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的話：

　　毛主席去世之后，由于受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影響，幾乎毛澤東說過的什么話都要反對，幾乎只要是毛澤東時代定下的案都要翻、只要是毛主席認為錯誤的都要被說成是正確的。

　　例如，毛主席說：“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線，使我們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當革命處在關鍵的時候，他不讓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這本來是一個有大量史料可以佐證的正確論斷，但是如今卻被一些歷史虛無主義者詆毀成為了毛主席對斯大林“不切實際”的批評。

　　不僅如此，隨著蘇聯解體，美西方帝國主義逐漸把重點妖魔化的對象從蘇共轉移到了中共。于是，接著蘇聯解體之后公開的大量“蘇聯解密檔案”，在美西方帝國主義的支持下，歷史虛無主義分子們又通過移花接木、掩蓋事實的手段，制造了過分抬高蘇聯、過分貶低中共的謠言，最典型謠言就是中共決定建立人民民主專政是因為蘇聯對中共的“錯誤”的“糾正”。

　　綜上所述，斯大林領導的共產國際在中國土地革命時期到底有沒有嚴重錯誤？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究竟有沒有在革命的關鍵時候也就是解放戰爭前夕阻止我們和蔣介石集團進行戰爭？中共決定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究竟和蘇聯的“建議”有什么關系？這些都需要我們考證大量史料，加以辨析、澄清。

　　一、圍繞毛主席的第一個論斷進行考辨——共產國際在近代中國土地革命時期的嚴重錯誤考辨

　　時間軸上的故事——共產國際和“左”傾路線關系（1）：斯大林1928年的談話是“左”傾路線的重要指導性綱領

　　（1）1928年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談話否定了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持久存在

　　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毛主席就精準指出：“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但是，1928年，斯大林在會見周恩來、瞿秋白的時候卻強調：“農民游擊戰爭并非暴動，有些地方取得政權，組織紅軍，但不能持久。”（《周恩來對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領導人會見情況的記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可見，斯大林否認了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持久性。斯大林顯然是沒有弄清白區軍閥長期混戰的問題，認識不到農村建立根據地的持久性。認識不到農村根據地工作的持久性，也就把城市工作放在了重點。這是“城市中心論”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

　　讓我們拿這個對比以下毛主席的正確觀點。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強調：“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則一，就會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國有這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長期混戰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戰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擴大一天，何以始終不能有一個統一的政權……就會明白相應于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和游擊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伴隨著紅軍和游擊隊而來的，成長于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區域的存在和發展（中國以外無此怪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天擴大一天，一天激烈一天，始終不能統一，本身就體現了白區軍閥混戰的長期性。斯大林認識不到中國白區軍閥長期混戰的本質，也就認識不到農村根據地政權存在的持久性。有階級敵人的持久混戰，也有農村革命政權的長期發展。

　　總之，毛主席堅持在農村根據地進行持久斗爭，堅持根據白區軍閥始終不能統一的混戰事實，逐漸持久的在農村發展革命政權力量，而斯大林的“不可持久論”是錯誤的，而且是“左”傾路線關于加緊進攻城市、反對在農村建立持久根據地的重要理論依據。

　　（2）斯大林對“城市中心論”的論述

　　也是在和周恩來、瞿秋白的談話，斯大林認為：“廣州暴動是否是盲動主義?不是!盲動主義是幻想出人工造成的軍事陰謀，廣州暴動則不是。廣州暴動的結論是，中國黨和工人階級想鞏固革命地位的英勇的企圖。他們向國內外作一次公開的反抗。一方面是想鞏固自己的革命勢力，另外開展了一個新的革命斗爭的局面。”（《周恩來對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領導人會見情況的記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但是，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在不適合起義的大城市強行起義的廣州暴動就是盲動主義。高度肯定而不否定根據中國實際情況來看就不應該搞的大城市暴動，斯大林這里完全錯誤。不承認打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在當時本身就是完全錯誤的盲動主義，本身就表現出來了他堅持城市中心論主義。

　　我們也拿這個對比一下毛主席的正確觀點。毛主席不是神，秋收起義無疑也犯了城市中心論的錯誤。但是，毛主席第一時間就糾正了這個錯誤，毅然率領秋收起義剩余的七百人上了井岡山，開辟了中國革命新道路。毛主席在《井岡山的斗爭》強調：“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破裂時期……我們的戰略可以比較地冒進，用軍事發展割據的地方可以比較地廣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以備白色恐怖到來時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統治階級政權比較穩定的時期……則我們的戰略必須是逐漸地推進的。這時在軍事上最忌分兵冒進，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發展黨，組織地方武裝)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井岡山的斗爭》）可見，毛主席早就反對盲目攻打大城市的錯誤路線了。毛主席強調——反對冒進，反對打實力極其強大的大城市。而廣州暴動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打大城市，就是盲動主義。

　　斯大林還講：“游擊戰爭能從為土地革命(作)斗爭(的)分子中集中軍隊的力量，其意義在為工人用。假使我們能從農運中吸收幾萬軍隊，集中到一個或幾個城市，其意義將更重大”（《周恩來對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領導人會見情況的記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這就是斯大林的公式：①拉隊伍比搞土改、擴大農村根據地還重要。②所以，拉隊伍之后“更有意義”的是打城市，而不是繼續擴大農村的土改根據地范圍。③拉隊伍之后可以打城市的標準就是“幾萬”。這是毫不掩飾的城市中心論！

　　我們再對比一下毛主席的正確觀點。毛主席不認為吸收幾萬軍隊之后打城市會“更有意義”。“寧都起義勝利和紅五軍團誕生，極大地增強了紅軍的力量，紅一方面軍由第一次反‘圍剿’時的四萬多人發展到六萬多人。”（《毛澤東傳》第13章，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紅軍發展到了“幾萬”之后，中央就聽了共產國際的，去把兵力“集中到‘更有意義’的大城市”。當時，“毛澤東仍不同意打贛州，在發言中提出:贛州是贛南的政治經濟中心，是閩粵兩省的咽喉，是敵軍必守的堅城;它三面環水、城墻高筑、易守難攻……以紅軍現有力量和技術裝備很可能久攻不克，還是以不打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圍城打援的戰術。但中央局多數成員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主張打贛州。毛澤東又一次成為少數。他再建議可否聽聽前線指揮員的意見。項英說:在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時，我問過彭德懷可不可以打下贛州?彭德懷回答:‘地方靖衛團兩千人，旅估計有六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時間，蔣介石又不來增援，是可以打下的。’會議按照多數人意見，決定打贛州。”（《毛澤東傳》第13章，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之后彭德懷指揮紅軍打贛州，出師不利，大敗而歸。可見，“吸收幾萬軍隊”之后“集中到一個或幾個城市”，沒帶來更大的“意義”，帶來的是紅軍的傷亡慘重。實際上，只有道理解放戰爭時期，發展了至少百萬人民軍隊之后，我們才成功用集中兵力、各路配合打贏了階級敵人、打下了大城市。斯大林那個吸收幾萬就去打大城市的觀點，確實體現了他缺乏對中國軍事實際的了解。他的論述嚴重脫離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敵強我弱、差距懸殊的實際情況！

　　時間軸上的故事——共產國際和“左”傾路線關系（2）：1929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來信”的錯誤指導

　　（1）反對聯合民族資產階級

　　1929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來信，對中共作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指示，反對聯合民族資產階級。他們講：“一九二七年資產階級叛變的結果，它的投降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的結果，國民黨各種政治派別，以及國民黨左派的社會基礎，也就都變更了，一切種種沒有批評態度的企圖，要想把現在時期的政治派別，和武漢時期的政治派別，去相比擬——都是機會主義的公開的露骨的表現。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聯盟里暫時的很有條件的分出中等資產階級的民族改良主義的一翼——這種分裂，無論如何不能夠解釋成為小資產階級的獨立發動，或者解釋成為民族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的革命發動，譬如中國共產黨的右派就是這樣說法，右派常常要用資產階級營壘里的各種變動和勾結，來代替工農的群眾斗爭。”（《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論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這就是王明路線反對利用福建事變的重要理論基礎。這是王明的一把尚方寶劍。

　　（2）繼續強調以城市為中心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頑固的強調“城市中心論”：“尤其是中國各省群眾的農民土地運動，一般的是在生長，以及蘇維地區域保存著，而且最近更在擴大并鞏固起來，南方有著不斷的游擊戰爭——這都成為革命潮流之中的一個支流，順著這個支流……然而談正確的最重要的，日益生長的高潮的象征，還是工人運動的復興，中國工人運動，現在已經脫離一九二七年嚴重失敗之后的消沉狀態……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的任務，共產黨當然是更加是沒有解決。現在第一等重要的任務，是要取得無產階級自發的經濟政治斗爭的領導，這一個任務也還沒有解決。”（《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論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這和毛主席的農村為中心的思想根本不同。還要注意的是，這個“指示信”是具有指示、命令性質的。所以也可以說這是對中國革命的錯誤干預。

　　（3）“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尚方寶劍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同一時期還發了關于富農問題的指示信，強調：“在現在當革命失敗的時候，我們必要在農村中重新建設自己的組織，重新創造自己之政治影響的基礎，要動員農村廣大的群眾特別是貧民，若不對于一切剝奪與壓迫的形式都采取堅決的勇敢的斗爭，則這些任務是不能實現的。不是堅決的階級的口號，而想擴大我們在農村貧民的政治影響是絕對不可能的。這就是要我們指導廣大的農村無產階級及農村貧民之反對地主與富農之一切剝奪與壓迫的斗爭。假使保持著聯合富農的策略或者不要加緊進攻富農的策略路線，則黨必不能領導農村貧民的階級斗爭，必不可免的要緩和農村貧民群眾的積極而有利于農村中的富農。”（《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與中國共產黨書》）這就是王明路線關于“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理論來源。

　　時間軸上的故事——共產國際和“左”傾路線關系（3）：1930年十月來信之后，共產國際真的放棄城市中心論了嗎？

　　（1）周恩來親赴莫斯科 斯大林聞言思變策

　　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李立三的火上澆油，使中國革命出現了嚴重曲折。當時周恩來親赴莫斯科，向斯大林講：“因為全國政治經濟的不統一,使得中國革命的發展也表現出不平衡的特點,農民游擊戰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國革命的主要特征,中國工農革命的紅軍是游擊戰爭與土地革命的發展過程中、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的特殊產物。”（《周恩來年譜》）周總理明確提出“農民游擊戰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國革命的主要特征”（《周恩來年譜》）。斯大林聽后，觀點有了轉變，比以前相對進步。

　　可見，周恩來是比較早的在認識上認可毛主席的“農村包圍城市”革命路線的。但是，由于后來中央集體組織對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不公正的批判和否定，周恩來也多次執行共產國際和博古中央的錯誤路線。但是，斯大林即使同意先打敵人薄弱的地方，也依然沒有同意以農村為工作中心，沒有明確指出薄弱的地域應該是農村。這和毛主席把工作中心放在農村，強調“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紅軍游擊隊與廣大農民群眾緊密地配合著組織著從斗爭中訓練著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武裝組織從鄉暴動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以至于超地方紅軍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農村武裝割據的觀點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共產國際發來了“十月來信”，希望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但是之后的日子，共產國際還是站在了王明這一邊、博古這一邊、“左”的錯誤這一邊。

　　（2）寧都會潤之遭誹謗 姆林宮寶劍贈欽差

　　毛主席主張集中力量先進行鄉村工作、擴大鄉村武裝割據政權、以鄉村工作為中心、反對打大城市，但是，王明路線執行者們堅決要打大城市。打贛州，就是堅持了斯大林“假使我們能從農運中吸收幾萬軍隊，集中到一個或幾個城市，其意義將更重大”（《周恩來對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領導人會見情況的記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的觀點，結果損失慘重！紅軍已經發展到了六萬，反對以農村為工作中心的斯大林當然支持“一步一步有力地向外發展,爭取中心城市。”的路線了。

　　毛主席極盡所能減少損失，堅決主張先打敵人弱的地方，反對中央進攻大城市的路線。最終，在寧都會議被徹底剝奪了一切軍事指揮的參與權。這個決定被送到了斯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蘇共中央之后，在發給中共中央的電報指示中，共產國際執委會表明了他們的態度——“總體上同意”（《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3卷）中央的處理意見。也就是否定了毛主席先打農村、先打敵人薄弱環節的正確意見。這些都是真實的歷史。

　　（3）毛澤東勇闖全新路 斯大林訴“苦”蔣經國

　　在抗日戰爭之后，斯大林對蔣經國還說過這樣的話。“毛澤東是個與眾不同的人,而且是個與眾不同的共產黨人。他在農村到處活動,避開城市,對城市不感興趣,他(斯大林同志)對此不理解。他(斯大林同志)不理解,蔣介石和毛澤東之間為什么不能達成協議。他(斯大林同志)不能對任何人表示不滿,因為他不知道這是誰的過錯。”（《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1945.1-1949.2)》：《斯大林與蔣經國會談記錄:東北經濟合作等問題》）這里可見，斯大林和毛主席的死對頭蔣介石的兒子表達了他長期以來對毛主席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不理解。蔣經國又不搞土地革命，斯大林對小蔣談他對毛主席的戰略的不理解，完全是“即興發揮”。在這個“題外話”中，斯大林表達了他對共產黨長期不支持“城市中心論”的不滿。可見他還是支持曾經的王明“左”傾“進攻路線”的。

　　可見，結束了立三路線之后，共產國際、斯大林依舊反對以農村根據地擴大為中心任務，依舊反對中立富農而熱衷于過度打擊富農，這些都是王明路線的理論基礎！可見，到了抗日戰爭之后，對毛主席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斯大林還持質疑、反對、不理解態度，還堅持當年的“進攻路線”。無疑，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與王明路線密切相關。

　　二、圍繞毛主席的第二個論斷進行考辨——阻礙解放戰爭、“不準革命”的“俄共致延安電報”考證

　　原告方的資料：中共方面關于“俄共致延安電報”的相關資料

　　早在中共七大，毛主席就向他的戰友們說明了蔣介石的野心，并做好了應對全面內戰的最困難準備。毛主席說：“我們的政策還要這樣繼續下去，使他不敢輕意地發動內戰，但是我們要準備他發動內戰。”（《毛澤東文集》：《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注意，毛主席在這時候對蔣介石的定義，就是買辦資產階級，而不是民族資產階級。之后，蔣介石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

　　1945年8月，中共中央“經過反復權衡利弊，決定毛澤東去重慶。在這以前，接到斯大林來電說，日本投降，國共應言歸于好，共商建國大事。如果繼續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5年，五十二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要知道，《毛澤東年譜》所收錄的主席講話以及文件，雖然有些沒完整展現，有些沒有展現，但是能展現出來的都必須是最真實的史料。如果沒有真實依據的，年譜的注釋也會加以說明。例如主席說“一生做了兩件大事”的來源只有葉劍英的回憶，年譜也如實在注釋中說明了。

　　師哲的回憶中提到：“這時，斯大林通過蘇軍駐延安情報組轉來一份電報，內容主要是:中國不能再打內戰，要再打內戰，就可能把民族引向滅亡的危險地步等等。這電文引起了毛主席的極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氣。他這樣說:‘我就不信，人民為了翻身搞斗爭，民族就會滅亡?!’”（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

　　胡喬木的回憶也提到：“與我黨這一重大決定有關的一個事情是斯大林在抗戰結束后來電......1960年7月31日,在北戴河會議上,恩來同志回憶:8月22日或23日,那個電報來了。現在不存在了,那時常委們看了,大概燒了。電報沒有使用蘇共名義,而是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中央委員會致中共中央。電報說,中國一定不能打內戰,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就要毀滅。少奇同志隨即補充說:他們說我們的路線是錯誤的路線,要重新考慮我們的路線。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中也曾提到這件事。他說:‘斯大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例如簽訂中蘇條約的時候拖了很久，直到英美國家對中共拋出“橄欖枝”后，蘇聯才下了簽約的決定。——引者注。）。’”（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

　　要注意胡喬木這里說的兩點。第一，電報稿被燒了，這也無意的給當下的小人、渣滓提供了詆毀偉人和中共的契機（筆者不得不說這是個巨大的遺憾），但是我在這里會用大量其他史料充分證明這個電報實際上真實存在（這和歷史虛無主義者通過否定“草地密電”真實存在來詆毀主席非常像）；第二，請注意胡喬木說的“沒有使用蘇共名義,而是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中央委員”。記住這一點，這是可以和蘇聯檔案相互印證的。

　　被告方的資料：蘇聯方面關于“俄共致延安密電”的解密檔案資料

　　據蘇聯解密檔案顯示，當時蘇聯認為蔣介石屬于“民族資產階級”，對蔣匪幫的認識深刻程度遠遠不如中共。“無論如何,有一點是明確的,蔣介石既想利用蘇聯,也想利用美國,尤其想利用兩國之間的矛盾,以鞏固國民政府,并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范圍內改造中國。”（《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1945.1-1949.2)》：《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報告:關于蔣經國訪蘇》）可見，當時蘇共認為蔣介石是在國際“左右逢源，縱橫捭闔”的民族資產階級政治家。正是因為蘇共這時沒有徹底認清蔣介石集團的買辦性，低估了蔣介石集團對美帝國主義的依賴程度。他們希望二戰后中國內部的和平，使蘇聯面對一個相對穩定的“民族資產階級”統治的亞洲。

　　斯大林和蔣經國的談話中，蔣經國的目的很明顯。“蔣經國指出,斯大林大元帥的威望將迫使中國共產黨人遵從他的建議。”（《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1945.1-1949.2)》：《斯大林與蔣經國會談記錄:中蘇關系諸問題》）可見，蔣經國希望斯大林強迫中共接受“招安”。對此，“斯大林同志答道,蘇聯政府并不了解中國共產黨人的情況如何。他們目前并未請求提供任何建議。以前,蘇軍剛剛進入東北并且蘇聯政府尚有3名代表駐延安時,中國共產黨人曾經通過這些代表請求向他們提出建議,于是他們得到了答復:俄共中央認為,中共代表應該去重慶談判。中國共產黨人沒有料到會提出這一建議,于是在共產黨人中引起大亂。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中國共產黨是帶著何種計劃赴重慶的,只知道談判已遭到失敗。”（《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1945.1-1949.2)》：《斯大林與蔣經國會談記錄:中蘇關系諸問題》）

　　蘇聯方面關于斯大林和蔣經國談話的檔案，真實表明了這封電報的客觀存在。斯大林這里說的話，和胡喬木的回憶可謂“無縫銜接”。注意，正如胡喬木回憶中提到：“電報沒有使用蘇共名義,而是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中央委員會致中共中央”，這里斯大林也告訴蔣經國：“俄共中央認為,中共代表應該去重慶談判”。當時一般中共和蘇共的交流，蘇共應該以“聯共（布）”的名義發電報。而那次以“俄共”名義發，實屬罕見。

　　通過蘇聯檔案和胡喬木回憶的“無縫銜接”，我們可以明確判斷出：斯大林在和蔣經國談話中所提到的那封電報，就是那封宣稱“如果繼續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的電報。這封電報就是真實存在的。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斯大林特意告訴蔣經國，中共“沒有料到”這一建議，而且在內部“引起大亂”。可見當時中共對這封電報強烈不滿。斯大林如果不知道中共的不滿情緒，直接說“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中國共產黨是帶著何種計劃赴重慶的,只知道談判已遭到失敗。”即可，他多說一句電報建議出乎我們中共的意料，是沒有任何必要的。但是他在和蔣經國的談話中透露了我們中共當時對這封電報的強烈抵觸情緒，無疑說明了這封電報和中共自己的打算是相反的。

　　如果電報所講的和毛主席在七大講的“我們要用各種方法制止內戰。現在的揭露就是一種方法，我們要經常揭露，在大會文件上、在報紙上、在口頭上揭露。此外，還要用別的辦法來制止內戰。內戰越推遲越好，越對我們有利。抗戰八年以來，我們的政策就是使蔣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們的政策還要這樣繼續下去，使他不敢輕意地發動內戰，但是我們要準備他發動內戰。”（《毛澤東文集》：《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一致，中共內部是不可能表現出“沒有料到”這一建議的“大亂”情緒的。能讓蘇聯方面自己主動說明中共看到這封電報之后確實“引起大亂”、“沒有料到”的電報內容是什么？一定和毛主席在七大所講的“延遲內戰，準備敵人發動內戰”不一樣——就是與之相反的“禁止內戰，戰必滅亡”。

　　斯大林對蔣經國做了這樣的表示。“蘇聯政府不明白,為什么遲遲不解除日軍武裝,為什么蔣介石和毛澤東之間不能達成協議……他(斯大林同志)不理解,蔣介石和毛澤東之間為什么不能達成協議。他(斯大林同志)不能對任何人表示不滿,因為他不知道這是誰的過錯。”（《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1945.1-1949.2)》：《斯大林與蔣經國會談記錄:東北經濟合作等問題》）這里可見，斯大林非常不希望國共和談破裂，所以他根本沒必要和蔣經國講中共接到他的電報之后的嚴重抵觸情緒。可見他的那封電報確實就是毛主席所說的制止內戰的電報。

　　原告和被告兩方的資料，都全方位、無死角的作證了這封電報的客觀存在。

　　原告理直氣壯向被告提出此事，而被告不敢在原告面前對此事表示任何質疑：中蘇雙方在后來對“俄共致延安電報”客觀存在的承認

　　（1）少奇訪蘇尋同盟 長兄理虧求原諒

　　據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劉少奇傳》所收錄的劉少奇親自整理的他和斯大林的談話記錄顯示：“斯大林帶著歉意地問中共代表團說:‘我們是不是擾亂或妨害了你們呢?’劉少奇有禮貌地回答說:‘沒有。’但他提到，一九四五年毛澤東或者可以不到重慶去，有周恩來去就夠了。但毛澤東到重慶去，結果是很好的，使我們有了政治上的主動權。斯大林說:毛澤東到重慶是有危險的，CC等特務有害毛同志的可能。當時，美國人曾向我們說:中國國民黨要和平，為什么中國共產黨不要和平?’我答復說:‘中國共產黨的事，我們管不著’，斯大林又問劉少奇:‘你們在美國人參與的和平運動中是否受了損失，妨害了你們?’劉少奇回答說:‘在和平運動中，中共中央的頭腦是清醒的，但有個別的負責同志對和平有幻想，受了若干不大的損失。但那次和平運動很有必要，結果我們孤立了美蔣，使后來我們推翻國民黨，打倒蔣介石，沒有一個人說我們這樣做得不對。’斯大林最后感慨地說:‘勝利者是不能被審判的。凡屬勝利了的都是正確的。’”(《劉少奇傳》二十四、建國前夕(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可見，少奇當時的回答是很穩妥而有策略性的。他避開了斯大林在當時對“和平”的過度強調以及當時對我們和蔣介石開戰的阻止這一事實，只談毛主席當時把“死”戲唱“活”、把“假”戲唱“真”給中共帶來的好作用。自知有愧于中共的斯大林則表示了“妨礙過你們”的愧疚。

　　（2）斥蘇修，偉人怒發沖冠 贊中共，尤金低頭致歉

　　后來，1958年，由于當時蘇聯帝國主義暴露了侵略中國的野心，毛主席勃然大怒，痛斥尤金。這時，主席說：“你們講的話，使我感到不愉快。請你照樣告訴給赫魯曉夫同志，我怎么說的，你就怎么講，不要代我粉飾，好讓他聽了舒服。他批評了斯大林，現在又在搞斯大林的東西。”“第二，不要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第三國際已經解散了，還下命令,說你們不與蔣介石講和、打內戰的話中國民族有滅亡的危險。然而我們并沒有滅亡。”（《毛澤東文集》：《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

　　這時的蘇聯在之前已經做了糾正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新決議。“關于斯大林問題,我們在1956年兩篇文章里全面講了；后來蘇共中央做了一個決議,也基本上糾正赫魯曉夫的片面性。而且赫魯曉夫自己也講,如果講斯大林主義分子,他就是斯大林主義分子。他在個別場合、個別談話中間也講過這個話。”（吳冷西：《十年論戰》）所以，主席這時痛斥蘇修的時候，敢于對本身就把斯大林當成“自己人”的蘇聯駐華大使尤金重提斯大林發的那個阻止我們和蔣介石打仗的電報，顯然是理直氣壯、底氣十足的。

　　尤金也自知理虧，老老實實的承認：“對于中共的各項政策，我們蘇共中央的態度是:中國問題怎樣解決，是中國同志自己的事情，因為他們最了解情況。同時，我們認為，議論像中共這樣偉大的黨的政策是否正確，是輕率的、傲慢的。”（《毛澤東文集》：《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但是，主席胸襟是寬廣的，主席表示：“斯大林后來也很好了，中蘇訂了條約，幫助了朝鮮戰爭，搞了一百四十一項。當然，這不都是他個人的功績，是整個蘇共中央的功績。因此，我們不強調斯大林的錯誤。”（《毛澤東文集》：《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可見主席堅持一分為二、實事求是。

　　綜上所述，鐵的事實證明，這封讓毛主席大發雷霆之怒的電報，確實存在。師哲也曾回憶，轉戰陜北前，為了減少我們攜帶的物資并不給蔣匪軍留下了解我黨的資料，主席和中央決定銷毀了一部分文件。所以，這封電報有可能是轉戰陜北前被銷毀了。但是歷史就是真實的歷史，這封電報盡管已經找不到，但是大量中蘇雙方的檔案資料都確切地證明了這封電報的真實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如少奇所說，實際上毛主席可以不去重慶。就像在之前，蔣介石邀請主席去和他“和談”的時候，是林彪代表主席、隨總理去的。

　　但是，由于這封讓毛主席勃然大怒的電報，毛主席決定親自去重慶，好好“炫”一把“技能”！毛主席就是厲害，他這一去，還真的把一個被逼到臺上才不得不唱的“死”戲硬是給唱“活”了。毛主席到了重慶，縱橫捭闔，應付自如，談笑之間，空前全面的擴大了中共的國內外影響力。

　　三、圍繞歷史虛無主義者吹蘇貶中的最典型的一大謠言的考辨——毛主席在1947年10月—1948年3月對民族資產階級真實的政治態度

　　1、謠言之始

　　1995年，俄羅斯《遠東問題》雜志連載了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А.М.列多夫斯基的文章：《1949年1—2月米高揚在中國的秘密使命》。文中發表了米高揚1960年9月22日向蘇共中央主席團遞交的關于這次使命的書面報告。米高揚在報告中的結論是：眾所周知，由于蘇共的這個建議，中共改變了對資產階級政黨的政策。

　　這是米高揚對我們中國共產黨和我們的領袖毛澤東主席的詆毀、污蔑。

　　2、態度與變數——解放軍宣言的發表和民盟的解散

　　1947年10月10日，毛主席親自起草了解放軍宣言，宣布：“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可見，毛主席早就堅持和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團結的政策。

　　1947年10月27日，國民黨政府宣布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11月3日，主席親自修改新華社的社論稿《蔣介石解散民盟》。主席寫道：“民盟方面現在應該得到教訓:任何對美國侵略者及蔣介石統治集團(或其中的某些派別)的幻想，都是無益于自己與人民的，應當清除這種幻想，而堅決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來，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如果民盟能夠這樣做，則民盟之被蔣介石宣布為非法并不能損害民盟,卻反而給了民盟以走向較之過去更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7年，五十四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毛主席這時對民盟還是團結、聯合、幫助的態度。

　　11月6日，民主同盟總部被迫發表解散公告。從此，支持中共、反對國民黨、擁護民主聯合政府的民族資產階級政黨已經不復存在，其余的政黨只是買辦資產階級附庸黨（例如“青年黨”）——這些是反共反人民的，與國民黨是一致的。所以，1947年11月30日，主席在給蘇聯的電報中才會說：“隨著中國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國的中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也不存在了。……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勝利之后，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都要離開政治舞臺，這樣就會極大地鞏固中國革命。”（А.М.列多夫斯基：《1949年1—2月米高揚在中國的秘密使命》）主席這樣講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民盟自己都不在了，我們去哪里聯合這一“黨派”呢？我們找不到可以聯合的別的黨。

　　3、被歷史虛無主義者刻意掩蓋的三個多月的事實

　　要注意，民盟沒有了，民族資產階級政黨沒有了，不等于毛主席不要人民民主專政了，不等于毛主席不聯合解散之后的民盟成員了，更不等于毛主席不要聯合資產階級了。因為民族資產階級黨派沒了，但是無黨派的民族資產階級代表照樣可以參政呀！毛主席說的很清楚。這樣，在人民民主專政條件下，客觀上確實也加強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管控，確實也是有利于鞏固革命成果的。這是根據中國當時民盟解散的實際情況做出的科學、理性、穩健的結論。1947年12月，主席講：“中國還有廣泛的統一戰線，民盟解散了。不等于解散統一戰線。”“中國無自由，無多黨，但并非無團體和個人，如我們占領大城市，就都出來了，我們仍遵守解放軍宣言（宣言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反帝反封各階級建立起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統一戰線政權。——引者注。），凡參加斗爭者皆團結，在農村中除地主富農外，要團結中農，爭取農村中人口百分之九十，城市則爭取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口號是‘民族統一戰線’”“因工農政府是聯合政府，黨與非黨聯盟是聯合政府。”（《毛澤東思想萬歲》（1968年武漢版）：《在中央會議上的談話——陳毅同志傳達（1947年12月）》。）

　　這一事實，被米高揚為代表的那些宣傳“蘇聯在1948年3月糾正中共1947年11月‘錯誤’的歷史虛無主義者們掩蓋了。

　　為貫徹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的方針，1948年1月26日，毛主席說：“像晉冀魯豫這樣大范圍的政權機關不應只是代表農民的，它是應當代表一切勞動群眾(工人、農民、獨立工商業者、自由職業者及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及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開明紳士)的，而以勞動群眾為主體。因此，邊區最高政權機關是邊區人民代表大會（也就是政權中參政代表要包括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中農、獨立工商業者、自由職業者、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引者注。）及其選出的政府，而不是農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政府。盡管現在各解放區是農民占絕大多數，但是必須顧到工人及其他各階層民眾，在農民中則必須顧到中農。”（《毛澤東文集》：《邊區政權機關不應只代表農民》）這也是毛主席早就知道要實行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專政、不能直接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鐵證——用不著任何人的“提醒”和“糾錯”。

　　這一事實，同樣被米高揚為代表的那些宣傳“蘇聯在1948年3月糾正中共1947年11月‘錯誤’的歷史虛無主義者們掩蓋了。

　　民盟恢復之后，經毛主席指示，1947年3月6日，中共中央發言人公開發表講話,表示歡迎民盟領導機關重建,歡迎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并希望與他們“為著共同目的而攜手前進”（《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8)》第1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可見毛主席當時對重新恢復的民盟仍然采取歡迎和聯合態度，愿意與其組建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政府。1948年3月15 日，毛澤東又給蘇聯發去第二封電報,根據實際情況，提出吸收自由資產階級代表參加政府。斯大林在4月20日回電表示：“我們認為，毛澤東同志關于建立中國中央政府及吸收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參加政府的考慮是完全正確的。”（А.М.列多夫斯基：《1949年1—2月米高揚在中國的秘密使命》）

　　4、不了解中國實際的老大哥容易給我們扣帽子

　　上述內容可見，早在1947年12月、1948年1月26日、1948年3月6日，毛主席就一直堅持吸收資產階級代表參加新民主主義政權、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絲毫不需要蘇聯在4月20日的提醒。至于斯大林回電中認為毛主席“放棄人民民主專政”、表示對毛主席在1947年11月30日來電的質疑，則是因為他當時對中國實際情況缺乏了解，所以不相信毛主席關于其他反動黨派不是民族資產階級政黨的論斷、不確信其他黨派本質上并不是民族資產階級黨派、而是國民黨反動派的附庸（例如“青年黨”）、不知它們并不支持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建立。

　　沈志華曾針對這三封電報做了分析，他在自己的研究中認為“中共此時對蘇政策的目標十分清楚：中國革命越是接近勝利的時候，毛澤東就越感到需要蘇聯這個盟友。然而，面對中蘇兩黨關系的現狀，毛澤東的處境十分微妙……所以，毛澤東既要實行統一戰線和聯合政府的政策，又要同莫斯科保持一致，避免引起斯大林的疑慮，就必須知道蘇共對中共這一政策的態度。”（沈志華：《動機判斷與史料考證——對毛澤東與斯大林三封往來電報的解析》）筆者并不完全贊同他的看法。為了粉碎美帝的殖民鏈，毛主席無疑需要蘇聯這一重要的盟友對美國的制約。和蘇聯注意“保持一致”，固然是毛主席在這件事上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但是筆者通過比較系統的史料研究可以證明——毛主席，作為最注意、最重視實事求是的實事求是第一人，他先后提出兩個并不相同的建政方針，最主要原因還是他堅持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在特殊的時間條件下做出了當時最正確、最符合實際情況的選擇。

　　綜上所述，經過詳細的史料考證，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毛主席一直堅持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從來沒有反對民族資產階級參加民主聯合政府；第二，民盟解散之后，毛主席根據新的實際情況，提出了符合新的實際的政策，同時并沒有違反解放軍宣言關于吸收民族資產階級參政的觀點；第三，民盟恢復之后，中共獨立自主的第一時間就提出愿意和他們繼續合作。總之，1947年10月—1948年3月，毛主席從來沒有放棄人民民主專政，也從來不需要蘇聯的“建議”來“糾正”自己的想法。歷史虛無主義者吹蘇貶中的這一最大謠言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小結：根據以上所有內容，可以得出三個結論

　　第一，毛主席說的第一個論斷是成立的，并沒有冤枉斯大林領導的共產國際；第二，毛主席說的第二個論斷也是成立的，并沒有冤枉斯大林和蘇聯；第三，毛主席在1947年到1948年一直堅持一實事求是的態度處理國內政權建立問題，絲毫不需要蘇聯對他認識的“糾正”。

　　毛主席親自領導下，我黨理論工作者們寫的九評第二篇指出：“對于斯大林的一些錯誤，中國共產黨人是早有切身體會的。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曾經犯過‘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錯誤。這些錯誤，從國際方面的原因來說，有幾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錯誤的影響下產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個三十年代，隨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澤東同志和劉少奇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錯誤的影響，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終于把中國革命引導到勝利。”“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錯誤主張，是被某些中國同志所接受和實行的，中國人自己應當負責，所以我們黨進行的反對‘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從來只限于批評我們自己的犯了錯誤的那些同志，而沒有把責任推到斯大林身上。”（《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志編輯部：《關于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這個結論，雷打不動，不動如山。撼山易，撼毛澤東難！

　　附：共產國際、蘇聯、斯大林在中國問題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的客觀原因的分析

　　我們在前文已經充分揭露了共產國際、蘇聯、斯大林在中國問題上的犯的主要錯誤。但是，為什么斯大林和蘇聯會犯這些嚴重錯誤？這值得仔細分析。

　　王明路線的階級根源是國內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存在的主觀主義、急于求成的習慣，在王明路線執行過程中充分展現。正如毛主席親自領導我黨起草的歷史決議所說：“‘左’傾路線的上述四方面錯誤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會根源。”“因此，小資產階級思想在我們黨內常常有各色各樣的反映，這是必然的，不足為怪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而共產國際的大量錯誤指示，正是王明路線堅持者們的“理論來源”。作為當時“世界工人階級的堡壘”的共產國際以及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領導集體的蘇共，為什么被中國的大量小資產階級所腐蝕，成為了王明路線的理論支持者、多次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作對呢？這就要做歷史唯物主義的仔細分析。

　　第一，共產國際、蘇聯對于中國的調查研究嚴重不足，以至于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的指示脫離中國實際情況。

　　毛主席教導我們：“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末，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你不相信這個結論嗎？事實要強迫你信。你試試離開實際調查去估量政治形勢，去指導斗爭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這種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導，是不是要產生機會主義錯誤，或者盲動主義錯誤呢？一定要弄出錯誤。”（《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反對本本主義》）共產國際了解中國的信息來源往往就是以城市為工作重心的中共早期領導人們的匯報以及國民黨的報刊資料。有時候，共產國際甚至還誤信國民黨謠言、給本來健在的毛主席發“訃告”，說什么“據中國消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國際新聞通訊》(英文版)，1930年3月20日，第14期。）可見共產國際對中國實際情況了解的嚴重有限。共產國際及其欽差大臣們沒有周密的、仔細的、艱苦的、耐心的中國農村調查經驗，對中國農村了解嚴重不足，以至于長期忽視農村在中國革命的中心作用、質疑毛主席農村包圍城市正確戰略思想。

　　我們已知共產國際、蘇聯對于中國實際情況的調查是嚴重不足的。毛主席特別強調：“你對于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于某個問題的發言權。這不太野蠻了嗎？一點也不野蠻。你對那個問題的現實情況和歷史情況既然沒有調查，不知底里，對于那個問題的發言便一定是瞎說一頓。瞎說一頓之不能解決問題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發言權有什么不公道呢？許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而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反對本本主義》）共產國際的錯上加錯就在于，他們本來調查實際情況嚴重不足，卻有非要錯誤的做出了大量關于中國問題的指示。沒有調查、脫離實際，是嚴重違反了辯證唯物主義，而脫離實際同時又非要指導實踐活動，則是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背離中的背離，是不折不扣的可以帶來災難性危害的主觀唯心主義。共產國際、蘇聯、斯大林最主要的錯誤根源，就是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就是沒有調查卻要發號施令，就是對辯證唯物主義的嚴重背離。

　　顯然，相比于脫離實際、背離辯證唯物主義還要進行錯誤指揮的斯大林、共產國際，我們的領袖毛主席就更懂實事求是。他做了大量實際調查工作，最終探索出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毛主席一生讀了最多的書、搞了最多的調查研究，最善于聯系實際總結經驗教訓，最敢于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改正錯的。因此，毛主席最講實事求是、最懂實事求是，最能實事求是，是實事求是第一人。”（王志剛：《為人民服務——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根本保證》）毛主席一生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沒有仔細周密的調查研究就不輕易做決定——他對辯證唯物主義的堅持就是這樣徹底。指揮解放戰爭、指揮抗美援朝，即使毛主席沒有親臨前線，由于他同樣進行了極其嚴謹、周密的調查研究，他同樣細致、具體的提出了一系列正確的戰略戰術。

　　第二，共產國際、蘇聯提出一系列“指示”，具有大國沙文主義傾向，和蘇聯剛剛脫離沙俄帝國主義、具有大資產階級的大國沙文主義舊習慣殘余和當時共產國際的制度弊端密切相關

　　蘇聯脫身于帝國主義俄國，大國沙文主義舊習慣殘余無疑是存在的，而且對蘇聯很多領導人影響頗深。共產國際的組織結構具有一個嚴重弊端，就是給其支部成員提供的自主性嚴重不足，制度上的領導束縛條框客觀存在。

　　前文已知，蘇聯的指示信不是建議信，指示命令意義，是上級對下級下達的、下級要按著做的指標。明確指示別國以城市為中心、不能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激烈打擊富農、重點反對所謂的右傾，這難道不是干預別國革命的集中體現嗎？

　　毛主席曾經批評過斯大林存在大國沙文主義，這是完全正確的。不要看斯大林說什么，要看他做什么。他說過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但是確實做過大國沙文主義的事情。1950年2月，斯大林提出蘇中要簽訂一個秘密協定，規定在蘇聯的遠東邊疆區和中亞地區、中國的東北和新疆“將不向外國人提供租讓權，不許第三國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間接形式參與投資的工業、金融、商業和其他企業、機關、公司和組織從事活動。”（《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關于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補充協定》，1950年2月。）蘇聯的這一提議，這無疑是大國沙文主義、侵犯新中國主權、乘人之危。中國自己的地盤，想讓誰來讓誰來，想讓誰走讓誰走，這個“第三國禁止論”顯然是在搞大國沙文主義。但是，毛主席考慮到當時美、英大國都是敵視中國的西方國家，為照顧聯蘇抗美、粉碎美帝在華殖民鏈這一大局，作了讓步。后來，隨著新中國威望大增，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在不久之后就廢除了蘇聯的這一特權。后來主席對尤金大發雷霆之怒，指出：“在斯大林的壓力下，搞了東北和新疆兩處勢力范圍、四個合營企業。”“你們講的話，使我感到不愉快。請你照樣告訴給赫魯曉夫同志，我怎么說的，你就怎么講，不要代我粉飾，好讓他聽了舒服。他批評了斯大林，現在又在搞斯大林的東西。”（《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尤金自知蘇聯理虧，不敢提半個“不”字。

　　共產國際、蘇聯、斯大林的大國沙文主義行為，就是俄國大資產階級的大國沙文主義舊習慣勢力腐蝕的惡果。

　　第三，中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的難題，其困難程度、復雜程度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迄今為止都是無與倫比的，更是毫無前人經驗可循的。這是共產國際和中共早期領導人犯錯誤的客觀原因。

　　近代中國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小生產規模最大，其封建勢力遠遠比俄國強大，工人階級基礎遠遠比俄國薄弱，更有著俄國所沒有的買辦附庸勢力。在這樣的大國進行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革命，是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迄今為止最艱巨、最復雜的難題。斯大林本人也承認：“中國革命勝利的條件較俄國當時（更）為（困）難。”（《周恩來對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領導人會見情況的記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

　　面對這樣比蘇俄更大的困難，只有付出的精力和本領比領導蘇俄革命的蘇俄領導人更多才能解決，甚至只有比曾經領導俄國革命、解決問題相對簡單的蘇俄領導人更強大、更精明的無產階級領導人才能帶領人民解決。事實證明，參與領導十月革命的斯大林并沒有解決這一比十月革命更難得問題，反而提出了一系列嚴重錯誤的指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也沒有解決這一難題。解決了這一問題的不是別人，而是毛主席。這一問題除了他以外，沒有第二個人刻意找到解決的辦法。由于毫無先例可循，走彎路、犯錯誤是在所難免的。這也是斯大林和中共其他早期領導人犯錯誤的客觀原因所在。而毛主席，作為天才，與眾不同之處就在于，他更成熟的掌握了唯物辯證法、掌握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核心——實事求是，能迅速的總結經驗教訓，從不白吃虧、從不犯同樣的錯誤，不像斯大林、王明一樣次次失敗卻次次以城市為中心。

　　群眾創造歷史，但是領袖也有不可忽視的作用。面對這樣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絕無僅有的難題，唯有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克服重重艱難險阻最終成功締造了共和國！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兼具建黨、建軍、建國、創制四大開創性實踐貢獻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唯有列寧和毛澤東，而毛澤東締造四大開創性功績所面對的困難和復雜條件又遠遠大于列寧，所運用的方法也具有俄國所不具有的全新的特點。列寧說：“我們的歐洲庸人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眾多、社會情況無比復雜的國家里，今后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革命帶有更多的特殊性。”（列寧：《論我國革命》）我們在毛澤東領導下，在比前人面臨的困難更大的情況下，照樣做出了不輸于前人的開創性的功績——如此來看的話，我們能不算超越了前人嗎？這就好比抗美援朝戰爭的時候，剛剛建立的新中國領導的、和敵人差距懸殊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把一個建立多年的世界頭號帝國主義強國美國親自領導的十七國聯軍趕到了三八線，最后在三八線停戰、誰也無法全面突破誰的防線——這難道不是我們人民志愿軍贏了嗎？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出了個世界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偉人，我們中國人應該感到無比的驕傲！我們每個真正系統學習過這段歷史的人，都應該由衷的喊“毛主席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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