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工人自治制度”出籠于5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實行的一項資本主義復辟措施

　　1948年6月，九國共產黨情報局“關于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指出，“南共領導者降低共產黨的作用”，采取“使黨溶化在非黨的人民陣線中”的政策，“結果包含一種使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蛻化的危險”。在情報局批評之后，南共在同年7月召開“五大”，通過“關于南共對情報局的態度的決議”，拒絕了情報局的批評。與此同時，鐵托集團在國內對支持情報局決議，反對南共領導的南共黨員進行了清洗。1952年，南共召開“六大”，改名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在國內問題上，通過了一項搞分散管理的“工人自治”的決議，后來，南斯拉夫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猖狂泛濫，這正是“工人自治”帶來的一個必然后果。1958年4月南共聯盟“七大”通過了“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當時我《人民日報》于1958年5月5目發表社論，對南共綱領草案進行了批判，指出這是一個“修正主義綱領” …1963年9月26日，《紅旗》、《人民日報》編輯部共同發表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全面批判了以鐵托集團為代表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和帝國主義走狗！這里我們單獨講一下里面提及的至今流毒甚廣的所謂“工人自治”論。

　　“工人自治”從本質上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建立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反對代表這種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無產階級國家機關制訂的統一的國民經濟計劃，主張建立不要無產階級專政的所謂“社會所有制”，主張從產品的品種、數量、價格到工資、利潤的分配，全部由企業自己決定。不是根據社會和人民的需要，不是在一個社會中心(在社會主義社會，這種社會中心只能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統一計劃指導下組織生產，那么，各個企業就必然以追逐利潤作為組織生產的最高目的，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就必然籠罩著整個社會生活。在一個“工人自治”的國家，工人的勞動力還要表現為價格，還要當作商品出賣，這種“工人自治”是什么性質，那是很清楚的。

　　有人把市場經濟泛濫的原因歸之于商品、貨幣等舊社會“殘余”的存在。其實，商品貨幣關系，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總是存在的。商品貨幣關系的存在，決不等于必然導致整個社會出現市場經濟泛濫。問題是如何對待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的商品貨幣關系等舊的“殘余”？是既要利用它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又要看到它是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土壤，從而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加強對它的限制；還是不斷擴大商品貨幣關系，以它來沖擊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復辟資本主義？在“工人自治”的條件下，企業自己采購原材料，自訂生產和銷售計劃，自己決定利潤的分配，這是導致市場經濟泛濫的經濟根源。推行這一套，商品貨幣關系就不僅僅是“殘余”的問題，而是成為統治整個國民經濟的主宰了。

　　“工人自治”能夠發揮“勞動人民的創造力和主動精神”嗎？不見得，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這種條件下，廣大工人不僅不能當家作主，而且連就業的機會都難以保證，許多人只能貧病交迫，躺平等死。這又是為什么呢？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社會，如何使廣大工人群眾當家作主，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和企業的主人，始終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斗爭的一個焦點。只由經理、廠長等少數人說了算，實行修正主義的“一長制”，廣大工人處于無權的地位，當然不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正是形成特權階級，復辟資本主義之路。那么，取消馬克思主義的黨，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實行“工人自治”，是否能確立工人當家作主的地位呢？同樣不能！我們說，工人是國家和企業的主人，指的是工人階級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和社會主義企業的主人。只有在馬列毛主義的黨的領導下，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指引下，在同資產階級及其影響的不斷斗爭中，廣大工人群眾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革命積極性，牢牢地確立當家作主的地位。否則，盡管口頭上如何大講特講“工人自治”，也可以制定出一套“完備”的“自治”的辦法，但是實際上仍是資產階級排擠和奴役工人的一套辦法。

　　工人是企業的主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原則！就一個社會主義企業來說，最能體現工人的主人地位的，就是要使領導權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群眾手里。這是一個斗爭過程，決不是一蹴而就的。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只有在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線的斗爭中，才能使企業的干部不斷地擺脫資產階級的影響，真正同工人群眾打成一片，實行三同，真正接受群眾的批評和監督，真正貫徹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把自己鍛煉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同時，也只有在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斗爭中，工人群眾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覺悟才能得到不斷的提高，按照整個無產階級的基本利益把企業的領導權掌握起來，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道，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每個基層企業，保證企業永不變色。如果不是這樣，資本主義復辟就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歷史已經證明了的。

　　有人曾列舉歐美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實行類似的“工人自治”的例子來為其涂脂抹粉。這倒是說到點子上了:“工人自治”本來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最多也不過是資本主義合作企業的口號！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無產階級在奪取國家政權以后，“首先把生產資料轉化為國有財產”。十月革命以后，列寧嚴肅地批判了那種要把工廠交給“生產者”的錯誤，明確指出:“任何直接或間接地把個別工廠或個別行業的工人對他們各自的生產的所有權合法化、或者把他們削弱或阻撓執行全國政權的命令的權利合法化的做法，都是對蘇維埃政權基本原則的極大歪曲和完全放棄社會主義。”可愛的先生們，如果你們指望能從馬列毛主義的著作中尋找所謂“工人自治思想的根源”，那是徒勞的。

　　毛主席教導我們:“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工人自治”也是一種歷史唯心論，是根本不能成為現實的東西。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工人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不需要什么“自治”；在資產階級專政下，工人是國家和資本的奴隸，決不可能有什么“自治”。同志們，所謂“工人自治”的理論，是一種資產階級的理論，我們必須同它劃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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