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處在一個社會大變動的時期。在這場大變動中，中國資產階級在短短幾十年內，走完了西方資產階級在幾百年間完成的從興起到衰落的歷程。

　　資產階級革命家章太炎，作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和思想代表，他的從尊法反儒轉向尊孔讀經的一生，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從進步轉向倒退的一個縮影。從他思想演變的過程，可以看出中國近代儒法斗爭的實質及這場斗爭與整個階級斗爭的關系。

　　一

　　章太炎的尊法反儒思想，是在斗爭中逐步形成的。

　　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年），原名炳麟，浙江余杭人，太炎是他參加革命后所起的號。他年輕的時候曾經學習封建舊文化。甲午（一八九六年）戰爭失敗后，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發展成為一場政治運動。他毅然走出書齋，先后擔任了《時務報》、《昌言報》的主筆或編輯，為維新變法大喊大叫。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總要分為左、中、右。維新派內部并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充滿著矛盾和斗爭。在《時務報》館中，就展開了一場究竟是尊孔還是反孔的激烈爭論。

　　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啟超、麥孟華等人，是上層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與地主買辦階級有著密切的聯系。他們要求變法維新，但不敢同封建頑固勢力徹底決裂，又害怕人民越出他們所指定的軌道，就選擇了“托古改制”的道路。

　　康有為一伙打著孔丘旗號，想利用孔丘的權威去抵制封建頑固勢力，“秩序井然”地自上而下實行變革。正如康有為自己所供認的：“布衣改制，事大駭人，故不如與之先王，既不驚人，自可避禍。”（康有為：《孔子改制考》）

　　章太炎與康有為一伙不同。他的社會地位比較低，和清王朝以及封建頑固勢力的聯系也比較少。他早在詁經精舍讀書的時候，眼看著中國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就已急切地盼望著變革，“尋求政術，歷覽前史，獨于荀卿、韓非所說，謂不可易。”（《菿漢微言》）

　　甲午戰爭后，他如饑似渴地閱讀日本和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社會學方面的書籍，從中尋求“學理”。因此，他不同意神化孔丘，不贊成建立孔教，直言不諱地把這些做法斥為“狂悖恣肆，造言不經”（《與譚獻書》）。

　　在《時務報》館內部發生的這場爭論，看起來是學術上的兩種學派之爭，實質上反映了思想上政治上兩條不同路線的沖突。它預示著日后將有一場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改良派斗爭風暴的來臨。

　　康有為的徒子徒孫們對章太炎非常不滿，揚言要痛揍章太炎。口頭不行，想動拳頭，這正說明了他們在理論上的無能和虛妄。章太炎無法和他們開展正常的辯論，只得憤而離開了《時務報》館。

　　章太炎在離開《時務報》館后，經受了一場更大的風浪考驗。一八九八年，洋務派頭目、湖廣總督張之洞寫了宣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勸學篇》，鼓吹儒家的三綱五常是“中國神圣相傳之至教，禮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

　　當時，章太炎恰正接受了張之洞的邀請，來武昌籌備辦《正學報》。章太炎針對《勸學篇》中對“忠君”的鼓吹，指出：首先是“上思利民”、“朋友善道”，然后才談得到“憔悴事君”。既然清王朝二百多年來，一貫“視民如雉兔”，那末，要人民講忠愛，那就只有等到“革命以后”（《艾如張董逃歌序》）。

　　張之洞一伙聽了這種大逆不道的議論，氣得幾乎連辮子都要翹起來了。他們派人把章太炎捆起來毒打了一頓，扣留了他的行李，把他趕出了武昌。

　　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毒打沒有嚇倒章太炎。他針對康有為《孔子改制考》一書對商鞅、韓非等法家的攻擊，寫下了《商鞅》一文，憤慨地指出：“商鞅之中于讒誹也二千年，而今世為尤甚”，“世徒見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凡非議法家者，自謂近于維新，而實八百年來帖括之見也。”

　　年青的章太炎，就這樣以尊法反儒斗士的姿態開始了他的政治道路。由于當時他在政治上與資產階級改良派藕斷絲連，思想上的反儒也還是很不徹底的。

　　他在《客帝》《分鎮》這兩篇文章中，提議讓清朝皇帝退位去作一名地方官，而以孔子為名義上的皇帝，以便放手讓全國各地實行維新變法。

　　然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危險日益嚴重。特別是沙俄帝國主義的魔爪深深伸進了中國東北和長城以北廣大地域，“神州之命，制于朔方。倨牙朝磨，夕飫于腸。”（《祭維新六賢文》）

　　實踐證明：改良主義道路走不通。在新形勢下，資產階級內部加速分化。上層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繼續頑固地走改良主義的道路。廣大中下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分子，紛紛走上了以推翻清朝統治為目標的革命道路。章太炎也正是在這時徹底與改良派決裂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新耶復舊耶，等此一邱貉。”（《西歸留別中東諸君子》）

　　這就是他對康有為這些“新黨”人物所作的批判。他痛感只有革命才能挽救中國，不然的話，中國將會永遠淪為“歐美之陪隸”（《客帝匡謬》）。

　　階級斗爭的現實教育了章太炎，使他的尊法反儒思想發生了一次飛躍。他認識到在《客帝》等文中所提出的主張，實質上是“棄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訄書》批改本手稿）。

　　這就是說，如果放棄革命而崇奉孔丘，就是作了為統治者擺人肉筵席的幫兇。他對自己作了公開的自我批判，指出尊奉孔丘是“飾茍且之心，棄本崇教，其違于形勢遠矣”（《客帝匡謬》）。

　　二

　　一九〇一——一九〇五年，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崛起的時期，也是中國各個階級及不同集團在思想上政治上斗爭特別激烈的年代。

　　反革命頑固派加強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利用孔子的忠孝仁愛一類說教麻痹人民，阻止人們走向革命的道路；而資產階級改良派，尊孔保皇，“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為尤甚”（孫中山：《革命原起》）。

　　資產階級革命派剛登上政治舞臺，朝氣蓬勃，對未來充滿信心，高高地舉起了尊法反儒的旗幟。在如火如荼的戰斗歲月里，章太炎投身于革命運動，進行了大量的宣傳和組織工作，成了當時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名旗手。

　　他在一九〇一年所寫的《秦獻記》和在差不多期間寫成的《秦政記》，就是兩篇尊法反儒的杰作。章太炎盛贊秦始皇，指出：他“誅滅名族，不使并兼”，沉重打擊了奴隸主豪強勢力；他取消了奴隸制的分封制，身為帝王，“而子弟為庶人”；他信守法家的用人原則，“所任將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他以身作則地遵守法令，“不妄誅一吏”。

　　章太炎認為，如果秦始皇長壽或后繼得人的話，“雖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還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革命措施，指出：“不燔‘六藝’，不足以尊新王。”

　　他引用了豐富的歷史資料，說明焚書是秦王朝自商鞅以來一貫奉行的政策，是儒家“滑稽便辭而不可軌法”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章太炎駁斥了歷代反動派把秦的滅亡歸因于堅持法治的謬論，指出秦王朝滅亡是因為“六國公族，散處閭巷之間”，念念不忘“復其宗廟”，而秦二世胡亥又不成器。

　　因此，秦“卒亡其國者，非法之罪也”。這兩篇史論，旗幟鮮明，是自從西漢鹽鐵會議上桑弘羊的發言和唐人柳宗元《封建論》以后，勇敢地為秦始皇和法家辯護的又兩篇好文章。它們的出現，反映了章太炎本人和他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當時是生氣勃勃的。

　　《訄書》，是章太炎這一時期所寫的另一部主要著作。這部書初版于一九〇〇年，帶有相當濃厚的改良主義色彩；但在一九〇二年，他的思想隨著革命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對《訄書》作了很大修改，于一九〇四年出了新版。

　　這部著作，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立場上，對兩千多年的儒法斗爭作了總結。在《訂孔》篇中，他借用一個日本學者的話指出：孔丘實是中國的“禍本”，中國二千年來“更八十世而無進取者，咎在于孔氏”。

　　他認為，孔丘沒有多少學問，《論語》也并不高明。孔丘和他的末世信徒是一丘之貉，就象雙手沾滿農民鮮血的王守仁、曾國藩等劊子手一樣，是憑借著反革命政治勢力才把自己的地位抬高起來的。

　　他在《學變》、《學蠱》、《王學》、《清儒》等文中，進一步對從董仲舒到宋明理學的儒家代表人物和思潮，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而對堅持法家路線的許多代表人物，則給予表彰和肯定。他對于王充敢于懷疑和批判孔老二，給予很高的評價。

　　一九〇三年，章太炎發表了著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痛斥康有為鼓吹孔孟之道、反對革命的種種謬論。這篇戰斗檄文直斥光緒皇帝載湉是“未辨菽麥”的“小丑”，揭露載湉借支持維新變法以“交通外人，得其歡心”的賣國主義本質，強調“撥亂反正，不在天命之有無，而在人力之難易”。

　　文章還鮮明地肯定了李自成農民起義和義和團運動，并據此駁斥了康有為誣蔑中國“民智未開、不能革命”的謬論，指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

　　這篇文章揭露了封建統治者尊孔的反動目的，指出清朝統治者“尊事孔子，奉行儒術”，是為了“便其南面之術，愚民之計”。這在當時是相當深刻的見解。

　　章太炎的尊法反儒言論，充滿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精神，嚇壞了那些新、老尊孔論者。他們氣急敗壞地聲稱要將《訄書》焚毀，使之永絕于天地之間。

　　在這種高壓政策下，書店被嚇得不敢出售《訄書》。清朝政府還一手制造了《蘇報》案，勾結帝國主義把章太炎抓進了租界的監獄。但是，這只能是心勞日拙，革命思想的傳播豈是牢房和囚籠所能阻遏得了的！

　　三

　　在辛亥革命準備時期，革命愈向縱深發展，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兩種思潮、兩條路線的斗爭也就愈加激烈、愈加深刻。

　　一九〇六年四月，清朝政府發布上諭，強調以“忠君、尊孔”為教育宗旨，規定經學為全國學堂的必修科目，學生每天都得唱歌禮贊孔丘，如逢孔丘誕日，必須致祭作樂。

　　資產階級改良派也賣力地鼓吹“尊孔”。康有為陸續寫了《孟子微》、《論語注》、《中庸注》等書，將儒教的封建理論與西方的資產階級社會學加以粘合，號稱是“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這實質上是讓孔老二借尸還魂，替古老的封建僵尸穿上時髦的資產階級新裝。一九〇六年六月，章太炎刑滿出獄東渡到日本，在東京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

　　他對孔丘和儒家學說作了進一步的批判。當時，康有為把孔丘說成一個為百世制法的維新派首領，梁啟超吹噓孔丘是一個“最惡貴族政治”和“摧滅貴族政治”之功“最偉”的偉人。

　　章太炎對他們的論調一一作了駁斥。他指出，孔丘生在“貴族用事的時代”，根本“不敢去聯合平民，推翻貴族政體”。孔丘所向往的，只不過是“依人作嫁”，成為“帝師王佐”，削尖腦袋擠進貴族的行列。（《演說錄》）

　　至于《春秋》，無非是一本最早的編年史，論其觀點，“上不如老聃、韓非，下猶不逮仲長統”，根本不是什么垂之百世的“憲章”。漢代以來，官號、郡縣、刑罰制度，都“本之秦氏”，要說為后世制法者，應當說是李斯，而“非孔子甚明”（《原經》）。

　　章太炎還用許多生動的事實，揭露了孔丘“湛心榮利”、“嘩眾取寵”、“詐偽”、“忌刻”的丑惡面目。

　　他引王充《論衡》的記載指出，少正卯在魯國講學時，孔門學生都到他那兒去聽講，孔丘做了魯國司寇后便立即把少正卯殺掉。孔丘甚至還想暗殺了解他底細的老師老聃，嚇得老聃趕忙遠逃，可見其心術的險惡。

　　章太炎還引了奴隸起義領袖柳下跖評論孔丘的一段名言：“魯國之巧偽人孔丘”，“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幸于封侯富貴者也。”認為這段話刻畫出了孔丘真面目。

　　章太炎還以鮮明的革命態度批判了孔丘的“中庸”哲學，指出所謂“中庸”，就是“宗旨多在可否之間，論議止于函胡之地”的政治投機術。他尖銳地指出，孔丘本人就是一個“便辭利口，覆邦亂家”的政治騙子；而“今日所謂名臣大儒”，也都是“以富貴利祿為心”的政治投機分子。（《論諸子學》）

　　人的思想是隨著革命實踐的發展而發展的。正是在資產階級革命迅速發展的基礎上，章太炎對孔丘和儒家的批判，在思想深度上，遠遠超過了王充和李贄。

　　一九〇八年，當德帝國主義加緊掠奪山東路礦利權時，與山東人民的奮起反抗恰正相反，孔門后裔竟用軍樂吹吹打打把德皇威廉二世的畫像迎進了“衍圣公府”。

　　這一事實生動地教育了章太炎及當時的人們，使他們認識了反帝必須反孔這個真理。章太炎憤怒地揭露了“衍圣公”的賣國嘴臉，號召人們“為義和團，無為衍圣公”，對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浴血奮戰，寧死不屈。（《中國之川喜多大尉袁樹勛》）

　　近代中國這場尊法反儒和尊儒反法的思想論戰，是中國資產階級政治革命輿論準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場論戰中，議論的是古人，為的卻是現實。

　　既然孔丘這個千百年來統治著人們思想的龐然大物可以打倒，那么，清朝皇帝這個現實政治生活中的統治者又為什么不可以推翻呢？這就是當時章太炎同尊儒反法思潮斗爭的政治意義。

　　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但這場革命以妥協而告終，沒有徹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帝國主義的走狗、大軍閥袁世凱竊奪了革命果實，建立了地主買辦階級的北洋軍閥政權。

　　袁世凱這個大軍閥頭子為了在中國達到復辟帝制的目的，抬出孔丘這個復辟的祖師作敲門磚，掀起了一股尊儒反法的逆流。在這股復辟逆流中，舉大旗的是原資產階級改良派頭子康有為。

　　他如喪考妣地大罵辛亥革命使“數千年文明之中華，一旦淪胥，至為無教之國”（《孔教會序》），叫嚷必須繼續崇奉孔孟之道，并將孔教列入憲法，定為國教。

　　有趣的是外國帝國主義也在這時候格外賣力地吹捧起孔老二來了。復辟派到處建立孔教會，帝國主義分子則為孔教會搖旗吶喊，說儒家學說是中國的國寶，鼓吹中國人民應當繼續頂禮膜拜。正是在這樣一片鼓噪聲中，中外反動派聯合絞殺了辛亥革命。

　　資產階級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使章太炎從對袁世凱抱有幻想的迷夢中驚醒過來。章太炎面臨著復辟帝制的反動逆流，于一九一三年秋冒著生命危險趕到北京，“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魯迅：《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章太炎在當時是有名的革命思想家。袁世凱礙于輿論，對他殺又不是，放又不是，就軟禁了他，派憲兵對他嚴密監視，不準他外出，不準他議論時政。

　　就在這年冬天，章太炎在住宅中開辦國學會，講授史學、文學、文字學和諸子學，并陸續寫了《駁建立孔教議》等文章，不顧敵人的囚禁和威嚇，痛斥提倡孔教會者為“怪妄”。

　　他指出，董仲舒神化孔丘、獨尊儒術，結果是敗壞了漢朝政治，“曾不須臾而巫蠱之禍作”（《駁建立孔教議》）。

　　在國學會講課中，他再次強調指出：“大抵孔子乃春秋時一政客，其七十子之徒，不過其政黨中之黨員耳。”（金毓紱：《國學會聽講日記》）

　　他還在國學會門口貼了一張通告，聲明國學會與孔教“絕對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會而復愿入本會者，須先脫離孔教會”（顧頡剛：《古史辨自序》）。

　　他還辛辣地嘲諷了袁世凱帶頭演出的祭天、祭孔丑劇。章太炎指出，古代統治者用祭天、祭孔一類辦法顯示自己秉承天命的威嚴，欺騙和壓迫“群黎百姓”；但是，現在時代變了，再想騙人，辦不到了。這樣做，只不過“徒可自欺”而已。（《禮隆殺論》）

　　事實證明，辛亥革命后展開的這場儒法論爭，實質上是一場復辟與反復辟的斗爭。章太炎同當時思想界出現的這股尊儒反法逆流的斗爭，直接配合著當時正在高漲中的反對袁世凱復辟的政治搏斗，在一定程度上替倒袁運動進行了輿論準備。

　　袁世凱在當時雖然是個龐然大物，氣勢洶洶地登上了皇帝的寶座，但在全國人民反對下，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就垮臺了。后來張勛搞復辟，也只有十二天，就作鳥獸散。復辟夢總是做不長的。

　　五

　　章太炎作為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家，在政治上從來沒有超出舊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他的資產階級屬性，決定了他不可能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對孔丘和儒法斗爭作出階級分析。

　　他在批判孔丘時，常常不加分析地推崇孔丘在編寫歷史、整理文獻、從事教育等方面的“貢獻”。他不懂得，孔丘所有這些活動，都離不開維護沒落奴隸主階級利益這個根本目的。也正是由于階級的局限，章太炎即使在跟袁世凱作斗爭的時候，也已經不象辛亥革命前那樣旗幟鮮明了。

　　從《訄書》的修訂并改名為《檢論》，就明顯地反映了他思想上的倒退。在《檢論》中，盡管他對柳下跖仍然抱著歌頌的心情，但卻刪掉了原有的不少鼓吹革命的文章，并對曾國藩這些反動道學家給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他在尋找中國的出路，但又找不到出路，陷于在歧路上彷徨、徘徊而不能自拔的境地。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革命的不徹底性，在他身上充分地表現出來。

　　辛亥革命失敗后，國家的情況一天天壞下去。資產階級由于自身的軟弱性和革命的不徹底性，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聯合進攻面前敗下陣來，一籌莫展。

　　五四運動一聲春雷，宣告了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從此，中國資產階級的歷史地位發生了重大變化。在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他們雖然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充當革命的同盟者，但歷史的進程注定了這個階級是沒有前途和出路的。

　　章太炎作為這個軟弱的階級的一個政治代表，在這時也就逐漸脫離了革命的實踐，退回到寧靜的書齋中去向故紙堆討生活。他的晚年，正如魯迅所指出的：“既離民眾，漸入頹唐”，“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儒宗”（《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這位在青年時候曾經痛罵光緒皇帝是“載湉小丑”的叛逆者，現在卻說什么：“民國但有長屬，不稱君臣，然上下之序一也。作亂犯上可為乎？”（《菿漢昌言》）

　　他參加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所歡迎的以“尊孔讀經”為中心的復古主義逆流。他跟著反動派一起鼓吹“讀經有千利而無一弊”，“救國之道，舍讀經而末由”（《論讀經有利而無弊》），背叛了他光榮的戰斗歷史，投向先前的敵人營壘中去了。

　　但是，章太炎畢竟是章太炎，他直到去世也還是一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他對蔣介石為頭子的買辦階級的賣國政策，是至死都表示反對的。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后，他憤慨地指責蔣介石出賣東三省，說：“有此總司令，有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與孫思昉論時事書》）

　　他強烈反對國民黨反動派“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指出：“怯于御敵而勇于內爭，此正今日大忌。”（《答張季鸞問政書》）

　　這時的章太炎，對法家仍然是推崇的，但其內容已和革命時期的尊法有實質上的不同。過去他推崇法家是為了鼓吹變革，這時他推崇法家是為了希望能兼用“民治”與“獨裁”兩種方法治理國家。

　　他說：“處承平之世，獨裁如商君、武侯，民治如今遠西諸國可也。若夫奸人成朋，貴族凌逼，上以侵其主，下以賊其民庶，非有老子、韓非之術者，固無以應之。”（《老子政治思想概論序》）

　　他想向大資產階級爭“民治”，對革命人民講“獨裁”，繼續走他過去走過的那條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然而，時代不同了，結果也不一樣。革命實踐的發展早已證明了，這條道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只能是一條死胡同；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唯一的光明前途。誰想走回頭路，就必然要淪為時代的落伍者。

　　先前，敵人的拷打、囚籠、咒罵、圍攻，都沒有能迫使他放棄尊法反儒的立場；然而最后卻由于不能適應歷史潮流的前進，這位資產階級革命家“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墻，和時代隔絕了”（魯迅：《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他在晚年自己否定了自己，導致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沒落。

　　章太炎從尊法反儒走向尊孔讀經，這不只是個人的悲劇，而是深刻地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的特點。其實，中國資產階級當它還處于革命時期的時候，它在思想戰線上所進行的斗爭也是很脆弱的。

　　“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無力和世界已經進到帝國主義時代，這種資產階級思想只能上陣打幾個回合，就被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的反動同盟所打退了，被這個思想上的反動同盟軍稍稍一反攻，所謂新學，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卻，失了靈魂，而只剩下它的軀殼了。”

　　章太炎也好，別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也好，都不能徹底戰勝封建主義的舊文化。這個任務只有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才能完成。

　　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先進世界觀，它同一切傳統觀念實行了最徹底的決裂，在同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舊文化的斗爭中發展起來，而且只有在斗爭中才能發展起來。它的戰斗力是任何別的階級的世界觀都不能比擬的。

　　章太炎是歷史的一面鏡子。我們從他的身上，不僅可以了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演變，而且可以認識到這樣一個嚴酷的事實：一個革命者，如果在革命的征途中不能不斷地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使自己適應歷史發展的潮流，不斷地前進，那末，盡管他在革命的前一階段作出了這樣或那樣的貢獻，最后卻難免會用自己的手毀滅了自己。章太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這一點卻值得后人引以為鑒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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