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辯證法的理論思維和實踐智慧源于人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但只有“進入廣闊的研究領域”并“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才能真實地掌握辯證法的理論思維和實踐智慧。對于辯證法的最大誤解，就是把思想的內容和形式、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哲學的理論和方法割裂開了，把辯證法變成了沒有思想內容、概念規定、理論內涵的純粹的“工具”或“方法”。辯證法的實踐智慧，不僅是如何看待和對待“人生”的智慧，也是如何看待和對待“歷史”的智慧，還是分析、研究、解決“問題”的智慧。把辯證法的理論思維和實踐智慧升華為學理化、體系化的概念系統就是辯證法的理論或學說。自覺地掌握和運用辯證法的理論思維和實踐智慧，需要學習和研究學理化、體系化的辯證法理論。構建中國自主哲學知識體系,就要在總結辯證法史的基礎上，創建具有新的思想內涵、時代內涵、文明內涵的當代中國辯證法理論。

　　關鍵詞：辯證法；生活基礎；理論思維；實踐智慧；學說體系

　　何謂辯證法？它是一種理論思維，也是一種實踐智慧。把實踐智慧“轉智成識”，它就是辯證法的“理論思維”；把理論思維“轉識成智”，它就是辯證法的“實踐智慧”；而把辯證法的理論思維和實踐智慧升華為學理化、體系化的概念系統，它就是“辯證法理論”。

　　一、辯證法的生活基礎

　　辯證法并不神秘，然而掌握辯證法的理論思維和實踐智慧卻絕非易事，掌握辯證法的理論或學說更是需要艱苦的學習和研究。

　　辯證法基于生活經驗，源于生命體驗。離開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辯證法是抽象的、玄虛的，就會把辯證法視為玩弄詞語的“變戲法”；訴諸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辯證法是具體的、現實的，就能體悟辯證法的睿智的理論思維和鮮活的實踐智慧。

　　人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是辯證的，由人的生命活動構成的人與世界的關系也是辯證的。辯證法就源于人對自身的生命活動的經驗和體驗，人在對自身生命活動的經驗和體驗中就會體悟辯證法。離開“辯證法”，如何理解人的“合目的”與“合規律”的實踐活動？如何理解人對世界的“否定性統一”關系？如何理解人的“感性”與“理性”的對立統一？如何理解人的“直覺”與“邏輯”的對立統一？如何理解人的歷史活動與歷史的客觀規律的關系？如何理解人的現實存在與人的理想追求的關系？如何理解人生的利弊、得失、榮辱、進退？如何對待“得不到想要的”與“推不掉不想要的”？如何對待人的“向死而生”的“有意義”與“無意義”？如何“權衡利弊”而“自主于行止進退之間”？如何在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中“保持必要的張力”和“達到微妙的平衡”？辯證法是人的生命、人的生活，也是人的歷史、人的文明。辯證法基于人的生活經驗，源于人的生命體驗，而不是遠離生活的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訴諸人類哲學史，我們會驚異地發現：哲學問題總是矛盾性的，甚至是悖論性的；哲學范疇總是成對性的，甚至是互反性的。中國哲學的天人、物我、人己、理欲、道器、知行、生死，西方哲學的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感性與理性、個別與共相、直覺與邏輯、必然與偶然、意志與自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歷史、人與文明、歷史活動與歷史規律、理論與實踐、理想與現實，無不是以矛盾性的問題和互反性的范疇，構成學理化、體系化的“辯證法”的概念系統。離開人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就無法理解哲學問題的矛盾性，就無法掌握辯證法的對立統一思想。

　　哲學問題的矛盾性和辯證法范疇的成對性，源于人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但“人”并不是孤立的、個體的存在，并不是非歷史的、超時代的存在，而是社會性的、歷史性的存在。正是在社會生活中，個人才能經驗和體驗我與他人、我與社會、我與自我的矛盾關系，才能經驗和體驗人與自然、人與歷史、人與文明的矛盾關系，才能經驗和體驗利弊、得失、榮辱、進退的矛盾關系，才能經驗和體驗權利與義務、自律與他律、個體與群體、整體與局部、暫時與長遠的矛盾關系，才能經驗和體驗個人的價值期待、價值認同、價值取向與社會的價值理想、價值規范、價值導向的矛盾關系；正是在歷史延續中,個人才能反思和體悟文明的傳承與創生、歷史的迂回與前進、社會的動蕩與變革、理想的沖突與搏斗，才能思考和領悟人生的困惑與奮爭、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正是在社會生活和歷史延續中，個人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才能與國家的、民族的、人類的集體經驗和集體體驗水乳交融，個人的自我意識才能與社會的自我意識相互激蕩，歷史性地提升人類的理論思維和實踐智慧。

　　個人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構成“經驗形態的個人自我意識”；哲學積淀和升華了的人類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構成“理論形態的人類自我意識”。作為“理論形態的人類自我意識”，哲學是理解和協調“人與世界關系”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致力于求索天、地、人的人與自然之辨，探尋你、我、他的人與社會之辨，反省知、情、意的人與自我之辨，追究真、善、美的人與生活之辨，引導人們認識自己、反省自己、尊重自己，“覺解”人生的意義，“提升”人生的境界，“自主于行止進退”，塑造和引導人類文明。正是哲學的“理論形態的人類自我意識”，鑄造了人類文明的“精華”——辯證法的理論思維和實踐智慧；自覺地掌握和運用辯證法的理論思維和實踐智慧，就要學習和掌握“理論形態的人類自我意識”——作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哲學。

　　感悟辯證法，就要訴諸人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理解辯證法，就要反思人對世界的“否定性統一”的實踐活動；掌握辯證法，就要學習作為“理論形態的人類自我意識”的哲學；應用辯證法，就要自覺地提升辯證法的理論思維和實踐智慧。

　　二、辯證法的理論思維

　　辯證法基于人的生活經驗，源于人的生命體驗，但是人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并不能直接構成辯證法的理論思維。不僅如此，如果囿于個人的生活經驗和經驗常識，那么恰恰會背離辯證法的理論思維。

　　“辯證法”直接地是與“形而上學”相比較而存在的。把握辯證法的理論思維，就要把握與其相對應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對于“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恩格斯不僅極為簡潔地將其概括為“在絕對不相容的對立中思維”，并將其總結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思維公式”，而且極為深刻地揭示了這種思維方式的生活基礎——“因為它是合于所謂常識的”。

　　所謂“常識”，就是普遍、平常但又經常、持久起作用的知識。常識是來源于經驗、依附于經驗、適用于經驗的人類“共同經驗”。人們的日常生活，就是依據共同經驗、遵循共同經驗、傳承共同經驗的生活。在以“常識”即“共同經驗”為內容的人與世界關系中，“人”作為經驗主體，是以“常識”的方式把握世界的；“世界”作為經驗客體，也是以“常識”為中介而構成人的經驗世界的；在以“常識”為內容和中介的人與世界關系中，人和世界及其相互關系都是既定的、穩定的、確定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因此造成了“在絕對不相容的對立中思維”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正因如此，恩格斯指出：“初看起來，這種思維方式對我們來說似乎是極為可信的，因為它是合乎所謂常識的。”既然如此，為什么要超越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而掌握辯證法的思維方式？恩格斯明確地回答：“常識在它自己的日?；顒臃秶鷥入m然是極可尊敬的東西，但它一跨入廣闊的研究領域，就會遇到最驚人的變故。”

　　對此，只要我們對“生活”“經驗”“常識”進行“反思”，也就是使之進入“研究領域”，就會“遇到最驚人的變故”：是非、善惡、美丑、福禍、榮辱、進退能否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斷？小我與大我、局部與整體、暫時與長遠、理想與現實能否“涇渭分明”地分開？而一旦進入科學研究和哲學反思的“廣闊的研究領域”，則會遇到無可逃避的“最驚人的變故”。訴諸近代以來的科學史，“經驗自然科學積累了如此龐大數量的實證的知識材料，以致在每一個研究領域中有系統地和依據材料的內在聯系把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簡直成為無可避免的。建立各個知識領域互相間的正確聯系，也同樣成為無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學便走進了理論的領域，而在這里經驗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這里只有理論思維才能有所幫助”，“辯證法對今天的自然科學來說是最重要的思維形式，因為只有它才能為自然界中所發生的發展過程，為自然界中的普遍聯系，為從一個研究領域到另一個研究領域的過渡提供類比，并從而提供說明方法”。在“廣闊的研究領域”中，社會科學同樣離不開辯證法的理論思維。“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然而“行動的目的是預期的”，“行動實際產生的結果并不是預期的”，由此便凸顯出人的歷史活動與歷史規律、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歷史的進步與倒退、人類的現實與未來的極其復雜的矛盾關系。這表明，只有進入“廣闊的研究領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辯證法的理論思維，更切實地掌握辯證法的理論思維。

　　針對人們對“辯證法”，特別是對馬克思辯證法的種種誤解，恩格斯曾做出這樣的論述：“自從黑格爾逝世之后，把一門科學在其固有的內部聯系中來闡述的嘗試，幾乎未曾有過。官方的黑格爾學派從老師的辯證法中只學會搬弄最簡單的技巧，拿來到處應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對他們來說，黑格爾的全部遺產不過是可以用來套在任何論題上的刻板公式，不過是可以用來在缺乏思想和實證知識的時候及時搪塞一下的詞匯語錄。”恩格斯的這段論述是辛辣的、犀利的，但卻是切實的、中肯的。品味恩格斯的這段論述，我們會深切地體會到，辯證法之所以被認為是抽象的、玄虛的，之所以被嘲諷為“變戲法”，就在于把辯證法當作“可以套在任何論題上的刻板公式”，就在于把辯證法變成了“可以用來在缺乏思想和實證知識的時候及時搪塞一下的詞匯語錄”。理解和掌握辯證法的理論思維，就要破解對辯證法的種種誤解。

　　人們對“辯證法”的最大的誤解，就在于把思想的內容和形式割裂開了，把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割裂開了，把哲學的理論和方法割裂開了，從而把作為世界觀理論的辯證法、作為關于真理學說的辯證法，變成了沒有思想內容、沒有概念規定、沒有理論內涵的“工具”或“方法”。這種誤解，絕不僅僅是把辯證法當成了“工具”或“方法”，而且是把辯證法“抽象化”為沒有思想內容的“詞匯語錄”。黑格爾在他的全部著述中反復地強調，哲學是“最具體的”，是“最敵視抽象的”，辯證法是“具體的普遍性”，而不是“抽象的普遍性”。人們之所以把“最具體”的哲學視為“最抽象”的，之所以把辯證法的“具體的普遍性”當作“抽象的普遍性”，從根本上說，就在于不理解“概念”“范疇”“邏輯”的“具體的普遍性”。正是針對人們對辯證法的這種根本性誤解，列寧以批注黑格爾《邏輯學》的方式，做出三個至關重要的論斷：其一，“思維的范疇不是人的用具，而是自然的和人的規律性的表述”，“范疇是區分過程中的一些小階段，即認識世界的過程中的一些小階段，是幫助我們認識和掌握自然現象之網的網上紐結”；其二，針對人們把“邏輯”當成“外在的形式”，列寧提出，“黑格爾則要求這樣的邏輯：其中形式是具有內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實在的內容的形式，是和內容不可分離地聯系著的形式”；其三，正是基于上述認識，列寧得出了關于“邏輯”的論斷，“邏輯不是關于思維的外在形式的學說，而是關于‘一切物質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發展規律的學說，即關于世界的全部具體內容及對它的認識的發展規律的學說，即對世界的認識的歷史的總計、總和、結論”，這個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邏輯”，就是作為“具體普遍性”的辯證法。

　　辯證法的“具體普遍性”，就在于它是“一種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對此，恩格斯和列寧都以黑格爾的辯證法為例，做出發人深省的論證。恩格斯說：“黑格爾的思維方式不同于其他哲學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維方式有巨大的歷史感作基礎。”列寧也指出：“黑格爾是把他的概念、范疇的自己發展和全部哲學史聯系起來了。”辯證法是對人類認識史、文明史的總結、積淀和升華，因此能否理解和掌握辯證法的理論思維，其重要前提是能否“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能否掌握人類的認識史、文明史。所以，恩格斯說雖然理論思維是人生來就有的素質，但是“這種才能需要發展和培養，而為了進行這種培養，除了學習以往的哲學，直到現在還沒有別的辦法”。對此,列寧還具體地提出，哲學史、各門科學的歷史、兒童智力發展的歷史、動物智力發展的歷史、語言的歷史，“這就是那些應當構成認識論和辯證法的知識領域”。

　　以反思當代的人與世界關系為實質內容的當代哲學，不僅關注人的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的矛盾關系，而且突出地關注以人的實踐活動為基礎的科學、語言、文化的諸多矛盾關系，特別是關切哲學自身的諸多矛盾關系。這構成了當代辯證法理論的諸多范疇系列，為辯證法的理論思維提供了豐富多彩的思想內容，具體表現為：在對科學的辯證理解中，提出和探索了理論與觀察、證實與證偽、邏輯與直覺、猜測與反駁、發現與辯護、理解與解釋等諸多矛盾關系；在對語言的辯證理解中，提出了語言與言語、能指與所指、指稱與意義、語義與語用、約定性與任意性、邏輯性與人文性、自然語言與人工語言等諸多矛盾關系；在對文化的辯證理解中，提出了文化的人類性與時代性、文化的人類性與民族性、文化的多樣性與統一性、文化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等諸多矛盾關系；而在哲學的當代沖突中，則凸顯了同一性與異質性、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客觀主義與相對主義、決定論與非決定論、基礎主義與反基礎主義、形而上學與后形而上學、中西哲學之異同等諸多的矛盾關系。提出和探索這些矛盾關系，凝練和形成這些矛盾范疇，提升和拓展了辯證法的理論思維。

　　三、辯證法的實踐智慧

　　辯證法的理論思維，生動地體現為辯證法的實踐智慧。

　　辯證法的實踐智慧，首先是如何看待和對待人生的智慧。世界就是自然，人生亦為自然。然而，從自然中生成的人類，卻要認識自然、改變自然，把自然而然的世界變成“人化了的自然”，即“屬人的世界”。為了讓世界滿足自己的需要，人類要從這個自然而然的世界中去探索“真”(為何如此)、去尋求“善”(應當怎樣)、去實現“美”(自在自為)，把自然而然的世界變成對人類來說是“真善美”的“屬人的世界”。為此，人類又要“認識你自己”，尋找“意義”(為何生存)、追求“價值”(怎樣生活)、爭取“自由”(實現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并由此構成人類的理想與現實、標準與選擇、理論與實踐的人生的困惑與奮爭。辯證法的實踐智慧直接地孕育和生長于人生的困惑與奮斗的矛盾之中。

　　人生的困惑與奮斗，就是人的生命歷程。人的生命活動的基本邏輯是“趨利避害”——“避”自己生命之“害”，趨自己生命之“利”，不僅維持自己的生存，而且爭取幸福的生活。維持生命和爭取幸福，是人生的實踐智慧。人是生理的、心理的、倫理的存在，維持生存和爭取幸福，總是渴望從生理的苦難(生、老、病、死)中解脫出來，從心理的苦難(壓抑、孤寂、空虛、無奈)中解脫出來，從倫理的苦難(被歧視、被侮辱、被壓迫、被拋棄)中解脫出來。在最樸實的意義上，人生的“幸福”，就是人的生理的、心理的、倫理的需要的滿足——比較富裕的物質生活對生理需要的滿足，比較充實的精神生活對心理需要的滿足，比較和諧的社會生活對倫理需要的滿足。人生的甘苦、榮辱、進退、行止，就在這維持生存和爭取幸福的矛盾之中，人生的“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就生成和顯現于這維持生存和爭取幸福的矛盾之中。辯證法的實踐智慧，離不開個人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但又不能止于個人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

　　人生是無法重復的，也是難以預測的。生命歷程的不可重復，這是人生的“無奈”；生命歷程的難以預測，則是人生的“魅力”。如果人生可以“從頭再來”，未來能夠“求神問卜”，人生還有什么“魅力”可言，還有什么“意義”可求呢？生命的“魅力”和“意義”，就是在這不可重復和難以預測的生命歷程中展現和實現出來的。“看過的才是書，走過的才是路，人生如路亦如書，一邊走一邊讀。”走過的人生路，讀過的人生書，不只是“親切的懷戀”，更是“力量的源泉”。辯證法的實踐智慧，升華了人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構成了辯證法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以辯證法的理論思維思考人生、理解人生、看待人生,以辯證法的實踐智慧面向人生、對待人生、塑造人生，成為人生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它是引導人生的航標，它是人生追求的動力，它成為情感的深度，它成為理性的沉思，它成為價值的訴求，它成為審美的尺度，它成為行動的根據，它成為人生的境界。“有意義”的人生離不開辯證法的實踐智慧。

　　人的個體生命是有限的，死亡是人自覺到的歸宿。“向死而生”的“人生意義”何在？這是每個生命個體面對的“終極關懷”。死亡消解了肉體，也消解了靈魂，消解了歡樂，也消解了苦難。死亡是徹底的空白。這種連靈魂都不復存在的徹底的空白是人所無法忍受的。“向死而生”的人，總是力圖超越個體生命的短暫和有限，以某種方式獲得“永生”。宗教把有限對無限的向往，變成“此岸”對“彼岸”的向往，在“想象的真實”中構成“真實的想象”，在“彼岸世界”中達成對“此岸世界”的超越。辯證法的實踐智慧，則不僅承認人生之于死亡是不可逃避的，短暫之于永恒是微不足道的，有限之于無限是不可企及的，而且這樣看待和對待有限的人生：人生有限，怎樣才能使有限的人生獲得最大的意義和最高的價值？人不能獲得終極的真理，但可以追求美好的生活；人不能達到人生的完滿，但可以追求精神的富有；人不能改變自然的規律，但可以改變社會的現實；人不能超越生命的有限，但可以提升人生的境界；人不能塑造彼岸的世界，但能夠創造人類的文明。人的生命面對死亡，自覺到死亡，卻在“向死而生”中燃燒起熊熊的生命之火，創造出“屬人”的文明世界，這不就是人的“生命意義”的自我實現嗎？辯證法的實踐智慧，是創造人生“意義”的智慧。

　　辯證法的實踐智慧，不僅是如何看待和對待“人生”的實踐智慧，而且是如何看待和對待“歷史”的實踐智慧。對于人們深感困惑的人與環境、人的活動與歷史的規律的“悖論”，馬克思以辯證法的理論思維和實踐智慧，做出一系列深刻的、睿智的、以理服人的論述：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歷史不過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動過程，但人們并不是在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歷史，而是在既定的條件下創造歷史，因此人們的歷史活動又不是隨心所欲的；人一旦作為人而存在，人就既是歷史的經常的“前提”，又是歷史的經常的“結果”，人只有作為歷史的經常的“結果”，才能成為歷史的經常的“前提”；作為歷史的“結果”的歷史條件，既規范著人的目的性要求，又規范著人的對象性活動，因此人們自己創造的歷史，又表現為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的“客觀規律”；人的歷史活動創造人類的歷史，歷史的規律又規范人的歷史活動，這是歷史的唯物論，也是歷史的辯證法。人對世界的“否定性統一”的實踐活動，創造了人類的歷史；只有以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看待和對待歷史，才能理解人的歷史活動與歷史的客觀規律的辯證關系。“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變革的實踐。”這是馬克思把握“歷史”的辯證法的理論思維，也是馬克思對待歷史的辯證法的實踐智慧。

　　辯證法的實踐智慧，不僅是對待“人生”和把握“歷史”的實踐智慧，而且是觀察“現實”和解決“問題”的實踐智慧。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明確提出：“這個辯證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教導人們要善于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并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如何“分析”矛盾，怎么“研究”問題，怎樣“解決”矛盾，這既是辯證法的理論思維的“方法”，又是辯證法的實踐智慧的“體現”。在《矛盾論》中，毛澤東不僅論述了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而且突出地、集中地論述了“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關于“主要的矛盾”，毛澤東強調指出，“研究任何過程，如果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關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澤東不僅指出“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決定的”，而且強調“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其變化”?！睹苷摗坟灤┦冀K的是如何認識和研究矛盾、怎樣對待和解決矛盾，生動地體現了辯證法的實踐智慧。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實踐智慧，是以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對待人與世界關系的智慧，是尊重客觀規律與發揮主觀能動性相統一的智慧，是分析矛盾、研究問題、解決矛盾的智慧，既有深刻睿智的理論內涵，又有生動鮮活的實踐內涵，既讓理論熠熠生輝，又讓現實厚重深沉，既用現實活化了理論，又用理論照亮了現實。辯證法的理論思維和實踐智慧，使辯證法成為認識世界和指導行動的現實力量。

　　四、辯證法的理論或學說

　　作為知識體系的辯證法理論或辯證法學說，是學理化、體系化的辯證法概念系統。它以“學理化”方式總結和升華了辯證法的理論思維和實踐智慧，以“體系化”方式表述和展現了辯證法的理論思維和實踐智慧。自覺地掌握和運用辯證法的理論思維和實踐智慧，不僅需要個人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而且需要學習和研究學理化、體系化的辯證法理論或辯證法學說。

　　分析、研究、解決矛盾的辯證法的理論思維和實踐智慧，具體地體現為以辯證法的思想、觀點、范疇、命題去看待和對待世界、歷史和人生。辯證法理論或辯證法學說，不僅具體地體現了辯證法的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命題，具體地表述了辯證法的概念、范疇、原理，而且深層地蘊含著辯證法的思想、觀點、命題、概念、范疇、原理的思想內涵、時代內涵和文明內涵，從而以學理化、體系化的概念系統規范人的思想和行為。

　　哲學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時代，辯證法的理論或學說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內涵。這正如恩格斯所說:“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從古代哲學的辯證法思想到近代哲學的辯證法體系再到現當代哲學的辯證法理論，其關切和思考的問題，其總結和凝練的范疇，其提出的思想、觀點和命題，其創建的思想平臺和開創的理論空間，其具有的理論價值和“真實的意義”，都具有鮮明的時代內涵。

　　關于古代哲學的辯證法思想，恩格斯既指出“古希臘的哲學家都是天生的自發的辯證論者”，又指認其“辯證思維還以原始的樸素的形式出現”。從古代辯證法的理論內容來看，雖然蘊含著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但卻是離開思維與存在的矛盾關系，致力探討“萬物”與“本原”的矛盾關系；從古代辯證法的理論性質上看，雖然蘊含著對思維和存在關系問題的思考，但只能是在對經驗常識的反思中探討感性與理性的矛盾。這具體地表現在古代哲學追究“本原”或“本體”的兩種基本思路：一是關注經驗世界的多樣統一性，把“本原”視為萬物所由來、萬物所復歸的某種感性存在物；一是探尋對象世界的現象與本質的邏輯關系，把“本體”視為超越經驗而被思維所把握的理性存在物。古代哲學的辯證法是“樸素”的，但又是充滿“生機”的。這正如列寧對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的評論，“處處、到處都是辯證法的活的胚芽和探索”，“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正是關于辯證法的問題”。赫拉克利特對“邏各斯”的尋求，巴門尼德對“存在”的思考，蘇格拉底對“美德”的盤詰，德謨克利特對“原子”的沉思，柏拉圖對“理念”的論證，亞里士多德對“本體”的探索，構成了古代辯證法思想的“多重變奏”，生動地展現了“辯證法的活的胚芽和探索”。

　　古代哲學的辯證法思想是“自發”的和“樸素”的，近代以來的辯證法思想則是“自覺”的和“學理”的。這個“自覺”和“學理”，從根本上說，是源于對恩格斯所概括的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的學理化和系統化的反思，并實現為近代哲學的“認識論轉向”——不僅“十分清楚”地提出了“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并且使之“獲得了它的完全的意義”。近代哲學的出發點是黑格爾所說的對“思維的不淳樸”的自覺，即對思維與存在的矛盾的自覺。笛卡兒的“哲學沉思”以“懷疑”為出發點開啟了對思維的反思。培根則從剖析“成見”入手弘揚理性的批判精神。斯賓諾莎、貝克萊、洛克、休謨、萊布尼茨則從人類認識的“某一特征、某一方面、某一側面”深入地反思了“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并在意識對象(意識外的存在)、對象意識(意識界的存在)、自我意識(關于對象意識的意識)的三者關系中，具體地研究了對象與經驗、經驗與知覺、知覺與表象、表象與思維、思維與想象、邏輯與直覺等極為復雜而又極為豐富的矛盾關系，構成了以“人類意識原理”為主要內容的辯證法理論，從而使辯證法由古代哲學的“樸素”形態躍遷到近代哲學的“學理化”的自覺形態。

　　在辯證法的發展史上，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德國古典哲學的辯證法理論，在反思近代哲學“認識論轉向”中的經驗論與唯理論的矛盾時，不僅更為深入地探討了“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而且把這個“關系問題”升華為“思維規律”與“存在規律”的關系問題，形成了以“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為實質問題的學理化的辯證法理論體系。德國古典哲學奠基人康德認為，近代哲學的根本問題是“思想的客觀性問題”，但是近代唯物論不去反思認識形式而斷言思想的客觀性，近代唯心論回避意識外的存在而斷言思想的客觀性，二者都是哲學的“獨斷論”。康德從認識的內容與形式的矛盾入手，提出人類認識世界的根據在于人類先驗地具有提供時空觀念的感性形式和提供判斷形式的知性范疇。感性形式和知性范疇，使世界對人生成為“現象”，而“物自體”則作為消極的界限而限定人類認識的可能性?？档掠纱苏J為，思維把握存在的邏輯只是思維自身的邏輯，而不是世界本身的邏輯，用概念、范疇表達“物自體”，必然陷入理性的“二律背反”。在對康德哲學的批判性反思中，黑格爾提出思維把握存在的邏輯，也是思維和存在所服從的同一邏輯，這就是他的“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學說。在黑格爾看來，以往的哲學之所以無法揭示“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因為它們陷入了兩種錯誤的思維方式——表象思維和形式推理，或者“完全沉浸在材料里”，或者“以脫離內容為自由”，因此哲學必須從對自在的外部世界和抽象的內心世界的關注，轉移到既使外部世界邏輯化又使內心世界具體化的人類思維運動的過程上來，即“概念”的自我運動上來。對“概念”運動的考察，就是“對思想的思想”“對認識的認識”的哲學意義的“反思”。黑格爾將這種“反思”訴諸人的精神歷程、人類的文明進步、概念的辯證運動的“三者一致”，訴諸于理論思維的辯證法、認識論、邏輯學的“三者一致”，訴諸于哲學的存在論、真理論、價值論的“三者一致”，構成了他的以概念辯證法為實質內容的“思想的內涵邏輯”。這就是黑格爾在哲學史上所構建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自覺形態”的辯證法理論體系，即概念辯證法的理論體系。

　　把黑格爾的“思想的內涵邏輯”變革為以人的歷史活動為實質內容的“歷史的內涵邏輯”，這是馬克思在哲學史上特別是在辯證法史上所實現的哲學革命。馬克思提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之所以“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對象、現實、感性”，“唯心主義”之所以“只是抽象地發展了”“能動的方面”，就在于它們“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由此，馬克思斷言：“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這就是馬克思的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即馬克思的辯證法的理論思維。實踐活動是人對世界的“否定性統一”的歷史活動，是“現實的人”的“目的性”“對象性”活動，是“現實的人”在“現實的歷史”中的“歷史性”活動。從人的實踐活動及其歷史發展出發，以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揚棄黑格爾的概念辯證法，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人對世界的否定性的統一關系：由人的實踐活動所造成的自然世界與屬人世界、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分化與統一的矛盾，即現實世界的二重化；人類在自己的實踐活動中所造成的自然對人的本原性與人對自然的超越性、人類存在的自在性與人類活動的自為性的矛盾，即人類自身的二重性；人類在自己的實踐活動中所造成的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與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歷史活動的主動性與歷史進程的必然性的矛盾，即社會歷史的二象性；人類實踐活動內含的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人的尺度與物的尺度、主體性原則與客體性原則、應然性的要求與客觀性的存在、直接的現實性與歷史的展開性等人對世界的無限豐富的矛盾關系，即實踐活動本身的二極性。人對世界“否定性統一”的實踐活動，是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創造新世界，人的思維就要“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所以“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這是馬克思對辯證法的根本性論斷，也是馬克思所創建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辯證法。

　　在辯證法的發展史上，恩格斯不僅在《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路德維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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