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想著“官爵升遷”的叛徒宋江，在殘酷鎮壓方臘農民起義軍之后，終于如愿以償，“衣錦還鄉”，走馬上任，做他的楚州安撫使，兼兵馬都總管去了。但是一切叛徒都沒有好下場，宋江最后還是死在封建階級內部狗咬狗的斗爭之中。
宋江不愧是“竭力捐軀，盡忠報國，死而后已”的北宋王朝的忠實鷹犬。當他還殘留著最后一口氣的時候，還要為朝廷出最后一把力，唯恐日后李逵再去“嘯聚山林”，壞了他“忠義”二字，陰險殘忍地害死了堅決斗爭的革命派李逵。
甚至在死后，宋江這個“大宋之鬼”，還不忘在宋徽宗夢中表白自己“臣死無憾”，并為他毒死李逵邀功請賞。可見宋江的反革命立場是何等“堅定”，搞投降、搞叛賣又是何等“徹底”！
李逵這個英勇無畏、身經百戰的梁山農民起義將領，沒有壯烈地戰死在反抗封建朝廷的沙場，卻被他曾舍生忘死救出來的宋江用毒酒斷送了性命。這奇怪嗎？一點也不。這個慘痛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凡是投降派都是殺革命派不眨眼的劊子手。
“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余地。”投降派要殺革命派，這從根本上說，是兩條路線斗爭不可調和的性質決定的。
李逵口口聲聲要“殺去東京，奪了鳥位”，他在同宋王朝反動軍隊的殊死搏斗中毫不妥協，他的大無畏革命氣概使統治者聞風喪膽，因而也就必然成了投降派宋江的眼中釘，肉中刺。無怪乎宋江對李逵屢萌殺機，而每次殺意的顯露，又總是都在反不反皇帝的兩條路線激烈斗爭的關鍵時刻。
六十回中晁天王曾頭市中箭身亡，當宋江在竊取梁山領導權前假惺惺地推讓一番時，李逵干脆表示：宋江“便做了大宋皇帝卻不好！”這一下可觸犯了宋江“忠義”的綱領，宋江便要“割了你這廝舌頭”！
七十一回菊花會上，宋江經過一番苦心經營，認為時機成熟，唱出了“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的投降派心聲時，又是李逵一腳踢翻桌子，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鳥安！”兜頭一盆冷水，破壞了宋江精心制造的菊花會上裹脅眾人投降的氣氛。對此，宋江立即暴露了猙獰的面目，“大喝”一聲，立時要將這個與他“情分最重的李逵“斬訖報來！”只是由于眾人求情，宋江一則唯恐觸犯眾怒，壞了他的投降陰謀，二則他感到威嚇的目的已經達到，他利用“義”的繩索暫時也還束縛得住李逵，所以才裝模作樣地表示暫且“寄下”李逵的“項上一刀”。
八十三回“陳橋驛滴淚斬小卒”，是投降派要殺人的又一例證。陳橋驛邊梁山軍校殺了一個污蔑梁山起義軍的小小朝廷廂官，宋江大為震驚，唯忍“連累我等眾人”，即影響他投降朝廷，加官晉爵，因此逼迫這個很有反抗精神的軍校“痛飲一醉”，“樹下縊死”，然后“斬頭來號令”，以此來表示他對朝廷的忠心。
概略地回顧宋江的這幾頁殺人史，不難看出，他的所謂“全忠仗義”究竟是什么貨色。“全忠”是宋江追求的真正目標，“仗義”只是他達到這個目標的手段。宋江這個投降派口中的“義”，實質上是套在梁山農民起義軍頭上的精神枷鎖，是宋江用來渙散、瓦解梁山農民革命的一帖麻醉劑。
一旦“義”字這條繩索束縛不住革命派的手腳，危及他“全忠”、“輔國”時，他便要一律殺之。只是在殺前殺后，還要貓哭老鼠假慈悲，做作一番，使之符合“義”的規范，叫人“死而無怨”。由此可見，“忠義”者，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也！
李逵之死還沉痛地告訴我們，一個革命者不能只講兄弟“情義”，不講路線。
盡管《水滸》的作者對農民起義軍的英雄李逵作了種種丑化和歪曲，但在這一回里我們又一次領略了李逵造反的英勇堅決。宋江吃了藥酒，想到的是“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
李逵聞知此事，第一個反應就是大叫一聲：“反了罷！”表示要“并氣力招軍買馬殺將去！只是再上梁山泊倒快活！”甚至在宋徽宗趙佶夢游梁山泊時，李逵還“輪起雙斧，徑奔上皇”，嚇得徽宗“渾身冷汗”，從夢中驚醒。李逵和皇帝作對的革命造反精神是何等堅決！
但是李逵終究犯了大錯。他被“義”字蒙住了眼睛，只認“哥哥”，不講路線。“哥哥殺我也不怨，剮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當他知道吃了宋江的藥酒時，還說：“生時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
他不懂得，“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在階級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說到底是階級的關系。在梁山上，只存在階級關系，而并不存在什么單純的“兄弟關系”。
正如魯迅指出的：“山泊中人，是并不將一切人們都作兄弟看的。”李逵也沒有認清宋江這個投降派的反動面目，看不清梁山上存在兩條路線的斗爭。因此，才糊里糊涂地死在充滿兄弟“情義”的毒酒之中。
這個慘痛的歷史教訓是值得我們永遠記取的。正如工人同志們指出的：“李逵之錯在哪里？蒙住眼睛講義氣，只認‘哥哥’不認‘線’，歷史教訓要牢記。”
必須指出的是：在這一回中的宋江之死，曾被某些人吹捧為是個“悲劇性的結尾”，說什么本身就是對投降主義路線的“批判”。其實，作者這樣安排，恰恰是對投降主義路線的歌頌。
在作者筆下，宋徽宗是如此“至圣至明”：他獲悉宋江被藥酒毒死之后，當著百官的面責罵高俅、楊戟：“敗國奸臣，壞寡人天下！”而且準宣宋江之弟宋清“承襲宋江名爵”，“待有子嗣，朝廷錄用”還敕封宋江為“忠烈義濟靈應侯”，命令在梁山泊“起蓋廟宇，大建祠堂”，御筆親書“靖忠之廟”。
而且死后成了梁山泊土地神的宋江還“累累顯靈，百姓四時享祭不絕”。這不是完全遂了宋江“封妻蔭子”、“光宗耀祖”的“凌云志”嗎？
作者在全書結尾的一首詩中對叛徒宋江作了最熱情的贊美：“生當鼎食死封候，男子生平志已酬。”這樣的結尾，實際上宣揚的是“宋江捐軀無異志，皇天不負苦心人”。
作者最后在宋江頭上安上一個靈光圈，是企圖使人感到叛徒的下場并不悲哀，而是十分“悲壯”。
作者妄想通過這個誘人釣餌，誘騙更多的人走宋江的投降道路。所以，金圣嘆實在“昏庸得可以”。他沒有看懂施耐庵、羅貫中寫《水滸》的真正用意，砍去了《水滸》后半截，使宋江這個投降派的面目失去了真實。魯迅對此很不滿，某些為宋江唱贊歌的人卻表示歡迎，這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
今天，結合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深入開展對反面教材《水滸》的評論，認清宋江這個投降派的真面目，記取李逵之死的慘痛歷史教訓，有助于我們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進一步認清投降派的反革命面目，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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