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畫冊中漢奸在舉行新炮制出來的偽滿“國旗”巡游，1932年

　　“萬里長城第一關”的山海關，北倚燕山，南襟渤海，城高墻堅，巍峨雄壯，如今是天下有名的旅游勝地。

　　可在偽滿時代，這里是偽滿的南大門，東北為日寇之禁臠，自然就成了“鬼門關”。

　　日寇為實現吞并全中國的野心，侵占山海關后，把山海關作為控制冀東，進而蠶食華北的前哨站。大量陳兵，設關把口，對山海關實行殘酷的法西斯統治。

　　當時僅有三萬多人的小縣城——臨榆（今河北秦皇島山海關區），就成立了關東軍憲兵隊、守備隊、特務隊、國際警察署、東稅關、西稅關等軍、警、憲、特組織及經濟機關，雜七雜八，總數不下百余個。日寇運用這些敵偽機關，勾結漢奸、特務、走狗，使盡各種毒辣手段，殘酷鎮壓和殺害中國人民。

　　日本畫報中的山海關，1932年

　　彼時的山海關，真是暗無天日，陰風慘慘。鬼子肆虐，特務橫行，老百姓的生命財產，朝不保夕。過關之人，聞之不寒而栗，見之驚恐萬狀。

　　這可不是夸張，六七十年代，訪貧問苦的時候，有位老貧農回憶，偽滿時期，他家就在日本憲兵隊附近。每晚都能聽到鬼子殘殺中國人的嚎叫聲，悲憤不已，夜不能寐，就懷著對法西斯暴徒的刻骨仇恨，在墻上劃一道。把日寇欠中國人民的血債，一筆筆記錄下來，希望等到“天亮”之日，終能申冤報仇……

　　不過后來解放了，生活好起來來了，老房子也翻新了，痕跡不在了，但老人家對這筆血債，卻記了一輩子——

　　日積月累，共刻了一百三十多道！

　　日本畫報中的山海關，1939年

　　在山海關，于性源上班當天就被日本人“教育”了，這種日本人針對中國人的被動式的“愛國主義教育”，每天都在進行，風雨無阻，實時更新。你以為“日滿一體，共存共榮”，就分不清大小王了，實際上人家日本人分得很清楚，亡國奴就是亡國奴！

　　《塘沽協定》簽訂后，抗戰爆發前的一段時間，雖然偽冀東自治政府已經成立，但是他們的毒教材還沒編好下發，山海關內各教育機構用的還是國民政府的教材。老師們每天都要特意多囑咐孩子們要注意，把國語、地理、歷史等課本，揣在懷里，不要放在外邊，別讓日本人看到。

　　為什么要這么小心，中國課本礙了日本人啥眼呢？

　　一個星期六下午，東高小的關玉芝老師，正在給學生們上課，一個日本軍官突然闖進來，檢查學生們的課本。齊俊民同學的國語課本就放在桌上，日本軍官一頁頁翻看，翻到第22課，題目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政治史》。日本軍官勃然大怒，叫關老師給他講講，日本是不是帝國主義，日本有沒有侵略中國，蝗軍帶來的到底是不是王道樂土……

　　日本畫報中的山海關，1939年，這張特殊之處在于城樓上的偽滿“國旗”

　　孩子們被嚇壞了，好在關老師不慌不忙，應付得當，告訴日本軍官，這書是教育部審定的，我沒辦法改！日本軍官無可奈何，就對關老師大加辱罵，輸出內容可想而知，不說大家也能猜到。

　　同日，田氏中學的預備班也發生了類似事件，老師被日本人打得鼻青臉腫。

　　等到1936年下學期，教課書就換上了偽冀東自治政府的毒教材，新課本充滿了奴化教育的內容。什么“日中一家”、“同文同種”，什么“日華滿親善提攜”、“大東啞共榮圈”，花樣翻新，無孔不入。奴化教育更從基礎教育入手，從小學起，各年級都必須設日語課，由日籍教師講課，一邊教日語，一邊灌輸灌輸親日思想，模糊祖國觀念，使學生不知已為中國人。還強迫學生讀經復古，削弱民族意志，把所謂“滿洲國史”也從中國歷史中剝離出來，簡直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這都是于性源的所見所聞，日寇在東北文化侵略的結果，他可是親身經歷，有切膚之痛。長此以往，后果不堪設想，偽滿的今天，就是華北的明天。

　　華北偽政權的宣傳海報

　　現在偽滿境內的不少出版物，已經逐步以日文拼音文字替代漢字，對外國國名、地名、人名、技術專用詞等，直接就用日本片假名拼音。而且在報紙、雜志、書籍、公報、公文中，也經常夾雜這種拼音文字，故意把中文搞得面目全非，企圖從根本上毀掉漢語和漢字。

　　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

　　一路走來，日本人不就是這么干的嗎？

　　憤慨之余，于性源想做些什么。但是“政府”遠在大西南，能讓他感到存在感的，就是關外的抗聯和關內的八路軍——這樣中國人的抗日隊伍。他們都是共產黨的隊伍，雖然缺衣少吃，缺糧少彈，卻還在頑強地跟鬼子浴血奮戰。

　　特別是山海關西面，就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冀東抗日游擊根據地，盡管日偽軍又是“肅正作戰”，又是“強化治安”，還“集家并村”，大搞“人圈”，制造了千里無人區，關東軍、偽滿軍和偽治安軍反復“掃蕩”，結果如何呢？

　　著名抗日英烈、冀東軍分區副司令員包森，他騎的大白馬就是繳獲鬼子的

　　聽在警察署上班的朋友說，他們的警察和“自衛隊”員，經常巡邏途中，執勤班上，莫名其妙“失蹤”了，沒幾天就被“八路”教育釋放。警察監視所被連鍋端，警察討伐隊全軍覆沒，也是屢見不鮮。有時候，連領隊的日籍警官也在劫難逃，趾高氣揚騎著大洋馬走的，回來就成了大車上躺著的，一具血里呼啦的鬼尸。

　　聽得多了，于性源就暗下決心，等有機會就去投奔抗日隊伍，去找共產黨，他再也不能這樣渾渾噩噩地茍活下去了！

　　山海關偽滿各機關的同事中，警察局出入境管理處的張大開是個非常穩重正派、性情開朗、有見識的人，只要是中國人，不分關里關外，他都一副笑模樣，也從不吃拿卡要，經常掛在嘴邊一句話：

　　“得饒人處且饒人，勝造七級浮屠！”

　　日軍趕進“人圈”的周四溝（今屬北京延慶）部落，被八路軍解放

　　所以綽號“張菩薩”，有人以為他是虔誠的佛教徒，實際上卻是東青救卡在東北到晉察冀根據地之間，建立的秘密交通線上，一顆最重要的“釘子”。除了傳遞情報外，張大開同志還有個無可替代的工作，就是專門為同志們，秘密快速地辦理出入關內外需要的“出國證”和“出關證”，從而保證這條秘密交通線的聯絡暢通。

　　當然，一開始，于性源并不知道這些，他只是欣賞小兄弟張大開的為人，覺得大家是一種人，不是那種“人”。一來二去熟了，倆人無話不談，甚至私底下開始談論時局和見聞。這在偽滿治下是非常危險的“反‘滿’抗日”行為，抓你個“國事犯”現行，不死也得扒層皮。

　　有次，于性源問張大開：

　　“中國人為什么總是受外國人欺負？難道中國人都是命里注定，要挨人家的欺？”

　　1932年，日軍侵占山海關

　　張大開說：

　　“哪有什么命里注定，國民黨腐敗無能，沒有人去組織廣大民眾，起來形成反抗侵略者的力量，因此才有今天中國人做亡國奴的悲劇。”

　　于性源又問：“中國人什么時候才能不做亡國奴呢？”

　　張大開說：“那就是中國人民都覺悟起來，齊心協力和日本侵略者斗爭，把這伙強盜趕出中國！”

　　于性源接著就跟張大開分享，他從其他朋友那里聽來的各種好消息——有關八路軍打鬼子的傳聞，并表示了要投奔共產黨，參加抗日隊伍的決心。

　　抗聯一路軍警衛旅一部，1939年（圖片（來自王錦思《圖說抗聯》）

　　張大開笑了：

　　“沒想到你平時不吭不響，主意卻這么正？我有幾個做小買賣，跑單幫的朋友，經常四處‘亂跑’，正好有機會，幫你打聽打聽抗日隊伍的消息。”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和觀察，1944年初的一天傍晚，倆人日常飯后散步消食。走到僻靜處，看四下無人，張大開對于性源說：

　　“你不是要找抗日隊伍嗎，我給你介紹一個抗日工作，你干不干？”

　　于性源笑了：“為什么是你介紹呢？”

　　張大開也笑了：“我就是在干抗日工作！”

　　張大開告訴于性源，他是東青救的地下抗日人員，隸屬于晉察冀邊區。

　　解放后的李振遠、周梅影夫婦，1943年晉察冀分局社會部派到東北就地領導

　　大致介紹了東青救和共產黨的關系后，張大開又說：

　　“組織上經過考察，認為你正直可靠，派我來征求意見，你愿意干不愿意干？搞抗日工作，隨時有被殺頭的危險，你家有老小，要慎重考慮。”

　　于性源心里像開了花，終于等來了這一天，他極力壓抑著內心的狂喜，平靜地說：

　　“沒什么可考慮的，要抗日愛國就要有點骨氣，顧這顧那，國家還有救嗎？如果說考慮，我希望組織上能考慮，派我到前線去，我要拿槍和敵人直接戰斗，流血犧牲，在所不惜，我已經受夠了敵人內部的黑暗了！”

　　偽滿安東火車站上的稅務檢查所

　　張大開耐心地解釋，革命工作是多種多樣的，組織上要根據每個人的條件，看他適合干什么，在哪里能更大地發揮作用，就派他在哪里工作。當前，我們華北與東北之間情報傳遞工作，在山海關是要費一番苦心的。我們這個偽身份，對地下抗日工作，是多少錢也買不來的，我們可以利用特殊的身份，在敵人眼皮底下做抗日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比拿槍去戰斗，任務更艱巨，責任更重大。

　　“于性源同志，組織上希望你能考慮，繼續戰斗在敵人內部，就像孫悟空鉆進鐵扇公主的肚子那樣，打它們個有苦說不出，有痛找不到。這樣，其他同志才能少流血，少犧牲，抗日工作也能更順利，更周全。”

　　多少年后，于性源同志還記得，當時雖然沒有完全理解張大開同志的這番話，但還是愉快地表示服從革命的需要。因為他知道，從這一刻起，他的個人命運已經緊緊地同國家、民族的命運捆綁在一起。為革命而奮斗，為民族解放而犧牲，縱粉身碎骨，亦我之大幸！

　　日本本土來的學生在山海關進行軍國主義教育，1935年

　　此后，隔三差五，張大開就給于性源“開小灶”。既講黨史、講革命史，討論國際國內形勢，又講組織紀律，學習革命理論。

　　這里多說一句，東青救長期沒有被敵人破壞，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所有同志都能自覺地共同遵守的六條原則：

　　一是做好掩護職業，老老實實，表現得不關心政治；

　　二是絕不貪污，發現別人貪污就裝作不知道；

　　三是不與不三不四的女人接觸；

　　四是銷毀一切與馬列主義有關的書籍；

　　五是生活上保持清貧，不搞浪費，要和自己的收入保持平衡；

　　六是嚴格遵守紀律，不得有暴露的言語與行動，對敵人采取忍辱負重的態度。

　　“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礦”

　　1944年6月，張大同帶著于性源，到“新京（吉林長春）”，見到了化名“張鼎一”的一位東青救負責同志。

　　經過深入談話后，張鼎一同志說根據于性源同志的身份條件，組織上安排他來作交通員，工作代號“157”，負責山海關對北京、沈陽之間的交通工作，并反復交代了工作紀律，要求于性源同志只聽張大開同志的指揮，保持單線聯系。不管什么情況下，都不能與組織的其他成員發生橫向關系，即便能猜出對方的組織身份，也不能與之有任何接觸，公開自己的組織身份。

　　個人堅定的信仰與組織切實的措施相結合，思想建設與組織建設雙加強，增強了地下抗日堡壘的凝聚力與戰斗力，也讓地下組織成員能夠最大程度上，在極其險惡的環境里保護好自己，使得大量戰略性情報，能安全及時長效地被送到抗日根據地，真正做到“藏于九地之下，動于九天之上”。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

　　到1945年日本投降時，東青救組織已發展到76人，以沈陽、長春、哈爾濱為中心，其成員分布在沈陽、大連、錦州、山海關、長春、吉林、扶余、圖門、四平、哈爾濱、密山等地。

　　陸續為我黨提供的情報包括：

　　日本關東軍在東北地區的戰略部署和戰略思想；住在偽滿的日本人民的反戰思想；偽滿陸、海、空軍的編制、兵力、武器裝備、軍事部署、軍隊訓練情況、作戰能力、軍官和士兵的思想動態，海軍艦種、數量、性能、航線、港口要塞設施，以及空軍機種、性能、機場、基地、飛機生產等，對于港口要塞設施和機場基地都畫有詳細地圖，對吉林、遼寧地區，主要是長春、沈陽、鞍山等重要設施、武器生產工廠、交通要道等都畫有詳細目標地圖，以供空中轟炸時使用；從偽陸軍、警察方面收集到的日偽對我東北游擊隊襲擊的情報，以及軍、警、特聯防真壓、防諜等措施，還有偽滿財政、金融、預決算、重要經濟文教政策……

　　山海關，一頭挑起華北，一頭挑起東北，戰略地位可想而知

　　毛澤東同志曾經高度評價東青救同志們的功績：

　　“我們的情報工作突破了偽滿洲國的‘鋼鐵國防線’，是我黨對東北工作的先鋒。”

　　解放戰爭中，東青救的大部分同志繼續潛伏，打入國民黨反動派內部，進行秘密的情報工作，繼續發揮著作用，他們的工作，隱秘而偉大。

　　選擇理想不易，堅守信仰實則更難，所以有人堅持戰斗，就有人出賣人格，背叛初心。

　　說完英雄，我們再說說叛徒。

　　投降日寇當了漢奸的謝文東（右二）

　　1940年春節前夕，偽滿三江省警務廳警備科屬官郝益之，接到偽警務廳內部通知書。

　　上寫“視察歸順匪謝文東公出”字樣，指定公出地點是去勃利縣。

　　謝文東，地主出身，曾是土龍山農民反日暴動的領袖，抗聯第八軍軍長，甚至還曾經加入過中國共產黨。但后來東北人民的抗日斗爭進入了更加艱苦時期，威逼利誘之下，他叛變投敵，成了鐵桿漢奸，手里血債累累。

　　盡管謝文東為日本人如此賣命，日本人卻還是對他非常提防。

　　說白了，就是要過年了，到謝文東家看看，有沒有啥難處，盡量給他解決些生活困難，好造個“王道樂土”的噱頭，也調查下他“歸順”蝗軍之后，還有沒有“反‘滿’抗日”的活泛思想，還跟原先抗聯的老關系有沒有“勾結”……

　　正在對我抗聯進行“冬季討伐”的鬼子兵

　　謝文東投降鬼子后，被安置在勃利縣，所以郝益之先到了勃利縣偽警務科，取得聯系后就到縣城西門外約三里地方的謝文東家。

　　這倆是老關系了，前一年已經見過一次，相談甚歡，還單獨請當時“下山”的謝文東、李華堂（原抗聯第九軍軍長）到家吃過飯。他們雖然“歸順”了，但卻都對日本侵略中國表示不滿，但也僅僅是不滿而已，畢竟此時人在矮檐下。

　　這次由于已經是老朋友，思想相近，又沒有日本人在，旁邊更沒閑雜人等，倆人聊得比較深。

　　日偽漢奸叛徒組成的濛江“討伐隊”，它們的目標就是楊靖宇

　　先聊了抗聯的難處，謝文東認為，最初日本人在東北沒有完全建立統治秩序，他們所到之處，基本靠吃大戶，生活還不算很困難。但1936年冬季以后，鬼子實行“歸屯并戶”，發“身分證”、“旅行證”等措施，糧食就漸漸困難了。抗聯的糧食來源主要靠老百姓，靠老百姓中進步人士的幫助，或當地進步保、甲長的幫助。日本人的統治越來越緊，抗聯的糧食供給就越來越困難。最后那些日子，我們吃不著飯是常事，吃樹皮、野菜、草根也是常有的。

　　到這時候，戰士們越來越不好領導，關系搞不好，就容易發生大問題。特別是有的戰士開小差，每走一個人，我們就得拔營一次。就連派出去外出拉關系的戰士，他去后我也不敢指望他一準回來，更須防備他會不會領來敵人。

　　最后日本人派聯絡員去找我們時，我們只剩17個人，只剩10粒子彈、5顆手榴彈。我們埋起來的槍是有，但子彈沒有，槍也不敢拿出來。

　　抗聯第一路軍女戰士，我黨屬性，可見鬼子批注的“供匪”二字（圖片來自王錦思《圖說抗聯》）

　　郝益之問了謝文東一個問題：

　　“為什么投過來的都不是共產黨領導的隊伍呢？”

　　謝文東回答：

　　“關于這一點，我是承認的。我們確實不如人家共產黨思想堅決，犧牲性大。”

　　郝益之又問：“（共產黨的）革命思想究竟是怎么得來的呢？”

　　謝文東說：

　　“這一點我是弄不很清楚的，從四軍介紹來的一位朝鮮族政治指導員給我講過革命道理，但我聽不進去。我總想，反正日本鬼子是侵略我們中國的，我們就應該反對他，懂得這一條也就行了。”

　　兩位被捕的朝鮮族男女抗日干部，“王隅溝（今屬吉林龍井）‘ソヴエット’（蘇維埃）共產黨農民會長、共產黨女宣傳部長”，估計是1934~1935年日軍的三次“大討伐”中（圖片來自王錦思《圖說抗聯》）

　　革命斗爭的歷史證明，有樸素的愛國熱情只是基礎，還遠遠不夠。

　　對此，張夢實同志更有發言權，晚年他在回憶錄，專門談到：

　　“像我這樣一個出身于封建剝削家庭的人，能走到革命隊伍中來，又加入了共產黨，原因固然很多，但我想其中最主要的還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樹立了正確的革命人生觀。當然這對任何一個革命者都是重要的，不過對像我這樣出身的人來說，恐怕應該在‘重要’兩個字的前面再加一個‘更’。因為我們這樣的人，從原來的生活和思想方面講，既無革命的迫切感，又無無產階級出身的那種樸素的階級感情。因而我們如不加倍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改造世界觀，就不可能徹底背叛自己的家庭，背叛剝削階級，就不可能走向革命。道理很簡單，既然人的思想是由一定的物質基礎決定的，那么沒有無產階級的出身，沒有革命的物質基礎，要想革命，就只有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從理論上、世界觀上弄清革命的道理，世界發展的必然，才能實現這些思想感情上的大轉變。”

　　晚年的張夢實、徐明（也是東青救成員，張家原先被趕出門的丫鬟）

　　愛國主義古已有之，但愛國主義并不是“普世”的，愛國主義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階級那里有不同的內容。不搞清楚這個，愛國主義就會變得盲目，對于愛國主義的評定，應該有個歷史唯物論的標尺，從當時歷史環境出發，劃清進步與反動的界限，不能以抽象的“忠義”、“氣節”來評定愛國與賣國。

　　換言之，如果不講階級性，“愛國”就會變得大而無當、虛頭巴腦，也就很難堅持下去，甚至走向反面。

　　沈陽志城銀行舊址

　　又：東青救這篇，至此算是寫完了。不過將來有機會，還會根據史料搜集情況，寫寫這個系統的無名英雄們，比如憲東同志，比如偽滿“新京”軍校里的抗日師生，還有我黨各系統不斷從關內派到關外，試圖打通跟抗聯、東北地下黨聯系的無名英雄們，比如《夜幕下的哈爾濱》原型——李維民同志。

　　此外，我還想多說幾句，從文章里引發的，但是沒有展開的。這就是愛國行為不能完全等于愛國主義，愛國主義也是有階級性和歷史性的。

　　為什么說這個，除了因為文中的謝文東——曾經的“抗日英雄”，我黨文件當時都稱他“同志”外，還因為我曾經揭露過某些假借“抗日老兵”之名，行你懂的事之流。當時我根據他們公布的老兵情況，拿史料一對比，就得出“西貝貨”的結論。對方在史料面前啞口無言，卻“懟”了我這樣一句話：

　　“你有史實，你有良心嗎？”

　　換言之，都“抗日”，有錯嗎？同樣的，曾經熒幕上、小說里的黑社會、窯姐、土匪抗日，也在宣傳“愛國主義”，有錯嗎？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就要回到歷史現場，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為什么要抗日？

　　因為日本侵華，損害了中國各階級的利益，所以必須抗日。各階級都有抗日行為，但并不代表中國內部各階級，沒有先進性和落后性之分。各階級抗日，本身也有為自己本階級利益考慮的。什么黑社會抗日、窯姐抗日、土匪抗日之類神劇塑造的“英雄”，不代表他們有多高度愛國情懷，而是因為日本人來了，實實在在損害到了他們的切身利益，讓他們無生意可做罷了。

　　想下去就細思極恐了——如果鬼子不是那么不做人，賞賜些殘羹冷炙，勾兌些邊角余料呢？所以這些人的“抗日”，必定是不徹底的，也必然是不能持久的。

　　怎么才能做到徹底的反帝反封建，做到真正不動搖的愛國主義呢？

　　張夢實同志已經給了答案，歷史也給了答案。

　　2024年7月1日凌晨1:56于鄭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