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各地公布了2024年前三季度的經濟增長情況。在所有省份中，我國第一省廣東的實際增速排名倒數前三。與此相對應的是江蘇勢頭正勁。于是網上又開始熱議：第一省要易主。今天聊聊廣東為什么失速。

　　富廣東，窮廣東

　　廣東的不平衡發展，可以說是這個經濟第一大省長久以來的最深層的，結構性的問題。自從70年代末改革開放起，憑借毗鄰港澳的地緣與制造業成本優勢，廣東成為體系內外資本的最大受益者，源源不斷地吸納著內陸地區的勞動力，正所謂“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不過，這句話更準確的含義是：“東西南北中，發財到珠三角”。

　　在大多數語境里，廣東就是珠三角，珠三角就是廣東。

　　這就是經濟絕對優勢攜帶的話語權對人下意識的影響。

　　需要注意的是，珠三角地區的經濟繁榮不僅得益于地理位置的優勢，還建立在復雜的財政和利益分配格局之上。這種格局讓廣東的不平衡發展從珠三角向外延展。

　　作為廣州的大后方，粵北在工業化初期曾扮演關鍵角色，但在產業轉型過程中，由于發展條件和政策限制，這些區域逐漸邊緣化。例如，河源和韶關因作為珠三角水源地，受到嚴格的生態保護政策限制，工業發展受阻，最終被定位為珠三角的“后花園”，發展潛力被封鎖在較低水平。

　　相比之下，粵東和粵西地區擁有相對更多的資源與發展條件。如湛江的港口條件和平原，潮汕的特區地位和僑鄉經濟基礎，但因政策傾斜和內陸連接不足，在中國加入WTO后，珠三角憑借產業集群迅速發展，拉大了與粵東西北的經濟差距。

　　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后，廣東實施“雙轉移”戰略（2009-2015），試圖推動產業和勞動力向粵東西北轉移，但資本多流向江西、湖南等地，進一步壓制了粵東西北的發展，使其淪為珠三角的經濟腹地，成為中央與地方博弈中的輸家。

　　如今，整個非珠地區只占廣東GDP約20%，差距有繼續加劇的趨勢；人均這塊，非珠地區人均GDP比貴州省要低，倘若單獨建省恐怕會在全國墊底。如果從深圳開車去湛江，經過廣佛，肇慶，云浮，再到茂名，不到10小時的車程，沿途的風光，從高樓林立的現代化都市，到煙囪遍布的工業地帶，穿過無數的山地隧道，最后抵達“菠蘿的海”。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中國的縮影，更生動地詮釋中心到邊緣的內涵。

　　即便在珠三角內部，發展格局也十分不平衡，形成了明顯的梯次。廣深作為第一級梯次，靠著中心城市的金融和科技資源不斷吸收利潤，而佛山、東莞、惠州等作為“后廠”，則更多是制造業的附屬。

　　中山這樣的城市，雖然也曾有過輝煌的產業配套發展期，但近年來卻難以突破，像是被封印在中低端制造業的瓶頸中，逐漸在珠三角內部的競爭中掉隊。江門和肇慶市區一樣則淪為為大灣區的湊數的養老城市。

　　這種區域分化不僅是地理的分化，也體現在人群和階層的分化中。珠三角的城市空間內部，隨著資本的逐利與再生產，士紳化不斷加劇，本地的土著居民與外地的打工人被逐漸排斥出核心的經濟區域。

　　那些在CBD和新城建設中拆遷致富的周邊村民成了新的食利階層，他們往往身穿白汗衫、腳踩大拖鞋，卻是城市的隱形富豪。而更多的“老廣”，這些體制內的老員工，卻在城市激烈的競爭中被邊緣化，他們的子女也更容易淪為了服務業的無產階級，日漸被新移民取代。

　　不可否認，廣東省經濟發展的“雁陣式”模式曾在產業發展初期發揮了巨大作用：非珠三角地區承擔能源供給、勞動力輸出和第一產業保障角色，珠三角則以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核心。然而這一體系的局限性逐步顯現。尤其近兩年，廣東的經濟增速已連續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由于省內經濟分布的不均衡，廣東的財政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三級財政的特性。廣佛莞等城市在上繳省級和中央財政后，實際留存的資金相較于深圳以及江蘇的同類城市顯得有限，這使得它們在吸引新興產業方面缺乏充足的資金支持。

　　從非珠三角的角度看，廣東到了后期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和對口幫扶在交通和基礎設施上投入了大量資源，但這些投入多為短期拉升GDP的重復建設，并未真正激發區域經濟活力。尤其是粵東、粵西兩個地區，以汕頭和湛江為代表的城市在基建項目減少后，經濟表現迅速下滑，名義上負增長。

　　一句話，廣東整體經濟發展正面臨“頭尾難顧”的局面，既要應對珠三角內部的資源爭奪，又要處理長期的結構性失衡問題。下文具體探討廣東頭部發動機部分出現什么問題。

　　中心問題：廣東產業升級

　　廣佛同沉

　　前三季度，所有萬億城市中，有兩個城市增速墊底——這兩個城市都在廣東。熟悉這兩座城市的人會知道，它們實際上關系緊密，幾乎融為一體。廣佛不僅建成區相連，而且主城區也直接接壤，佛山的禪桂與廣州的荔灣已經連成一片，環城高速西段甚至穿越了佛山境內。倘若拋開行政區劃來看，它們根本就是一座城市。它們的問題也很接近。

　　首先是佛山，今年經濟拉垮的直接原因是外貿，在全國城市出口形勢上半年整體尚可的情況下，佛山的出口卻同比暴跌31%。這一狀況主要受到歐美市場去庫存和關稅增加的影響，還有東南亞市場（如印尼）也針對佛山擅長的產業增加了關稅（當然不排除由于廣深跨境電商快速發展，貨物由佛山企業生產，但以廣深跨境電商企業的名義進行申報）。

　　從根本上來說，它的衰退與它的產業結構緊密相關。佛山的主導產業為房地產的周邊，例如家具、家電、陶瓷、五金、門窗、涂料、燈飾、衛浴、塑管等，在大灣區許多房地產企業相繼暴雷的情況下，這些產業不可避免地遭受了嚴重沖擊。

　　廣州經濟近年來的失速可以總結為“地產危機”和“新能源”的雙重沖擊。過去支撐廣州經濟的兩大支柱產業——房地產和日系車制造，如今都陷入了困境。

　　房地產原理等同于佛山——成也蕭何敗蕭何，前幾年恒大、碧桂園都是宇宙級別的房企，走哪都是當地政府的座上賓，而且這兩城市跟房地產相關的配套產業也是全國獨樹一幟的，直接被一波房地產周期帶走。

　　而新能源產業的崛起打亂了廣州傳統汽車制造的節奏。廣州的汽車制造長期依賴豐田、本田等日系車企，然而在新能源汽車快速增長的當下，傳統燃油車市場持續萎縮，廣州在這波轉型中明顯落后于深圳這樣的城市，甚至不如重慶。新能源汽車與互聯網技術的結合，已經成為未來經濟的重要增長點，而廣州在這一領域的產業布局顯然落后。

　　從人文地理角度，廣州是珠三角絕對的核心（但如果以資本投資流——邊緣模型來看，核心是深圳，廣州退居半邊緣），廣府的兩個代表：廣州+佛山，一個代表官商力量，一個代表珠三角本地民間商業的力量，共同組成了一個超級城市。

　　圍繞廣州-佛山地理核心，幾乎等距離出現了肇慶、清遠、東莞、江門、中山等城市，分別扼守西北東江進出珠三角的通道。珠三角平原擁有一個標準的中心城市-衛星城市構成的城鎮體系。故而如果廣州頹了，除了被深圳外溢的東莞以及特區珠海，其下面的肇慶、清遠、中山、江門的經濟增長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問題。

　　城中村

　　廣東的城中村是一個相對獨特的生產生活形態：城中村的房屋多由村民自行搭建，空間利用極盡緊湊。這里的生活充滿了市井氣息：狹窄的兩邊能握手的巷道、密集的民房、隨處可見的招租廣告和鱗次櫛比的小商鋪，構成了城市的“低端產業”棲息地。

　　這種形態不僅維系了大量打工者低廉的生活成本，也成為資本家壓縮再生產成本的重要一環。租金低、生活便利、供應鏈完善，使得這里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如同打不散的泥鰍。廣州的鞋服箱包批發市場、華南理工旁邊的高教園區，腹地湖南湖北的勞動力，都在支撐這片土地上滾滾的商貿與制造業流動。

　　這種“村集體+產業集散”的形態雖然保留了強大的成本優勢，卻也帶來了治理和規劃的復雜性。

　　相比而言，以蘇州、無錫、常州、寧波為代表的長三角城市，其工業園區往往由縣一級政府統一規劃建設，布局整齊劃一。工業園內部，曾經的自然村落被統一拆遷安置，這樣的規劃模式將地租與建筑收益集中在地方政府手中，形成一種集中的土地金融體系。工業園區也注重環境配套，綠化整齊有序，園區內的大道兩旁種滿綠樹，展現出一種政府主導的秩序感。

　　相對而言，珠三角地區以村集體為主體的土地收益模式則使得民房大量搶建，常常讓人分不清哪是廠房哪是民房，形成了一個個像打亂的馬賽克拼圖般的自發秩序。

　　珠三角地區，尤其是佛山和東莞，由于基礎設施投入較少，許多建設依賴村集體資金，使得地方政府整體負債率相對較低。這種村集體經濟模式在土地利用效率和產業升級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導致低端產業難以退出歷史舞臺。

　　像順德大力推進村級工業園拆遷改造，這種規模的調整起步較晚，與昆山、江陰等地相比已顯落后，再加上巨額財政投入，不免讓人感嘆有亡羊補牢之感。由于過去十年缺乏前瞻性產業布局，使得珠三角（尤其西岸）在部分新興領域的產業發展明顯滯后。

　　例如，在新能源領域，常州已聚集了天合光能、蜂巢能源、中航鋰電等行業龍頭企業；無錫則培育了先導智能、微導、拉普拉斯、中鼎等半導體領軍企業。相比之下，廣東除深圳外，在新興產業整體競爭力上顯得相對薄弱。

　　長三角地區的經濟發展呈現出更多“嵌入型”特征。政府不僅依托產業園區和市級政策配套，還通過產業引導基金重點扶持具有創新能力的中小企業，強化政策導向。這種深度參與的體制模式顯著提升了資源整合效率，推動新能源、半導體等領域涌現出大量獨角獸企業和隱形冠軍。

　　同時，產業園區模式有效促進了上下游產業鏈的整合發展。不過這種依賴產業園區的模式也導致地方政府債務規模不斷擴大。總體而言，長三角地區的經濟發展更多依托于“有為體制”，或體制參與的產業政策下的實體產業鏈。所以我們發現，蘇南地區的主流富人群體往往是體制內資源的深度參與者。

　　深圳是廣東未來嗎？

　　深圳的成功是改開后經濟發展的一個象征，廣東流傳著一句話：“深圳是北京的，廣州是廣東的。”在廣東人的印象中，深圳似乎更多是國家政策的試驗之地，與廣州等珠三角城市相比，深圳在文化、人口結構以及生活方式上都存在顯著差異。

　　雖然深圳和珠三角其他城市一樣，有著大量的城中村，但規劃能力明顯強不少，另外差異主要在于其經濟體系中的制度設計。這使得深圳得以實現兩次成功的產業升級，而這背后的深層邏輯也是對國家治理和區域經濟發展的深刻映射。

　　作為計劃單列市，享有超越一般副省級城市的權限，甚至被視為準直轄市，其財政收入沒有多少經過廣東省的分配，而是直達北京。這種財政自留權賦予深圳極高的財政獨立性，使其可以以極高的效率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城市更新和公共服務，道路上不至于像東莞中山佛山那樣像被轟炸過一樣。

　　在稅收和補貼方面，深圳也一直擁有全國領先的優惠政策，包括低稅率、低社保費用，吸引了大批企業注冊和運營。財政上的寬裕使得城市持續地投入公共建設和服務，從而增強對企業和人才的吸引力，進一步加強了資本循環。

　　在第一次產業升級以后，深圳的土地資源極其有限，這迫使它必須依賴于總部經濟和高附加值產業。它需要吸引高利潤的企業，把各地的利潤通過關聯業務流匯聚到深圳，以實現經濟的進一步增長。產業升級并非自然而然的經濟演進，而是深圳不得不面對的選擇。

　　土地的緊缺、成本的高昂，讓深圳一次又一次地經歷“騰籠換鳥”，每一次調整都伴隨著巨大的經濟和社會風險。從最初的金融業外遷，到加工制造業的離去，深圳被迫不斷調整自己的經濟重心，這種調整的成功在某種程度上是“運氣”與政策的合力。

　　深圳對年輕勞動力的不斷吸納是它“成功”的另一面。低社保與高房價的組合將深圳的勞動力流動性推到極限。深圳不是一個為多數人長期定居而設計的城市，而是一個又一個連綿的產業園，打工人像一排排干電池，安入撤出。深圳的大部分土地用于建設寫字樓和全國最多的公園，有限的住房供給與龐大的常住人口不成比例，表明深圳并不打算讓所有人都長期留下。

　　深圳的產業升級的魔力仍不斷吸引著年輕人源源而來。當然對于這些年輕人，定居并非現實選擇，更多的是積累工作經驗，隨時準備去其他尋找更好的機會。諷刺的是，這是一種設計，卻讓人口的流動維持在一種最有利于城市效率的狀態。

　　深圳憑借其低稅率優勢和高附加值產業，難免對大灣區其他城市產生“虹吸效應”。大量資本和人才涌入深圳，使得周邊城市如廣州在競爭中處于劣勢。然而，深圳的土地資源和成本難以支撐全產業鏈的覆蓋，因此不得不依賴周邊城市提供中低端制造與配套服務，電子信息產業的溢出效應也惠及了東莞和惠陽。

　　至于通過深中通道來帶動中山和江門的發展，這仍需時間。盡管深中通道開通后深圳帶動了中山部分消費，但產業轉移和帶動作用仍然有限。從中山2024年上半年經濟增速為4.5%，而深中通道開通后前三季度增速僅為4.1%這一點可以看出，深圳目前尚不足以顯著拉動中山的經濟增長，寄望深圳單核驅動整個大灣區發展也并不現實。

　　深圳高昂的房屋地塊租售價格，企業在深圳注冊經營的成本很高，目前還能被各種的優惠政策抵消。一旦沒有了這些特殊政策的話，那么在深圳高昂的經營成本，會讓很多企業搬走——去到長三角或者周邊城市。所以，深圳目前只能不斷地向上面維持和索要特殊優惠政策。

　　未來走向

　　可以預見，廣東的未來發展將是在一系列內在矛盾中艱難前行，而這些矛盾將決定廣東能否有效化解發展危機，扭轉與江蘇省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甚至被超越。

　　一個是廉價民生與產業升級之間的矛盾。不可否認，中國的大中城市里，廣州是生活成本最低的城市之一。廣州吃的方面物美價廉、豐儉由人，衣服、箱包、花卉、帽子、飾品、零食是全省批發中心。衣食租行，都比省內各地市成本低。城中村一方面維持了小商貿的成本，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土地利用效率低下，成為城市更新和產業升級的難題。

　　另一個是地理不平衡的矛盾。廣東在未來的發展中，需要繼續面對珠三角與粵東西北之間巨大的貧富差距。這種不平衡帶來的矛盾在財政分配和區域資源傾斜中顯得尤為突出。未來，廣東需要在繼續鞏固珠三角作為經濟核心地位的同時，找到有效的策略來激發非珠三角地區的經濟活力。

　　筆者之前寫過一篇關于粵東、粵西的《廣東發展啟示錄》，最后再說幾點：

　　本地收租的食利階層秉持著“不影響收租喝茶就行”的觀念，不過現在就沒得喝了。老廣收租的主力的城中村，租客主要是批發市場帶動的產業鏈的打工群體。現在私營小工廠不景氣，從大沙頭到羅沖圍，都不好收租了。

　　房地產低迷不振，廣本和廣豐這些合資廠能帶動的產業鏈也相對單薄，不如國產供應鏈那樣豐富廣泛。廣州未來的發展，需要從新興領域如扶持小鵬汽車和探索低空經濟等新質生產力中找到突破口。事實上小鵬下半年效益還不錯，如果小鵬汽車能更上一層樓，與之關聯的區域，尤其是作為生產基地的衛星城肇慶，也將隨之受益。

　　而佛山這樣的制造業城市正經歷的轉型期注定是痛苦的，就像幾年前的東莞一樣，它們需要放棄過去以房地產及低附加值制造業為核心的增長模式（目前來看只有北滘是最有希望在智能制造上突破的）。而這種轉型至少需要三年甚至更長時間——難聽的話就是，高精尖的新興產業都已經被京滬深杭渝分完了，其他廣東城市只能通過產業配套和承接他們高端產業的部分外溢環節，目前看來能承接到的只能是深圳。

　　但深圳自身也不明朗，特朗普上臺后，中美碰撞的力度必然加大，深圳的領先領域新能源、生物技術、無人機、信息通信、智能制造……幾乎每個領域都將可能面臨打壓。這種外部環境的變化增加了區域經濟轉型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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