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報》“戰(zhàn)地”副刊上，刊出了王冶秋紀念周恩來的文章《難忘的記憶》。時在國家文物局任職的王冶秋，在文章第一節(jié)，披露出周恩來臨終前不久，通過秘書告訴他的一件事：當年袁世凱稱帝時，“籌安會六君子”的第一名楊度，最后參加了共產(chǎn)黨。周恩來是他的介紹人并直接領(lǐng)導他。周恩來讓王冶秋轉(zhuǎn)告上?！掇o?！肪庉嫴?，《辭?！飞先粲袟疃绒o目時，要把他最后加入共產(chǎn)黨的事寫上。

　　王冶秋苦心求證

　　楊度的名字，略讀過一些近現(xiàn)代史的人都不會太陌生。但是，在一般人心目中，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15年他與孫毓筠、嚴復、劉師培、胡瑛、李燮和等人，組織策劃恢復帝制的“籌安會”。史有記載，戲稱為“籌安會六君子”。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成果后，由大總統(tǒng)進而復辟舊制，當了83天皇帝，與楊度等人制造輿論和勸進是有關(guān)系的。這樣一個再典型、再著名不過的?；庶h，最后竟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聽來真叫人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王冶秋當時接到周恩來的指示后，一方面告訴了上海的《辭?！肪庉嫴浚环矫孢€心存疑慮，向許多人打聽此事。但是，大多數(shù)人并不知曉。人們與王冶秋一樣，對此事感到奇怪，表示沒有聽說過楊度加入共產(chǎn)黨的事。但是，人們又一致認為，周恩來重病在身，還記住向有關(guān)同志交代這件事，說明他關(guān)心同志，不忘為革命作過任何貢獻的人，確實是胸襟磊落，處處體現(xiàn)黨的政策的典范。

　　根據(jù)自己了解和收集的材料，王冶秋對楊度入黨之事作了一些分析。他認為：從表面看去，這事有些奇怪，但是也不怪，因為人是會變化的。從時代看，當時風云變幻，光緒皇帝變法，失敗了；“民國”成立，還是從床底下拉出個黎元洪當總統(tǒng)，當然也不能長久。孫中山當了總統(tǒng)，北洋軍閥鬧得不可開交，又推給袁世凱。袁世凱竟又倒退回去要做皇帝，最終當然是失敗……在這樣的紛繁時局里，懷著救國治國之心的楊度，目睹或參與了這些活動，但最終毫無出路。這樣的現(xiàn)實面前，找到了共產(chǎn)黨，加入黨組織，仍然要為其救國理想而奮斗，尋其思想發(fā)展軌跡，這又是可以理解的。

　　對于楊度入黨前后所做的工作，王冶秋談到了重要的兩件：一、他(楊度)賣了房產(chǎn)，交給黨作經(jīng)費。二、李大釗同志被捕前，楊度從汪大燮那里聽到了消息，馬上告訴了黨組織，但已無法營救。以此，王冶秋評述：“就在這一片血腥的烏云里(指蔣介石叛變革命，發(fā)動四一二大屠殺)，楊度以毀家紓難的精神，為中國共產(chǎn)黨作了些有益的工作。凡是為中國革命作過有益工作的同志，我們都不應該忘記他。”

　　在文章中，王冶秋根據(jù)所掌握的材料，推測了楊度入黨的大致時間：“約在1926、1927年，他才在周總理的介紹下，參加了中國共產(chǎn)黨。”

　　王冶秋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fā)表之后，引起了很大反響，尤其是一些知情者。這些知情人很快對此事作出了反應。

　　李一氓拋磚引玉

　　老資格的共產(chǎn)黨員李一氓，立即就自己所知，寫出一篇短文：《關(guān)于楊度入黨問題》。文章對楊度入黨，作了確認：“看見王冶秋同志發(fā)表的講起周總理關(guān)心楊度問題的文章，這是確實的。楊度確是黨員，確是同志。”接著，李一氓對王冶秋在文中推測的楊度入黨時間，進行了新的判斷：“但楊究竟是何時入黨還要證實。冶秋同志估計說是1926-1927年這個時間，我則估計是在大革命失敗之后，1928-1929年這個時間。”

　　李一氓根據(jù)自己黨內(nèi)工作的閱歷和當時情境，對這件事作了這樣的分析：“因為這種特殊的事情，黨內(nèi)總會傳開的，在1928年以前，黨內(nèi)沒有提起過，沒有聽說過，如是1926、1927年入黨，正處于大革命高潮時期，他會公開出來。我聽說他是黨員，是在1930年的事，他在革命處于低潮時期入黨的可能性最大。1926-1927年周恩來同志時而在上海，時而不在上海；1928-1931年周恩來同志一直在上海，更便于直接領(lǐng)導。”

　　文章里，李一氓還附帶講了一點楊度的事：上海1930年黨中央出版的《紅旗日報》的報頭，就是請楊度同志題的。

　　夏衍著文解詳情

　　李一氓短文談及的楊度入黨時間推測，很快得到了證實。夏衍在讀到王冶秋的文章后，也立即寫出一篇相關(guān)文章《楊度同志二三事》。對于入黨時間，夏衍肯定地說：“楊度同志的入黨，不在1926、1927年，而是1929年秋。”

　　楊度入黨經(jīng)過，夏衍這樣介紹：“從李大釗同志犧牲后，他思想上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他和章士釗先生奔走營救被捕的共產(chǎn)黨員，周濟被難者的家屬。到上海后，他加入了‘中國互濟會’，捐助了一筆可觀的經(jīng)費。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考察，經(jīng)人介紹，他申請入黨，經(jīng)周恩來同志批準，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秘密黨員。”夏衍談的情況，與王冶秋了解到的，基本相同，但卻更為細致準確。例如王冶秋說楊度賣了房產(chǎn)，交給黨作經(jīng)費，并由此推斷出其入黨時間。夏衍文章則清楚談到，楊度首先加入的是進步團體“中國互濟會”，這筆款是對這個組織的捐助。之后經(jīng)過考察，才入的黨。由此與李一氓文章印證，夏衍講的是可靠的。這樣，楊度入黨的時間，就基本得到認定。

　　由于是極少數(shù)的知情者之一，夏衍對楊度的情況，作了較多的回顧。首先，楊度成為秘密黨員，在周恩來離開上海后，組織上決定夏衍與其單線聯(lián)系。由于楊度和各方人士多有接觸，所以知道北方軍閥和國民黨內(nèi)部許多派系矛盾。對夏衍，他不僅談及這些，還不止一次親筆寫出，“裝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內(nèi)”，讓夏衍轉(zhuǎn)交給上級組織。

　　關(guān)于李大釗犧牲的前后經(jīng)過楊度也對夏衍講過。他說當時從汪大燮口中知道了張作霖已派便衣軍警包圍了俄國兵營，準備逮捕中共地下黨員的消息，當晚就要國民黨北京特別支部書記胡鄂公通知中共組織(當時是國共合作時期)，但是由于有人不相信張作霖會冒跟外交使團沖突的危險，推遲了撤退時間，以致李大釗等人被捕。這些敘述，夏衍后來還問過當事人胡鄂公。胡所述與此相符。夏衍文章雖屬補充介紹，但較王冶秋所了解的更深入而確切了。

　　夏衍還談到一點，當時時局復雜，黨內(nèi)保密工作十分嚴格。他與楊度聯(lián)系很長一段時間后，才知道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楊皙子”(楊度字皙子)。乍一聽說，夏衍甚至“大吃一驚”。

　　楊度由于頗有才華，因而一些歷史學家談及他時，總說他“傲慢自大”，是個“知過不改”的人。但是與夏衍相熟之后，他卻對夏衍說過：我平生做過兩件大錯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我拒絕和孫中山先生合作，說黃興可以和你(指孫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對這件事，我后來曾向?qū)O中山先生認過錯；二是我一直排滿，但我不相信中國能實現(xiàn)共和，主張中國要有一個皇帝來統(tǒng)治，這件事直到張勛復辟后，我才認了錯。

　　夏衍文中還談了楊度的一些作派。例如，在同志間從不互稱同志，不僅對夏衍這樣的年輕聯(lián)絡(luò)員，就是說起周恩來，他雖是十分敬佩的，但稱謂上仍開口“翔宇兄”，閉口“伍豪先生”(周恩來字“翔宇”，“伍豪”系其筆名)。

　　夏衍還談到一件當時情境中特別的事，即楊度入黨之后，還研習佛學，甚至寫過一部篇幅很大的研究佛理的書。有時，他還與夏衍談及“禪悅”一類問題。

　　但無論怎么說，在國事黑暗的非常時期，楊度能加入共產(chǎn)黨，是需要巨大精神及勇氣的。所以，當聽到有人說他入黨是“投機”時，楊度激憤地對夏衍說：“我是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候入黨的，說我投機，我投的是殺頭滅族之機。”

　　文章的最后，夏衍鄭重地說：“現(xiàn)在，知道楊度是‘籌安會六君子’者多，知道他是共產(chǎn)黨員者少，因此，跟他有過工作關(guān)系的人，有實事求是地說明事實、表揚他的晚節(jié)的責任。”

　　夏衍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fā)表之后，楊度的后人對他與王冶秋非常感懷。由于夏衍在文章中提到楊度入了黨后仍研讀佛學，楊度后代四人便共同署名，寫出一篇《關(guān)于楊度同志的一件事》的文章，對此予以解說。文章引述了楊度給其三妹楊叔姬的一封信，認為他讀佛學，并非是研究如何信鬼神，修來世的迷信思想。譬如信中有：“故兄之學佛只修心而不修身”“不說出世只說入世；不說神道只說人事”等等?？梢姡跻鼻铩⑾难艿鹊奈恼拢o了楊度家人很大的寬慰和支持。

　　毛澤東的早年戰(zhàn)友柳直荀烈士的妻子李淑一，在讀到王冶秋的文章后，也就自己所知寫信給《人民日報》，對此事作了旁證：“關(guān)于楊度同志入黨事，柳直荀烈士曾在上海和他的弟弟柳瑟虎談過這件事，并說在上海時，楊皙子和他(直荀)一道策劃過太湖的革命運動。”這就不僅證明楊度入了黨，還提供他參加了黨策劃的太湖革命運動的事實。

　　《辭海》辭目與時俱進

　　由于周恩來的指示和王冶秋、夏衍等的文章，楊度的入黨問題得以證實；對于楊度本人的評價，當然就有了與先前不同的改觀。查此前出版的《辭?！罚ㄎ炊ǜ?(1965年4月出版)楊度辭目，對他的記述是這樣的：

　　“楊度(1875-1932)近代政客。字皙子……辛亥革命爆發(fā)后，受袁世凱指使，與汪精衛(wèi)組織國事共濟會，破壞革命，擁袁竊國。1914年袁世凱解散國會后任參政院參政，次年勾結(jié)孫毓筠、嚴復、劉師培、胡瑛、李燮和組織籌安會，策劃恢復帝制。1916年袁世凱死后被通緝，流寓上海。”

　　在有了周恩來指示，王冶秋、夏衍等文章發(fā)表后出版的《辭?！?979年版中，對于楊度的評價作了更正和調(diào)整。首先是生卒時間，改為(1874-1931)，較前面條目均提前一年，顯然是重新考訂過的。前面“勾結(jié)孫毓筠……”調(diào)整為“聯(lián)絡(luò)孫毓筠……”“破壞革命，擁袁竊國”被刪去。加進了“后傾向革命，1927年李大釗被軍閥逮捕前后，他曾多方營救。晚年移居上海，參加中國互濟會及其他進步團體。1929年秋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在白色恐怖下堅持黨的工作。”

　　1999年新版《辭海》的楊度條目中，又加進了“1907年主編《中國新報》月刊，主張實行君主立憲。”“1922年起投向?qū)O中山，為民主革命奔走甚力。”末尾還加上“有《楊度集》。”這一添加，楊度的面貌更加清晰。他不僅是個策動者，也是個文人，這樣，我們在體會他的作為時，也能更理解他的意義和特點。

　　中國的近現(xiàn)代歷史，是一個思想紛紜，世事激蕩的特別時期。生存于此階段的人物，流風所及，精神及作為也往往復雜而多變，這給我們認識他們，增加了困難。但是，細致體會當時人物，實事求是地從他們思想作為進行分析判斷，卻可以使人們更深入閱讀那段歷史，認識人在特別境況中的變動軌跡。從這一點看去，楊度由“保皇黨”最終成為共產(chǎn)黨，更可以為我們認識歷史，認識特別人物，提供典型范例。當然，周恩來臨終前的囑托，王冶秋、夏衍以及李一氓、李淑一等人的文章，也顯示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人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良好作風。這應該是中國共產(chǎn)黨能夠不斷克服困難，在曲折中前行，并獲得勝利的內(nèi)在動力。楊度入黨事實的重提、證實、被載入史籍的過程，就是一個極好，有說服力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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