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里揭露了資產者對無產者的環境剝削與壓迫，開創性地以階級分析的環境視野，不僅從宏觀層面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資本權力重塑自然環境，并借由對自然的污染和生態壓制改變和異化了人類社會及工人階級個體的生存環境狀況，而且在微觀層面上賦予以環境分層與區分、環境封閉與隔離、環境身份識別和職業環境疾病分類等為特征的階級區分與對立一種新的環境表達；并揭露資產者通過環境規訓和環境控制等手段進一步加強對無產者的階級統治，從而使工人階級處于悲慘境地。

　　【關鍵詞】

　　恩格斯   工人階級   環境的階級區分   環境規訓與控制   資本主義批判

　　作者簡介：

　　劉酈（1968-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湖北武漢  430074）。

　　文章來源：

　　《馬克思主義研究》2024年第1期。

　　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以下簡稱《狀況》）自誕生以來，受到學界廣泛而密切的關注。從寬泛的意義上來看，這種關注大致遵循兩條路徑：一是階級分析，基于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歷史學和政治經濟學等對無產階級被剝削被壓迫的悲慘境遇和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揭露與批判；二是環境分析，從社會學、生態環境學、文化學等視野探尋工業化城市問題、環境污染和人類生存狀況及其意義。兩條路徑常常交叉混淆或相互割裂，其關聯性大多被忽略。《狀況》的重要貢獻在于第一次把階級和環境聯系在一起，表現為以歷史前瞻性的生態環境視角分析資本的剝削與壓迫，開拓了基于經濟地位不同的階級剝削與壓迫的經典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新視野；同時，在階級和階級剝削視野在環境運動中日漸淡化或削弱的今天，超越諸如各種慣常的基于階層、種族、社區或團體等意義上的一般環境分析，表現了堅持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立場的科學性。自20世紀60年代環境運動興起以來，關于工人階級生存環境的話題，一直被淹沒在原住民、種族、性別和階層的對立與歧視等社會分層理論和環境主義的各種討論之中。重讀《狀況》基于階級的環境分析，能夠使我們在對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探討中避免局限于單純的階級政治意義與貧富差異等經濟社會學觀念，忽略其中更深刻的生態環境意蘊，同時又能在環境學、城市生態學、空間正義等環境問題的現代討論中不丟失階級分析立場，從而更深刻地把握和挖掘恩格斯的環境政治思想及其深遠的時代意義。

　　一、資本重塑環境：自然、社會與個體

　　恩格斯的《狀況》寫于1842—1844年的親身觀察。它描述了19世紀中期英國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況，揭示了大工業時代工人階級不僅是經濟上被剝削的貧苦階級，而且正是它所處的低賤的經濟地位，使其成為資本權力環境化的受害者。在《狀況》里，恩格斯立足階級分析，以獨特的、超越時代的環境視角，詳細考察了資本家對工人的環境壓榨和剝削，指出在工業化、城市化與資本的擴張進程中，資本重塑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工人階級個體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受到了嚴重污染，處于生存條件極其惡劣的悲慘境地。

　　資本重塑環境所導致的破壞和影響，從自然、社會和個體三個維度展現出來。首先，從自然維度來看，自18世紀開始，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發展不可避免給鄉村和城市帶來自然環境的破壞，構成現代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最初來源。自然資源濫開采、大量森林被毀、荒地野蠻開墾、農莊田地被占和城鎮化等導致自然承擔不斷被榨取的重負，打破了人和自然關系的平衡，引發一系列自然環境問題。主要表現在：第一，空氣污染嚴重。隨著大工業和機器的應用，資本不僅汲取來自鄉村的自然資源，同時還加強了對城市本身的立體式開采。由于煤煙的大規模污染，倫敦逐漸成為“霧都”。工廠大量排放廢氣、蒸汽機車燃燒的碳酸氣、以及城市建筑的緊密阻礙自然通風等因素，使得布萊得弗德等城市“被灰色的煙云籠罩著”，城市成了永無止境消化過度積累資本的受害者。第二，人口問題凸顯。工業把勞動集中到工廠和城市，導致大量的人口和自然資源流入工業城市。城市人口增長像法術一樣，一下子從地下變出來了，城市人口增加了兩三倍。“250萬人的肺和25萬個火爐擠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積上”，消耗大量的氧氣。第三，工業噪音嚴重。資本家工廠里機器一天到晚24小時運轉，到處是震耳欲聾的喧囂，這主要由在工廠超負荷勞動的工人階級承受。第四，生活垃圾堆積。城市人口的大量聚集，導致堆積如山的垃圾、臭氣和疾病。第五，河流和水污染。工廠不僅排放廢氣，而且還隨意排放污水和有毒物質。“一切可以保持清潔的手段都被剝奪了，水也被剝奪了”。氮肥廠、制革廠、水泥廠和鋼鐵廠，工業污水排入河流，把所有水都變成了臭氣熏天的污水。恩格斯以艾爾河為例，“像一切流經工業城市的河流一樣，流入城市的時候是清澈見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時候卻又黑又臭”。離曼城西北幾英里的波爾頓，“一條黑水流過這個城市，很難說這是一條小河還是一長列臭水洼”。

　　其次，從社會維度來看，環境的自然資源不僅是資本攝取的對象和發展的基礎，同時環境的社會資源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資本主義大工業摧毀了舊有的農耕文明和土地的小農經濟與手工作坊，把大批無業工人和農民趕進城市工廠謀生，以資本的暴力重置了環境的社會資源。一是生產資料日益集中到少數資產者手中，導致城鄉之間的環境對立。現代的階級對抗和工人階級社會處境每況愈下的原因，是工人階級被剝奪了一切生產資料，其中當然也包括土地。隨著人與自然隔離，大家庭、村莊或部落瓦解，從鄉村到村鎮，小城市到大城市，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摧毀了自然與社會的天然聯系，從而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的環境狀況。二是資本唯利是圖的本性，使農耕社會文明逐步被邊緣化。從前手工業者與城市完全隔離、平靜、庸碌而舒適的生活，隨著機器發明和產業革命已一去不復返了。新的交通手段鐵路、海船和公路“使蘇格蘭山地的居民立刻就接觸到文明……蓋爾-塞爾特的習俗和語言接觸英格蘭文明很快就消失了。愛爾蘭的情形也完全一樣”。在科克、里美黎克和克黎等郡，由于私人資本的侵入已經道路縱橫，“給文明開辟了進入這個偏僻地方的道路”，人們的生活方式被徹底改變。三是工業革命在英國引起社會關系和階級的分化，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重塑了社會的階級環境對立。英國倫敦人口稀疏的農業小城鎮，由于土地的占有和耕種轉到了資產者的手里，人們被迫涌向巨大的工業城市，其中有2/3的人從事工業，“他們是由完全不同的階級組成的，可以說，組成了一個和過去完全不同的、具有不同的習慣和不同的需要的民族”，因此，“工業革命對英國的意義，就像政治革命對法國，哲學革命對德國一樣……這種工業變革的最重要的產物是英國無產階級”。它“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廠代替了作坊，從而把中等階級中的勞動分子變成工業無產者，把以前的大商人變成了廠主；它排擠了小資產階級，并把居民間的一切差別化為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對立”。

　　最后，從個體維度來看，《狀況》不僅批判了資本主義關系下資本權力對自然資源的剝奪、破壞和重置，使自然環境資本化，同時也更深刻地揭露出資本聚合社會資源和勞動力，使處于貧窮地位的工人階級成為環境生態被擠壓的載體。從生產力層面來看，機器和蒸汽機以及引發的工業革命，不僅不是工人的福祉，反而使工人陷入更大的經濟和生產的悲慘環境。由于機器勞動戰勝了手工勞動，“蘭開夏郡的機械織機使千百萬印度手工織工陷于徹底的滅亡”。只有工業“才可能把剛擺脫農奴制的勞動者重新當做無生命的物件，當著一件東西來使用”。產業革命把工人完全變成了簡單的機器。從生產關系層面來看，由于資本無償占有、開發、破壞自然資源，使破產的農民無家可歸，成為失去一切財產的工人階級。大租佃者從市場上排擠小租佃者和自耕農，使他們破產成為雇農和靠工資生活的織工。資產者剝奪自然資源，也剝奪作為非人的工人階級個體的生存環境。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強制勞動使人與自然相分離，這種強制勞動剝奪了工人一切空閑時間，使他們遠離自然和精神活動而異化為機器，“這種工作怎能不使人淪為牲口呢”。另一方面，大量人口集中也為環境惡化、生存危機，進而為道德墮落織下天羅地網。住宅擁擠、光線昏暗、惡臭難聞，嚴重地損害了工人的健康。恩格斯指出，在利物浦，資本商業發達、繁榮富足，可是工人們卻生活在野蠻的環境條件下。骯臟的舊市區、垃圾成堆的大雜院、墮落霉臭的夜店塞滿了走投無路的、無家可歸的工人。資本家把工人置于惡劣的生存環境和條件下，然后再利用這些惡劣的條件為自己謀利益。《狀況》強調資本重塑環境的重要后果在于，它強加于自然以政治的、階級的色彩，在對荒野、土地、城市和居住環境的自然與社會的改造進程中，直接造就了處于資本主義大工業環境中深受其害的無產階級個體，并通過階級的環境對立和環境沖突表現出來。

　　二、階級的環境區分與對立

　　工業大生產的發展，不僅打破了自然生態平衡，造成環境污染，而且也形成基于階級的環境區分與對立，加深資本主義固有矛盾。從表面上看，工人階級進充滿環境問題的工廠和車間工作，住在烏煙瘴氣的工廠附近的貧民窟或工棚，讓孩子缺衣少食、出生在垃圾堆里等，好像是工人們自己的自由選擇。今天一些環境保護主義者仍持有一種信念，認為工人的悲慘生存狀況是自然進化的結果，是市場決定的結果。實際上，正是追逐利潤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導致工人階級處于這種被剝削和被邊緣化的境地。恩格斯在《狀況》中把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剝削和壓迫與環境的區分和對立聯系起來。正是通過階級的環境分層與區分、環境身份識別、環境封閉與隔離以及環境規訓控制等階級手段，資產階級日益強化和固化對無產階級的環境剝削和壓迫，從而賦予階級和階級關系一種新的環境表達。

　　1.階級的環境分層與區分

　　隨著資本主義后工業化的到來，環境的分層日益成為社會對立和階級劃分的主要表征。早在19世紀恩格斯就認識到環境在階級區分與對立中的重要作用。不同于韋伯及現代社會分層理論學家如布迪厄等試圖以市場狀況、社會身份、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慣習”等復雜群體的社會分層取代基于經濟利益不同的階級區分，恩格斯堅持環境分析的階級立場，指出工人階級悲慘的環境狀況與階級的貧困和被剝削是分不開的。正是工人和資本家的經濟利益的對立，導致了以環境差異為特征的階級區分。

　　在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中，資產者與無產者、富人與窮人的階級二元對立以城市空間分異的環境形式突顯出來。由于大工廠產生的環境污染嚴重，工人階級收入微薄和工作生計的需要及資產者自身環境安全的需要，城市住宅規劃以工廠為核心向外分布，呈現出由深到淺到無的環境污染環狀分布結構。靠近工廠和商業區是純粹的工業區，在這個帶形區域外是中產階級，更遠處則是高等資產階級。“同心圓結構”的城市建筑規劃由環境惡劣污染的程度劃歸為不同的階級等級的生存區域，產生不同階級的環境分層。“純粹的工人區，像一條平均一英里半寬的帶子把商業區圍繞起來。在這個帶形地區外面，住著高等的和中等的資產階級。中等的資產階級住在離工人區不遠的整齊的街道上……高等的資產階級就住得更遠”，在郊外房屋或別墅里、空氣流通的高地上或有新鮮鄉村空氣的華麗舒適的住宅里。“由于無意識的默契，也由于完全明確的有意識的打算，工人區和資產階級所占的區域是極嚴格地分開的”，“他們被吸引到大城市來，在這里，他們呼吸著比他們的故鄉——農村污濁得多的空氣”，他們被置于只適合牲口生存的狀況里，被迫處于骯臟、破敗、充滿工業廢氣、河水污染的工廠區，不僅深受貧困之苦，而且陷于工業污染惡果的災難之中。恩格斯指出，“社會劃分為大資本家和一無所有的工人的情形日益明顯”，階級的環境矛盾日益惡化，最后終將走向不可避免的危機。環境問題成為資本與勞動對立的風向標。

　　2.階級的環境身份識別

　　在《狀況》中可以看到基于18世紀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環境身份識別的具體體現。一是關于住宅的環境身份認證。大宅院、小宅子、排屋、夜店和貧民窟等，被標記為處于糟糕生存環境狀況下工人階級的普遍身份：工人階級、無產者住在狹窄、陰暗、潮濕、空氣不流通的地下室，養豬都嫌臟的大宅院、烏鴉窩、貧民窟和受制于資本家的小宅子里，其骯臟程度是無法形容的，而供無產者寄宿的夜店，只有乞丐、流浪漢、小偷和妓女這些墮落的人才能忍受。

　　二是環境的職業身份識別。工人階級因職業類別和工種的不同，承受著不同程度的受污染或惡劣的環境，以及不可避免的健康威脅。在《狀況》“其他勞動部門”和“礦業無產階級”等章節中，恩格斯指出，因機器固定姿勢而畸形的紡織工人、強光下的針織工人、肺里裝滿煤灰的礦業無產者、高溫下的陶器工人和玻璃工人、被從莊園里趕出去的作為“過剩人口”的農民貧民，他們被迫在惡劣的條件下工作，身體衰弱，局部或全身疾痛。這些惡劣環境引起的疾病在工人中幾乎是普遍現象。所有這些疾病都是由工廠勞動的性質本身產生的。工人階級的疾病與其職業身份認定的環境息息相關。

　　三是年齡、性別的環境身份識別。在資本主義大工業造就環境污染和工人階級悲慘狀況的過程中，承受環境破壞和惡劣條件的客體，因性別和年齡的不同得到了更準確的甄別。童工和女工，因其年幼和性別差異，在資本家的工廠里只值正常男工工資的一半或更少，受到資本家的青睞。大量雇傭童工、女工使年幼的無產者和女性無產者承受更加沉重的環境剝削。恩格斯指出，“把孩子們從學校和新鮮空氣里拖出來，讓廠主老爺們從他們身上榨取利潤，這無論如何是不可饒恕的”。而婦女承受的惡劣環境與工作條件“比男子更為嚴重”。由于工廠里溫度高，年輕女孩發育異常、性發育受阻。有些年輕女子11歲發育完全并且懷孕。而婦女因工作時間過長引起畸形、分娩困難、無力哺乳嬰兒，同時還有一切工廠工人共有的衰弱癥。因此，女工和童工在資本家工廠的環境身份識別，正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最極端的表現形式。

　　3.階級的環境封閉與隔離

　　韋伯曾提出“社會封閉”與帕金的“社會集群”概念相呼應，表征社會隔離、排他和內固等特質。在資本主義社會，各種制度力量限制著人們代際的和代內的社會流動，這正是“社會封閉”機制的作用所在。這種排斥性機制，使封閉性階級自身的利益和機會最大化，導致不同的階級文化和生活經歷。吉登斯也從階級結構化與階級認同的形成等方面做了探討，指出流動機會的封閉程度越高，越有助于一致性的階級的形成，最突出的表現是居住社區或聚集群體在強化階級特征與階級關系等方面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討論在《狀況》里都能找到其思想來源。

　　首先，基于階級的環境封閉。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采取隱秘的方式對工人階級進行環境剝奪。他以馬爾薩斯為例，后者認為窮人和失業工人是“多余的”，“窮人來赴大自然的宴會，但是找不到空著的餐具”，大自然命令他們滾蛋，以此否認工人階級獲得生活資料的權利。恩格斯指出，“這一理論現在已成為英國一切真正的資產者心愛的理論”，在城市建筑和生活區的規劃中，資產者確是很忠實地踐行著這一理論：好環境富人享受，讓窮人墜入污染骯臟之中。“這個城市建筑得如此特別，人們可以在這里住上多少年，天天上街，如果他只是出去辦自己的事或散步，那就一次也不會走進工人區，甚至連工人都接觸不到”。內城區的社會孤立，“這些高度集中的貧困區域，社會孤獨……遠遠超出了我們以前假定的程度”，資本憑借階級等級的優勢地位形成對工人階級的環境閉環。

　　其次，基于階級的環境隔離。在工業大城市的背景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直接的經濟剝削，以對工人階級生活空間的環境剝削異常慘烈地表現出來。城市空間的環境分類格局從企業（作坊、工廠）空間治理延伸到日常生活的各個空間角落（住宅、街區、交通）的隔離，是把窮人區排擠到最靠近污染源、最惡劣、最不利于身體健康的自然環境的區域中布局的，“這是世界上一切大城市共同的東西”。資產階級居住在環境優美、空氣新鮮的別墅里，而工人階級則住在擁擠潮濕陰冷的地下室、平民窟、烏鴉窩、大宅院、小宅子和夜店里，四周有房子包圍著，很難走到里面去。在不少城區，穿過工人階級大雜院的區域，資產者通常會修筑像密勒街一樣體面的寬闊街道，這樣窮人住宅骯臟的后景就相當成功地被隱藏起來了。恩格斯在這里指出了資產者的虛偽性，“像曼切斯特這樣有系統地把工人階級排斥在大街以外，這樣費盡心機把一切可能刺激資產階級的眼睛和神經的東西掩蓋起來”就是最好的例證。

　　最后，基于階級的環境對比。富人們集中了財富、歡樂和光彩，隔離了骯臟、污穢和貧窮，“現代精美的建筑藝術消滅了一切窮人的茅屋的地區”。然而，“貧窮會在任何地方給自己開辟道路，并且總會以各種丑惡的形式存在于富庶的大城市的心臟里”。因此，階級的環境封閉與隔離是以資產者與無產者階級生存環境的相互對立而存在的。“新市區里的貴族區的富麗堂皇和住在舊城的窮人們的骯臟貧窮也成了一個驚人的對比”。資產者住在有新鮮空氣的華麗舒適的住宅里，每一刻鐘或半點鐘都有到城里的公共馬車經過，在泰姆河畔有許多美麗的大花園，還有別墅一樣的華麗住宅，其建筑式樣大部分是伊麗莎白式的；而在工人們的住宅區域，紊亂的建筑體系下形成多少堆糟糕的地下室、小宅子、大雜院和后街。房子從地下室到閣樓，每一個角落都塞滿了人，沒有排水溝和污水溝，空氣污濁，里里外外骯臟無比。街道狹窄、骯臟、坑坑洼洼且臭氣熏天。“這些貧窮到極點的人們的藏身之所是常常可以在富人們的華麗大廈緊鄰的地方找到的”，這是多么鮮明的對照。資產階級制造卻遠離城市污染，如曼徹斯特的東郊和西北郊是資產階級唯一沒有替自己蓋上房子的郊區，因為一切工廠的煤煙都吹到這里，“光讓工人去吸這些煤煙”。恩格斯指出，經過階級環境的對比不難理解，為什么這樣一個郊區很美麗的城市卻給人一種可憎的印象，因為盈利、富足和享樂的英國資產階級寄生在貧窮、痛苦和骯臟之上。富人區的繁華與窮人區的悲慘相比較而存在。

　　4.階級的環境疾病分類

　　《狀況》指出，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況及其引發的健康問題在資本主義生產職業分工的特殊性中得到了確認。18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工業化生產以一種新的方式在環境與政治的交叉點上，以工人的疾病與健康的方式展現出來，從而開啟了對國民人口健康最大構成部分的工人階級普遍的環境/疾病問題的討論。

　　工廠通過其獨特的建筑和環境隔離，使工人被迫處于惡劣的工作環境和生產污染之中。工廠中的灰塵和惡劣空氣、蒸汽機的噪音轟響、強光下的工作、狹小得令人窒息的幽閉空間、充斥著廢鐵屑空氣的鐵礦工作區、高溫、有毒液體等車間工作環境——在這種極端惡劣的條件下的強制勞動，使得工人勞動和職業環境疾病直接相關。恩格斯詳細考察了不同工作環境給工人階級造成的傷害。穿線工和絡線工的工作對眼睛害處很大，漂白工人將有毒的氯氣吸進肺部，鐵礦區工人令人難以置信的牲畜欄似的簡陋棚舍，磨工哮喘病咳出的大量灰塵，陶瓷工人處于高溫的、含大量鉛砷有毒液體的工作環境，玻璃制造的童工們“經常不得不在高到使他們腳下的木板都燃燒起來的高溫下工作”。礦工吸入塵土、炸藥煙、碳酸氣和含硫的瓦斯，導致患上早衰的肺結核等疾病。

　　恩格斯在“礦業無產階級”備份中，對工人職業與平均壽命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做了大量的統計學分析。比如礦工工人，大多19歲下井，在40—50歲之間就死去。與大不列顛男工57.5歲的平均壽命相比，蘇格蘭北部礦工的平均壽命縮短了10年。礦井坑道氧氣不足，空氣中充滿塵土、炸藥煙、碳酸氣和含硫的瓦斯，這對肺部很有害，妨礙心臟的活動，削弱消化器官的機能。許多人年紀輕輕就死于急性肺結核或壯年時死于慢性肺結核，有些人未老先衰，有些人失去工作能力。因此，無產階級在不利的生存條件下存活的歲數是低于普遍的壽命標準的。礦業工人階級受環境惡劣與污染影響的程度更為深重。

　　三、階級的環境規訓與控制

　　實際上，工業化以來資本主義生產力高速發展之下的社會現實與工人階級狀況，是受作為制度存在的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和壟斷資本支配邏輯規訓和控制的。恩格斯指出，作為干預、訓練、監視和控制無產者的手段，資本權力構成國家機器機制并同后者同流合污，圍繞著經濟、生產構筑了階級差異、作為資源的自然、異化的工人階級及其病態的生存環境的權力運作。資本主義國家、警察、慈善機構和衛生系統，共同構成了資本環境權力規訓與控制的有機組成部分。資本不僅把自然納入不斷增殖的體系內（通過暴力掠奪土地、資源，形成大工業大工廠，最終使城市成為有史以來最大的污染來源），而且隨著對自然控制的增強，對作為“非人”機器功能一樣的工人階級實行環境的階級規訓與控制。資本對自然的控制欲越強，對工人階級的生存環境的階級控制就越強。

　　首先，資產者對工人階級生存環境的規訓與控制。資產者通過城市住宅空間環境的分層、區分和隔離，掌控和監視貧窮的工人住宅。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把窮苦的工人階級成打地塞在一間屋子里：悶死人的空氣、潮濕的房屋、冒水的地下室、漏雨的閣樓。華麗大廈緊鄰掩藏著的貧民區，監視著工人的藏身處。而工人則被關在四面都被建筑圈起來的大雜院里，忍受資本的環境剝削，最終毀掉健康。無業者從原居住地被驅趕出來，集中擁擠在城市工廠的貧民窟里，被剝奪了與自然相處的權利。實際上，工人階級作為活動的環境污染載體，展現出環境污染的客體和主體兩大功能。作為客體，工人階級承受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來的自然和生存環境的惡化；作為主體，工人階級被資產階級當作骯臟、疾病的攜帶者和自然與社會環境惡化的主要來源。貧民教養院和“習藝所”，是資產者對工人階級通過慈善和法律等國家手段禁止環境污染、流動和環境規訓的重要發明。接受救濟者不僅受到嚴格的限制和控制，還被剝奪選舉等許多政治權利。恩格斯稱之為曼徹斯特的“窮人的巴士底獄”。

　　其次，階級的環境規訓和控制還表現在對工人健康和流行傳染病的衛生干預控制上。其核心不僅僅根植于國家機器之中，實際上還包括維持生產正常進行的法律、警察、健康控制的衛生機構、慈善協會、教育機構和宗教組織等。“這些組織的運作更像是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的監控機構，后者恰恰是因為他們不太能自我保護，而成為集體性危險之源”。在流行病威脅下，衛生警察們“異乎尋常的積極”，到工人區進行突擊檢查，把整排整排的地下室和小宅子封閉起來。每一個貧民窟都會成為傳染病的大本營，瘟疫會從那里向四面八方傳播，會侵入有產階級的住宅。環境污染的公共性迫使資產者第一次從全社會、全階級的層面上重新審視環境問題，最終采取了一些微小的預防性措施，但是并不徹底。只要不危及自身的環境與衛生狀況，不危及資本主義生產的運作，資產者對無產者住宅環境需要的滿足就可以表現出無動于衷的冷漠。這一切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公認的工人階級身體普遍衰弱、死亡率升高和壽命的縮短。《狀況》指出，平均壽命大大縮短這種情況主要發生在工人階級方面，而上等階級和中等階級的死亡率較低。煤礦工人聚居的地方死亡率高于農業區。“我們的大批同胞，我們成百的近鄰每年因缺乏最普通的預防措施而被毀滅了”，恩格斯一針見血指出，“如何滿足住房的需要，是可以當作一個尺度來衡量工人其余的一切需要是如何滿足的”，其中包括環境與衛生健康等重要的指標指征。

　　最后，資本規訓與控制不僅針對工人生存環境和衛生健康，還集中表現在工廠制度的建立。大工業機器工廠的設置與建筑，恩格斯稱之為“舊的兵營式的工廠廠房”。門窗緊閉、空氣惡劣、管理苛刻，構成工廠建筑環境封閉空間的監獄。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用來束縛無產階級的奴隸制的鎖鏈，在工廠制度上原形畢露。在工廠里，廠主是絕對的立法者，可以隨心所欲地頒布、修改、補充各種法規，使工人階級處于比黑人奴隸更嚴格的監視之下。任意延長工時、隨意罰款，以及實物工資制和小宅子制，更加惡化工人階級悲慘的工作環境狀況。“在大多數勞動部門，工人的活動都局限在瑣碎的純機械性的操作上”，固定、重復，年復一年。布雷弗曼稱之為“去技能化”。“這種強制勞動剝奪了工人除吃飯和睡覺所最必需時間以外的一切時間，使他沒有一點空閑去呼吸些新鮮空氣或欣賞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說什么精神活動了”。具體來講，工廠制度通過空間、時間和身體等三個維度實現對工人工作環境的規訓與控制。

　　在空間限制方面。機器生產的資本主義應用不僅造成了工人的競爭與失業，規訓和控制了工人的勞動時間、身體表達、環境生存狀況、身體健康和壽命長短，而且技術發明及機器的應用還創造了一個公共場所的環境空間。農場、工廠和車間等這些工作空間都被嵌入了監督、懲罰和紀律的適當技術。福柯指出，18世紀出現上百工人工作的大型工廠，“能夠把人固定在特殊的區域，強制他們作出特定的姿勢，服從特定的習慣”，對他們進行監督和奴役。工人工作的環境普遍表現為污染、潮濕、骯臟、缺氧、臭氣熏天。這種封閉狹小的、令人窒息的生產空間及其對工人階級身體和精神的控制，為資本的環境規訓與控制開辟了新的分析領域。

　　在時間控制方面。廠主發現讓工人在工廠工作比在作坊要便宜得多，這樣一來，工人失掉了自由支配時間的權利，要聽從工廠里的鐘聲的指揮了。他們一天到晚工作，直到發出下工信號為止。工廠法規定了一切工廠的工作時間。工人必須在清晨五點到工廠。如果遲到幾分鐘，那就得受罰。無論吃飯、喝水、睡覺，都得聽命令。還有夜班制、兩班制，以及強迫工人連續工作三四十個小時，每周幾次，使工人長時期處于惡劣的工廠環境中，尤其是在工廠通風和保持清潔沒有任何必須的規定條件下，工人階級在資產者那里，比“美國的黑人更像奴隸，因為他們處于更嚴格的監視之下”。更有甚者，資本家還用欺詐的手段，通過調早（上班時間——使工人盡量早到）、調晚（下班時間——使工人盡量晚歸）工廠的鐘聲，加強對工人的控制與剝削。

　　在身體控制方面。資本家對工人“勞動力”的使用、維護和更新（涉及工人階級的健康、職業病和壽命長短等），受制于因職業而區分的不同的工作環境，因而工人階級的“身體”呈現為各種新的變量：新鮮的、強壯的、虛弱的、短期可使用的、可便宜購買的等，“它不僅處于稀有者和眾多者、服從者和頑固者、健康者和患病者、強壯者和羸弱者之間，而且也處于有較大利用價值者和較小利用價值者、較利于盈利投資者和較不利于投資盈利者，生存、死亡和疾病前景較好者和較差者、被訓練成有用之才的條件較好者和較差者之間”。工人階級人口的生物學形狀圍繞著職業環境，成了資本經濟管理利害相關的因素。

　　實際上，工人階級身體的環境表達，是資本規訓與控制下工廠環境與機器使用的共同產物。“從18世紀到20世紀初，權力對身體的規訓和監控作用是沉重的、冗長的、細致的和經常的”，機器安放的高低、傳送皮帶機器的好壞、大小及安置空間密度、安全設備的有無等，直接控制著工人身體的職業環境疾患的表達。恩格斯詳細調查了工廠環境和身體表達之間的關系。如紡麻的后果是肩部的特殊畸形，由勞動性質引起右肩胛骨向前突出；接斷頭用膝蓋抵住錠子，必須時時彎腰；機器安得離地不高，引起生長發育不足；亞麻的混紡工作，水從錠子上濺透前襟，地上總是積水，導致感冒和肺部疾病等。機器上的工作，除了引發疾病和畸形，還會使工人成為殘廢，缺一只手或半只胳膊，缺一只腳或半條腿，“簡直就好像是生活在一批從戰場上歸來的殘廢者里面一樣”，“這是一切工廠工人的特點”。事實上，在資本主義工廠里，“沒有比權力的實施更加物質的、生理的和肉體的了”。恩格斯引用戴·巴萊爵士的觀點，總結了工廠勞動對工人身體的規訓：（1）必須無條件地使自己的身體和精神的活動適應由均勻的無休止的力量來發動的機器的運動。（2）長期保持站立的姿勢。（3）睡眠被剝奪，低矮、擁擠、滿是塵土或潮濕的工作室、骯臟而悶熱的空氣。這樣一種惡劣的工作環境，造成了工人身體畸形的環境表達。許多工人未老先衰、視力衰退、夭亡，青年工人發育受阻，婦女比男工更嚴重的骨盆彎曲，以身體的傷害、病態和壽命縮短甚至死亡，揭示工廠環境的危害。“工廠是地獄的真正入口”。而這一切都不得不歸于資本規訓與控制的結果。

　　四、結  語

　　人類社會自工業文明以來，階級剝削這一古老的話題日益受到關注并被問題化，而且以環境這一視角凸顯出來。作為“最初的生態政治學家”，恩格斯考察了資產者對工人階級的壓榨和剝削，指出在資本主義工業化、城市化和資本擴張過程中，自然資源和社會環境遭到極大破壞，工人階級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受到嚴重污染，處于極端惡劣的生存狀況。本頓在《恩格斯與自然的政治學》一文中指出，《狀況》“這項工作今天特別引人關注，因為恩格斯把工業勞動人口的環境條件和健康與他們的工作條件和階級關系聯系起來”。通過對《狀況》的新解讀，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恩格斯以環境的視角開創性地關注到勞動剝削與環境剝削之間的關系。資本剝削自然資源的同時，也剝削工人階級的環境生存權利。資本主義資本積累越迅速，工人階級的環境狀況就越悲慘。資本首先的和唯一的原則是經濟原則。這一原則凌駕于自然、社會與人的關系之上，并把自然和沒有資本從而失去一切生產資料的工人當作榨取利潤的對象，從而加深自然生態危機和無產階級的環境災難。“凡是不賺錢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實際，都是幻想”，“廠主對工人的關系并不是人和人的關系，而是純粹的經濟關系”，廠主是“資本”，工人是“勞動”，“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僅僅看做‘手’”。因此，資產階級對工人殘酷的勞動剝削是一切工人階級深陷環境災難的根源。

　　第二，環境不是一種外在的、中立的存在物，在資本主義社會，環境孕育、創造、使用和分配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并內在地包含區分階級身份、地位和權力等環境的階級分析。18世紀以來英國大工業城市形成的住宅及其分布，正是對無產階級個體進行環境區分、隔離和控制的最初和最重要的場合。住宅的階級分布，不僅表現在資產者和無產者、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而且也表現為以階級剝削壓迫為軸心的環境分層與區分、環境身份識別、環境封閉與隔離和環境的職業疾病分類等階級的環境區分與對立。

　　第三，工廠（制度）成為資本剝削城市空間的一個“黑暗區域”。作為18世紀工業時代城市化的新現象，工廠是一個把人作為工具資源與自然資源一起開發利用的資本工具，具有自我封閉的空間環境隔離功能。福柯認為18世紀的醫院是一個把人與疾病拘禁在一起的地方，那么，這一論斷同樣適合18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工廠制度：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獨特產物的工廠，則是一個把工人階級與惡劣環境拘禁在一起的地方。

　　第四，資本主義制度是階級的環境剝削與壓迫的根源。恩格斯指出，大工業化時代階級的環境剝削已經深深根植于資本主義制度之中，并成為資產者剝削工人階級最重要的風向標。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發展使得人成為商品，競爭制度使得千百萬人受到環境貧困的“屠殺”。在這場“社會謀殺”中，無產者注定“不可避免地遭到過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劍或槍彈所殺死一樣的橫死，如果社會剝奪了成千人的必需的生活條件，把他們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會利用法律的鐵腕強制他們處在這種條件之下……這成千的人一定會成為這些條件的犧牲品”。這種非理性的、反生態的環境狀況“源于一個等級制度的、階級性的和如今激烈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因此，“工人階級處境悲慘的原因不應當到這些小的弊病中去尋找，而應當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中去尋找”。

　　參考文獻：

　　[1]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2]舒小昀、高麥愛、褚書達編著：《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研究讀本》，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

　　[3]張雷聲：《恩格斯關于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研究——讀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5年第9期。

　　[4]汪民安主編：《福柯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5]〔美〕格倫斯基編：《社會分層》，王俊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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