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運動內部的路線斗爭，是社會階級斗爭的反映。拉薩爾拋出的無產階級通過議會道路建立“自由國家”，并依靠普魯士“國家幫助”建立生產合作社以實現所謂“公平的分配”的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路線，完全是欺騙工人階級和出賣工人階級利益、代表德國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路線。

　　馬克思、恩格斯雖然身居國外，但是對于德國的工人運動卻十分關心。他們從德國的情況出發，認為德國無產階級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大力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建立無產階級政黨，把斗爭鋒芒首先指向地主階級，爭取自下而上地完成德國統一，只有堅持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無產階級才能獲得解放。

　　馬克思和恩格斯經過長期的觀察和接觸，完全看透了拉薩爾本人和拉薩爾機會主義路線的反動本質。因此，他們在為建立《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簡稱國際）進行大量工作和在國際建立后同蒲魯東主義、工聯主義以及后來同巴枯寧主義在國際范圍內進行激烈斗爭的同時也展開了同拉薩爾主義的斗爭。

　　由于當時受“聯合會”影響的工人，還沒有識破拉薩爾主義的反動本質，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反對拉薩爾主義的斗爭，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和方式。

　　首先就是同拉薩爾斷絕關系，劃清界線。

　　馬克思在一八六二年七月和同年年底，同拉薩爾先后兩次就德國工人運動的路線問題進行了面對面的斗爭。馬克思已經看到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分子，于是從一八六三年初就同他斷絕了關系。

　　馬克思在分析決裂的原因時指出：這是“

　　（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噓，甚至還把從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無恥地剽竊去的東西也拿來吹噓；

　　（2）因為我譴責了他的政治策路；

　　（3）因為早在他開始進行鼓動以前，我在倫敦這里就向他詳細解釋和‘證明’過：認為“普魯士國家’會實行直接的社會主義干涉，那是荒謬的。他在給我的信（從1843年到1863年）中象同我會面時一樣，老說他是擁護我所代表的黨的。但是一當他在倫敦（1862年底）確信他對我不能施展他的伎倆，他就立即決定以‘工人獨裁者’的身分來反對我和舊的黨”（《馬克思致路·庫格曼》·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52頁）。

　　很明顯，這種決裂決不是個人之間的意見分歧，而是在對待德國工人運動問題上兩種世界觀、兩種立場、兩條路線斗爭不可調和的必然結果。

　　其次，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寫文章、發表演說、特別是寫了大量的信件，對拉薩爾機會主義路線的實質進行了揭露和批判。

　　恩格斯在為德國報紙寫的文章中指出：“拉薩爾的全部社會主義在于辱罵資本家，而向落后的普魯士容克獻媚”，“拉薩爾腦中充滿了幻想，以為俾斯麥能承擔實行社會主義千年王國的任務”（《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書評——為“觀察家報”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55-256頁）。

　　恩格斯還指出，在當時的德國，工人階級連起碼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等基本民主權利都沒有，在這種情況下，鼓吹“直接的普選權對無產階級來說不是武器，而是陷阱”（《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國工人政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3頁）。

　　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二月十三日寫信給拉薩爾派的頭目施韋澤，批判了他所辦的《社會民主黨人報》向政府諂媚的卑劣行徑和他繼續宣揚拉薩爾關于國家幫助建立合作社的謬論。

　　指出，即使普魯士王國對合作社幫助，其規模必然是很小的，作為經濟措施，完全等于零，但是，它卻要通過這種幫助收買一部分工人，并使運動受到閹割。

　　馬克思特別指出：“工人政黨如果幻想在俾斯麥時代或任何其他普魯士時代金蘋果會因國王的恩典而落到自己嘴里，那就要出更大的丑”。“毫無疑問，拉薩爾關于普魯士政府會實行‘社會主義’干涉的不幸幻想將使人大失所望。事物的邏輯必然如此。”（《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五年二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51頁）

　　一八六八年十月十三日，馬克思在寫給施韋澤的信中進一步揭露了拉薩爾“國家幫助”的反動實質，指出：這“不過是重新提出了法國天主教社會主義的首領畢舍為反對法國的真正的工人運動而于1843年和以后幾年提出的口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70頁）。

　　第三，通過各種途徑大力在德國工人中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如《共產黨宣言》等，使他們提高思想覺悟，擺脫拉薩爾的影響。

　　為了沖破拉薩爾派的頭目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的阻礙，使“聯合會”的廣大群眾認清拉薩爾主義的反動本質，馬克思采用了巧妙的斗爭策略，利用拉薩爾分子施韋澤主編的《社會民主黨人報》，發表了《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論蒲魯東》等文。

　　《論蒲魯東》一文是一八六五年一月馬克思利用機會主義頭子蒲魯東死去的機會，用給拉薩爾派頭目施韋澤寫信的方式，在拉薩爾派的機關報上發表的。

　　該文既是對蒲魯東和蒲魯東主義的蓋棺論定，也是馬克思特意為批判拉薩爾而寫的。馬克思在文中指出：蒲魯東是一個“科學上的招搖撞騙和政治上的投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48頁）的人物，他的著作中充滿了“自矜自夸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慚的”、“極其無聊地胡扯‘科學’和錯誤地以‘科學’自夸”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45頁）。

　　他向反動的法國皇帝路易·波拿巴獻媚，“實際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適合法國工人口味的人物”，“他為了迎合沙皇而表現了愚蠢的厚顏無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47頁）。

　　蒲魯東的假社會主義“想把信貸制度的特殊應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廢除變為社會改造的基礎，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46頁）。

　　馬克思在談到寫作《論蒲魯東》一文的目的時說：在這一篇文章中，“某些十分無情的打擊看來是為蒲魯東預備的，實際上都擊中我們的‘阿基里斯’”（指拉薩爾），“并且是存心這樣做的”（《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五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6頁）。

　　正是由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在德國傳播科學社會主義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斗爭，才為一八六九年德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第四，一八六四年九月第一國際的成立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件大事，為了使德國工人運動擺脫拉薩爾宗派主義的羈絆，走上正確的發展道路，馬克思曾期望“全德工人聯合會”參加國際，以便通過國際的活動來影響德國無產階級，使他們的斗爭建立在無產階級階級斗爭原則和國際主義的基礎上。

　　但是，拉薩爾的繼承人施韋澤和哈茨費爾特夫人等卻制造各種借口阻撓“聯合會”參加第一國際。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直接同拉薩爾的繼承人進行斗爭。

　　馬克思在一八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寫給施韋澤的信中，集中批判了拉薩爾派的宗派主義。

　　信中指出：拉薩爾“一開始就使自己的鼓動帶有宗教的、宗派的性質”。“因為他是一個宗派的創始人，所以他否認同德國和外國以前的工人運動有任何天然的聯系”。

　　信中明確地批判了施韋澤打著階級運動的幌子進行宗派活動的兩面派本質，指出：“您實際上是要求階級運動服從特殊的宗派運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71頁）。

　　后來，馬克思和恩格斯更尖銳指出：“拉薩爾派多年來一直是組織無產階級的絆腳石，而最終成了警察手中的簡單工具。”（《所謂國際內部的分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頁）

　　六十年代，隨著工人運動的高漲，國家的統一成了當時德國政治生活中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在對待德意志的統一問題上，在德國工人運動內部，存在著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

　　一條是革命的路線，即馬克思、恩格斯堅持主張的，德國的統一必須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不斷加強與民主力量的聯合，反對普魯士封建王朝，通過自下而上的人民群眾的斗爭，消滅一切封建勢力，實行民主改革，最后達到全國的統一。這條路線符合無產階級革命的長遠利益。

　　另一條是拉薩爾的機會主義路線，即為了向普魯士王朝求得普選權，全力支持俾斯麥通過王朝戰爭，自上而下統一德意志，從而鞏固普魯士地主在統一的德國中的統治地位，這是一條完全背叛無產階級革命的路線。

　　當時在德國首先擁護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路線、反對拉薩爾機會主義路線的，在“全德工人聯合會”中有威廉·李卜克內西、白拉克等人。

　　倍倍爾當時領導著“德意志工人協會聯合會”（成立于一八六三年六月，領導權最初掌握在資產階級自由派手里，一八六四年倍倍爾當選為該組織領導成員后，逐漸向左轉，成為無產階級的獨立組織。一八六七年倍倍爾任該聯合會主席），也積極反對拉薩爾的機會主義路線。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他們進行了幫助和指導，告訴他們在同拉薩爾派的斗爭中“不要著急”，要“做得機智”（《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5項），同時要注意和小資產階級政黨劃清界限等等，并幫助他們把先進分子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對拉薩爾派進行堅決的斗爭。

　　李卜克內西、白拉克等人從一八六五年起到一八六九年六月先后退出了“聯合會”，他們同倍倍爾一起，于一八六九年八月七日至八日，在德國的愛森納赫城召開代表大會，成立了德國無產階級的政黨——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后來通稱愛森納赫派。

　　愛森納赫派基本上執行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路線，參照第一國際的綱領，制定了自己的綱領，并宣布參加第一國際。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成立是馬克思主義反對拉薩爾主義斗爭的一個重大勝利。從此，德國工人運動就分成了兩派：革命的愛森納赫派和機會主義的拉薩爾派。

　　一八七〇年七月，普魯士王朝和法國統治者為爭奪歐洲霸權，爆發了歷史上有名的普法戰爭。法軍首先進攻。不幾天普軍卻全面反攻進入法境，直逼首都巴黎。這場戰爭引起了法國一八七一年三月的巴黎公社革命。由于普魯士在戰爭中獲勝，促成了德國的統一。

　　德國的愛森納赫派和拉薩爾派在如何對待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革命的問題上斗爭尤為激烈。愛森納赫派堅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路線，在戰爭爆發前和戰爭初期，堅決譴責普法戰爭的雙方政府都是為了王朝的利益。

　　他們在普魯士議會表決戰時公債時，先以棄權表示反對，后則堅決投反對票，他們還在自己的報刊上發表了馬克思寫的關于普法戰爭的宣言。

　　當他們遭到反動政府迫害時，仍然繼續堅持斗爭。巴黎公社革命爆發后，他們又滿腔熱忱地給予支持和聲援。恩格斯贊揚他們說：“德國工人在最近這次大危機的時期表現得很出色，……倍倍爾是他們的杰出代表”（《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內西》·一八七—年六月二十二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39頁）。

　　與此相反，拉薩爾派奉行狹隘民族主義政策，不支持巴黎公社。對于普法戰爭，拉薩爾派則奉行資產階級沙文主義政策，支持本國反動統治者的侵略戰爭。

　　為了替他們的機會主義立場辯護，拉薩爾派的頭目施韋澤竟胡說普法戰爭中由于法國首先挑起戰爭，對德國來說，不僅是對德意志人民的戰爭，而且是對社會主義的戰爭。因而提出每一個德意志人要為祖國而戰的荒謬口號。

　　他們還無恥地給愛森納赫派扣上了一頂“賣國賊”的大帽子，派出他們的鼓動員，四處奔走進行惡毒攻擊，妄圖搞垮愛森納赫派。但是，他們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在斗爭中，愛森納赫派的威信越來越高，拉薩爾派則眾叛親離，他們中的一些活動分子和群眾日益轉向愛森納赫派，組織日趨瓦解。

　　一八七二年，拉薩爾派頭子施韋澤與俾斯麥勾結并領取秘密津貼的事件被揭發了出來，更引起該派下層群眾的不滿，迫使該派的頭目們耍了一場“換馬”計，把施韋澤開除出去，借以繼續欺騙群眾。

　　通過普法戰爭，普魯士王朝雖然自上而下統一了德國，于一八七一年一月宣布德意志帝國成立，但是，在德國統一問題上代表正確路線的仍然是愛森納赫派。

　　正如列寧所說：“只有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的徹底民主主義的和革命的策略，只有他們對民族主義的‘不妥協精神’，只有他們在統一德國和‘自上而下’革新德國問題上所抱的不調和態度，才能為真正的社會民主工黨奠定牢固的基礎。”（《奧古斯特·倍倍尓》，《列寧全集》第19卷第2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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