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中國白求恩精神研究會名譽會長馬國慶在深讀李彥女士新著《蘭臺遺卷》后，掩卷常問：是白求恩怎樣的誠實力量和人性光芒，讓有良知的人流淚自責，讓有道德瑕疵的人痛苦反思，讓敵營中有底線的人改變信仰，讓中傷他的人離世前留下懺悔，讓統治階級政府百年后的解密檔案，仍不敢面對真相……"詆毀英雄的可惡，在于無據無謗，但還原一個真實的白求恩，通過實證去否定誹謗卻難上加難"。李彥女士以求索之精神，在歷史中翻山越嶺，拭去塵埃，實證調查，剝去偽裝。讓一個真正的英雄挺立天地間，讓真心不泯的讀者認識崇高，敬仰英雄。為此，馬國慶名譽會長為李彥女士的新著《蘭臺遺卷》撰寫的系列書評，同樣不失為我們重新品讀白求恩、認識白求恩、了解白求恩、學習白求恩的精神佳肴。今天特推出系列書評之一《從歷史塵煙中走來的白求恩》，筆者正在撰寫的第二篇書評是《洗凈潑在圣徒身上的臟水》，第三篇書評是《呼喚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遠聲》，敬請關注。

　　從歷史塵煙中走來的白求恩

　　——讀李彥新著《蘭臺遺卷》

　　中國白求恩精神研究會 馬國慶

　　由中國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旅加華裔作家李彥教授的新著《蘭臺遺卷》于今年5月與讀者見面。她是中國白求恩精神研究會的老朋友，十多年來，圍繞白求恩這個主題，她創作完成了《尺素天涯》《不遠萬里》《重讀白求恩》等多部作品，成為加拿大研究白求恩的著名學者。也因此和我們建立了持久的工作聯系，共同策劃主辦過多場中加文化交流活動。

　　和以往著作相比，她的這部著作給我以新的震撼和感動。本書從一封匿名信開篇，牽出了一個時代、一段歷史、一曲悲歌、一群英雄。讓我們這一代人，重回到了那個云水翻騰、風雷激蕩的大革命時代，也讓今天青年一代對那些風靡一時、氣壯山河的風云人物有了新的認識。何明華、白求恩、艾黎、凱瑟琳、史沫特萊、斯諾……以及中國革命領袖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宋慶齡……

　　作者沿襲其一貫的求索追問風格，不僅探究紛紜復雜事件發生的動因，而且追問動因背后的動因。否定、肯定、再否定，試圖說服自己，又在說服讀者。下結論，又不輕易下定論……使得此書讀起來線索迷離又懸念環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細致入微的觀察力、想象力和邏輯推理。作者在書中抽繭剝絲，層次遞進，從蛛絲馬跡中洞察出人物的內心世界，從“曲筆”中發現新的歷史見證。特別讓我拍案驚奇的是作者把握事件走向和駕馭文字的能力，近百年的歷史，數十位歷史人物，有的濃墨重彩，有的點睛速寫，人人性格各異，鮮活紙上。相比她以往的著作，敘事猶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使讀者如身臨其境，目不暇接。

　　我與作者相識十余年中，印象最深最讓我認可的是她濃烈的家國情懷和坦誠品格。雖然去國幾十年，但發自本心的正直、坦蕩、誠實、率真從未改變，與生俱來的勇敢、堅守、勤奮、自強，越發讓很多與她相處的師生與同行認可，這本書中，我們又一次看到她對真理的信仰，對英雄的崇敬，對虛偽的鞭撻，對人性的洞察。一個誠實的作家，會把誠實融入每個章節。盡管尚有個別觀點值得商榷。

　　作為中國白求恩精神研究會的駐會人員，我對本書關于白求恩的章節格外重視。應當說，作者對大量史料的發掘、考證、整理做出了巨大貢獻，對白求恩相關史料和重大事件的分析給人以深刻啟示，特別是書中不時閃現的思想鋒芒讓筆者受益匪淺。本文謹以書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之一白求恩為題，對李彥新著談一些讀后感。

　　1939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窯洞寫了影響深遠的歷史篇章《紀念白求恩》。在這篇文章中他12次講到共產黨員、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者。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一定要學習白求恩同志的這種真正共產主義者精神”。從那時起，白求恩就是每一位中國共產黨人堅守和踐行崇高理想信念的榜樣。

　　但近些年來，特別是中國向世界打開大門后，有關白求恩的政治身份和歷史定位開始發生微妙變化。加國政府承認白求恩是一位對加拿大有著“重要歷史意義”的人物，但不再提白求恩是加拿大共產黨員。在加拿大白求恩紀念館，也沒有白求恩與共產黨的內容。代表政府對他的評價寫在白求恩故鄉格雷文赫斯特市中心劇場前白求恩雕塑下方：“胸外科及戰地醫生、發明家、社會化醫療制度的倡導者、藝術家、人道主義者”。

　　政治領袖和外交官們，更多的是把白求恩看作敲開中國大門，推動中加貿易的最好人選，更看重他的工具價值、人文價值，而不是政治身份。加拿大的歷史學家們則更傾向于淡化白求恩的政治色彩，把他描繪成“披著紅色斗篷的人道主義者”，認為他的信仰與其說是共產主義，不如說是基督教義，或者是基督教倡導的社會主義。針對這些論調，加共老黨員萊斯布里奇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用人道主義解讀白求恩，是矮化和褻瀆英雄，必須予以糾正。”他還說：“這么多年過去了，試圖把白求恩精神解釋為人道主義而非共產黨員的聲音，像一個幽靈，一直在游蕩。”至于極右翼勢力則旗幟鮮明：“白求恩是毛主義分子，是邪惡共產主義的幫兇”。

　　在中國，也出現一股淡化白求恩政治信仰和共產黨人身份的傾向。在中加文化交流中，一些人更多的是講白求恩的人道主義，醫療社會化，其稱謂也由共產黨員變成“白求恩醫生”。

　　難能可貴的是，李彥始終認為，應當還歷史和白求恩真面目。研究白求恩的政治身份和政治選擇是不可回避的，他用鮮血和生命追尋的共產主義理想也不應被掩蓋。本書中，李彥對白求恩加入共產黨的歷史背景和面臨的嚴酷社會環境，對他為信仰奔赴西班牙、中國戰場的行動，他在黨內遭受一些人的誤解和中傷做了有說服力的考證：

　　誰能想到，“白求恩尚未加入共產黨組織時，他就上了黑名單”，只因他呼吁“徹底改變富人患病得到治療，窮人患病只能等死”的不公現象；誰能想到，“從1935年夏到1938年初，警察的秘密檔案對他的一言一行，均留下詳盡記錄，林林總總多達85份情報”。

　　其中1937年夏，白求恩根據加共安排，在北美大陸為西班牙共和軍演講募捐時，加拿大皇家騎警已通知各地警察分局，嚴密監視他的一舉一動。包括他在那里聚會深夜方散，他在誰家過夜以及說了什么話。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白求恩的秘密檔案在依法解禁之后，加共老黨員萊斯布里奇教授查詢時發現：10年前的那批檔案“有不少內容遭到刪除，整段甚至整篇的信息，竟然都被掩蓋起來，莫名其妙地任其失蹤”。檔案中的某些人名，也被涂抹上墨跡，無法看到真實姓名，以至李彥教授不得不用英文字母來代表不同的人。其中一位加共黨員X，違反黨的保密要求，在一次集會上發難，當眾“揭穿”白求恩掩藏了兩年的秘密身份。白求恩毫不猶豫地告訴聽眾：“我已被接納為共產黨員了，對此深感榮幸”。這個X還想再問，被另一位加共黨員按住。X后來因暴露黨的秘密而受到處分。想不到的是，這些事情都被詳盡地記錄在警方檔案中。X到底是魯莽的黨員，還是警方的臥底，似乎已有了明確答案。

　　關于白求恩的政治信仰。西方世界對共產主義的污名化由來已久，在此背景下，有研究者認為，白求恩曾信奉無政府主義，是個政治激進主義者，他的信仰中還混雜著基督教的某些教義。還有的認為，白求恩并不熱衷于馬克思主義，他是個行動派。李彥在本書中用翔實史料幫助讀者廓清迷霧，指出白求恩由一個虔誠的基督徒轉向達爾文進化論再轉向社會主義，有其合理邏輯和歷史必然性。

　　1935年的蘇聯之行，讓白求恩第一次看到了醫療社會化帶給民眾普遍健康的事實。他由此得出結論：“莫斯科市民的健康狀況要比倫敦貧民窟工人的健康狀況好得多”。回國后的白求恩開始接觸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團體，并認真研究了馬克思、普列漢諾夫、列寧的有關著作。開始了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過程。正如白求恩坦言：“25年前，被稱作社會主義是一件不齒的事情，如今，不是社會主義才是荒謬的，我們相信合作的力量可以使所有人過得更好”。可以看出，白求恩政治信仰的轉變，恰恰是從接觸馬克思主義，見證蘇聯醫療制度開始的。

　　關于白求恩的入黨動機和直接動因，可謂眾說紛紜。李彥教授用鐵一般的證據告訴讀者，白求恩加入共產黨絕非一時之激情，而是深思熟慮的選擇。回國后的白求恩最早參加左翼組織“蘇聯友好協會”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研究小組的活動。發表他對蘇聯醫療制度的看法，他最感興趣的是馬克思的辯證法思想，他說：“醫學就是一個辯證的科學，我的一生都在于自覺地使用辯證法”。但這并不意味著白求恩已經下決心加入共產黨了。

　　李彥出示了白求恩親筆寫給蘇聯友好協會負責人的一封草稿信，回答了白求恩為什么謝絕擔任“蘇聯友好協會”主席和是否加入共產黨的猶豫。他說：“一切癥結在于，我尚未做好與你們同舟共濟的精神準備”。“假如我對共產主義能夠產生出強烈、真誠的感覺的話，那么，即使我的生計受到威脅，我也會在所不辭”。

　　今天的人們也許很難理解“生計受到威脅”意味著什么？上世紀30年代初，共產黨在加拿大是違法的。聯邦政府根據加拿大刑法第98款，已經逮捕并審訊了加共總書記蒂姆·巴克和其他7位加共領導人。1931年，他們被判有罪在金士頓監獄服刑。誰能想到，這位加共總書記險些在一次牢房騷亂中死于警方密謀策劃的槍彈掃射之下。而白求恩的雇主——魁北克羅馬天主教堂所屬的醫院有強烈的反共傾向。如果白求恩加入共產黨，自然會丟掉在圣心醫院的工作。正如白求恩在這件草稿信中寫道：“即使我僅僅與你們這種有共產主義傾向的社團有聯系，都會危及我目前僅有的經濟收入和專業地位”。因此，白求恩即使加入了共產黨，也非常愿意遵守黨要求他保守秘密的要求。當有媒體向他挑釁：“你是否是赤色分子？”時，他總是回答：“如果基督徒算是赤色分子，那我就算是吧。”

　　白求恩的秘密身份被X“出賣”后，很快連累到他的家人。李彥教授在采訪白求恩的外甥女時曾問道：“白求恩當年曾寄給您母親很多信，都被她燒毀了，一封也沒有留下，是真的嗎？”回答是：“誰不害怕呢？那個時候，共產黨是違法的，美國的共產黨員，不少被送上了絞刑架，加拿大雖然沒有處死誰，卻也逮捕了不少人，關進了監牢”，“自從舅舅的共產黨員身份暴露后，我們全家都如驚弓之鳥一樣，整天提心吊膽活在惶恐中”。“我上小學之后，我媽隔三差五地就要提醒我:哎，你沒對人說你舅舅是誰吧?肯定沒說過嗎？那就好。一定要牢牢記住，千萬不能說啊！”其實因入黨受到牽連的何止是白求恩的家人。白色恐怖之下，許多曾經入黨的知識分子有的退黨，有的發表聲明劃清界限，更有的人“反戈一擊”。

　　然而就是在這樣一種恐怖氣氛中，白求恩經過深思熟慮，毅然決定加入共產黨。一年后，即1936年11月6日，一頁警方密檔中出現了一行字：“5.據可靠情報確認，白求恩已經加入了共產黨”。其余上下文，則全部被遮蓋。

　　白求恩的信仰轉變和加入共產黨的行為，在今天引發不同解讀，這與歷史學家和觀察者的視角有關，但我更相信，這與至今仍沒消散的嚴酷政治環境和學者們的歷史觀、政治觀關系更大。

　　毫無疑問，宗教無疑是白求恩信仰轉變的基礎。白求恩家族如今的掌門人，牧師阿諾德·白求恩幾年前致信李彥教授：毛澤東曾經發問，“一個外國人，毫不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做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么精神？”假如毛澤東真想得到答案，他應當了解一下白求恩的家庭背景和童年時代。

　　阿諾德牧師認為：“責任感、同情心、奉獻精神，這些價值觀并非與生俱來的，而是在我們童年時代，由家庭和社會環境所培養出來的。”他還說：“我們不應忽視，白求恩是從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升華為共產黨人的。”

　　從大學開始，白求恩對宗教產生懷疑。新思潮的影響，使白求恩開始接受被基督教視為褻瀆圣明的達爾文進化論。母親發現后，在他的教科書里夾些宗教小冊子，白求恩則把《物種起源》塞到母親的枕頭下。白求恩在后來的回憶中寫道：父母為我們樹立了高尚的道德標準，他們牢記《圣經·新約》中的誡諭：“像愛護你自己那樣對待別人”，“母親給了我一個傳道家的性格，父親給了我一股要行動、要干的熱勁兒”。顯然，白求恩樂善好施，自我犧牲的精神，很大程度來自家庭的影響。不僅如此，基督教某些空想社會主義的因素，也對白求恩后來接受馬克思主義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其次，30年代的大蕭條帶來的貧富懸殊，社會不公、階級矛盾激化，是白求恩信仰轉變的最重要因素。早在1911年秋，白求恩受加拿大閱讀營聯合會之邀，到蘇必利爾湖畔伐木場為外來移民當文化教員。在這里他見證了外來移民的苦難。工人們吃住之惡劣，經常不斷的工傷事故，讓白求恩深感不安。他在信中說：“你必須承認這里有些艱苦，我們腳上起了水泡，脊椎明顯出現彎曲的癥狀。”

　　在美國底特律市行醫時，他碰到一位墨西哥移民無錢請醫生為妻子接生而向他哀求。在蒙特利爾，他看到近一半的工人失業，沒錢就醫。1932年7月，白求恩在《加拿大醫學會學報》第27卷發表文章認為：肺結核病主要是經濟社會問題，而不是醫學問題。為什么“富人有富人的肺結核，窮人有窮人的肺結核，富人治好了，而窮人死亡”，“因為窮人經濟拮據，連生存都難以維持”，如果我們不改變“貧窮、低劣的食物、不衛生的環境、過度疲勞、就不能控制傳染病”。

　　1934年，白求恩在蒙特利爾參加左翼聯盟發起的社會重建聯盟活動，結識了一些左翼工人領袖，他目睹了窮人得病無錢治療，只有等死的悲慘狀況 ，也看到了大批失業工人衣食無著，走上街頭示威，遭到警察殘酷鎮壓的悲劇場面。他立即開辦了星期六義務診所，試圖讓更多醫生向窮人伸出援手。

　　1935年8月的蘇聯之行，對白求恩的影響是巨大的。盡管他承認蘇聯的社會制度并不完美，但卻為普通民眾提供了全民醫療健康服務，從而奠定了他轉向社會主義和加入共產黨的直接動因。

　　在這個問題上，我更傾向于加共老黨員萊斯布里奇教授的觀點：“白求恩在思想上產生飛躍，絲毫不奇怪……一旦他想通了，認準了，就會義無反顧，赴湯蹈火”。只是李彥教授在書中對白求恩信仰轉變的過程敘述的有些簡單，讓一些讀者誤認為白求恩加入共產黨有些唐突。

　　關于白求恩入黨動因的另一種說法由來已久。即他是因為失戀難以自拔，所以選擇以加入共產黨來擺脫心理上的痛苦。加拿大學者斯圖爾特寫道：“個人戀情的受挫促使他采取行動。正是在1935年11月，他和戀人的關系處于動蕩之際時，白求恩申請加入了加拿大共產黨”。

　　筆者不贊同這樣的分析，因為白求恩從來不是把信仰當兒戲的人。恰恰相反，一旦選擇了信仰，他就會付之行動，甚至愿意為信仰付出愛情甚至生命的代價。他是在放棄對上帝的信仰之后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是在尋找解決貧窮和不平等社會矛盾中認識社會主義的。如果因為失戀而加入共產黨，會不會因為重獲愛情而退出共產黨呢？

　　1937年底，白求恩在紐約為援華醫療隊籌措物資時，被一位同為志愿者的美國姑娘深深愛上，但為了心中的信仰，他忍痛割愛，只留給這位姑娘一條黃色領帶和一封短信，然后毅然奔赴了東方戰場。

　　讓白求恩加入共產黨除了堅定的信仰，還有他從蘇共、加共黨員身上看到的榜樣力量。他說過，是他們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的革命行動感染了他，是共產黨人對社會變革的渴望和外科手術式的革命行動感染了他，是蒂姆·巴克這樣的加共領袖，為了信仰甘愿把牢底坐穿的凜然正氣激勵著他。

　　白求恩寫道：“我內心有強烈的沖動，希望去做些什么。知識分子在大家眼中只會一味說空話，背后卻是一顆冰冷的心……我不愿做這樣的人”。

　　加入共產黨后的白求恩，不但是信仰的堅守者，更是信仰的踐行者和傳播者。1936年10月24日，白求恩離開加拿大魁北克奔向西班牙戰場。之前他為自己寫下了墓志銘：“生是資產階級，死為共產主義者”。表明他愿為信仰付出生命的決心。

　　1938年1月8日，白求恩離開溫哥華，奔赴中國戰場。之前加共總書記蒂姆·巴克問他還有什么要求，白求恩的回答是：“我只有一個要求，如果我犧牲在中國戰場，你要讓世界知道，白求恩是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獻身的”。

　　來到晉察冀前線后，他給加共戰友回信：“我無比幸運，因為能夠與那些真正把共產主義作為生活準則，而不僅僅是奢談和空想的人們為伍，并肩戰斗”。“我逐漸愛上了他們，而且我知道，他們也同樣愛著我”。在他生命最后一刻寫給聶榮臻的遺書中寫下了“讓我把千百倍的熱忱送給你和千百萬親愛的同志”這樣感天動地的遺言。

　　白求恩，一位為勞苦大眾探尋健康之路的醫生，一位為探尋消除社會不公實現人類平等的斗士。在凄風苦雨、白色恐怖的暗夜，他認定社會主義能消除貧困不公，共產主義能夠為人類帶來美好。只是在此之前，無數的信仰者需要付出艱辛、流血、甚至犧牲。白求恩信仰如磐，行動更堅，在他前行的道路上，已經綻放出一簇簇燦爛的信仰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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