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讀此文,供大家參考思考。“我們既要具體地考察這一舉措對性別政治的影響,也要看到其背后潛藏的一種趨勢。
作者/Iosif Silinov
排版/真知子
校對/高正陽
原編者按:性別議題是個復雜的問題、沖突劇烈的問題也是個必須要面對的問題,社會風尚也是一個動態的建構的過程。祖宗之法并非不可變,川派火鍋以辣為主的范式也是近代才建構出來的,走入尋常百姓家更是近二十年的事情,新中國哪來的這么多所謂的“傳統”,短褐穿結之人為何要尊孔復古,而禮禮呢?即使上溯到西周時的“六禮”,也是王公貴族的專利,并非匹夫布衣之事,如果您真是王子公孫,我也只能理解您想克己復禮的心情。
胖東來最近很火,當然,它的熱度一直很高。在最近于東來親自操刀搞的新規之前,胖東來就因其獨特的公眾形象很有熱度。首先,作為河南地方性的,在消費市場有一定壟斷地位的大型超市,胖東來的高質量、高服務、高價格路線占據了一個十分有利的生態位,其內部的員工福利看起來也不錯。因此,胖東來在我國私人資本中成為了一個獨特的現象,很多人也因而將胖東來視為一種新事物、新道路的象征,在于老板的新規之前,就已經有很多人對其抱有期望了。
具體到最近于老板推廣的新規,要求員工以不啃老的方式買房、結婚娶嫁不要大搞等一系列政策,在現有的輿論場內無疑已經走向了風口浪尖,成為了新一輪輿論戰和認知戰的中心。現在的“具體戰況”,我們無需贅言,無非是一些人在夸,一些人在罵。無論是夸還是罵,都圍繞著宗派主義的性別利益展開,譬如說為彩禮所困的男性網民普遍對這一事物抱有同情和期待,而從彩禮制度中得利的一方,或者自認為不為彩禮所困的一部分人,則站在了它的對立面,齊聲批判、口誅筆伐。大家眾說紛紜,甚至在罵戰中多少上升到了政治哲學的高度——或者說,這一新規是所謂社會公權力侵犯私權,是資本家奪取基層治理的陣地;或者說,彩禮制度本身就是不平等基礎上的轉移支付,應當廢除。
可問題僅僅停留在這一層面嗎?在我看來,并非如此,我們既要具體地考察這一舉措對性別政治的影響,也要看到其背后潛藏的一種趨勢。對于性別問題,既然現在已是沸沸揚揚,胖東來的這一新規無非是做做試驗,做做嘗試,不管能否走通,都是把現在的局面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也正因此,僅僅從性別政治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顯然是十分粗淺的。為何這么說呢?就像很多人批判所謂“無孩愛貓女”時,指出其過分專注性別議題和個人利益,而對宏觀問題漠不關心、一無所知乃至在實質上淪為毫無建設意義的蛀蟲一樣,如果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也僅僅從性別問題的視角出發,而非將其置于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的整體性視角之下,我們也會成為“無孩愛貓女”的鏡像。
不管是否將最近的新規納入考察范圍,胖東來在實質上都是壟斷企業利用超額利潤建設內部福利體系,進而形成超階級的企業認同,在此基礎上塑造一個共同體,實際上就是一種不自覺的法團主義實踐。這種法團主義實踐依托胖東來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取得了一定范圍內的成功,因此才會有許多苦于剝削的勞動者對某種意義上的“胖東來模式”抱有同情和期待。很大程度上,這種不盡真實的良好形象使胖東來在圍繞其新規的這場罵戰中,獲得了相當廣泛的民意基礎,這本質上反應了我國相當一部分勞動者的情緒:寧可要“侵犯自由”的法團主義,也不要“自由”外衣下的嚴酷剝削。
法團主義主張個人的利益要通過組織和集體來代表或保護,認為人們的行動能力和社會力量的根源在于社會組織。在這一模式中,利益各方都被組合進一個有明確功能分化和層級劃分的社會秩序和功能分化的結構安排中。這一代表系統由一些組織化的功能單位構成,在各自領域內占有壟斷性代表地位。在國家權力層面上這些利益團通過談判和協調來強化社會整合。
有鑒于此,我們可以認為,斬釘截鐵地站在胖東來對立面的一方,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他們打著“維護自由,保衛私權”的旗號,反對胖東來以法團主義進一步加強其企業內部的倫理和共同體塑造,卻忽視了最基本的現實——在大多數企業嚴酷的剝削和對勞動者私人生活的高強度干涉之下,絕大多數的勞動者早就沒有什么“私權”了。胖東來的這種法團主義改良,并沒有更進一步地侵蝕勞動者本就不存在的“私權”,反而多少解除了一部分勞動者身上的一些負擔。很大程度上,胖東來的成功恰恰向我們展示了,法團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在歷史上是如何對古典自由主義和自由放任取得階段性勝利的。
然而,令人十分遺憾的是,目前為止,幾乎沒有人明確地指出這一點,幾乎沒有人明確地公開提出胖東來的成功是法團主義的新形式對風雨飄搖的新自由主義的階段性勝利,而是普遍地將目光聚焦于新規直接干涉的議題本身。這無疑是一種政治近視,不管是它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陷入了這種政治近視中。我們應當看到,這種政治近視,本質上是普遍的不學無術導致的。對于現存的各類問題,系統的成熟的解決方案藍圖在歷史上汗牛充棟,幾乎每一個自以為很有新意、開宗立派的活動家,在事實上都是前人思想的奴仆,只是他們自己尚未發覺,反而為了自己閉門造車之下的“發明創造”沾沾自喜。這種思想和認識的閉目塞聽、固步自封與當代公共政治時效性議題的高度碎片化、流動化結合,共同導向了這些活動家們政治想象力的匱乏。
他們或許認識到了當前的亂象,并將其部分地上升到了對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的認識這一層面,卻未能真正形成系統、可靠、深入的認識,而是在碎片化的微觀議題上拾人牙慧,既想不出解決大問題的辦法來,也不敢認真去想,只能在自己專攻的幾個微觀議題上拉磨轉圈。但問題在于,隨著高度原子化的新自由主義秩序日益瓦解,新的共同體正在形成,而不管這些具體的共同體,還是人類社會本身,對超越新自由主義、超越資本主義的需要都愈發迫切,這就更要求我們能夠提出系統的解,能夠從整體上打破一個舊世界,爭取一個新世界。
這對我們而言是一種考驗,它考驗我們能否在關懷微觀議題的同時,建立起可靠的宏觀視野,想大問題,解決大問題。就此而言,馬克思主義者在胖東來事件中恐怕也并不高明,我們中的大多數恐怕也是在第一場時間就完全的讓婚喪嫁娶那檔子事占據了自己的頭腦,而非從政治的高度把握這一問題。在這一點上,如果我們不加以改正,那恐怕許多自稱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會由于對性別問題的沉湎,而成為“無孩愛貓女”的鏡像,而非真正引領大眾破局的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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