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離開農村是“鬧”出來的嗎？不是！是“一哄而起”返城的嗎？也不是！從總體而言，知青調離農村是黨和國家根據不同時期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實際狀況而有計劃地安排的結果。本文從知青調離農村政策的逐步演進入手，探析當時黨和國家致力解決知青問題的發展軌跡。　　

　　一、回城渠道的始終開啟

　　知青上山下鄉本身就包括著“下”與“上”，有下就有上，上和下的矛盾客觀存在。這對矛盾的直接表現就是，一方面動員城鎮知青下鄉到農村，另一方面又通過“三招”和其他方式將下鄉知青調回，下鄉與調回的矛盾及其逐步解決，客觀反映這一運動著的全過程。

　　應當說，從1962年下半年國家開始有計劃地開展組織城鎮知青下鄉到農村以來，黨和國家在這方面的指導思想是十分明確的，就是組織城鎮知青到農村去安家立業、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對動員下鄉的知青，強調一定要堅持自愿的原則，做到本人思想通、家屬思想通，思想不通的，就不要下去；下鄉的知青必須達到勞動年齡，并且身體健康。當時雖然沒有明確界定知青下鄉時間的問題，但還是希望他們把建設新農村當作自己的“終身事業”。

　　而事實上，下鄉知青經過一定時間的勞動鍛煉后，除少數由于患病不能繼續堅持農村勞動，以及年齡太小不應動員下鄉等原因外，也確根據需要安排了一部分表現較好的知青參加當地工礦企業、農村教育、鄉村衛生等崗位工作。此時，知青調離農村的人數雖然不多，但這種有“下”又有“上”的作法仍在知青中產生了正面效應。國務院知青辦公室在后來的下鄉知青調離農村的人數統計中，也將其統計口徑的時間起點定在了1962年。這說明，知青回城及調離農村從有計劃地開展知青上山下鄉一開始就有了一定的渠道、方式及統計。

　　1968年12月，毛澤東主席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以后，全國掀起大規模知青上山下鄉高潮。當時“畢業生分配是一個普遍問題”，工作重點是將400多萬積壓在城鎮的老三屆中學畢業生安排到農村去。由于當時“文革”運動正風起云涌，加之部分地方一度出現的“一刀切”“一鍋端”等作法，使得一些地方在各方面都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將大批知青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送到了農村和邊疆，這也勢必從一開始就潛伏著諸多矛盾和問題。盡管這樣，當時不少地方仍在動員對象上強調“身體殘疾的”“不能參加體力勞動的”“獨生子女”等不動員下鄉。如四川省在推行“一律下鄉插隊”政策后的1969年5月就發出《通知》，規定“完全喪失勞動能力”“患有嚴重疾病”等情況經過一定程序不動員下鄉或已下鄉的允許轉回城鎮。

　　在當時，下鄉一年就調離農村的知青并不多，因除通過當兵才有可能被調離農村外其他機會極少。1970年6月17日，中共中央轉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于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大學招生工作由點到面逐步展開。各地在此時間段前后亦相繼啟動在下鄉知青中的招工工作，如四川省革委（1970）135號文件中提出“在農村勞動鍛煉一年以上的城鎮下鄉知識青年中表現好的”，通過推薦可以招收到工礦企事業當工人。1972年2月全國計劃會議提出，將“勞動鍛煉兩年以上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通過推薦招收一部分，作為計劃招收固定工的一個重要來源。這樣，下鄉知青通過“三招”方式調離農村的渠道陸續全面疏通，一大批經過鍛煉一年或兩年以上的知青被先后調離農村。　　

　　1973年4月毛澤東主席親筆給知青家長李慶霖復信后，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的全國知青工作會議提出了一系列統籌解決知青實際問題的政策措施，其中對糾正“三招”中“走后門”不正之風，以及對不動員下鄉的幾種類型作出明確規定。

　　此后，全國各地知青通過“三招”等方式調離農村的人數進入穩定發展狀態。除1974年全國調離農村的知青為60.35萬人外，1975、1976、1977年均在100萬人以上，其中1975年為139.79萬人。以四川為例，1975年至1977年三年間，全省通過多種渠道調離農村的下鄉知青共計33.65萬人。與此同時，知青留城范圍進一步擴大，不動員下鄉人數逐步增多，據四川省知青辦公室1978年6月的調查報告，全省知青下鄉面即應下鄉人數占動員對象人數的比例，由前5年平均80%左右下降為1977年的43.4%，同期的留城面（包括病殘、獨生子女等）即應留城人數占動員對象人數的比例，也由過去20%左右提高到56.6%。

　　這些情況說明，1973年全國知青工作會議提出統籌解決知青問題的政策措施以后，知青回城渠道不僅繼續開啟且逐步擴大，并與知青留城范圍繼續拓寬且增多相結合，使在鄉知青人數逐步減少，也使不少在鄉知青感受到了政策的回歸和回城的希望。　　

　　二、兩次較大的調離高峰

　　知青問題實質上是個就業問題，國民經濟發展狀況如何，對城鎮就業問題影響極大。在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進程中，對下鄉知青有過兩次較大的調離高峰，都與當時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密切相關。

　　第一次是1971-1972年期間。從1967年至1969年底，全國已累計下鄉知青467.06萬人，大多數“老三屆”中學畢業生已到了農村、邊疆，其中也包括少部分1969年的應屆中學畢業生。到1971至1972年期間，這批早先下鄉的知青大多已陸續有兩年及以上的勞動鍛煉時間。隨著國民經濟恢復性發展，1970年按照國家擬定的“四五計劃”開始招收新職工，下鄉知青被招調回城成為現實并達到第一個高峰期。據國務院知青辦公室的統計，1962年至1973年間，全國調離農村的下鄉知青共計401.35萬人，占同期下鄉人數934.57萬人的42.9%，即有2/5以上的知青離開了農村。由于1962年至1970年間全國在下鄉知青中實際招收職工并不多，而1973年又因“三突破”原因國務院決定停止招收職工，因此，在這期間被招調回城的下鄉知青大多數是1971年至1972年離開農村的“老三屆”中學畢業生。

　　四川是這期間全國下鄉知青人數較多的省份之一，1962年至1972年，全省動員城鎮知青下鄉共計88.45萬人，而同期招調知青回城為30.08萬人，占同期下鄉人數的34%。也就是說，四川當時已有1/3的下鄉知青被招調回城，其中大多數是“老三屆”下鄉的知青。這批主要通過招工調離農村的知青，基本上都安排進了當時的國營和集體企事業單位。可以說，這些首批回城的知青比同時下鄉且仍在農村的知青來說，應該是幸運者；與同齡還未下鄉的青年相比，也應該是幸運者，因為他們既有下鄉的經歷，又幾乎較早地被招調回城。而此時，除尚在城鎮應下鄉而未下的青年外，經批準確定為不下鄉的青年一般仍未安排工作，即或后來作了適當安排也仍相對較差于已下鄉知青的回城安排，因為當時的政策導向總體是鼓勵下鄉、計劃調離。

　　第二次是1977-1978年期間。從知青調離農村的絕對數來講，1977年并不算多，全國僅為103.01萬人，比1975年的139.79萬人、1976年的135.25萬人的調離都少。由于1977年底重新恢復高考制度后調離農村的知青人數計算在次年，且隨著招工、征兵等其他方式調離知青的力度進一步加大，故1978年全國調離農村的知青人數當年就達到255.32萬人，從而形成知青調離農村的第二個高峰期。之所以將這個高峰期的截止時間定在1978年底，是因為這年12月10日結束的第二次全國知青工作會議決定將知青工作的重點由知青動員安置轉移到就業安排上來，此后的知青回城安排是工作重點轉移后的必然結果，與此前的調離知青回城安排在指導思想、政策措施和工作力度上都有較大的差異。

　　四川的情況也大致相近，1977年至1978年兩年間，全省調離農村的知青共計40.55萬人，占全國同期知青調離農村人數358.33萬人的11.3%。僅1978年全省知青調離農村的就有28.2萬人，其中招生3.43萬人、征兵3.37萬人、招工20.29萬人、提拔國家干部1045人，因病殘、特困等遷回8165人，其他原因1890人。與1977年相比，在調離農村的知青中，招生人數增加了1.8倍，其所占比重由9.88%提高到了12.16%，征兵人數增加了3.8倍，其所占比重由5.7%提高到了11.95%，而通過招工調離農村的仍占大多數。

　　由于通過各種方式調離農村的知青人數有較大增加，也由于動員下鄉的知青人數大幅度減少，故1978年底四川全省在鄉知青人數為25.6萬人，其中1972年底以前下鄉的老知青僅為7.3萬人。也就是說，此時全省調離農村的1972年底以前下鄉的老知青已達81.15萬人，已有91.75%的老知青離開了農村。

　　兩次較大的知青調離農村高峰期的出現，是在知青上山下鄉政策總體基本穩定、局部逐步調整中進行的，加上其他年份知青調離農村的人數，到1978年底止，全國調離農村知青人數已達到1095.07萬人，占同期下鄉總人數的62.5%。也即是說，全國已有近2/3的下鄉知青已通過各種方式調出了農村，其中1972年底前下鄉的老知青調離農村的人數已達90%以上。在未調離農村的知青中，安置在國營農場的知青占1/3左右的比重。這些，為從根本上解決知青問題創造了重要條件，也為隨之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知青工作會議作出新的抉策提供了重要依據。

　　三、返城高潮的再次興起

　　1978年12月10結束的全國知青工作會議提出，堅持從實際出發，調整政策，改進作法，縮小下鄉范圍，積極創造條件，“逐步做到不搞現在這樣的知青上山下鄉”，并明確提出優先安排1972年底以前下鄉插隊的老知青，從1979年起的兩年時間內基本解決。黨和國家決策知青工作的重點由動員安置轉移到就業安排上來，這無疑推進了知青調離農村高潮的再次興起。

　　全國知青工作會議之所以成為知青上山下鄉歷史的轉折點，就在于其對知青上山下鄉政策作出了歷史性的總結與反思，制定了一系列承上啟下的新政策，確定了逐步安排下鄉知青的新思路，并提出了插隊知青回城安排的時間表。按照這次會議的部署，各地迅速制定出安置插隊知青回城方案并廣開城鎮就業渠道。

　　與此同時，這次會議也提出了今后農場知青“一般不辦理病退、困退”而“可以通過組織商調”回城的政策。面對云南農場知青“靜坐請愿”風波的興起與發展，國務院調查組赴滇開展工作，四川率先提出全面解決支邊知青回川方案。1979年2月上旬，國務院正式提出解決云南農場知青問題的“6條意見”，為農場知青返城疏通了渠道。到1979年底，四川有2.7萬支滇知青返川，占1978年底在滇知青的97%以上，占這一年四川調離農村知青總人數的16.8%。

　　在這期間，全國知青工作會議精神繼續貫徹落實，其中對插隊知青安排回城的步伐進一步加快，加上農場知青返城的數量，在1979年這一年，全國通過各種渠道離開農村的知青共達395.39萬人，其中招工回城的占57.87%，病退、困退等原因回城的占37.2%。實際上，對插隊知青和返城知青進行就業安置在當時已經成為各級各部門的主要工作之一。可以說，這是知青調離農村的第三次高峰，也是最后一次高峰。

　　與前兩次知青調離農村高峰相比，此次調離高峰與之既有緊密的聯系又有較大的區別。如果沒有前兩次及其他年份已有大部分下鄉知青調離農村的實際狀況出現，此時有計劃地進行知青回城就業安排就沒有現實基礎；而此時對插隊知青的調回安排，無論是在指導方針、政策導向上，還是在安置渠道、工作力度上，都與前兩次的調離高峰又有較大區別。其中至關重要的，就是隨著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恢復和發展，以及國民經濟出現多年來沒有的可喜形勢，為從根本上統籌解決知青問題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經濟基礎和社會條件。

　　特別需要提及的是，1978年底召開的全國知青工作會議確定把知青工作的重點轉移到就業安排上來，提出“不搞現在這樣的知青上山下鄉”，提出安排插隊老知青回城就業的時間表，這無疑是黨和國家審時度勢的積極謀劃、主動作為，絕不是因后來少數知青“請愿”事件的出現才作出的抉擇。要知道，“鬧事”期間全國已有大部分插隊知青調離了農村，哪里會有上千萬知青“一哄而起”跑回城鎮的事情發生？！

　　知青上山下鄉是在中國特定歷史發展階段出現的特殊歷史現象，它與其他社會現象一樣，有其產生、發展和結束的歷史的和現實的根源，其中最根本的，是與當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緊密相聯，與當時中國所處國際國內環境密切攸關。將下鄉知青有計劃地從農村調離，受到不同時期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狀況的制約與影響，而這種制約與影響也正是知青回城安排呈現漸進性、起伏性的基本依據，也正是知青上山下鄉歷史進程呈現曲折性、階段性的重要緣由。

　　（作者孫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開江縣紅巖公社4大隊插隊落戶；本文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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