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談及新中國的歷史，反右斗爭都是繞不開的話題，對于這個重大歷史事件，如今處于后來人的我們，切忌不可脫離當時的歷史背景來分析此歷史事件，應當實際地而非抽象地，全面地而非孤立片面地，實事求是地來分析此事，才能對反右斗爭有個恰當的理解。

　　近來一段時間，有個新的觀點在同志們中間頗為流行，存在著不小的市場。有些同志認為反右斗爭是不對的，毛主席從來就沒有對右派表示過擔憂，是想要整風，克服黨的錯誤和缺點。是因為黨內其他對自身缺點認識不足，所以為了反對批評才開展反右斗爭。對著“嗡嗡叫的幾個蒼蠅”：右派，來用以大動干戈，來壓制了民主氛圍。右派是“蚍蜉撼樹，異想天開”，為何非得殺雞用牛刀，反擊一下不就行了嗎？總之一句話——反右是錯誤的，不應該這樣做。

　　首先，對于這一觀點我們是不認同的。

　　我們來分析一下，右派的攻擊真的是以卵擊石嗎？聯想當時的國內外環境，國際上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導致了猖狂的反蘇反共浪潮。匈牙利事件，差點翻了天。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國內外的反共勢力必然有一定的聯結。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果不其然，國內的右派，欣喜若狂，蠢蠢欲動。五七年，恰值毛主席鑒于波蘭事件的干群關系以及看到黨內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決定整風的時候，右派利用整風的時候大肆攻擊，一時間，輿論鼓噪相當厲害。他們瘋狂詆毀我中國共產黨，妄圖否定鎮壓反革命偉大成績，聲稱要建立“平反委員會”等等。右派的主要人物覺得他們“崛起”的時機到了。有些右派知識分子聽到匈牙利事件之后，感到非常興奮，在一些大學召開會議、組成反動的反共同盟……甚至葛某人聲稱要殺共產黨人。他們對我黨極盡詆毀、污蔑、威脅，十分惡劣。這是在威脅我黨的領導地位。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捍衛，為了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領導地位，我黨是必須要反擊的！

　　可見，僅僅是掛一漏萬的一角，就可展現出當時右派勢力猖獗。他們真的不足掛齒，不足為懼嗎？這些黨外右派人物在社會上是有廣泛影響的呀！甚至可以說他們還是握有權力的，有的是某日報的編輯，有的甚至是某部長。他們掌握著很多輿論機關。就看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些人應該是不掌握輿論的，都差點顛覆匈牙利。可是國內的右派應該說是掌握著部分輿論機關的。其能量不容小覷呀。毛主席有一個特別著名的話：“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可見輿論并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這是歷史已經證明了的。中國的春秋戰國儒法斗爭，在世界上古史巴勒斯坦先知運動，資產階革命前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何嘗不是如此呢？

　　其次，當時五七年反動勢力反撲攻擊猖狂進攻仍然形式嚴峻。建國才八年，土匪十分猖獗。國民黨反動派特務鼓動，例如就在反右斗爭中，就在清華大學發現了國民黨特務余孽的鼓動。能量不可謂不大吧？開展反右斗爭，也是順應民心的。據鄧力群回憶，群眾迫切要求反擊右派。右派利用黨內整風猖狂進攻，不得人心。右派攻擊有多么猖狂呢？群眾都看不下去了，群眾希望反擊右派，那個時候群眾的意見書信，雪花似的飛向我黨，百姓自覺的捍衛我中國共產黨，非常希望我黨反擊右派。甚至印刷工人拒絕印刷右派言論。這樣看來其實說后來某些人反右擴大化對群眾有嚴重消極影響并不現實。之后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群眾的建設熱情熱火朝天就是鐵證。

　　接下來我們再來說一說關于毛主席的態度問題，毛主席違心接受反右？不是的。原因：首先毛主席的威望是非常高的，在一九五五年，批評對社會主義革命認識不深刻的領導人小腳女人、邁不開步子、敵視合作社，他們也寫了檢討。并且在五七年完成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毛主席的威望是非常非常高的，說他這時違心才同意反右了，不合實際。

　　毛主席說過：“我是一貫反潮流的。”例如①在1950年黨召開多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毛主席是面對幾乎黨內高層大多數都不同意抗美援朝的時候，幾乎是以一己之力，力排眾議，堅持去抗美援朝，說服了大家。②30年代毛主席被罷官被排擠，仍然堅持真理。③毛主席說過，要有“五不怕”的精神準備。從以上這些事可以看到，毛主席對于重大問題重大事件什么時候違心過呀？說毛主席在這次決定反右斗爭過程被動，違心妥協？說不過去。

　　以毛年譜上的5月14日之前和14日之后的轉變來說明被孤立被壓制，說不過去。首先是黨的歷史上，隨著現實形勢的變化召開會議作出新的決議是常有的事。比如六屆六中全會改變了王明路線錯誤方向的影響。再比如遵義會議上改變了“左”傾路線。右派對我黨的詆毀、攻擊在五七年二月就開始了，毛主席是一直看在眼里的，這幾個月一直沒有攻擊，他首先第一件事是想要群眾認識到右派嘴臉。當時主要是在整風，后來在會議上匯集意見作出新的決議，決定要開展反右斗爭，這其實是很正常的邏輯呀其實。毛主席在反右斗爭中短短兩個月就接連寫了5篇文章，而且措辭嚴厲，富有感情，這不能解釋為被壓制違心被迫寫的吧！《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寫得非常好，用“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于密室，或點火于基層。上下串聯，八方呼應。以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逐步實行終成大業”這樣精彩又富有感情的語言來說明右派進攻的態勢。《1957年夏季的攻勢》里，毛主席親口說了對這次資產階級右派的攻擊不可小視輕視。

　　最后我們再來說一說擴大化的問題。1957年6月10日起草《關于反擊右派分子斗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1. 毛主席批示：向回鄉學生解釋合作化的優越性，解釋二類社三類社現在所以還沒有辦好的理由，過幾年就會辦好的。……學生如果煽動農民反對政府，就要批評他們的錯誤，給以堅決的教訓，但不可罵人打人，講理為上，以理服人。2.毛澤東批示：現在工商聯、民建會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等作批判，所以我們不要大搞，以便團結資產階級大多數，孤立民主黨派中知識分子中和學生中的右派和反動分子。 這段話中的“我們不要大搞”這六個字值得重點關注。毛澤東對“反右”的態度是審慎的，是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的，目的還是為了“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那么，為何“反右”還是出現了擴大化呢？因為反右斗爭中確實一線領導者犯了錯誤，沒有按退居二線的毛主席講的做。黃克誠將軍就說：“反右派斗爭是必要的，但是擴大化了，錯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個人負責。我那時是書記處成員之一，把有些人劃為右派，討論時未加仔細考慮就倉促通過了。自己做錯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

　　李慎明老師的文章寫的很清楚：

　　“二是有人說，1957年反右中我們處死了人，這當然不是事實。20世紀50年代曾任羅瑞卿秘書、后任國家公安部部長的陶駟駒告訴筆者：‘不僅在1957年反右時我們沒有處死一個人，而且在1955年肅反時我們也沒有處死一個人。這是有檔案可查的。這是毛主席汲取了土地革命時期，全國各個紅色根據地肅反中出現的擴大化的深刻教訓而采取的重大舉措。’”

　　“筆者的老領導王震生前曾跟筆者談過幾次，延安整風時，毛主席嚴厲要求，要堅決執行‘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有的同志對此很不理解，找到主席問，‘審干中，有的本人都明明承認自己是叛徒，并出賣過我們幾個同志，血債累累；也有的明明承認自己是打入我們內部的國民黨特務，來刺探我們的情報，為什么不能殺？’毛主席解釋說,‘人頭不是韭菜，韭菜割了，還能再長出來。人頭割錯了，就再也長不出來了。紅軍肅反時，就有不少同志是屈打成招的。我們再也不能干那樣的蠢事了。’”

　　“反右”和“反右擴大化”是兩個概念的問題，“反右”是完全正確并且完全必要的。 就像是在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時候，武裝斗爭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因為在武裝斗爭的時候發生了左傾的錯誤，就要否定整個武裝斗爭一樣。

　　通過這次機會闡發自己的觀點，我們會在思想的火花碰撞交流中，不斷前進，逐漸成長，向未來前方更踏實地邁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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