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泰勒·奧斯丁·哈珀

　　譯丨嚴奕潔

　　尼克·威爾遜（Nick Wilson）是康奈爾大學的大二學生，為了磨煉自己作為活動家（activist）的本領，他來到紐約州的伊薩卡市串連。彼時，威爾遜被康奈爾的勞動關系學院與校園激進主義（radicalism）歷史吸引，他在大學申請中寫道，自己曾參與了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組織的旨在推動《保護組織權利法案》（Protecting the Right to Organize Act）通過的活動。當他抵達校園時，他目睹的許多跡象表明，康奈爾大學與他一樣，不僅對激進行為，還對武斗（militant）抗議持支持態度，比如校內赫然聳立著一塊紀念1969年武裝占領威拉德·斯特雷特禮堂（Willard Straight Hall）的牌匾。

　　康奈爾大學積極地將這一事件浪漫化：大學圖書館出版了一份《威拉德·斯特雷特禮堂占領研究指南》（Willard Straight Hall Occupation Study Guide），學生事務辦公室贊助過一個有關該抗議活動的小組討論會。學校多次放映關于占領的紀錄片《變革的推動者》（Agents of Change）。2009年，學校媒體關系辦公室出版的官方校報，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紀念該事件爆發四十周年。2019年，康奈爾舉辦了為期一年的五十周年大慶活動，包括紀念徒步、落成典禮和與占領者公開對話。“占領事件五十載，進步事業翻新篇”（Occupation Anniversary Inspires Continued Progress），這是《康奈爾紀事報》（Cornell Chronicle）報道紀念活動的標題。

　　美國黑人協會領袖 Eric D. Evans 和 Edward L. Whitfield 于 1969 年 4 月 19 日至 20 日占領威拉德·斯特雷特禮堂大樓后，率領 110 名黑人學生走出威拉德·斯特雷特禮堂。

　　然而，正如威爾遜親身體驗到的那樣，學校為過去的抗議活動大唱贊歌并未阻止其當下對親巴勒斯坦抗議的鎮壓。威爾遜恰恰因為他曾告訴康奈爾他想來學的東西——激進政治的組織——而被停課，這讓他開始反思學校的偽善。康奈爾今年的校園主題“表達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更為整件事增添了一層諷刺意味。

　　大學領導進退兩難。史蒂芬·所羅門（Stephen Solomon）告訴我：“這些抗議活動確實是動態的，時時刻刻都可能發生變化。”他在紐約大學教授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同時也是該校第一修正案觀察組織（First Amendment Watch）的負責人，該組織致力于維護言論自由。“但大學的義務是要區分哪些言論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護，哪些不受保護。”抗議者的一些言論和策略可能不受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但大部分顯然受到保護。大學面臨的挑戰不僅是法律問題，還包括其自我表述。許多目前處于警察鎮壓中心的大學長期以來一直試圖將自己描繪為激進行為和自由思想的堡壘，康奈爾就是其中之一，這些學校在方便時捍衛學生激進行動傳統，一遇麻煩，便把大棒揮向今日的激進行動分子。那些吸引了像威爾遜這類學生的學校曾宣稱為學生提供參與激進行動的機會，現在卻暫停了他們的學業并請求警方干預。

　　學生們在康奈爾藝術廣場的“解放區”上舉著橫幅，抗議者在那里搭建了一個營地，要求康奈爾從以色列手中撤資。

　　我們看到，大學針對自己學生采取的警察行動不僅損害了哥倫比亞大學、埃默里（Emory）大學和紐約大學等精英私立大學精心培養的進步（progressive）聲譽，也破壞了像印第安納大學和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這樣的紅州公立學校精心打造的言論自由信譽。這些大學在二十一世紀的真實面目漸漸顯露了出來。在不久前，管理者們仍在招收心懷社會正義的學生和教職員工來到校園。他們暗示甚至明示，學校不僅歡迎激進行為，而且還鼓勵激進行為。現在，這些大學的領導們驚訝地發現，學生和教員竟然信了他們的話。象牙塔里的要員們非但不試圖理解自己在造成這一困境上的責任，反而決定對受他們照管的人施以鐵腕。

　　我與來自美國八所公立或私立學校的三十名學生、教授和行政人員交談，以了解這些學校對激進行為的宣傳與他們對抗議者采取的行動之間的脫節。許多人要求匿名，一些是未獲終身教職的員工或行政人員，他們擔心自己或自己所在機構會受到影響，另一些直接參與了抗議活動的人則擔心受到騷擾。我還與幾名即將入學的學生交談，他們擔心自己在到校前就遭到學校懲罰。盡管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差異，抗議的觀點也往往相互沖突，但許多受訪者都表示“震驚但不意外”。這是一句一再出現的表述，他們對其所在大學表現出的偽善大為震驚，但并未感到意外。（我聯系了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康奈爾大學和埃默里大學，請他們針對學校過去支持抗議活動與當前打壓抗議者這兩個行為之間的脫節發表看法。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和埃默里大學的代表讓我去查看之前的公開聲明。紐約大學沒有回應。）

　　我采訪的學生普遍認為哥倫比亞大學在利用1968年爆發的反越戰抗議運動的遺產。事實上，哥倫比亞大學通過圖書館檔案、在線展覽、官方“哥倫比亞1968”社交賬號、《哥倫比亞雜志》（Columbia Magazine）中無數的周年紀念文章以及一門當前正開設的名為“哥倫比亞1968”的課程直接或間接地紀念其激進主義的過去。校友和申請者有時稱其為“進擊的常春藤”（“Protest Ivy”）。一位即將入學的學生告訴我，他之所以申請這所學校，部分是因為它在招生頁面的顯要位置上列舉了社群組織者和活動家作為其“杰出校友”。

　　1968年，在反越戰抗議活動中占領學校建筑的哥倫比亞大學學生與警察對峙。

　　哥倫比亞大學英語教授兼人權研究所所長約瑟夫·斯勞特（Joseph Slaughter）在最近的逮捕事件后與他課堂上的學生討論了1968年的抗議活動。他說，他的學生覺得哥倫比亞大學向他們大力推銷其歷史。“許許多多學生說，他們被1968年的故事吸引到哥倫比亞來，”他告訴我，“他們談到，學校將1968年的抗議作為學生激進行為的悠久歷史和古老傳統的組成部分展示給他們。他們將其描述為品牌的一部分。”

　　這一說法在學生們上大學的第一堂課之前就已經深入人心。上個月，在親巴勒斯坦示威活動剛開始在校園引發緊張局勢時，管理者們熱衷于將這些抗議活動描述為哥倫比亞大學引以為傲的學生激進行動文化的一部分。就在4月18日紐約警方大規模抓捕發生的幾天前，上文提到的那位被哥倫比亞大學的活動家校友吸引的高中生，參加了學校的已錄取新生周末活動。該學生表示，在活動期間，招生官員提醒他們可能會在訪問期間遭遇“干擾”，但卻夸口說這只是學校“悠久而強大的學生抗議歷史”的一部分。

　　令人驚訝的是，在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否決了大學參議院執行委員會的一致投票結果（即不讓紐約警察入校），下令逮捕一百多名學生后，大學管理者竟然仍在向新生和家長推銷這一說法。4月19日發送給新生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示威活動、政治激進主義和對言論自由的深切尊重，長期以來一直是我們校園文化的一部分”。4月20日又發送了一份郵件，再次宣傳哥倫比亞大學激進行為、抗議活動和支持言論自由的傳統。“這有時會造成緊張局勢，”郵件中寫道，“但伴隨這一傳統而來的豐富多樣的對話與辯論是我們教育體驗的核心。”

　　哥倫比亞大學清場（來源：視頻號 Vegaszhou）

（點擊圖片觀看視頻）

　　另一名參加了在4月21日舉辦的已錄取學生活動的學生說，她聽到每位管理者都在口頭上對學校悠久的抗議歷史表示支持。她對親巴勒斯坦抗議喜憂參半——她相信加沙正在遭受大屠殺，同時也認為抗議中的某些內容明顯帶有反猶色彩——但她對哥倫比亞大學讓警察介入這一決定的看法十分明確：“這應該受到譴責，但常春藤聯盟大學在這種情況下會采取這樣的行動完全在情理之中。我不明白為什么每個人都感到震驚。”她補充道，“我害怕去那里”。

　　參與了1968年抗議的資深活動家貝絲·馬西（Beth Massey）笑著告訴我，“他們可能想告訴我們他們是進步的，但他們卻做著統治階級的勾當”。她對當前學生陣營遭到嚴厲對待并不意外，也不驚訝露營活動成了全國抗議運動的導火索。馬西來自種族隔離的南方，青少年時思想開明的她曾被哥倫比亞的姊妹學校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的激進聲譽所吸引：“事實上，我當時想去巴納德，因為他們自四十年代以來有著一段進步斗爭的歷史。” 在1960年代末打動馬西的火熱歷史至今仍吸引著當代學生，只是有一個關鍵的不同：如今，激進歷史已成為巴納德和哥倫比亞每年收取六萬美元以上學費的一個賣點。

　　1968年，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在交涉。不過，這一系列圖片已經被收入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激進”讀物A Time to Stir: Columbia ’68中，成為了出版社和學校收取高昂學費的賣點之一。

　　當然，哥倫比亞大學并非孤例。紐約大學也出現了同樣的趨勢，這所大學同樣喜歡吹噓自己的激進歷史，并向當代學生承諾“一個隨時能夠參與激進運動的世界”（a world of activism opportunities）。今年三月，紐約大學網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通過激進行為為紐約大學帶來改變”（Make a Difference Through Activism at NYU），向學生允諾有“無數機會將你的激進理念付諸實踐”。文章指出，校園機構會“為學生提供資源和機會，在校園內外激發激進行為和變革”。我在紐大度過的六年研究生生活讓我對這所大學的言論保持懷疑，六年時間教會了我將所有這些空洞的激進主義廢話視為白噪音。但即便如此，當看到學生和教職工遭警察圍攻，并應校長琳達·米爾斯（Linda Mills）的要求被逮捕的視頻，我還是感到震驚。

　　“整體而言，人們對偽善有了更敏銳的認識”，紐大新聞學教授穆罕默德·巴茲（Mohamad Bazzi）告訴我，教職工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了學校多元、平等、包容（DEI）的承諾與警方的嚴厲鎮壓之間存在巨大差距。最近，紐大圍繞反種族主義、社會正義、土著權利等以激進主義為導向的主題進行了幾次“集群招聘”（cluster hires），這有助于實現師資隊伍的多元化。一些最近受聘的教職工曾在牢房里被關了一夜，他們因激進行為被捕，而這正是他們當初獲得紐約大學青睞的原因。而且，并不只是教職員工。我與一些法學院學生交流時，他們的話語尤其尖刻。一位法學院學生在本科階段就已經磨練了她的激進行動技能——她的本科學校最近也因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遭到警察暴力鎮壓——她告訴我，她之所以選擇紐約大學，是因為被其進步的聲譽和高比例的支持廢除監獄（prison-abolitionist）的教職員工所吸引。當警察沖向學生營地時，她體會到了一種諷刺。

　　4月18日，在哥大學生被逮捕后，紐約大學加勒廷個性化學習學院（Gallatin School of Individualized Study）的學生決定取消原定的藝術節，轉而利用這段時間制作三明治，為被拘留的學生提供援助。學校拍攝了學生們在面包上鋪放冷切肉的場景，并將其發布到加勒廷的官方Instagram上。這些帖子不僅沒有提到學生們是在支持親巴勒斯坦抗議者，而且標題“為有需要的人制作三明治”似乎暗示著這些本科生可能在為無家可歸者準備食物。

　　紐約警察在紐約大學逮捕學生。

　　康奈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表現出的矛盾并不局限于紐約州。埃默里大學是另一所自詡有學生抗議傳統的大學，警察在這所大學的做法是我見過的最令人不安的。我與這所亞特蘭大學校的教職員工交談，其中包括兩位被逮捕的教師——哲學教授諾埃爾·麥卡菲（Noëlle McAfee）和英語及土著研究教授埃米爾·凱梅（Emil’ Keme）。他們描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場景：一名學生被打倒，一位老年婦女暴露在催淚瓦斯中呼吸困難，一位同事被橡皮子彈打出淤青。這些畫面與大學制造的進步神話形成了鮮明對比，而在2020年“種族清算之夏”（summer of racial reckoning）讓大學爭先恐后地維護自己的激進主義資質之前，這個造神進程就開始了。

　　2018年，埃默里大學的校園生活辦公室與學生及一個設計工作室合作，開始策劃一個展覽，慶祝該校基于身份的激進主義歷史。然后，在喬治·弗洛伊德被謀殺后不久，大學圖書館發布了一系列博客文章，涵蓋“埃默里黑人學生激進行為”“抗議和運動”“投票權和公共政策”“作為活動家的作家和藝術家”等主題。同年，大學宣布了其新的藝術與社會正義研究員計劃（Arts and Social Justice Fellows initiative），該項目計劃“將亞特蘭大藝術家引入埃默里課堂，幫助學生將他們的學習轉化為以社會正義為目標的創造性激進行為”。2021年，大學舉辦了一次慶祝其1969年抗議活動的展覽，在當年的活動中，“黑人學生游行、示威、糾察，‘抨擊’（rapped）了那些影響埃默里工作人員和學生生活的機構”。與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抗議活動一樣，埃默里大學的抗議活動似乎也像美酒一樣越陳越香：直到半個世紀后，學校才開始品味它們。

　　2024年5月2日，埃默里大學反對加沙戰爭的抗議活動中，警察拘留了一名示威者

　　幾乎和我交談過的每個人都認為，他們所在大學的回應是由捐贈者、校友、政治家或以上各方因素的某種組合驅動的。他們不認為這些回應是基于對學生身體安全嚴肅或合理的關切做出的；實際上，大多數人堅信，引入警察使得局勢對親巴勒斯坦抗議者和親以色列抗議者來說都變得更加危險。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歷史學家杰雷米·蘇里（Jeremi Suri）告訴我，他并不支持抗議者的政治立場，但他回憶起他曾懇求學生事務院長和騎警停止猛攻。“那就像是俄羅斯軍隊進入了校園，”蘇里若有所思地說，“我在那兒待了三刻鐘到一個小時。我對反猶太主義非常敏感，可沒人說過一句反猶太的話。”他補充說：“沒有任何理由不讓他們喊，直到他們的聲音消失。”

　　一位在一所重要的研究型大學擔任高級行政管理職務的資深管理者告訴我，我們正在目睹的沖突顯示出許多大學校長對他們的校園社群或在校學生了解甚少。“當我看到哥倫比亞大學的所作所為時，我的第一反應是：他們沒有考慮到后續的發展（They have not thought about day two），”他笑著說。“如果你面對的是一個十八歲的活動家，他們不會退縮。他們會加倍努力。”這就是1968年發生的事情，現在又再次上演了。周二一大早，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占領了漢密爾頓大廳（Hamilton Hall）——這是1968年學生占領的地點。他們將其重新命名為辛德大廳（Hind’s Hall）以紀念在加沙被殺的六歲巴勒斯坦女孩，視作對大學嚴酷處理抗議活動的回應。他們在Instagram上明確將這些事件與大學的過去聯系起來，指責其虛偽：“這種升級的態勢與1968年的歷史學生運動一脈相承……哥倫比亞大學當時鎮壓了這些運動，今天卻在紀念它們。”大學的回應也與當年一樣：周二晚些時候，紐約市警察涌入校園進行突襲，逮捕了數十名學生。

　　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占領了漢密爾頓大廳并將其重新命名為辛德大廳（Hind Hall）

　　最近幾天，與我交談過的學生、教授和行政人員都明確表示，這種虛偽并非無人注意，鎮壓非但沒有奏效，反而讓情況變得更糟。校園抵抗的聲浪愈演愈烈，已經囊括了那些本來對抗議活動態度曖昧的教職員工和學生——在許多情況下，他們是支持以色列的。他們對所看到的侵犯自由表達、削弱教師治權、行政僭越等現象感到不安。最重要的是，他們受夠了學校赤裸裸的虛偽。一邊是多年來道貌岸然的言之鑿鑿和偽激進的裝腔作勢，一邊是信以為真的學生，學校搬起進步的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在《康奈爾每日太陽報》（The Cornell Daily Sun）發布的另一段視頻中，尼克·威爾遜在被停學數小時后向一群學生抗議者解釋了他來到這所學校的原因。“高中時，我發現了我的熱情所在，那就是為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將社群組織起來。我告訴康奈爾大學，這就是我想來這里的原因。”他說道，又提到了他的大學申請文章。然后他停頓了一下，環顧四周，他的同伴們開始歡呼。“于是那幫混蛋就錄取了我。”

　　尼克·威爾遜（左前）向學生抗議者解釋他來到這所學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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