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統治下的蘇聯，根本不是如他們所吹噓的什么“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地地道道的商品化社會。由于蘇修叛徒集團在蘇聯全面復辟資本主義，實行資產階級專政，使蘇聯原先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國營企業和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逐步蛻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企業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控制下的資本主義經濟。商品貨幣關系已滲透到社會的一切領域和每個細胞，整個蘇聯社會表現為“一個驚人龐大的商品堆積”。

　　十月革命勝利后不久，偉大的列寧鑒于在社會主義一定階段商品貨幣關系不可避免地存在這一客觀事實，曾反復強調，蘇維埃政權在利用商品貨幣關系的同時，要特別警惕和防止資本主義從這里孳生和泛濫起來。

　　為此，列寧一九二一年在《勞動國防委員會給各地蘇維埃機關的指令》中強調：“工人國家”必須使“資本主義關系只在一定限度內發展”，要“控制這種關系”，“確切地研究這種現象的范圍”，找出“對它進行監督和控制的適當（不是壓制，確切些說，不是禁止）方法。”

　　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集團上臺后，公開背叛列寧的教導，鼓吹無限制地擴大商品貨幣關系。赫魯曉夫帶頭鼓吹要把“產品自由買賣的原則逐漸擴大到一切經濟部門”。

　　勃列日涅夫集團開始推行所謂“經濟改革”以后，蘇聯經濟學界進一步大造全力發展商品貨幣關系的輿論，大肆鼓吹盧布是“火車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是國民經濟的“杠桿”等等。

　　蘇修叛徒集團不僅口頭上這樣講，而且行動上正是這樣干的。多年來，他們通過一系列決議、條例，取消對商品流通領域的種種限制，無限度地擴大商品交易的范圍。這首先表現在生產資料的自由買賣上。

　　早在一九五五年，蘇聯最高蘇維埃就決定取消一九五一年最高蘇維埃通過的關于禁止出售、交換不用的設備和材料的規定。

　　一九五七年開始推行產銷單位的直接售購制度。

　　一九五九年蘇聯又決定對一些重要的生產資料，如汽車、拖拉機、電機設備等實行自由出售，取消這些物品的統一調撥分配制度。

　　一九六五年，蘇聯《社會主義國營生產企業條例》規定：企業可以自由買賣“多余”的生產資料，可以出租“暫時不用”的廠房設備。目前在蘇聯各地都有生產資料自由市場，買賣的產品從機床、起重機、發電機、汽油、無縫鋼管、儀表直到火車頭，應有盡有。

　　至于在農村，蘇聯一九六九年頒布的新的《集體農莊示范章程》規定，集體農莊主席有權支配農莊的財產和資金，有權自由買賣農業機器等生產資料。

　　而一九六八年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的《土地立法原則》甚至規定集體農莊有權轉讓或變相出租農莊使用的所謂“國有”的土地。《蘇聯集體農莊市場新標準條例》規定：“對市場價格不采取任何限制與調整”，“禁止在市場上向交易者索取自產證”，公然支持投機倒把活動。

　　由于蘇修取消了對自由市場的一切限制，使蘇聯農村的私人“副業”大肆泛濫，城鄉自由市場空前“繁榮”。蘇修報刊上偶爾也刊登些新資產階級分子的情況，假惺惺地表示蘇修當局是在反對和制止這些現象。

　　其實，這些投機倒把分子、地下工廠主、農場主、牧場主等新資產階級分子正是蘇修當局奉行的修正主義路線的產物。勃列日涅夫集團既是蘇聯最大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也是一切新興資產階級政治上的代表。

　　商品貨幣關系在企業經營管理方面的主要表現就是“利潤掛帥”、“物質刺激”。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一伙曾經帶頭鼓吹“應當提高利潤和贏利的意義”，“贏利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起著重要的越來越大的作用”。

　　蘇修報刊也跟著說：“經濟核算企業的直接的特殊目的，是取得最大利潤”，“取得最大利潤是社會主義經營管理的最主要的原則之一”，等等。

　　所有這一切，歸結為一句話：辦企業就是為了賺錢，能賺錢就是一切。

　　正如馬克思在說明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時所指出的：“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在蘇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看來，“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是為了金錢而存在的，連他們本身也不例外，因為他們活著就是為了賺錢，除了快快發財，他們不知道還有別的幸福”。

　　蘇修叛徒集團把“物質刺激”作為發展生產的主要手段。在“利潤掛帥”、“物質刺激”的推動下，把持蘇修企業領導大權的官僚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根本不關心企業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而把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潤作為經營企業的主要目的和最高準則。

　　利潤原則支配著他們的生產方向和數量。就連蘇聯《消息報》也不得不承認：“工廠的某些領導人不愿意考慮市場的需要，停止生產居民非常需要的產品”，“因為這些產品的贏利率低”。

　　隨著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利潤不斷升高，他們對工人的剝削也越來越殘酷。據統計一九七三年，蘇聯工業部門中的剝削率竟高達百分之二百左右，較之一九○八年沙皇俄國工業部門的剝削率高出一倍之多。

　　勞動力重新淪為商品是今天蘇聯社會商品化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的重要標志。曾經是企業和農莊主人的工人和農莊莊員，重新處于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再度淪為雇傭奴隸，靠出賣勞動力為生。

　　蘇聯《經濟問題》雜志（一九六七年第七期）曾直言不諱地宣稱：“勞動力在社會主義下是商品”。

　　目前在蘇聯各地有所謂“居民情況和就業局”，通俗些說就是勞動力交易所。勞動人民要出賣勞動力到那里登記；官僚資產階級要雇傭工人到那里掛號。它作為中間人負責搭橋拉線，促其成交。

　　據蘇聯《蘇維埃立陶宛報》今年六月透露，這個共和國的五個大城市和兩個發展中的區域中心有“居民情況和就業局”，它們去年為一千多個企業和組織以及數萬名居民找到了工人或雇主。

　　又據蘇聯《塔吉克共產黨人報》今年五月透露，杜尚別的“居民情況和就業局”自從一九六九年開業到現在，就有五萬八千多人到那里登記待雇，其中四萬三千人已被“企業和組織”招雇走。

　　蘇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還仿效西方資本家的做法，經常在報紙上刊登招雇職工的廣告；有的要教授科長，有的要工人技師，有的只要“單身工人”，有的則以“保證舒適的住宅”為誘餌等等。工人被雇傭到工廠以后，唯一的任務，按照勃列日涅夫的說法，就是“多勞動，多多勞動！”把持企業大權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所夢寐以求的是如何從工人身上榨取更多剩余價值。

　　在今天的蘇聯，不僅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商品化，而且由于貨幣滲透到政治文化領域，就連官爵、學位、文憑也都變成了商品。在蘇聯，賣官鬻爵早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

　　就連蘇聯一個加盟共和國黨的全會也不得不承認：“營私舞弊、收買、賄賂……等現象滲透到干部政策中”，“一些詭計多端、貪污行賄、敲詐勒索分子往往通過不正當的途徑竊取到領導職務”，“‘訂購’部長寶座”，在一些“黨、國家和經濟機關充斥著野心家、貪污犯和受賄者”。

　　近幾年在蘇聯出現一些造假文憑、生產假學者和冒牌科學博士的“工廠”。據蘇聯《消息報》透露，一個擁有五—六個成員的專門制作蘇聯貿易學院、商業學院、造船學院、西北工學院等高等學校文憑的“工廠”，僅在二年內，就賣出了數百張“文憑”，每張售價上千盧布。

　　蘇聯《文學報》一九七四年第二十三期供認，蘇聯雅庫特國立大學經濟學聯合委員會就是一個專門“生產假學者和冒牌科學博士的‘工廠’。”

　　資本主義制度下婦女被當作商品的腐朽現象在蘇聯又重新出現。賣淫現象日趨嚴重，買賣婚姻，一夫多妻在全國許多地區頗為盛行。據蘇聯《消息報》透露，在莫斯科竟然出現“出租丈夫”和“出租妻子”的“行業”。由于家庭關系不穩定，離婚現象越來越普遍。

　　蘇聯《文學報》一九六九年援引的蘇聯官方統計數字，蘇聯當年登記結婚和登記離婚的比例是：一九五○年一百比三，一九六○年一百比十，一九六七年一百比三十；蘇聯《經濟問題》雜志透露，一九七二年的比例則為一百比三十三點三，成了世界上離婚率最高的國家。

　　總之，在當今的蘇聯，金錢是“萬能法寶”，一切都成了商品，“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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