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像在別的地方一樣，如果我們能把所發生的任何一件事放到決定其政治解決辦法的各種歷史問題的來龍去脈中觀察，那么它都是合乎邏輯和說得通的。“自由是必然的認識，”毛說。馬克思也這樣說過。如果是這樣，五·七干校也決不例外。

　　它們是為貫徹毛主席1968年5月7日發布的一項指示而開辦的：“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那年年初，革命委員會作為文化革命期間的權力機構而組織起來，由黨的軍隊領導，開始推動“廣大干部”到農村“下放勞動”。其中有的是大單位（大學、工廠、農村和城市的管理委員會）的行政領導人，有的是黨校教員或嚴格的群眾組織的頭頭。

　　譬如說，為什么大學校長要下放呢？

　　據說，這個國家的整個知識界的生活，已經滑到孟子的傳統格言所支配的老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西方諺語說，豬耳上的毛織不出絲線袋。）受過資產階級教育的中學校長和大學校長，用愈來愈難的考試把農民和工人家庭出身的學生（他們的基礎較差）都淘汰了。學制不是適應群眾的需要而縮短和改得更切實際，許多大學專科反而延長至6年、8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然而，對任何一個想建設一種激進的新社會秩序的人來說，這樣做所產生的社會后果是難以鼓舞他人的。正如毛所看到的，大學正在促進社會分化，正在造成一個被利已野心驅使的特權階層。”一位美國學者約翰·加納德在他的《知識青年與城鄉差別》一文中寫道，該文編在一本研究態度認真的1971年中國問題論文集里。

　　從再度強調專家路線的主要的后果之一，是出身于工農家庭的大學生人數減少，而高干和“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大學生人數相應增加。……因此，北京大學出身于工農家庭的學生人數1958年接近占67％，到1962年下降到僅占38％，同時有“剝削階級”背景的學生人數則增加一倍以上。許多大學教授瞧不起無產階級學生，認為他們是“粗茶杯上雕不出花來”，并對這種學生靠（政治上的）“進身之階”進入大學表示憤慨。1958年錄取進入自然科學的8個系的237名學生中，只有45名如期畢業，余下者不是被迫退學就是留級。……

　　在北京科技大學，保送的919名干部和軍入學生中，有480多人被“淘汰”，清華大學同樣淘汰了200人。北京財經學院被迫退學的108名學生中，大約94％是工人階級出身。……消息靈通和受歡迎的訪華人士韓素音（1967年）寫道：“對城市大學和高級中學進行的調查，令人感到震驚：社會主義的中國過了17年之后，竟仍然有40％以上的學生出身于資產階級、地主和資本家家庭，雖然這幾個階級僅占全國人口的5％。”

　　教育革命本身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為了說明五·七干校，這里談一點與教育革命有關的事是必要的。南泥灣五·七干校本部包括一些教師，主要由久經鍛煉的黨的行政干部組成，他們也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在負責教育工作。

　　劉雨生自我介紹說是管理委員會的副主任。他是高個子，腰桿挺直，30多歲，曬得黑黑的，肌肉發達。要不是這樣，他容易被人看成是個“知識分子”類型的人——好多年前，知識分子僅僅意味著識字人，現在則至少須到中學程度。從兩年前的10月4日這所學校創辦時起，劉就在那里了。學校開辦時，從陜西省省會西安市的11個單位抽調來467人。

　　“他們不把自己稱做學生；他們是“五·七戰士，”劉先生解釋說。

　　“我們的主要任務是訓練西安市和附近縣一級的高級領導干部。我們的基本原則是：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改造我們的世界觀；讓干部向工農學習，在根本上同他們結合起來；一面學習，一面做群眾工作；同時一面勞動，一面批判資產階級世界觀。”

　　“舊黨校脫離勞動，脫離群眾，脫離生產和實際，我們的學校也不同于過去的國營農場。它們只生產。現在經過兩年鍛煉，我們已輸送了414名革命干部。他們有的已回到城市，但多數在農村安家落戶，還有什么問題要問嗎？”

　　劉先生是怎樣的人呢？他自己是本校畢業的，留下來擔任政治領導人。他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一位“城市青年工作領導者”一多半是指共青團書記。他身旁還坐著一位還算清秀的年輕婦女徐秋風，原是西安東方紅人民公社東區的黨委書記。現在屬于校“第一水稻生產連”。她好像還管炊事房，一會兒就從那里端來了（圍坐桌旁的12人有一半去幫忙）一大盆一大盆滿滿的鮮豬肉、玉米棒子、烤甘薯、南瓜、牛奶、炒雞蛋、蘋果，以及其他十多種干校農場生產的美味食品。

　　他們有920畝（合153英畝）土地，53頭牛，300多頭豬和許多雞鴨。有800畝種水稻和其他谷物，去年的產量達170，000斤（合85噸）。45畝種蔬菜和果樹，50畝種馬鈴薯，30畝種大麻。他們現在有身強力壯的“五·七戰士”286人，其中1／4左右是婦女，平均年齡30至40歲，只有少數老年人，最大的60歲。他們之中有7位醫生。現在看來這個農場在糧食、住房和燃料（他們建了一座小型水壩和發電站）方面都已差不多自給自足，但生活水平還是低的。

　　“戰士們”開墾了一些新耕地；他們用砍來的樹木建造房屋（及家俱），干各種零活（由國營農場借調來的農民指導），農閑時則在軍隊領導人的帶領下學習和討論政治。經過6個月或一年。他們可以成為“毛的積極分子”。什么叫積極分子呢？一個由所屬班排推選出來的人，他不僅是個好學員．而且是個“活用毛澤東思想”的人。

　　有人告訴我，在干校的所有學員仍按干部級別保留原來的工資，他們的家屬在家中也仍保持以前的生活待遇。

　　管理委員會有30個人，我們在享受他們的樸素宴席時，各部門的負責人都來參加會見。同生產這些食物、經過改造的改造者們一起吃這種與大飯店大不相同、新鮮而簡單的飯菜，這又是多么愉快啊！

　　說一個例子，這里有一位譚沖，48歲，穿著淡紫色的短上衣，輕輕一笑時露出潔白的牙。他以前是西安市革委會的一位高級干部，現在管理學校的豬欄，剛剛被“我們連的戰士”推選為積極分子。他引用毛關于“下放農村”的教導，并說他已抓住了這個“機會”。

　　“實際上我并不認為自己對毛主席著作學得好。我過去在領導崗位上脫離實際，所以我選擇來這里。他們安排我在豬欄工作，生產豬糞，學養豬。我學習了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導，同農民相結合，他們是我的好老師。這是很有意義的工作。我逐漸接近了群眾，正在改造我的世界觀。”這最后一句話意味“斗私”并成為一個具有無產階級世界觀的人。

　　拿李成壽來說，他50多歲，以前是西安市委書記。他漫長的革命經歷可回溯到延安時代，但被城市的“糖衣炮彈”打中后，他失去與農村的聯系。現在他在“種玉米和水稻”，學習毛澤東思想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著作——但還“差得遠”哩。

　　劉文元，40多歲，1950年入黨，1960年大學畢業，后來升任西安第24中學校長。他真的從來不知道農民勞動多么艱苦。他怎能教書呢？現在他是一個“五·七戰土”，“在莊稼地里干體力活”。他還處于“斗爭”（使自己擺脫不良階級背景的影響）和“自我批評”的階段，希望“改造”成為一個具有“新世界觀”的同志。

　　坐在他旁邊的是王一平，38歲，前西安市共育團（現正在重新整頓）書記。1948年他在延安上學，在修正主義分子的影響下，被貪圖安逸的特殊化所引誘而墜入城市的邪惡風氣中。他忘了過去的苦，成了一名官僚。“官僚主義階級同工人和貧下中農是尖銳對立的階級。”毛說。官僚主義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本家，他們怎能有足夠的認識呢？”王來干校已是第二年了。他還不是積極分子，但已經是“干校第一水稻種植連領導”。這就是進步。

　　“在開始的時候，”劉主任說，“我們經過許多曲折和‘斗爭’。為什么要在遠離西安800英里（240公里）的地方建一所森林中的干校呢？有些學生‘怕苦’。為了使他們堅強起來，我們要每一個進干校的人從這里步行往返延安180里，把這當作一種傳統。我們請三五九旅的老戰士來給我們講這里‘過去的苦’。我們逐漸培養了對毛主席的深厚無產階級感情，現在看來以南泥灣作校址是明智的。”

　　“我們在這里重新過著革命生活。起初情況很差：快要坍塌的窯洞和幾間房屋。長滿荒草和未經開墾的野地，工具也很少。我們應該向西安求援嗎？大多數人說，不。我們以三五九旅自力更生的傳統為榜樣，砍倒樹木做床和家具，用同樣的方法建造房屋，還做了工具和籃子，并學會了燒磚瓦。”

　　“我們建造了自己的發電設備——我們得到一筆專用貸款。去年春這里發洪水，溢洪口堆積了4寸厚的淤泥，把我們的稻田都沖壞了。《愚公移山》使我們得解救。在愚公精神鼓舞下，我們清理了溢洪口，用雙手搬走了500立方米的泥土，恢復了我們的稻田，及時進行補種，獲得了好收成。自力更生改變了我們的精神面貌。’依靠兩只手，能做一切事’，已成為我們的口號。”

　　情況就是這樣。我們專門花了一個下午去參觀農田，見到更多的“戰士”和他們的農民同志，看到了管理得很好的農田和堅固的新建筑，最后仔細參觀了齊整地建筑在山坡窯洞里的豬欄。這些善良的人在這里似乎滿足于干這種粗活，并且干得差不多和農民一樣好。當時他們可敬可佩的精神給我留下印象，我甚至羨慕他們用強大的集體力量所得到的益處。只是到現在，當我在資產階級環境里回想起我作的筆記時，我才記起那個白衣皇后。艾麗斯說：“我不能相信那個！”皇后用憐憫的口氣說：“你不相信嗎？我敢說，你還沒有多一些實際經歷。我是你這般年紀時，我總是一天干它半時一刻。嗯，有的時候，我在用早餐前就相信有多至6樁的不可能事情。”

　　幾百萬人已進過五·七干校。據說將來所有的黨員都要這樣做。我的翻譯姚偉，就在這樣的公社干校中勞動過一年。他的妻子是位俄語專家，至今還在一所干校里。我的老朋友黃華，現在是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在1969年已經歷過這樣的“鍛煉”，他的妻子也是一位黨的負責人，同樣經過這樣的鍛煉。所有中國外交官從他們海外的工作崗位奉召回國后，都在公社干校或類似的干校里勞動過。

　　藝術家也是這樣嗎？據傳毛曾說過：“讓歌唱家、詩人、編劇家、文學家都趕出城市，全趕到農村去。分期分批地下到農村和工廠。不要讓他們老呆在辦公室里。他們在那里寫不出什么東西來。于是他們也去了，當我在城市里找他們時，許多人仍在農村“鍛煉”。

　　所有這些人都真心誠意地接受“改造”嗎？當然不是所有的人。假如他們只是被強迫“下放”，那么轉變過來的人就一定會更加少得多、我的一位老朋友他自己在烈日下干過一個時期，他告訴我這個制度比強迫下放要微妙得多。

　　“事情是這樣的。不管你平常干的是什么工作，你屬于一個班，是連的組成部分。你要參加學習，一天兩小時，一星期兩、三次，每星期大約有一次與其他班聯合開會。你不只是坐下來背誦毛主席著作。你要把著作中的一篇作為一個主題，先朗讀，然后聯系實際來討論理解。以此為根據，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看看你在日常工作中同實際要差多遠。有時搞得很激烈，這樣縮小自我，暴露靈魂，一個人就感到有必要清洗一下。就在這個時候，他自愿下放農村。”

　　像皈依宗教那樣嗎？，摸到點門道沒有？

　　“如果某些人從來沒有這種感覺怎么辦？”

　　“嗯，這也許可能，但是不久除你以外大家都去了，暗示已經給你了，你開始感到大家的眼睛在盯著你，這就輪到你了——而你明白他們是要幫助你。在某種情況下全班或全組可能一起申請下放。對每個人來說，擺脫日常工作，去體驗一下勞動是好事。是的，我們回來都從這次經驗中得到很大收獲。”

　　如果你年輕，事情就容易些，并且可能感到有趣。如果你年齡較大，是專業人員，就可能會感到這對所剩無多的時間來說是一種可怕的浪費。如果你不習慣搞體力勞動，那就會感到很難辦，特別是班領導“壞”的話。我知道有人一連幾個月彎腰屈膝在稻田里干活，挑重擔子，干他們力不能任的工作，受了很多苦。對知識分子來說，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痛苦——在全世界的知識分子中，沒有比中國知識分子在傳統上更加妄自尊大、鄙薄手工勞動的了——他們從內心感到，不能把他們自己同幾乎不會讀又不會寫的農民或士兵等同起來。

　　對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說，把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結合起來是那樣的新奇，以致聽到甚至在美國資產階級社會也有這種事情的消息時——雖然現在比較地少了——認為這是一種“不可能的事”。我在23歲以前，在學校放假或課余時間，就曾當過印刷廠學徒、飯館侍者、農場幫工和其他零雜工，后來還以當過海員而感到自豪。這樣我懂得了尊重勞動和鄙視懶惰。但這種工作現在不再吸引我，并且我體會到，為了賺錢或是獲得經驗而工作，同為了政治原因而工作是不一樣的；當然我沒有企圖使自己同農民和工人“等同”起來。在這方面的精神內容是缺乏的——至今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哲學分明是這樣的。

　　在離開這個題目之前應當注意到，在中國，從修正主義分子直到被稱為反革命分子的嚴重案件，比起那些自愿成為“五·七戰士”的人來，要受到嚴厲得多的處理。據紅衛兵稱，一些國民黨特務和專門的破壞分子已被破獲。雖然毛澤東一再強調，即使對“人民的敵人”也不準打罵或虐待，千萬計的事例表明，他的話沒有受到重視。在文化革命最初的日子，許多人被紅衛兵根據捏造的罪名抓了起來。一經拘留，受害者的全部政治背景和家庭關系都要受到審查。隨著掌權的委員會此起彼落，被這派抓起來的人可能為另一派所釋放，只是為了進行報復，而去責難那些曾指控他們的人。這時軍隊介入了，撇開派別，成千上萬的歷史案件都得重新審查。在所有這些變化中，總有那么一些人濫用他們的臨時權力，對他們所選中的受害者進行毆打或迫其“自殺”——有時受害者是重要的、有貢獻的革命家，他們至多是為了熱衷“修養”的準則而犯了“一些錯誤”。

　　毛澤東對我說，文化大革命中有兩個東西他很不贊成。一個是講假活。（公開宣戰比口頭欺騙要好。）……主席最不高興的第二條是虐待“俘虜”。這不是過去戰爭年代紅軍或人民解放軍的做法……

　　再一次回到劉易斯·卡羅爾的作品。“凡是我給你講過三遍的就是真的”。但是沒有誰比毛主席知道得要清楚，雖然他可能講過3，000遍，但在那些用他名義取得權力的人中間，總有一些置若罔聞的聾子。那是誰呢？總之，是誰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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