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我擔心，我死以后，中國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現在我還沒有死，在我們

　　黨的中央內部就有人敢公開提出來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

　　死了，這些人還在，他們還不鬧翻天？”“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

　　按照他們的做法，我和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話說在春節期間，回到菊香書屋的毛遠新告訴伯伯說，他在寒假期間到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感到對“四清”的兩個文件的理解不如農民深刻。毛澤東說：

　　“你回去告訴你的政委，就說是我說的，今后你們每年都應該到農村去一次，這樣很有好處。”

　　毛澤東認為，大學生利用寒暑假，參加社會實踐，到工廠、農村，接觸工農群眾，參加一定的勞動，能增長才干，增加知識，轉變思想感情，應當提倡。

　　春節過后，江青找戚本禹談話，向他傳達了毛澤東的重要指示和對李秀成問題的批示。

　　《戚本禹回憶錄》中記述了這件事的前因后果：“1961年底我受田家英之命創辦了專供中央最高層領導閱讀的《群眾反映》簡報。這時候，我從主席的閱讀書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國方面的書，讀過《李秀成自述》，于是我也找來一些相關的著作閱讀，也讀了李秀成的自白書。一次，我看到了羅爾綱、呂集義等人之前關于《李秀成自述》的考證和評述，心中頗不以為然。羅爾綱歌頌李秀成是英雄，說他那是曲線救國，偽降（假投降）。羅爾綱的書毛主席也看了，但沒有什么批示。不過，我知道主席認為太平天國是走了李自成的老路，對李秀成的問題也特別重視。我覺得，要按照主席的思想去看李秀成，那李秀成就是背叛：一個統帥假投降能行嗎？可以這么做嗎？那么多部下不都是跟你投降了嗎？我不贊成羅爾綱他們說李秀成是假投降。”“1963年春節期間，我集中精力寫成了《評李秀成自述——并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先生商榷》一文，主要的觀點是否認《李秀成自述》是一個農民革命英雄‘堅定的革命立場’的表現，認為那是一個革命變節者的自白書。”“我看了李秀成的自白書就覺得氣憤，投降了敵人怎么就把敵人說得那么好呢？現在不是把美國人說得那么好嗎？”“我的文章在《歷史研究》發表出來后立即就引起了很多的爭論。”“中宣部的大人物是贊成羅爾綱等人的觀點的，在他們看來羅爾綱等人的觀點不容討論，我提出的異議觀點是大逆不道的。”“9月，周揚在中宣部召集很多學術界的大人物開會，還親自主持會議，對我的文章進行指斥和批判。參加會議的有劉道生、張友漁、侯外廬、尹達、劉大年、黎澍、丁守和、關鋒、林聿時、吳傳啟、翦伯贊、吳晗、秦柳方、沙英、吉偉青、林澗青、于光遠等。由于周揚已經明確發話，會議大體是一邊倒，關鋒等少數幾個人則沉默不語。周揚對文章的批判最為嚴厲，”“還批判戚文‘攻其一點不計其余’，是典型的修正主義手法。”“在中宣部開了批判戚本禹的會議之后，中央報紙和各省市地方報紙都不許轉載我的文章，中國近代史研究所還專門召開討論會，討論李秀成評價問題，會議由所長劉大年主持，參加會議的有范文瀾、牟安世、侯外廬、王戎笙、翦伯贊、張寄謙、李文海、袁定中、李侃、鄧拓、林澗青等約一百人。會上一邊倒肯定李秀成，批判戚本禹。批判戚本禹的調子很高，總的是說戚本禹的文章‘歪曲顛倒歷史客觀事實’，否定了英雄的‘光輝形象’。”“這次批判會的來頭很大，不僅周揚在管，而且周總理也過問了。周揚的講話和部署是報告總理批準的。”“1964年春天，毛主席在對新獲得的太平天國的資料做了研究之后，對李秀成的投降變節問題作出了16個字的批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在此之前，江青派人3次找過我，前兩次我去了外地，第3次才找到。那次江青的秘書沈同告訴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他帶我去江青家里見江青。”“江青告訴我，她從《歷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覺得好，就把文章連同《北京晚報》的報道和《光明日報》的內部動態一起送給了主席，還說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書找資料，他看了很多太平天國的書呢。江青還拿給我一本藍色封皮的線裝書說：最重要的是這本。這是臺灣出版的《李秀成供狀》，白紙黑字呀。這是上海市委宣傳部春橋他們從香港進口的，毛主席仔細看了，還在書中夾了條子。毛主席說你弄不到這本書，叫我把這本書送給你，還叫你繼續研究，繼續寫文章。主席說了，別企望用一篇文章改變人家研究了一輩子的觀點。江青接著說，主席終于對李秀成問題表了態，還說這可不是個簡單的表態呀，這是大是大非呀，一場牽涉面很大的原則爭斗呀！國內外的修正主義者，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叛徒呀！江青還告訴我，主席有16個字的批示，寫在報道學術動態的材料上，批給中央有關領導傳閱；批示后面還有‘退江青’的字樣，批件正在傳閱中，等退回來后就給我看。江青最后說，你做了件好事，給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驕傲，還要再看材料，繼續寫文章。你別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可是，可能因為忙，她后來并沒有把主席的批示給我看。”“1966年5月那次我因為主席在上海召見，住在上海錦江飯店，總理從杭州到上海也住在錦江飯店，曹荻秋、魏文伯宴請總理，也請我作陪，宴會上總理與我說了不少話，還約我第二天早晨到飯店的頂層呼吸新鮮空氣。第二天早晨8點不到，我赴約去了。總理問我的經歷，我告訴他年輕時在上海參加地下黨、搞學生運動，總理說他30年代也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對上海很熟。在談話之中，總理忽然很誠懇地說，我對不起你，周揚批你是我批準的。我其實也覺得你的文章寫得好，有氣勢。可他們都要批，講了好多理由。我也沒有好好研究就批準了。幸虧主席發現了，不然可要犯大錯誤。就是在這次，總理告訴我他當時看過主席的批示。我原以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后來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這句話。還是鄧力群告訴我，他從康生那里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終’，乃晚節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僅更為準確，而且意味深長。”“1964年夏天，我寫了第2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問題》，初稿寫好后，我就去找康生，請當時由他領導的在釣魚臺的反修寫作班子幫助修改。在釣魚臺，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體成員的熱烈歡迎。經過他們的修改，文章的氣勢果然不一樣了。江青得意地對我說，我讓你去找康老，沒錯吧。姜還是老的辣嘛。”“毛主席當年一聽說周揚他們用政治手段干預學術討論就很惱火，以至于1966年3月30號，主席在上海同康老、陳伯達以及一批學術專家等人談話的時候，還提到這件事，說：‘什么叫學閥？學閥就是那些有閥無學，自己不讀書，不看報，不學習，包庇叛徒李秀成，到處發通知，不準登戚本禹文章的人。’”“我想，如果把當初跟著毛主席革命的人，都放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中來看，那么就會看到多少‘忠王’不忠，多少‘忠王’不終，多少‘忠王’不忠當然也就談不上不終啊！一些人在毛主席奄奄一息的時候，就企圖向他的家人和他的事業開刀。一些人在毛主席尸骨未寒的時候，就真的向他的家人和事業同時問斬。一些人說了‘永不翻案’，卻一朝權力到手，就什么案都要翻。中南海的‘八司馬事件’ 案不是翻了嗎？李秀成批判案不是也翻了嗎？就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案不是也翻了嗎？歷史已經證明：不僅在幾千年來缺乏科學理論指導和社會新生力量支持的農民革命之中，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復斗爭，就是在有科學理論指導和先進階級力量支持的無產階級革命之中，同樣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復斗爭。”

　　再說1964年2月1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轉發鄧子恢《關于城鄉高利貸活動情況和取締辦法的報告》寫了一個批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鄧子恢同志從廣東送來的報告，反映了當前城鄉高利貸活動情況，提出了取締高利貸活動的意見和措施，中央原則上同意這個報告，現在轉發給你們，請研究執行，有些可供參考。

　　中央認為：結合當前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高利貸活動進行一次堅決的打擊和取締，是十分必要的。高利貸活動這種對城鄉人民的高利剝削，盡管去年以來已經有所收斂，但是仍然嚴重地危害著勞動人民的生活，影響著集體經濟的鞏固，助長投機倒把和其他資本主義復辟活動。這是階級敵人在金融戰線上向我們的進攻，必須引起全黨的嚴重注意。

　　關于打擊高利貸活動的辦法和措施，除了鄧子恢同志報告中所提的意見以外，中央再指出如下幾點：

　　一、必須劃清界限，分別情況，區別對待。劃清高利貸和正常借貸的界限，分別放高利貸者的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辦法加以處理。高利貸和正常借貸的界限，主要按利息的高低來確定，一切借貸活動，月息超過一分五厘的，視為高利貸；月息不超過一分五厘的，視為正常的借貸。關于清算退息，凡是過去借貸雙方已經清結完了的債務，除了屬于地、富、反、壞、資本家、投機倒把分子所放的高利貸，應當清算退還以外，其他一般地可以不再追究清算，以免牽動過多，打擊面過寬。

　　二、必須在農村認真整頓和健全信用合作社，加強領導，改進工作，充分發揮它作為群眾性的資金互助組織的作用，鞏固農村社會主義的金融陣地，打擊高利貸。關于整頓和加強信用合作社，堅決打擊高利貸的問題，中央在1963年10月批轉過中國人民銀行黨組有關的報告，各地應當結合這個報告，繼續貫徹執行。信用社干部調動越級批準制應該建立。信用社干部待遇要及早解決。

　　三、必須在城市機關企業和街道居民中，普遍建立和健全互助儲金會，并逐步推行互助儲金小組。這些互助儲金組織的資金來源，主要依靠從職工和居民中自愿地籌集解決。為了使這些組織具有一定的周轉力量，在機關企業，可以由工會和行政部門從經費結余、企業獎金或福利費中，酌量撥給一部分作為周轉金；對居民互助儲金組織，可以由民政部門從救濟費中酌量撥給一部分作為周轉金。必要時，人民銀行也可以對它們發放小額的臨時性無息貸款。

　　四、必須盡量安排城市閑散勞動力從事可能的生產勞動，特別是組織困難戶的生產勞動。有條件的地方，還可以酌量情況，實行不同形式不同規模的以工代賑辦法，使有勞力而無收入或收入很少的城市居民，能夠通過這些安排，獲得一定的收入。這是從積極方面消滅高利貸的有效辦法。對于不能參加生產勞動，或者參加生產勞動和群眾互助以后生活仍有困難的，應當給予社會救濟，使他們生活有適當的著落。同時還應當結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群眾中進行勤儉持家的教育，使群眾克勤克儉、艱苦樸素過日子，盡量減少開支，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困難。

　　必須指出，高利貸的猖獗，有政治原因，也有經濟原因。在給高利貸分子以堅決打擊的同時，一定要做好我們的經濟工作，包括農貸、信用社、儲金會、社會救濟，以及安排群眾生活，安置閑散的勞動力從事生產等。我們有堅強的國家政權，有龐大的經濟機構，國家每年都拿出相當數量的救濟款和農業貸款，加上農村的信用社和城市的互助儲金會等群眾性組織，只要做好工作，我們完全有條件妥善地解決群眾的臨時困難，打退高利貸的進攻。這是金融戰線上兩條道路的斗爭，我們一定要堅決徹底地消滅它。

　　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最近專門討論一次有關打擊高利貸的問題，并將討論結果和打算采取的措施，向中央作一次報告。

　　此件發至縣級，傳達到有關單位。

　　中央 1964年2月15日

　　2月29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他在同金日成的談話中說：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個黨也是如此。我們同高崗、彭德懷也是如此，他們是我們的敵人，也是你們的敵人。動搖分子總是會有的。1962年上半年，我們黨內有些人主張‘三和一少’。什么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各國反動派要和，就像對尼赫魯那樣的反動派也要和。一少是，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一點，要少支持世界革命。”

　　毛澤東還說：

　　“這些話我和好多人都講過，如日本的宮本，新西蘭的威爾科克斯，還有印度尼西亞的同志，但還沒有得到機會同越南同志講。如果中國變成修正主義，天就黑暗了，你們怎么辦？要作思想準備，要高舉馬列主義的旗幟反對中國的修正主義，這樣中國人民是會感謝你們的。假如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過幾年。中國地方大、人多，解放軍覺悟高，就是他們掌握了一部分軍隊，也不要緊。”

　　這時，參加會見的一些朝鮮客人開始悄悄地交頭接耳，毛澤東注意到了這一點，喝了茶水繼續說：

　　“我們是打了預防針的。向全體人民進行了反對修正主義的教育，要反對新的資產階級，新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進行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這號人雖然為數不多，但很厲害，神通廣大，他們能夠從廣州弄到自行車用飛機運到河北高價出賣，這個人還是一個縣的農村工作部長。”

　　金日成忍不住問毛澤東：

　　“中國將來的情況會怎樣?”

　　毛澤東說：

　　“為了防止中國出現修正主義掌權，從現在起就要大講特講反修防修的斗爭問題，大講特講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我擔心，我死以后，中國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

　　金日成又問：

　　“有這種可能嗎?”

　　毛澤東熄滅了手上的煙頭，擺一擺手說：

　　“什么樣的情況都有可能發生，但我不希望中國變得像蘇聯那樣出現資本主義復辟；如果真的那樣，我們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現在我還沒有死，在我們黨的中央內部就有人敢公開提出來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這些人還在，他們還不鬧翻天？”

　　毛澤東又說，“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他們的國內綱領。這些搞修正主義的人，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除此之外，每個部都有，每個省都有，支部書記里頭更多。他還說：

　　“我們搞社會主義，搞經濟建設，都沒得經驗；蘇聯先搞了社會主義，在許多地方也有不少失誤。我們這些國家怎樣搞？要根據各自國家的具體情況。中國是要搞社會主義的，這一條不能變。為了防止中國出現資本主義復辟，所以我們才念念不忘階級斗爭，念念不忘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在談到“七評”一文的寫作過程時，毛澤東說：

　　“‘七評’搞了兩個多月，修改了18次，在文章發表的前兩個星期才想出了一個題目：《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

　　后來吳冷西在回憶中也說過：“這篇文章原定是講兄弟黨關系的，多次改變題目，改變結構，寫得比較吃力。”

　　再說毛澤東在同金日成會晤結束后，回到中南海游泳池住所。護士長吳旭君來給他檢查身體。他向吳旭君說起了和金日成會晤的事，他說：

　　“我對國內的許多事情不放心，有些事同金日成同志談了呢……”

　　吳旭君見他憂心忡忡的樣子，勸他注意身體，他卻說：

　　“我在政治局會議上多次提出這個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了我們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才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和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吳旭君又勸慰他說：

　　“主席也得注意身體呀！身體是革命的本錢。”

　　毛澤東嘆了口氣，開始抽煙，繼而又說：

　　“我這個人沒有私心，我不想為我的子女謀求什么。我只想中國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吳旭君見毛澤東這個樣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喃喃地說：

　　“主席的身體要是出了點什么問題，那可是我的責任。”

　　“出不了問題，我注意著呢！”毛澤東說：“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1964年3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毛澤東答復赫魯曉夫的信件。信件的署期是1964年2月29日。

　　前邊已經說過，赫魯曉夫1963年11月29日給毛澤東的求和信，是由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爾科在1963年12月3日送達的。

　　毛澤東的答復信措辭嚴厲，實際上是論戰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答復信的最后部分，對赫魯曉夫停止公開論戰的要求，提出了4點建議，其中一點是于1964年10月10日到15日在北京繼續舉行兩黨會談。

　　3月7日，蘇共中央復信給中共中央，對毛澤東的答復信逐條批駁，指責中國共產黨“只是為了讓自己占有‘老子黨’的地位”。

　　復信中同意在北京進行兩黨會談，但要求把會談的時間從10月提前到5月。

　　就在這個時候，羅馬尼亞工人黨領導人來到了北京，希望對中蘇關系做一些調解。毛澤東等人會見了他們，聽取了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同時也作了一些解釋。

　　3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3月6日編印的《群眾反映》第16期上，就北京鐵路二中校長魏蓮關于減輕中學生負擔問題意見的來信，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劉、鄧、彭閱后，請尚昆辦。

　　此件應發給中央宣傳部各正副部長，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長、司局長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負責人及管理局的同志每人一份，團中央3份。并請他們加以調查研究。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3項都是不利于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毛澤東 1964年3月10日

　　這個批示下達后，有一些地方開始進行了教學改革的試點工作。

　　3月16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蘇共中央3月7日來信問題，他說：

　　“赫魯曉夫這個人是非常粗暴、非常性急的，估計等不到我們的八評、九評、十評發表，他就會發表他們二月全會的決議，會發起一個反華運動。因為他看到羅馬尼亞的停戰要求被拒絕，我們的立場很堅定，毫不妥協，只有他認錯才能停止公開論戰。他能認錯嗎？他不會認錯的。這次公開論戰，我們已下決心繼續下去，而赫魯曉夫、蘇共中央，這個大概也下了。蘇共中央這樣急如星火，就是要開國際會議，對我采取集體措施。這似乎是下決心準備破裂。信中提出中蘇兩黨會談，開起草委員會、開國際會議、從5月到秋天（可能在十月革命節）辦完這幾件大事，顯然是要走過場。我們上次在復信中提出了這個會，他不好不提，但并非要解決分歧。看來赫魯曉夫如意算盤一是應付我，也敷衍反對分裂的兄弟黨；二是為公開分裂做準備，把分裂責任推給我；三是轉移國內對他的不滿。蘇共3月7日的信要答復，但是只是簡單地答復就行了。主要講，蘇共中央二月全會的文件沒公布，蘇共給兄弟黨的信也沒有給我們看，我們不知道你們怎樣的‘堅決反擊’，要采取什么‘集體措施’，在這種情況下，中蘇兩黨怎么會談呢？看來，中蘇兩黨會談定在今年10月也不行，要推遲到明年5月。來信不是說要在今年5月會談嗎，我們就推遲到明年5月。至于起草委員會，要到明年秋天才能開，后年再開全世界兄弟黨會議。他越急，我們越要慢吞吞地踱方步。中國人是從來有耐心的。這個意思可以寫到復信里邊去。

　　兩黨往來的信件要考慮發表，但是要看看赫魯曉夫對我們這次復信有什么反應，然后再考慮發表。我們目前還要繼續評論蘇共的《公開信》。現在已經發表7篇文章，再有3篇就10篇，也就差不多了。以后繼續寫文章，除了寫過去已經定的題目以外，還要就一些根本理論問題，對蘇共的錯誤提出批評。比方說，現代修正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問題、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問題，這兩個是大題目，可以寫文章。還有，在最近召開的國際民主組織的會議里，蘇聯跟我們的爭論越來越頻繁。在這些會議上他們占多數，但是亞非拉一些國家是贊成我們的，所以爭論很激烈。這表現了兩條路線的斗爭。在國際工聯、國際青聯、國際學聯都是這樣，世界和平大會也是這樣。所以怎么樣說清楚在國際民主組織里面的兩條路線斗爭，也可以寫文章。”

　　3月17日下午，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他說：

　　“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魯曉夫斗爭中，現在應該再轉到國內問題上來，聯系國內反修防修問題。哥穆爾卡3月中旬來信中勸我們停止公開論戰。我們復信里面，要表示欣賞他說我們有權利答辯這一點。至于他呼吁我們停止論戰的問題，我們可以把我們跟羅馬尼亞黨談了些什么告訴他，用這個辦法來答復他。就是說，我們跟羅馬尼亞黨是這樣講的，跟你哥穆爾卡也是這樣講的。今年4月是赫魯曉夫的70歲壽辰，我們可致電祝賀。電報不能是完全禮節性的，應該講點實質問題。赫魯曉夫越要大反華，我們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態，他要堅決反擊，我要堅決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團結。這樣我們就處于主動地位，爭取國際同情。進可攻，退可守。這樣他可能發表，也可能不發表，我們要爭取他發表，讓蘇聯人民和全世界知道我們的態度。”

　　3月17日晚，毛澤東為“八評”寫了一段開篇語，他寫道：

　　“本文想討論一個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問題，這就是所謂的‘和平過渡’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來，是由于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提了出來，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用綱領的形式加以系統化，以其修正主義的觀點，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1963年7月14日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又重彈這個老調。”

　　后來，康生、吳冷西及寫作班子其他成員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八評”的末尾增加了兩段文字：

　　“我們愿意奉勸蘇共領導同志，過去有多少機會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都被丟進歷史的垃圾堆，你們何必一定要跟著他們的腳印走呢？”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冒牌的機會主義是死亡了，但是科學社會主義卻充滿著青春的活力，他正在以更加寬闊的步伐向前邁進。”

　　3月18日，毛澤東給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高亨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高亨先生：

　　寄書寄詞，還有兩信，均已收到，極為感謝。高文典冊，我很愛讀。肅此。敬頌

　　安吉！

　　毛澤東 1964年3月18日

　　信中所說的“寄書”中的“書”即后文中的“高文典冊”，指高亨的研究著述；“寄詞”中的“詞”指高亨填寫的歌頌毛澤東的《水調歌頭》一詞。高亨收到毛澤東的來信，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山東大學校領導不失時機地將毛澤東寫在信封上的“山東大學”4個字，復制成了他們的校牌；這首《水調歌頭》也因其境界闊大，氣韻雄壯，在《文史哲》上發表后流傳很廣，在傳抄流轉中有人便誤認為是毛澤東的詞作。在1966年初，康生曾當面求證過毛澤東。毛澤東哈哈一笑說：詞寫得不錯嘛，有氣勢，是山東大學一位知識分子寫的。康生便建議《人民日報》重新發表《水調歌頭》，以正視聽。1966年2月18日，《人民日報》在第6版右上角重新發表了這首詞，并加了一個說明：“1964年初，《文史哲》雜志組織了一次筆談學習毛主席詩詞10首的活動，在筆談中，作者寫下了下面這首詞。原刊《文史哲》1964年第1期。

　　水調歌頭

　　山東大學教授 高亨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洲風雨，筆下有雷聲。喚醒蟄龍飛起，掃滅魔炎魅火，揮劍斬長鯨，春滿人間世，日照大旗紅。

　　抒慷慨，寫鏖戰，記長征。天章云錦，織出革命之豪情。細檢詩壇李杜，詞苑蘇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攜卷登山唱，流韻壯東風。”

　　3月18日這一天，毛澤東又給數學家華羅庚寫了一封堪稱毛體書法精品的回信。

　　原來，華羅庚在讀了毛澤東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后，受到了很大的啟發和教育，他無情地解剖了自己的思想，決心努力進行自我改造。在給毛澤東的信和詩中，他充分表達了一個從舊社會過來的老知識分子在走向為人民服務的道路上自覺改造世界觀的真誠愿望和堅定決心：

　　森森白骨堆中，是俺身生所在。皮囊縱然萬般改，積垢依然深埋。

　　妖風易受蠱惑，風起障目塵埃。勤學毛著脫舊胎，才能入得門來。

　　毛澤東在回信中寫道：

　　華羅庚先生：

　　詩和信已經收讀。壯志凌云。可喜可賀。肅此。

　　敬頌教祺！

　　毛澤東 1964年3月18日

　　華羅庚讀了毛澤東的復信，異常激動，逢人便說：“毛主席親自寫信教導我，要我樹雄心，立壯志，絕舊緣，走新路。”其興奮之情溢于言表。

　　在毛澤東的鼓勵下，這一年華羅庚寫出了著名的《統籌方法平話》。后來，他還到西南某工地推廣“統籌方法”。

　　3月19日，毛澤東翻閱了中共中央聯絡部的1份文件，上面載有蘇共中央1964年2月12日給印尼共產黨中央的一封信。他在文件上批示道：

　　江青閱。這件很早的文件，仍可以一閱。虛聲恫嚇，毫無辦法，蘇修已走入一個死胡同。

　　毛澤東3月19日

　　3月21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八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稿。

　　吳冷西趁機匯報了《人民日報》籌備《學術研究》專刊的情況。毛澤東說：

　　“《人民日報》要抓理論工作，不能只搞政治。”

　　他問到史學方面的情況，吳冷西說：

　　“史學方面的爭論頗多。”

　　毛澤東說：

　　“不要怕爭論，把爭論雙方的意見都發表出來，讓大家討論。不少學術問題爭論多年，還得不出各方一致同意的結論。”

　　大概在此后不久，毛澤東便寫出了一首新作《賀新郎·讀史》，其詞云：

　　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銅鐵爐中翻火焰，為問何時猜得？不過是幾千寒熱。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讀罷頭飛雪，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五帝三皇神圣事，騙了無涯過客。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跖莊蹻流譽后，更陳王奮起揮黃鉞。歌未竟，東方白。

　　毛澤東在這首詞中，從人類誕生到生產力發展，從階級斗爭到奴隸和農民起義，一直寫到社會主義，縱貫幾百萬年的歷史，而著墨僅僅只有115個字，的確是氣象恢宏，古今罕見。

　　3月22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繼續抓緊進行“五反”運動的指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國家機關各黨組、黨委： 

　　中央早就指出：這次“五反”運動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這個運動也像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樣，是重新教育人、改造人的革命運動；是防止和克服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侵蝕，打退資本主義勢力猖狂進攻的革命運動。凡是認真地正確地開展“五反”運動的地方，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領導干部的思想作風有了顯著的改進，廣大群眾的思想政治覺悟有了顯著的提高，從而大大推進了生產和工作，出現了一派新氣象。經驗證明：通過“五反”運動，不僅可以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把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深入一步，而且可以促使我國的國民經濟更快地全面好轉，加速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但是，最近一個時期以來，有些地方的“五反”運動大有放松的趨勢。有的地區和單位對“五反”抓得不緊，使運動拖拖拉拉，進度很慢；有的地區和單位，把“五反”運動同學習解放軍、學習石油部和其他工作對立起來，使運動陷于無人負責的自流狀態，甚至半途而廢地停止了。如果不及早提起注意，這些地區的“五反”運動就有滑過去的危險。這對于我們今后的工作是很不利的。

　　“五反”運動是推進工作和生產的一個巨大動力。“五反”運動必須堅持進行，搞深、搞透。凡是放松的或者停頓的地區和單位，一定要重整旗鼓，把“五反”進行到底。必須把“五反”運動同執行中央《關于加強相互學習，克服固步自封、驕傲自滿的指示》、同學習解放軍、學習石油部和開展比學趕幫的增產節約運動緊密地結合起來。它們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把它們對立起來和用上述各項運動代替或者擠掉“五反”運動都是錯誤的。在“五反”運動中要強調干部自覺革命，認真地洗手洗澡，徹底反掉官僚主義、分散主義和鋪張浪費，使機關作風革命化、企業作風革命化；要放手發動群眾，整頓和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大張旗鼓地開展反對貪污盜竊和投機倒把的斗爭；要整頓黨的基層組織，加強黨員的教育和管理，使黨的基層組織真正發揮戰斗堡壘作用。只有把這幾方面的工作都做好了，“五反”運動才能取得全勝。

　　“五反”運動能不能搞深搞透，關鍵在于領導。各級黨委要切實引起重視，把這一工作繼續抓緊。要全面規劃，有步驟地開展運動，力爭在1964年搞完或者基本搞完這個運動。要加強運動的督促檢查，發現問題及時解決；要注意總結經驗，用具體經驗指導運動；要派強的工作組到那些領導力量薄弱、運動開展不好的單位去指導和幫助工作。絕不能放任不管，聽其自流。 

　　現在把華北局《關于力爭在一九六四年內完成工業企業“五反”任務的指示》和中南局《關于當前“五反”運動的意見》，轉發給你們參考。請你們也對本地區的“五反”運動進行一次檢查，作出具體安排。 

　　中央 1964年3月22日

　　接著，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在全黨組織干部宣講隊伍，把全黨全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到底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部委黨委、黨組，各人民團體黨組，軍委總政治部，地方各地委、縣委，各大、中工廠、礦山、交通部門以及企業、事業黨委、黨組，各大、中學校黨委，科學、文化機關黨委黨組，省、專區、縣3級政府黨委、黨組：

　　我黨從1963年開始的全黨全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必須進行到底，需要幾年才能完成（至少要3年到4年）。地方要學習解放軍的經驗，解放軍也要學習地方的經驗。中央的3個社會主義教育文件（五反指示，決定草案，規定草案），除五反指示限于城市及縣以上機關以外，其余兩個（即所謂雙十條）應在幾年內分幾次在城鄉全黨全民中宣讀，講解，發問，答問，由粗到細，由淺入深，結合當地實際情況，深入調查研究，直到確實解決問題。為此要組織宣講隊伍。這種隊伍，要使一切能講（即能看懂文件）會講（即政治水平較高，在群眾中有較高威信）的同志都得到機會去講。從中央委員到縣委市委委員，與縣一級相同的黨委委員以及其他有相當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體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們充當宣讀員，至少一次到兩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極怠工分子。這樣做，于己于人，好處極多，能使全黨全民獲得社會主義教育，首先是各級干部獲得這種教育，免除官僚主義、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危害。

　　現將兩個文件發給你們。一個是解放軍總政治部1964年3月16日的報告，一個是孔夫子故鄉山東曲阜縣委1964年2月10日的報告（即總政治部《關于全軍學習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兩個文件的總結報告》、《曲阜顏家村大隊根據中央兩個十條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情況報告》——筆者注）。請你們研究這兩個文件，從其中可以得到許多啟發。 

　　中央 1964年3月22日 

　　3月24日，毛澤東聽取了薄一波、譚震林的工作匯報，他在談話中說：

　　“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三者必須結合。只搞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不抓階級斗爭，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奮，還是搞不好生產斗爭、科學實驗的。只搞生產斗爭，不搞科學實驗，行嗎？只搞階級斗爭，不搞生產斗爭、科學實驗，說擁護總路線，結果是假的。我說石油部做出了偉大的成績，既振奮起了人們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上百萬噸石油，還有一百萬噸的煉油廠，質量是很高的，是國際水平。”

　　3月24日這一天，毛澤東在談話中還講到了老粗和知識分子問題，他說：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識分子是比較沒有出息的。歷史上當皇帝，有許多是知識分子，是沒有出息的。隋煬帝就是一個會做文章、詩詞的人。陳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詩能賦的人。宋徽宗既能寫詩，又能繪畫。一些老粗能辦大事情，成吉思汗、劉邦、朱元璋。”

　　3月25日，毛澤東為《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即“九篇文章”）一文，給劉少奇等人寫了兩個批語，全文如下：

　　一 劉（少奇——筆者注，下同）、周（恩來）、彭（真）、鄧（小平）、康（生）、陳（伯達）、（吳）冷西各同志閱。請提意見，準備修改。

　　毛澤東 1964年3月25日

　　閱后退毛。

　　二 送陳毅同志一閱。退毛。

　　3月26、27日下午，毛澤東連續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他在會議上說：

　　“我所以提議要發一個給赫魯曉夫祝壽的賀電，還考慮到這么一種可能，就是在赫魯曉夫內外交困、大家對他很不滿的情況下，他有可能被宮廷政變推翻。要考慮到這個可能。而推翻以后，上來的人可能比赫魯曉夫好一些，但應從壞處著想，即也可能比赫魯曉夫更壞，大國沙文主義更厲害一些。依我看，赫魯曉夫還不是最壞的人，有比他更壞的，比他搞大國沙文主義更厲害的。赫魯曉夫搞大國沙文主義毛手毛腳，引起強烈反抗。搞上一個人來，可能比他謹慎一點，但也可能搞的更兇一些，更厲害一些。要估計到兩種可能性。從現在情況看，出來比他壞的這種可能性更大。所以我們致電祝賀赫魯曉夫70大壽，要考慮對赫魯曉夫本人表現一點友好之意。還要拉赫魯曉夫一把，盡量推遲中蘇分裂，用拖的辦法。赫魯曉夫在3月7日的信里表示，要在秋天開國際會議。看起來也可能是一種訛詐，估計不至于馬上公開破裂。我們力爭推遲就是了。我們常委里沒有直接跟赫魯曉夫交鋒的人還占多數。我是交過鋒的，但是內部談話，公開的沒有跟他交過鋒。少奇同志是交過鋒的，在莫斯科會議上交鋒的，但是也沒有公開地在報紙上跟他交鋒。恩來嘛，我們的總理是交過鋒的，赫魯曉夫耿耿于懷，說我們總理給他上大課。總理在‘二十二大’上致詞時也不指名地批評了他。還有我們的小平同志，我們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魯曉夫吵。我們都是妖魔鬼怪。但是現在這個洪太尉赫魯曉夫混不下去了，日子不好過了。我們還得感謝他把我們放出來，可以跟他進行公開論戰，因此要給他發個賀電。我們講過，赫魯曉夫現在內外交困，有可能被人推翻。但推翻他之后，一個是可能出來一個比他好一點的，還有一個可能是出來一個比他更壞的。從現在情況看，出來比他壞的這種可能性更大，所以我們現在還要拉赫魯曉夫一把，盡量推遲中蘇分裂用拖的辦法。現在中蘇會談沒有什么好談的，是談不攏的。與其談得破裂，還不如推遲談判。今年不談，明年再談，明年談不攏再推遲，盡量推遲分裂。但是我們思想上也得準備，準備赫魯曉夫貿然搞分裂，不分裂最好，看起來也比較困難，但推遲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3月27日晚，毛澤東離開北京南下視察工作。

　　3月28日，毛澤東途經河北邯鄲，在這里停留了兩天，召集山西、河北兩省負責人及河北省5個地委的負責人開“四清”工作座談會。

　　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匯報說，山西全省從去年12月以來，在面上普遍宣講了《前十條》、《后十條》，在點上的公社里正在搞“四清”試點。毛澤東關切地問：

　　“你們這樣做，究竟妨礙了生產沒有？生產情況如何？”

　　陶魯笳回答后，毛澤東囑咐說：

　　“每一步驟都要緊密結合生產。”

　　有人在匯報中說：

　　“教授下鄉搞‘四清’，他們說自己什么也不懂。”

　　毛澤東想起毛遠新說對‘四清’文件的理解不如農民深的話，便插話說：

　　“知識分子其實是最沒有知識的，現在他們認輸了。教授不如學生，學生不如農民。”

　　有人匯報到一些人說階級斗爭是共產黨挑起來的。毛澤東說：

　　“什么挑起來的呀，共產黨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貪污、反浪費，反多吃多占，反對反革命破壞。因此才寫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前十條》、《后十條》，然后發下去，到工廠、農村去念，看他們贊成不贊成，有無修改。你說這些東西是天上掉下來的？是主觀挑起來的嗎？說是共產黨想出來的，為什么群眾歡迎？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時，四類分子躍躍欲試。地主用歸宗圖教育他們的后代，還要搞階級斗爭，他們用送禮、美人計拉攏我們的干部，是誰挑起來的？階級斗爭確實存在。不能把沒有說成有，也不能把有的說成沒有。”

　　陶魯笳在匯報中說現在自留地減少了，毛澤東說：

　　“自留地不能太少了。”

　　陶魯笳匯報到水災后農民互助建房，毛澤東說：

　　“農民要合作修房，最好改為磚房，土房頂不住水。”

　　陶魯笳提出干部是否可以實行選舉制，能官能民，能上能下，先從公社這一級做起。毛澤東說：

　　“公社干部應該選舉，為什么不能選舉呀，脫產干部也是選舉的呀。”

　　陶魯笳在匯報中介紹了昔陽縣大寨大隊的經驗，說陳永貴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帶領群眾苦干實干，深受群眾愛戴。大寨黨支部有這樣一個口號：

　　“參加生產，領導生產。”

　　毛澤東說：

　　“很好嘛！像打仗一樣，紙上談兵不行；你不參加打仗，怎么指揮戰爭呢？”

　　陶魯笳還向毛澤東匯報說，在1963年的抗洪斗爭中，陳永貴總結出“自力更生十大好處”，硬是不要國家一分錢，自力更生重建家園，發展生產。他還告訴毛澤東，陳永貴這個人，群眾說他很有才干，他領導群眾搞集體生產，年年有新套套。他的新套套，不是憑空想出來的，而是在和群眾一起勞動的實踐中琢磨出來的，所以很有效。陳永貴在依靠政治掛帥、防止出現高工分階層問題上，解決得好，有制度，不繁瑣，有差別，不懸殊。毛澤東問道：

　　“陳永貴是哪幾個字？他識字不識字？”

　　陶魯笳當即在紙上寫了“陳永貴”3個字給毛澤東看，并說，陳永貴42歲掃盲，今年50歲，現在能讀報，還懂得什么叫“邏輯”。毛澤東聽了十分感慨，他說：

　　“陳永貴識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呀！你們有他的材料沒有？《人民日報》那篇文章（指新華社通訊《大寨之路》及《人民日報》社論——筆者注）我沒有看。”

　　陶魯笳讓秘書把2月10日的《人民日報》找來，連同準備匯報的有關陳永貴和大寨的材料一并交給了毛澤東。

　　第二天，毛澤東在同陶魯笳等人談話中說：

　　“看來農業要學大寨。”

　　在離開邯鄲去鄭州的途中，毛澤東給周恩來打電話，請他注意一下陳永貴和大寨的經驗材料。

　　后來周恩來指示廖魯言帶領3名助手于在4月下旬到5月上旬，在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調查研究了20多天，于5月25日向中共中央報送了《大寨大隊調查報告》。報告說，大寨是自力更生建設旱澇保收、穩產高產的典型，是全國農業戰線的一面旗幟。

　　3月30日，毛澤東抵達鄭州。這一天和4月1日，他召集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陜西省委負責人李啟明、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以及河南幾個地委的負責人，先后開了兩個下午的會，座談“四清”問題。他在聽取匯報中插話說：

　　“現在各地做法不一樣。看起來，一般地還是先解決人民內部問題，先解決‘四清’問題，然后再解決敵我問題為好。如果領導權被敵人篡奪了，就要先奪權，解決敵我問題。”

　　“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絕不能著急，一定要搞徹底，不能滑過去。兩年不行搞3年，3年不行搞4年。過去民主革命沒有搞徹底，現在要補課。社會主義革命如果滑過去，將來又要補課。”

　　3月3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了編輯部文章“八評”，題目是：《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八評”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給赫魯曉夫戴上了修正主義者的帽子，措辭也愈加尖銳。

　　1964年4月2日，毛澤東到了武昌。

　　這天下午，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向毛澤東作了匯報，他說湖北這一年計劃50%的社隊要完成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澤東問他：

　　“你們是不是要求太急了？這樣做，會不會走過程？”

　　4月3日，蘇聯方面公開發表了蘇共中央二月全會決議和蘇斯洛夫在全會上的反華報告，《真理報》還配發了一篇反華社論。

　　蘇共中央二月全會的決議中寫道：“蘇共中央認為，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共產主義運動和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的根本利益，要求從思想上揭露中共領導的反列寧主義的立場和堅決反擊他們的分裂行動。”

　　面對蘇共采取的使論戰升級的這一步驟，毛澤東決定，一面繼續寫“九評”予以反擊，一面采取拖的辦法，盡量推遲中蘇分裂的時間，而要達到這一目的，最絕妙的一個措施，就是給赫魯曉夫發一個70壽辰的賀電。毛澤東說：

　　“赫魯曉夫越要反華，我們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態度。他要堅決反擊，我要堅決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團結。這樣我們就處于主動地位，爭取國際同情。進可攻，退可守。”

　　4月5日、6日，赫魯曉夫在匈牙利發表講話中放肆攻擊中國，他說：

　　“中國認為斯大林好，攻擊我在蘇共中央“二十二大”全盤否定斯大林。有人認為斯大林時期好，想復活斯大林，那么想復活斯大林的人就把斯大林搬走，和他一起生活吧。中國人沒有褲子穿，他們說一個人有一條褲子就夠了，就是說，他們覺得把自己羞恥的部分掩蓋起來了就夠了。也許在一些炎熱的國家里，有一條褲子就夠了，可是我們這些北方國家，需要更厚實的衣服。否則，我們身體的某些部分可能會凍僵的。”

　　4月9日，劉少奇在接見朝鮮文化代表團的時候，公開了他和毛澤東在文藝上的不同觀點。他說：

　　“就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也要搞，也要演出。不演出不是我們的方針，不能絕對化。中國資本主義的，我們叫新民主主義時代的音樂、小說、詩歌、戲劇，在藝術水平上講，不如封建時期的高，現在寫的小說、劇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時期的好，所以演戲就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

　　這話剛剛傳下來的時候，吳晗和夏衍等人都非常高興。他們說：還是劉主席說得比較客觀。當他們正要準備新的活動時，又傳下來了毛澤東的指示。毛澤東說：

　　“劉少奇講的算放屁，他懂得什么藝術和政治，完全是為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張目。”

　　這樣一來，文化部的人又不敢動了。

　　4月13日下午，毛澤東在長沙召集鄧小平、康生、吳冷西開會，討論給赫魯曉夫賀電稿的修改及其它問題。他首先說道：

　　“我所以提議要發一個給赫魯曉夫祝壽的賀電，還考慮到有這么一種可能，就是在赫魯曉夫內外交困、大家對他很不滿的情況下，他有可能被宮廷政變推翻。要考慮到這種可能。而推翻以后，上來的人可能比赫魯曉夫好一些，但應從壞處著想，即也可能比赫魯曉夫更壞，大國沙文主義更厲害一些。”

　　據吳冷西回憶，毛澤東提出了4點意見：1、賀電中不必多談分歧和爭論；要點出一個意思：盡管我們有分歧，但一旦有事，我們兩黨會團結起來。2、在報刊上發表蘇共中央二月全會決議和蘇斯洛夫的報告。3、對蘇共中央3月7日來信的復信修改后再發。到時候可以把去年11月29日的來信一直到我們這次給他們的復信，這中間雙方來往的信件，全部公開發表。4、繼續寫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九評”、“十評”要抓緊，今后還要組織一批文章。

　　4月17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聯名簽署的給赫魯曉夫70壽辰的賀電。

　　此前，毛澤東特意囑咐，賀電發出以后，一段時間內不要發反修文章，以示和解。

　　欲知毛澤東后來又有何重要活動，且看下一章詳述。

　　東方翁曰：請讀者細細地琢磨一下毛澤東在解釋他為什么要提議給赫魯曉夫寫祝壽賀電的那些話，因為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又一個不可忽視的預言。不久，在蘇聯高端發生的反赫魯曉夫政變，以及政變后上臺的蘇共新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的對華態度和他推行的勃列日涅夫主義，無不證明了毛澤東那神奇的遠見卓識和他那驚人的預見性，是多么的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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