，戈爾巴喬夫在大會上提出一個震驚四座的口號，即，所謂的“公開性”。 “公開性”一詞，列寧當年也曾使用過，其原意是把黨和政府的工作對人民群眾公開，聽取群眾意見，改進黨和政府工作，以便得到群眾的理解和支持。列寧同時強調“公開性”不是無限的、無原則的。而到了戈爾巴喬夫那里，“公開性”在“讓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等口號掩護下，變成專門揭露黨和國家歷史上的所謂“陰暗面”和“消極現象”甚至是歪曲與偽造歷史的工具，變成從根本上動搖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地位、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的突破口。

　　緊接著，雅科夫列夫干了“四件”現在已經知道是“亂黨滅國”的，而當時他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大事。第一是，他深諳戈爾巴喬夫愚蠢、虛榮而又好大喜功的性格，號準他擔任了蘇共最高領導人而又急于成為蘇聯人民領袖的心理，替他炮制了一本拋售“新理論”、樹立個人權威、確立領袖地位、揚名立腕的著作《新思維》。《新思維》的核心思想是蘇聯的一切都應該向西方看齊。即：“公開性”和指導思想“多元化”。《新思維》的本質是從理論上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宣揚應該實行西方的議會分權制，宣揚軍隊“非政治化”、“非黨化”、“國家化”。經濟實行市場化、私有化。否認蘇聯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第二是，他針對人民群眾及黨員中對蘇共二十七大以來中央高層反馬列主義傾向的反對，采取了嚴厲的措施。1988年3月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了列寧格勒工學院女教師共產黨員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篇《我不能放棄原則》的一封讀者來信，批評蘇聯大地掀起否定斯大林和蘇聯歷史的逆流。此信很快被各共和國、地區、城市和行業報紙轉載937次。安德烈耶娃本人所在的工學院也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社會各個階層人士成千上萬的信件，其中超過80%的來信充分肯定作者的看法。然而，安德烈耶娃的信在黨內高層卻引發了軒然大波。政治局連續召開了兩天的會議，由戈爾巴喬夫主持，追查信件“背后”的主謀。會后，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使出了“吃奶的勁”，組織文章猛烈批判安德烈耶娃的來信，認為這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接著，蘇聯各大報刊紛紛轉載并對來信大加討伐。最后，他們還強令列寧格勒工學院撤銷安德烈耶娃的教師職務，并以“反對改革，違反黨的紀律”的名義將安德烈耶娃逮捕下獄。第三是，他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把蘇共所有重要刊物、報紙、媒體的領導人進行了更換，全部換成了與他們意識形態一致有反馬克思主義傾向的人物。包括蘇共中央最重要的理論刊物《共產黨人》總編輯、蘇共《星火》畫報雜志總編輯、蘇共中央《真理報》、《莫斯科新聞》、《消息報》、《文學報》、《共青團真理報》等報刊主編等，10種主要大型文學雜志中有7種雜志的主編被更換。一大批主張西化的編輯記者被起用。這些報刊很快成為自由派的宣傳工具，成為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陣地。這就是“黨媒反黨、蘇共反共”的根本由來。這也是當時蘇聯思想文化領域產生“毒蟑螂”“毒蝎子”“毒蜘蛛”“毒蝗蟲”和“毒公知”的根本原因。第四是，開放新聞管制，一批過去被禁止的反社會主義的文學作品和電影被解除了封印，紛紛出籠，打開了歷史虛無主義的“魔瓶”。1986年底，專門用歪曲手法描寫斯大林時期所謂“陰暗面”的小說《新任命》解禁出版。1987年，歪曲斯大林時期的黨內斗爭，暗示基洛夫遇刺是斯大林一手策劃的雷巴科夫的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公開面世。1986年12月，格魯吉亞影片《懺悔》公開放映。這部片子是在時任格魯吉亞第一書記謝瓦爾德納澤的支持下拍攝的。影片以寓言的方式攻擊斯大林時期所謂的“獨裁制度”。 為進一步推動指導思想“多元化”，1990年6月、7月，蘇共先后批準了《新聞出版法》、發布了電視廣播“民主化”總統令，規定國家電視和廣播事業“獨立于政治和社會組織”，不允許任何政黨進行壟斷。自《新聞出版法》頒布后，反對派和私人辦報合法化。《論據與事實》、《莫斯科新聞》等官方報刊也紛紛宣布“自主辦報”， 1990年上半年，蘇聯境內各種非正式出版物多達上千種。私人辦報合法化和官辦媒體私營化以后，蘇聯主要媒體很快被蘇境內外私人資本和權貴勢力所滲透和掌控。國內外資本竭力丑化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宣揚美化資本主義的永恒統治。蘇聯境內儼然成了散播反馬、反列、反斯大林、反社會主義主的“大超市”。

　　至此，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大廈就好比是一座被人從內部掏空，拆除了承重柱，破壞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整體結構，切掉了斯大林這個社會主義最堅硬的鋼筋，用《新思維》這根破木頭撐在那里裝裝樣子，同時整個屋子象填滿了炸藥的建筑物，它的倒塌是一種勢不可逆的必然。

　　當然，讓人更想不到的是，一個有著74年執政經歷的蘇聯共產黨這個巨型建筑物，其拆除速度之快、摧毀之徹底令人咋舌，時間僅用了6年9個月，而且，毫無保留地完全地被摧毀。

　　蘇聯共產黨的倒臺和蘇聯的瓦解，人們很多把責任歸咎于葉利欽這個元兇，當然他也難逃其咎，但是其實真正摧毀它的最兇險的敵人不是別人，而是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這兩個身居黨的核心位置的政治叛徒、高級內奸和政治騙子。1998年，蘇共垮臺后的第七年，雅科夫列夫在接受俄羅《消息報》采訪時。當記者問他：您是共產黨培養的干部，有最高的職位，您怎樣把自己的職位和反共觀點結合在一起的？他的回答是：要搞掉蘇維埃制度，“有不同的途徑，例如采取持不同政見者的辦法。但是這是沒有什么前途的。這事應當從內部來進行。我們只有一條路——借助極權主義的黨的紀律從內部破壞極權主義制度。”聽一聽，這就是蘇共第二號人物的真實自白。

　　蘇聯共產黨垮臺的教訓是極其深刻的，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兩個，他們一個像是如來前的金翅大鵬雕，本應是極樂世界的護法大神，應該維持佛的世界，但他卻處處干著破壞佛的“神器”的勾當。另一個像是潛縮在盤絲嶺黃花觀的“百眼魔君”又稱“多目怪”，不僅自己是一個“百毒之王”，他還竭力保護著“盤絲洞”培養著“蜘蛛精”。他們都把最大的勁用在了消滅共產主義制度上。他們的作法是：用“公開性”“新思維”反黨還不夠，還要加一條“要用黨的紀律反黨”，這是多么歹毒的一招啊！

　　那么，在中國是否有著像雅科夫列夫一樣這種保護“盤絲洞”、釋放“蜘蛛精”，“百毒之王”的人物呢？這個筆者不得而知。但是，筆者只知道那個曾寫《肥乳豐臀》的，并在“著作”中公開聲稱“我一開始就是用小說反黨”的如同索爾仁尼琴式的人物，還正坐在他的氣派寬大的書齋里氣靜神閑地寫著他的新作品；還有那群成天叫嚷“天欲不取，必受其咎”“必須抓住有利時機，給民營企業正名”的“毒蝎子”式人物，正在向政府施放“毒液”，嘶聲力竭的推銷他們“私有化”的理論；在理論界，那個高喊“公有制是亡國之道”的“車遲國”大國師，不僅沒被清算，死了還在享受著尊榮。另外，還有那些成天拿著紙墨企圖“軟埋”中國革命歷史的“蝗蟲”“公知”還在躍躍欲試。另外，那個口口聲聲指責“《共產黨宣言》中‘消滅私有制’的譯法澤錯了”的那個“毒蜈蚣”，正躲在暗處竄來竄去在暗暗較勁，真應驗了“孽種也是會從根上發芽的”這個諺語；還有那個成天拿著“極左”大棒打人、教導別人要“理中客”的“毒蟑螂”，還在網上跳來跳去；還有“毒教材”“毒試卷”象“毒罌粟”一樣割掉之后又長，他們的背后是不是有隱情、是不是有“背景”、是不是有著“雅科夫列夫”，這個我們不得而知，或許，我們黨的干部個個都是信仰馬列的有著“金剛不壞之身”的“真如來”吧！相信，這一切和所有真相一定在溯源和歷史的鏡鑒中浮現。

　　注： “我一開始就是用小說反黨”語，出自張旭東莫言《我們時代的寫作——對話“酒國”、“生死疲勞”》一書第2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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