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我總是同外國的同志說,請他們隔10年時間再來看看我
們是否正確。路線的正確與否,不是理論問題,是實踐的問
題,要有時間,從實踐的結果來證明。”
話說廬山會議開得非常活躍,在小組討論中,仍然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分歧,一種是企圖否定大躍進和總路線;一種是認為糾“左”已經差不多了,對群眾不能潑冷水。持這種意見的人,各組中都有,尤其是省委的負責人,他們不敢承認錯誤,怕否定自己,否定工作。
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上就已經看出了這種情況,所以他在這次會議討論前先定了一個調子,可如今不但沒有統一思想,而且這兩種人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了。
盡管會議的意見還沒有統一,但從表面上來看,這時的會議是白天開會討論,晚上跳舞或看戲,開得是輕松愉快,被稱之為神仙會議。特別是毛澤東把《到韶山》、《登廬山》兩首七律抄給周小舟、胡喬木訂正后,有不少人也開始上山賦詩了。
此時,也有一些組長和中央的一些負責人,不斷地來找毛澤東反映情況。他們抱怨說:
“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勝利的時候要看到問題。現在有些人在困難面前只看問題不看成績,是不是要搞垮這個黨才甘心?”
“抓住兔子尾巴當老虎打。”
還有幾個人向毛澤東匯報說:
“彭德懷發言有問題。”
原來,彭德懷在小組討論中,8天有7次發言,講了許多意見。他說:
“人民公社我認為辦早了一些,毛主席家鄉的那個公社,去年搞的增產數,實際上沒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實際只增產了13%。我又問周小舟,他說那個公社只增產了14%,國家還給了不少貸款和幫助。前不久,主席也去過那個公社。我曾經問過他,你了解怎么樣?他說沒有談這個事。我看他談過的!何必隱瞞呢?是什么就是什么嘛!毛主席和黨中央在全國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亂傳毛主席的意見,問題不少。什么‘算賬派’,‘觀潮派’,帽子都有了,對于廣開言路有影響。有些人不說真話,摸領導人的心理。浮夸風、小高爐等等,都不過是表面現象,缺乏民主、個人崇拜才是這一切弊病的根源。好多省都給毛主席修別墅,這總不是毛主席讓搞的吧。”
彭德懷還說,他和他的朋友們認為:“大躍進是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人人有責,包括毛澤東在內。”“公社的優越性是宣傳出來的。”“什么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我看社會主義建設倒是一年不如一年。”“去年不僅是工作方法上有問題,而是帶有路線性質的錯誤,中央要負責任。”
毛澤東聽了這些匯報,漫不經心地將手一揮,說:
“此人是張飛,不就是提個意見唄。”
7月10日傍晚,政治局擴大會議在美廬2樓的大客廳里舉行全體會議。
美廬原是蔣介石的別墅,是以宋美齡的名字命名的。
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他說:
“對形勢認識要一致,如不一致,就不能團結。黨內要團結,首先要把問題搞清楚,要思想統一。黨外右派否定一切,說我們‘人心喪盡了’,‘修天安門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萬里長城’,說‘過去歷代開創的時候,減稅薄賦,現在共產黨年年加重負擔’。所謂喪盡了,就是不僅資產階級、地主,而且農民、工人都不贊成了。天津有些局長、科長議論,去年大躍進是‘得不償失’。是不是這樣?有些同志對形勢缺乏全面分析,要幫助他們認識,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說,為什么大躍進之后又發生了市場大緊張。不要戴帽子,不要罵一頓了事。”
“黨內要團結,就要把問題搞清楚。有人說總路線根本不對。所謂總路線,無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會錯。過去搞1900項基建,現在安排788個,這還不是合乎多快好省方針的?1800萬噸鋼不行,現在搞1300萬噸,還是多快好省。去年糧食沒有翻一番,但增加30%左右是有的。多快是一條腿,好省又是一條腿。”
“現在證明一條,社會主義國家中過去總是說農業合作化以后要減產,但是我們的經驗證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減產。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說基本上還是高級合作社,就沒有問題了。問題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毛澤東又說:
“我總是同外國的同志說,請他們隔10年時間再來看看我們是否正確。路線的正確與否,不是理論問題,是實踐的問題,要有時間,從實踐的結果來證明。我們對建設是沒有經驗的,至少還要10年才有經驗。這一年來,我們開了不少會議,總是把問題加以分析,加以解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黨內有些同志不了解整個形勢,要向他們說明。從某些具體事實來說,確實有得不償失的。但總的說,不能說得不償失。取得經驗總是要付學費的。去年北戴河會議以來,有些事情搞得不好。但總是抓工業了,自己負了責任,可能主觀主義,但總比不搞好。一年實踐,取得了這么多經驗,不像過去只聽別人講,走過場,簽字。經驗是從成功、失敗兩方面來的。打仗先從打勝仗、后從打敗仗中取得經驗,搞建設也是如此。我們想快一點,想找一條正確的道路。”
毛澤東說:
“不論誰批評,都要承認當時有一部分缺點錯誤。去年4件事:1959年要搞3000萬噸鋼;基建1900多項;糧食翻番;辦了人民公社。這4件事搞得很被動。為了3000萬噸鋼,引起各方不滿。不管右派左派,黨內黨外,要說是缺點,確實有,都承認。我們把道理講清楚,把問題擺開,也不戴帽子,什么觀潮派、懷疑派、算賬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打仗,世界上沒有從來不打敗仗的將軍。打3仗,一敗二勝,就建立了威信;如果一勝二敗,威信就建立不起來。對去年一些缺點錯誤要承認。從一個局部一個問題來講,可能是7個指頭9個指頭的問題;但從全局來講,是1個指頭2個指頭,最多是3個指頭的問題。成績是主要的,彭老總也說是1個指頭多一點的問題。
黨的方針政策正確與否,不在制定之時,而在執行之后。過去的革命路線,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現在的建設路線,要再看10年。我們為革命死了多少人,頭都不要了,還給什么報酬。要培養共產主義風格,不計報酬,為建設事業而奮斗。”
會議結束后,毛澤東指定由胡喬木為組長,與陳伯達、田家英、吳冷西、楊尚昆5人,起草一個《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
7月11日,各小組的討論開始圍繞著起草文件的問題展開了。
7月11日晚,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和周小舟、周惠談話,他說:
“這次會議初步安排開到15日,已經安排寫《會議紀要》了。還有4天的時間,你們那里討論的情況如何?”
周小舟說:
“湖南糧食情況較好,是由于沒搞敞開肚皮吃,但其它方面一樣緊張。食堂問題,湖南的反對派有6條理由:1、根本不節約。2、不利于養豬。3、破壞林業。4、不能積肥。5、不節約勞力。6、吃得不愉快。不過,我們還是要努力辦好,采取些措施,糧食指標分配到戶,按月領,以防浪費。”
周小舟所說的6條,都是在不久前結束的湖南農業會議上議出來的,周惠給毛澤東的材料上都有,毛澤東已經看過了。毛澤東說:
“斯大林講過,集體農莊加食堂就是公社。他吃虧在于只許說好,從不講缺點,所以有錯不能很快糾正。”
他拿著香煙的手向外推了推,接著說:
“拒絕批評不行。有意見還是叫人家說出來好,否則怎么能統一思想?”
周惠從茶幾上抽出一支煙,點上吸了一口,說:
“主席,現在還是有人不喜歡講缺點,討論會還是有壓力,不能暢所欲言。”
毛澤東“噢”了一聲,問道:
“哪個不讓講缺點?”
周惠說:
“李銳同志在小組會上發言,幾次被人頂住,講不下去。”
周小舟接口道:
“李銳認為去年提以鋼為綱不對,政治掛帥有副作用。瑞卿同志不同意他的觀點,幾次頂住李銳。”
原來,羅瑞卿在這一個時期以來,不斷地聽到毛澤東檢討自己的錯誤,他心中甚是不安,也非常難過。如今見一些人仍然不停地提出批評,他感到無法接受,于是就挺身而出,維護毛澤東。
“唔,羅長子頂住了。”毛澤東笑笑。他過去常說“天塌下來有羅長子頂著”,現在天還沒有塌下來,羅瑞卿就頂著了李銳。他將手一招,說:“叫李銳來,我們增加一個人。羅長子頂住不要緊,跟我說。”
工作人員馬上去找來李銳。毛澤東一見李銳進來,就用手將包括他自己在內的4個人劃了一個圈,說:
“李銳啊,我們來開個同鄉會。我們可以隨便談。誰先談?還是你們二周先接著談?”
周小舟說:
“全民煉鐵,各種高指標,其根子在糧食估產高了。”
毛澤東平靜地說:
“也未必盡然。想多搞點鋼鐵,多做些貢獻,早一點富強起來,丟掉落后,一窮二白也是動力。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要前進就會不斷打破舊的平衡,建立起新的平衡。建國后,書記處分工我抓農業,北戴河會議以來總算抓工業了。1953年批評過薄一波同志,后來批評計委,這次我自己應負責任。”
周小舟見毛澤東如此說,愈發口無遮攔,他說:
“刮‘共產風’不能怪公社書記,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萬斤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周小舟的話,無疑是直接批評了中央領導人。毛澤東似乎沒有任何反感,他輕輕地彈一彈煙灰,自嘲地說:
“提倡敢想敢干是對的,但也確實引起唯心主義。我這個人也有胡思亂想。錢學森在報紙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說是太陽能利用了百分之幾,就可能產幾萬斤,因此我相信了。”
周小舟說:
“‘書記掛帥’權力太大。去年傳主席的話,有些亂傳,更增加了紊亂。譚老板有些講話和文件,湖南壓下來沒傳達,湖南的密植偏稀一些。”
周惠插話說:
“湖南靠了兩條,一是沒搞瞎指揮,密植,所以沒有失敗的問題。二是把關把得緊,糧食指標到戶,食堂不搞放開肚皮吃飯。”
毛澤東頻頻點頭。周小舟又說:
“會議還是有壓力問題,有些人有錯不認,還是不愿多談多聽缺點。”
周惠又插話說:
“許多問題應當攤開來談,誰是誰非攤開來談,互相交鋒才有好處。”
李銳聽周小舟、周惠如此說,就建議說:
“最好把大區組打亂,各組人員互相穿插。這樣更便于交流意見和情況,免得一個地區總是唱一種調子。”
毛澤東“嗯”了一聲說:
“這個意見可取。”
李銳借機說道:
“去年講敢想敢干,發展到唯心主義方面去,起了副作用。‘以鋼為綱’、‘三大元帥’等口號提得不科學。”
毛澤東當即表態說:
“嗯,以后可以不提這些口號了。”
李銳又提議說:
“財經工作還是由陳云同志掛帥比較好。”
周小舟附和說:
“陳云搞經濟工作歷來穩重。”
周惠也說:
“陳云同志有經驗,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在經濟方面搞得很出色。主席,你那時不就多次贊揚他嗎?”
這3個人極力稱贊的陳云,的確也是黨內一個極具特色的人物。了解他的人,對他的一些行為莫不嘆為觀止:他吃菜以青菜豆腐為主,每餐幾塊豆腐就是幾塊豆腐,任何情況下也不多吃或少吃一塊,幾十年如一日。每餐一小碟花生米,永遠是13粒,一粒不多,一粒不少。會議上喝茶只放3片茶葉,工作人員都知道不能多也不能少。休息散步,每次13分鐘,不多也不少。至于會客,除了談工作,一般禮節性拜訪,盡量拒絕。就是同意見面,最多也只是3分鐘的時間。
毛澤東是了解陳云的,他說:
“過去陳云提出先安排市場,再安排基建,黃敬不贊成。現在看,陳云是對的。世上沒有先知先覺,沒有什么前知500年、后知500年的劉伯溫。無非是多謀善斷,留有余地。‘國亂思良將,家貧念賢妻’,這是《三國志》郭嘉傳上的話。郭嘉這個人足智多謀,初在袁紹麾下不得施展。他說袁紹‘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后來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說他‘每有大儀,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
毛澤東略一停頓,又說道:
“陳云當總指揮好,但他有長處也有短處。”
請讀者諸君注意,后世有人散布毛澤東所說的“國亂思良將,家貧念賢妻”是對陳云的高度評價,其風源大概就緣于此處。由上文可證,這一說法是錯誤的。還有一種說法說是毛澤東對陳云的這一評價來自王任重日記,不管是真是假,對照上文毛澤東說的“他有長處也有短處”,顯然也是相互矛盾的,毛澤東不會忘記,陳云曾經是主要的反冒進者之一。
這正是:毛公歷來重史訓,今以郭嘉勉勵人。后來斷章取義者,張冠李戴蒙庶民。
再說李銳在談話中對毛澤東說:
“各地大煉鋼鐵的情況,比如指標落實情況以及質量情況,冶金部一風不透,問不出消息。鋼鐵關鍵還是個質量問題,我的意見是寧肯少些,但要好些。”
毛澤東馬上替冶金部李富春和王鶴壽說了公道話,他說:
“富春是依靠王鶴壽的。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邊,不能全怪各部門。否則,王鶴壽會像蔣干一樣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或者叫你‘欲與共濟天下大難’!”
毛澤東頓了一下,又笑著說:
“那個蔣干去盜書,辛辛苦苦,受不少驚嚇,以為立了不世之功,結果還遭了白眼,他可不是委屈得很么?你們到我這里來不要學蔣干盜書。”
說完,他竟自哈哈大笑起來。周惠等毛澤東平靜下來,問道:
“主席說蔣干盜書是什么意思呀?”
毛澤東說:
“你們講去年傳我的話,有些亂傳。你們今天可不要學蔣干,回去也亂傳。”
他點了一支煙,吸了幾口,又說:
“許多事我都要負責。不過,有些也真負不了。比如人民公社,去河南七里營參觀他們的公社,有個記者問:‘公社好不好?’我隨口說:‘好’,誰知第二天就登報了,一下子全國都知道‘人民公社好’了。”
周小舟說:
“以后講話不能亂傳,還是形成文字好,以文字為準。”
毛澤東搖搖頭說:
“此議不對。文字也一樣不行。鋼翻一番,一成文字,誰想到當成法律了,黨比人代會可厲害得多。我這個人性格不大好,40歲以前肝火大,總覺得正義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現在還有肝火,對人總是武斷,討人嫌惡。或謂我意強,實在正是我弱的表現。
鄭州會議后,我開始右傾。糧食、鋼鐵、公社和食堂,都發生了問題。下面講了些假話,可以轉告大家,心情也不要那么沉重。打麻將13張牌,基本靠手氣。誰知道搞鋼鐵這么復雜,要各種原材料,要有客觀基礎,不能憑手氣。去年的問題就是抓了個‘兩小無猜’,別的忘記了,這是本末倒置。去年農業是否增產了三成?還很懷疑。全國各地不平衡,有豐有歉,填平補齊后,三成很不易得喲。
有對立面不要緊,我自己就是個對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時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又想通了。回去告訴同志們,中央愿意聽取各種意見,但要保護群眾的積極性,不能潑冷水,不能泄氣。希望這次會議能統一認識,改正缺點,好繼續躍進。”
毛澤東在和周小舟、周惠、李銳的談話中明明告誡他們,你們不要學蔣干盜書,可周惠偏偏耐不住寂寞,第二天一早就拉著周小舟說:
“小舟啊,你去找老總談談怎么樣?把主席昨天跟咱們談話的內容跟他講講。彭老總是敢講話的人。”
“對!”周小舟眼睛一亮,說:“老總講話比我們分量重,有影響。”
周惠進一步分析說:
“華南、中南、西南3個組多談還是有壓力,但主席還是愿意聽人談缺點的。你動員老總去跟主席談談,趁熱打鐵,那些‘促進派’也就不好再護短了。”
“你這個主意好!”
周小舟激動起來便坐不住,他和周惠、李銳當即去找彭德懷,將昨天晚上毛澤東如何如何說,還有什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什么“國亂思良將,家貧念賢妻”,繪聲繪色地鼓動了一番,只聽得彭德懷心潮難平。彭德懷本來就認為毛澤東和多數人對“左”傾錯誤認識不夠,現在聽周小舟如此這般一說,救民于水火舍我其誰的干云豪氣直沖腦門。但他自知與毛澤東歷來有些疙瘩,與眼前這些毛澤東信任的“才子”自是有些不同,便說:
“哎,我這個臭脾氣,怕同他談不好呀?再說,有些意見還沒有想成熟,在西北小組會上都沒談,一下子去跟他談,莫談出毛病來。我看,還是寫封信吧?”
“嗯,寫信也好。”周小舟繼續鼓勵他:“那就把你那些發言整理一下,我看就很好了。”
“我的發言,有些簡報上也沒登。”
“哎,簡報不登,寫到信里主席不就看到了?”
“行,我就寫封信。”彭德懷難得一笑:“你當了我的參謀喲。”
俗話說,說話容易做事難。彭德懷這位橫刀立馬的大將軍一旦提起筆桿,才知道筆桿子不如槍桿子好使。于是他改變了主意:寫信何如說著爽快。他決定去找毛澤東談談。
彭德懷本來是知道毛澤東有晚上工作上午睡覺的習慣的,可他卻耐不住性子,急匆匆地來到毛澤東的住處。正在值班的衛士田云玉曾在彭德懷身邊工作過,見彭德懷來了,他就非常客氣地說:
“彭總,主席睡覺了。”
這是彭德懷第1次被擋駕。他默然片刻,扭頭走了。
7月13日清晨5時,毛澤東給楊尚昆寫了一封短信,他寫道:
尚昆同志:
5人起草小組,建議增加陸定一、譚震林、陶魯笳、李銳、曾希圣、周小舟6同志,成為11人小組,先議兩天,7月13、14即今明兩天議事。14日夜印出交我及各組同志每人1份。15日下午到我處開大區區長會議,議修改意見,修改第一次,夜付印。16日印交所有同志閱讀,會談,修改缺點。文件名曰‘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你們在幾天內一定要做苦工,不可開神仙會,全文不超過5000字。
此信收到后,今天上午立即開會動手實行。請少奇、恩來二同志到會,看此信,請他們二人加以考慮,是否同意。如果同意的話,立即施行。
毛澤東 7月13日上午5時
7月13日上午,彭德懷又去找毛澤東談他的意見,毛澤東剛睡下,又未談成。這是他第2次被擋駕。彭德懷已經失去了耐心,當晚就動手給毛澤東寫信。
7月14日,胡喬木等人遵照毛澤東的意見,將寫出的《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草稿,印發給與會者討論。
《記錄》中寫道:產生大躍進中的缺點和錯誤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缺乏經驗,部分是由于思想方法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對于客觀經濟規律的意義估計和認識不足,沒有完整地有計劃地執行總路線。對1958年以前我國建設的經驗和蘇聯建設經驗沒有認真總結和研究。
《記錄》中還強調說:在肯定成績之后,對工作中的缺點必須加以充分的重視,不要怕說缺點。必須在全體黨員干部中,提倡說老實話,提倡實事求是的討論,應通過同志式的交換意見,逐步達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斷辦法,不要隨便扣帽子。
《記錄》又提出1960年的發展速度,要適當放慢工農業的發展,應在做好綜合平衡的基礎上,實現穩步躍進。
7月14日,毛澤東起床后看到了彭德懷叫參謀王承光在這天早晨送來的一封信。
這封信就是彭德懷從13日夜到14日凌晨寫成的改變了他個人的歷史同時也改變了廬山會議進程的著名的《意見書》。他讓王承光抄寫后,將信送給毛澤東。王承光從毛澤東處回來,彭德懷問:
“送到了?”
王承光說,送到毛澤東的秘書手里了。彭德懷說:
“好,好,送到了就好。這封信可不能掉了。”
他又將自己起草的原信提綱,讓王承光送給張聞天征求意見。王承光回來了,彭德懷急切地問:
“給聞天同志看過了嗎?”
王承光說:
“張聞天同志叫我給他念了一遍。他說:講得很全面,你告訴彭總。”
彭德懷“噢”了一聲,說:
“好,那就好。”
彭德懷在《意見書》中到底寫了些什么內容呢?他寫的是:
“在小組會上,還沒有講完的一些意見,特寫給你作參考。我這個人簡單,類似張飛,確有其粗,而無其細。因此,是否有參考價值請斟酌。”
彭德懷在信中首先肯定了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肯定農村公社化“具有偉大意義”,接著就著重講1958年以來產生的“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他認為:“大躍進”全民大煉鋼鐵是“有失有得的”,他還寫道:
“現時我們在建設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的關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在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面性。……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浮夸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于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當時從各方面的報告材料看,共產主義大有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志的腦子發起熱來。”“嚴重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容易得到真實情況,直到武昌會議和今年1月省市委書記會議時,仍然沒有全部弄清楚形勢真相。”“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1958年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樣,為大躍進的成就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入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后了。”“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地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反之,是不利于團結,不利于事業的。”
《戚本禹回憶錄》中曾分析說:“彭德懷用‘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個提法,實際是把目標指向劉少奇。這是有充分道理的。首先,彭德懷在《意見書》里引用了劉少奇在大躍進中的一些具體講話,作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證據。這是能說明問題的。其次,他后來責怪毛主席不該把這封信印發會議,同樣也能說明問題。他說他是跟毛主席做私下談話。是私下談話,他就不會說毛主席本人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必然是另有所指,而他既然引用劉少奇的話作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證據,那就是指劉少奇了。第三,彭德懷是元帥,是很有策略的人,他要是把矛頭指向主席,就不會寫那封信了。第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對紅衛兵說‘劉少奇是極左的。你們現在才反劉少奇,我在廬山會議上就反了’。這也能證明他當時就是針對劉少奇的。總之,彭德懷覺得劉少奇搞的浮夸風是嚴重的路線問題,他用‘小資產階級狂熱’這個黨內人人都懂的說法,實際是希望中央換掉劉少奇,讓他自己或者其他什么人上去來糾正劉少奇的錯誤。”
毛澤東看了彭德懷的信,則苦笑著對正在給他添茶水的衛士長李銀橋說:
“彭德懷送給我看的盡是消極材料,盡給我送消極材料。”
他拿起一支香煙,插入煙嘴。李銀橋替他劃著火柴,點燃了香煙。他又說:
“王任重、陶鑄、柯慶施送的材料積極。不管怎么說,這個人是敢講真話的。”
這天傍晚,毛澤東在散步時,一位負責人知道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信,就對毛澤東說:
“彭德懷解散中南海軍樂團時,說這是搞特殊化。主席建議從各個專區選一名戰士到一中隊,搞五湖四海,便于了解各地情況,彭德懷也反對,也說是特殊化。”
毛澤東只“唔”了一聲,笑笑,沒說什么。
7月15日,周惠在中南小組會議即將結束的時候發言說:
“1個指頭也罷,3個指頭也罷,我看首先是把它談透才好。”
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廣西自治區第一書記劉建勛、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都在這一組。周惠說到激動處,脫口冒出了一句:
“依我看,去年各省第一書記應當各打50大板。”
這種一棍掃八家的話,幾位第一書記雖然是硬著頭皮聽下去,可心里卻都在罵他是翹尾巴,得理不饒人。而且這話很快就在各組傳開了,成了后來激化矛盾的一個重要原因。
周惠走出會場,看到廣西自治區第一書記劉建勛走在前邊,便緊走幾步,摟住劉建勛的肩膀,說:
“喂,建勛吶,我叫老霍給你捎個話兒,捎到了吧?”
周惠所說的老霍叫霍泛,是廣西自治區常委、秘書長,與周惠是老熟人。劉建勛扭頭瞥一眼周惠:
“捎什么話兒?”
“我罵你的話呀!”
“罵我什么啦?”
“我罵你又當婊子又立牌坊。你們廣西搞‘兩小無猜’,煉鋼放衛星,《人民日報》通欄大標題,還套了紅,第一名,發文章祝賀。過一天你又發電報,向中央說是假的,空的。反正報紙也登了,沒法改了。你是又出了名,又落個講老實話,做老實人。你這不是滑頭嗎?”
“哎哎哎,回去說。到你那兒去。”劉建勛和周惠私交深,他拉著周惠說:“到你那兒邊吃飯邊說。”
周惠說:
“行啊,反正是江西省的同志招待,我陪你喝兩杯。”
二人來到餐廳,服務員端上飯菜和茅臺酒。劉建勛說:
“周惠啊,你也別罵我,這事是韋國清辦的,當時我不在家,衛星不是我放的。我回來發現了問題,才叫給中央發電報澄清。”
周惠說:
“影響造出去了,老百姓管你是韋國清還是劉建勛?你們一個主席,一個書記,你們都是廣西自治區的,我說也是說你廣西。”
服務員來斟酒,周惠拿過酒瓶說:
“我們自己來吧。”
他等服務員退出后,朝劉建勛舉起酒杯,說:
“哎,建勛老兄,我們說點真話。你們當第一書記的,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吶……”
劉建勛趕緊攔住他的話頭,說:
“哎,等等,你說什么呀?我們可沒那么大道行。”
周惠說:
“怎么沒有?你們一把手經常到朝中議事,你們往上說啥是啥。回來更不得了,第一書記不打雷,老天爺不敢下雨。主席下來也都是找你們一把手商量。”
劉建勛反駁道:
“主席召見你比召見我勤,你還提意見。說什么別光聽第一書記的,也多聽聽其他書記的。我看主席就沒少聽你的嘛。”
周惠說:
“你這是抬杠了。總體上講,入朝議事,回省決策,還是你們第一書記,你敢說不是?你們要多說點真話,反映點實際情況么。1958年搞出那么多東西嗎?又是萬斤糧,又是萬噸鋼,騙上騙下騙自己么。”
“哎,老兄,我劉建勛人微言輕算老幾呀?大碼頭是柯大鼻子和王任重他們。要講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他們還有點分量。我人微言輕沒分量么,講了也壓不住秤。”
“建勛啊,1958年無非3種人,一種是官僚主義,不了解下情,老老實實講了假話。第二種是滑頭,看風使舵講了假話。第三種最壞,明知是假的還成心說謊。諾,就像我這張臉,明明有麻子,偏要擦粉充漂亮。”
7月15日這一天,毛澤東的工作人員已經接到通知,說是要準備下山。可是不久,他們又接到通知說,會議延期一星期左右。原因是毛澤東在和劉少奇、周恩來等人舉行的小范圍碰頭會上,傳閱了彭德懷的信,接受劉少奇的建議,會議延期,討論彭德懷的《意見書》。
7月16日晨,毛澤東在彭德懷的信上加了一個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批了7個字:“印發各同志參考。”
6時和7時,他還給劉少奇、周恩來、楊尚昆寫了兩封信。第1封信要求16日把與會人員打亂地區,重新分組,組長不變。他在信中說:“這么做,見聞廣博得多了。可能大有益處。”信中還特意問到在東北養病的陳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來此參加7天會?請征詢陳云意見。第二封信要求通知彭真、陳毅、黃克誠、安子文及若干部長和國家計委、經委、建委副主任上山,參加最后1個星期的會議。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陳毅曾經向毛澤東匯報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當時陳毅留守北京,相當于看守內閣,有臨時處置權,可以調動軍隊。蘇聯武官去見陳毅,要求個別談話,陳毅把秘書都遣走,只留下翻譯。蘇聯武官開門見山地說,你們中央在廬山開會,你在北京可以乘機把權力拿到手里。陳毅聽了火冒三丈,立即把這個武官請走了。陳毅馬上把這個情況匯報給了主席。主席說,你讓他多講幾句嘛,蘇聯策反也不是一次了。”
《戚本禹回憶錄》中還說“彭德懷的信到了主席手里,主席就不能走了。主席說,不能我一個人看,我要開會的。這個李銀橋都知道的,主席一看到信,就讓他把打包的書都打開了。彭德懷后來說,這個信是給主席的,你怎么能發給大家?彭德懷不懂嗎?他寫的是正式信,是給中央提意見,不是給主席一個人提意見的,主席就得處理,不能就這么算了,起碼要給常委們看看吧?所以廬山會議繼續進行。繼續開會后,彭德懷實際上活動更加積極。劉少奇等一批在中央的領導人,還有各省市的一些主要領導人,都是浮夸風一派的,都犯有彭德懷說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錯誤,毛主席把信一批下去,他們都看出了釘子:如果中央接受照彭德懷的意見,那他們這些對浮夸風負有直接責任的人,就都要垮臺。這就是說,彭德懷的信把事情搞復雜了,把黨內兩派的矛盾直接拿到了桌面上,中央以劉少奇為代表、地方以李井泉為代表的浮夸派領導人都鬧起來了。”
7月17日下午,毛澤東到水庫去游泳,汽車行駛在盤山公路上,他隔著車窗望著一座座綠色的峰巒,興致勃勃地問身邊的高智:
“高智,你看廬山這么多樹好不好?”
高智也高興地回答說:
“好得很呀!”
“要是陜北的山上也有這么多樹就好了。自然條件也可以得到改變。那里多么需要植樹造林啊!”毛澤東一面沉思,一面又自言自語:“10年行不行?10年不行,20年行不行?20年不行,30年行不行?”
到了水庫,毛澤東先游了一會兒泳,又與王任重在水庫里劃船。王任重問道:
“主席對彭老總信中所說的‘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怎么看?”
毛澤東說:
“現在我不發言。”
下午5時,毛澤東在“美廬”召見周小舟、周惠、胡喬木、田家英、李銳。他在談話中說:
“關于總路線,真有70%的人擁護就不得了,真正骨干有30%也不得了啦,大部分人是隨大流的。昨天晚上我在組長會議上談了態度:現在的情況,實質是反冒進,我是反冒進的頭子。要有幾個右派朋友,我是機會主義的頭子。
我要找唱反調的人通訊。計委這次來了反對派人,正面有李富春一個人就夠了。只讓簽字不行,還得了解情況和問題。工業系統是獨立王國,誰也進不去。我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孫悟空偷桃子,只有這個辦法,開廬山會議之類。過去不懂得管理經濟之復雜。革命是搗亂,而且敵人有機可乘。
6個地區大組人員打亂,使之不成體系。覺得談來談去一個腔調,問題展不開。
權力集中很不容易,過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權力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敵委員會。中央紅軍8萬多人,到吳起鎮剩7000人,開干部會,我說比過去強了,因為干部經過了這樣艱苦的鍛煉。當時許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
田家英說:他在四川蹲點調查,省委規定“雙龍出海,螞蟻出洞”,強令農民搞密植,鬧得顆粒無收,老百姓餓肚子。“我在西南組講這個情況,組長批評我,沒讓我講下去。”
毛澤東說:
“他們當家。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們都有保衛自己勞動成果的本能。李井泉是挑擔子的人,容易有脾氣。我提倡過密植,現在是中間偏右派。”
他還說:
“上山我就跟人講,現在是天下大亂吶,但還不到報告老爺大事不好的程度。不要怕亂,告訴大家,不要怕學生上街,群眾打扁擔。”
周惠說:
“還是學生不上街、群眾不打扁擔的好。”
毛澤東說:
“亂了好。1957年漢陽學生鬧事(那年4月間,漢陽縣第一中學學生因農村中學學生升學指標過低,上街游行示威,到縣政府鬧事——筆者注),當時估計全國各地市一二萬學生想鬧事,也不過幾百萬人吧。膿瘡還是破了好。”
胡喬木說:
“膿瘡需要白血球去攻,但全身潰爛了,白血球失去平衡,就不行了。”
周小舟說:
“彭老總寫給主席的信已經印發下來了。”
毛澤東說:
“我批了幾個字,想聽聽意見。洛川會議后,華北軍委分委發個小冊子,不同意中央在洛川會議定的游擊戰為主的戰略方針。這個小冊子被王明拿去利用了。”
到吃飯的時候了,毛澤東與周小舟等人共進了晚餐。
7月17日晚,在北京主持軍委工作的黃克誠,奉命從北京兼程抵達廬山。他剛剛在176號院安頓好,彭德懷就拿著他寫給毛澤東的信來了。黃克誠仔仔細細地看了一遍,說:
“這封信提的意見我贊成,但信的寫法不好,語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樣干什么?”
彭德懷說:
“實際情況那么嚴重,會上沒有人敢說尖銳的話,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視。”
黃克誠說:
“你總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應該互相了解較深,這些話何不與主席當面交談,何必寫信?”
7月18日一大早,周小舟、周惠、李銳相約到176號院看望湖南省委前任第一書記黃克誠。周小舟介紹了他們昨晚同毛澤東談話的情況,而后說:
“我們幾個意見都是一致的,都覺得不徹底改變‘左’的方針不行。現在的問題是有些護短,意見統一不起來。”
李銳說:
“現在爭論的重點是3句話中的中間一句話:問題不少。其它兩頭是一致的。關鍵在問題講透。我們都感覺會議有壓力,不能暢所欲言。一些人怕講缺點,一講就坐不住。”
周惠說:
“主要是自己屁股不干凈。”
李銳說:
“思想如果不改變,下山后恐怕還會將‘左’的錯誤延續下去。”
黃克誠慢條斯理地說:
“主席教育我們要天天掃地、洗臉,檢查缺點只會使我們前進,不會使我們倒退。不要急,我剛上山,先看看再說。”
李銳說:
“有些人對《議定紀錄》里講的3條意見也攻得厲害。其實在寫的時候已經是反復斟酌,盡量注意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前提下把問題說透。”
黃克誠說:
“比例失調、共產風、命令主義和浮夸風,這是有目共睹的問題么。”
周惠問:
“黃老,你對彭老總的信是怎么看?”
黃克誠說:
“我粗看了一下,基本精神是好的。你們說有壓力,不能暢所欲言,我在書記處會議上也講過。我黃克誠總算一個敢講話的人,但現在也不大好講話了,彭老總講了,信里提的意見我贊成。不過,信里有漏洞,有問題,還有刺。照實際情況,還可以說得重一些,但這話不能對彭德懷說。”
黃克誠在和周小舟3人談話后,又和李先念談了話。李先念也認為大躍進的做法太過了,一定要改變才行。黃克誠接著又去找譚震林談話。譚震林一聽說他和李先念談了話,并且觀點一致,就不高興了,說道:
“你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來找我?你受先念影響了。”
黃克誠說:
“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說是受他影響。”
黃克誠和譚震林一向關系很好,又都是性格直率態度鮮明的人。但他們的觀點不一致,說著說著就吵了起來。譚震林發火了,他說:
“你是不是吃了狗肉,發熱了?這樣來勁!你要知道,我們找你上山來,是搬兵,想你支持我們的。”
黃克誠也火了,他說:
“那你就想錯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7月18日,會議重新組合的6個小組開始討論彭德懷的信,在與會者的發言中,兩派之間開始了交鋒。
彭德懷在西北小組會議上申明這封信是倉促寫成的,沒有完全寫明自己的意思,要求中央辦公廳在會后收回這封信。
這一天從下午到晚上,到“美廬”2樓向毛澤東匯報情況的人多了起來:
“主席,現在我們就是籠統抽象的肯定成績,具體實在的大講缺點。這樣泄氣泄下去,今后還怎么躍進?”
“他們的目的說到底,就是要完全停止大躍進。”
“周惠一盆冰水潑了整個廬山。別人都不行,都該打屁股,都當不了第一書記,就他能當第一書記。”
“周惠是去年被插了白旗要借機出氣。按他的調門,指標越低越好,只許泄氣不許鼓氣,誰反對泄氣誰就是‘壓力’,就是‘護短’。只有彭德懷的信符合他的心思。”
毛澤東聽著這些匯報,絲毫不急,不緊不慢地說:
“我看你們也不必著急。吳稚暉形容孫科,一觸即跳。你們這個樣子就是觸不得。要能聽壞話,好話壞話,兩種話都要聽嘛。
《阿Q正傳》是一篇好文章,我勸看過這篇文章的同志,再看一遍。沒有看過的同志好好看看。魯迅在這篇文章里,主要寫一個落后而不覺悟的農民,說他最怕人家批評,一批評就和人家打架。他頭上長了幾處癩疤,自己不愿說,也怕人家說,愈是這樣,人家說得越厲害,結果鬧得很被動。魯迅在這個文章里,專門寫了‘不準革命’一章,說假洋鬼子不讓阿Q革命,不過是想搶點東西而已,可是這樣的革命也是不準。過去,我們黨內在這個問題上犯過錯誤,那是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當權的時候。對不合他口味的人,他們總是隨便給人家安上個犯過什么錯誤的罪名,不許人家革命,打擊了很多人,使黨受到很大損害。我們要記著這個教訓。我建議大家看看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可以印發下去,每人一冊,看幾遍大有好處。”
田家英立即將毛澤東的這些話傳給周小舟、周惠、李銳等人,他還說:
“主席要印發《阿Q正傳》,勸告那些‘促進派’不要有缺點毛病觸不得,像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一樣,一觸即跳。”
7月19日,在以柯慶施為組長的第二組會議上,周小舟侃侃而談,他說:
“我的看法,這次會議把缺點講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缺點不講,或者講而不透,是難于使我們自己正確地總結經驗的。我認為正確地檢查缺點,不僅不會泄勁,反而能夠鼓足正確的干勁的。彭總給主席的信,我認為總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詞名,我認為是可以斟酌的。”
柯慶施說:
“談到得失問題,就某一部分來說是有失。但就整個情況來說,不僅不是得不償失,也不是有失有得,而是得多于失。不要說當這個大家不容易,我當這個小家也不容易,還經常買蔥忘了買姜的。”
周惠發言說:
“去年‘大躍進’的成績是偉大的,產生了總路線和人民公社的整套方針,組織形式也是正確的。但產生的問題也確實真不少啊!去年有個教訓,稍有懷疑,稍有批評意見,就說是觀潮派、算賬派、促退派,還要插白旗。事實證明這是不利于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這次廬山會議,一些同志怕缺點講多了泄氣,怕因此否定成績偉大。在這個問題上,我同意小舟的意見:在這樣一個高級干部會議上,把缺點講透不僅不會泄氣,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否則難于使我們自己正確的總結經驗教訓,鼓足正確的干勁。彭老總的信提出一些意見,總的精神是好的,我感覺是好意,想把問題討論透。當然,有些想法可能不夠準確妥當。通觀全信,對‘前途光明’這一條也嫌不足。但基本意見還是不錯的。”
“我講幾句。”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瞥了一眼周惠,開始說道:“從甘肅去年的大躍進情況看,是‘得多于失’。甘肅去年的糧食落實數字120億斤,比1957年增長41%。去年大辦鋼鐵對不對?1957年甘肅1噸鐵也不產,去年鋼就煉了5萬多噸,建設了一批小高爐,培訓了1萬多名技術人員和工人。這樣既煉了鋼鐵也煉了人,不花點學費是辦不到的,這些成績沒有去年的大躍進是辦不到的,沒有去年的群眾運動也是辦不到的,花再多的錢也是買不到的。最重要的是爭取了時間,加快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這些成績說明,得不償失或有失有得的看法都是不對的,大躍進的成績和缺點不能等量齊觀。對此,必須在認識上統一起來,才能達到團結。”
7月20日凌晨1時至3時半,楊尚昆向毛澤東匯報了各組討論的情況。毛澤東說:
“一、欠債是要還的,不能出了錯誤,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錯誤,每個人都有責任,首先是我。二、缺點還沒有完全改正,現在腰桿子還不硬,這是事實。不要回避這些事情,要實事求是。三、有些氣就是要泄,浮夸風、瞎指揮、貪多貪大這些氣就是要泄。四、準備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認錯誤,也不愿聽別人講他錯誤的人談一談,讓他們多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7月21日上午,周恩來召集會議,討論1959年的各項工作。
曾希圣想起周惠要“各打50大板”的話,再也壓抑不住心中的怒火,突然“砰”的一聲拍響了桌子,霍然起身,大發雷霆:
“他媽的匹!各省第一書記都該打50大板屁股,別人都不行,都不能當第一書記。”
他朝著周小舟吼道:
“就你們周惠能當第一書記!媽啦個匹,就你周惠行?”
周惠沒有參加這個會議,周小舟是替人受過,被罵得張大了嘴巴,半天合不攏。他正在愣怔間,桌子又是“砰”的一聲,譚震林也發火了,破口大罵:
“媽啦個匹!別人不行,周惠就行?他就能當第一書記?”
人們都怔住了。此時的黃克誠也不知道周惠為什么挨罵,可他見譚震林也如此暴躁,猛地漲紅了臉,跟著“砰”的一聲拍響了桌子,吼道:
“譚震林,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譚震林拍著桌子跳起身,要沖過來。
“你想干什么?”
黃克誠怒吼著要迎上去。
“哎哎哎,坐下,都坐下!”周恩來擺著雙手說:“在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你們這個樣子像話嗎?”
譚震林和黃克誠都憋著怒氣坐下了,臉紅脖子粗地互相對視著。周恩來又說:
“有話慢慢說嘛,不要吵,不要鬧。”
7月21日下午,張聞天在華東組會議上,作了長達3個小時的長篇發言,揭露和批判“大躍進”、“公社化”存在的問題,完全支持彭德懷的意見。張聞天在8000字的發言中,講成績的只有270余字,用了39個“但”字,13個“比例失調”,12個“生產緊張”,108個“很大損失”或“損失”,字里行間處處可見“太高”、“太急”、“太快”、“太多”。對于彭德懷信中所說的“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張聞天說:“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樣,可以考慮。但是,刮‘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
會議結束后,張聞天的秘書蕭揚不無擔心地對他說:
“你的發言可能會遭人批判。”
張聞天說:
“有可能,但也不一定。我的發言組織得相當嚴密,不好攻。”
晚飯后,張聞天讓蕭揚把他的發言提綱送給彭德懷看,彭德懷贊揚這篇發言“講得很全面”。
歷史往往就是這樣巧合。這一天,赫魯曉夫在波蘭發表了批判和反對中國“三面紅旗”的講話。蘇聯和波蘭通過新聞媒介,公開批判中國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臺灣的中央社和美國的各大媒體迅速地轉載并評論了蘇聯的文章。山下全國各地一些黨內黨外的批評意見,也紛紛送上山來,擺在了毛澤東的案頭。
欲知毛澤東如何處理這些黨內外的批評和攻擊,且待下一章分解。
東方翁曰:有道是多事之秋自有多事之人,此話一點不假。否則,何以千百年來世事擾攘,永無寧日。毛澤東從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糾“左”,一路上開了多少會,講了多少話,磨破了嘴皮子,進行了多少次批評和自我批評,一直把會議開到了廬山上,就是想在黨內高層統一思想,做個總結,以利再戰。沒想到彭德懷偏偏在會議即將結束之時寫了一個《意見書》。一石激起千層浪,與會者們有人高興,因為有分量的彭德懷站出來說話了;有人憤怒,他們覺得彭德懷是揪著別人的尾巴不松手;有人竊喜,原本就想借助毛澤東整彭德懷的機會終于來了。加之張聞天又來了一個3小時8000字的長篇發言;更要命的是后來以周小舟為首的一部分毛澤東最信任的前任秘書和現任秘書,這些自以為是救世主的秀才們發出了一通“斯大林晚期”的謬論,最終使得廬山會議風云突變,釀成了一段讓人扼腕的千古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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