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蔣介石打仗是為爭地盤,占領延安,他好開會慶祝。我
們就給他地盤。我們打仗,是要俘虜他的兵,繳獲他的裝
備,消滅他的有生力量。”
話說1947年2月19日,華東野戰軍主力在萊蕪東西地區,形成了對國民黨軍北線李仙洲集團的包圍態勢。
2月20日拂曉,粟裕、陳士榘指揮華東野戰軍發起萊蕪戰役,首先對國民黨軍第77師進行攻擊。當晚華野又發起全線進攻。至2月23日下午5時,萊蕪戰役勝利結束。
此役,華東野戰軍以傷亡8000余人的代價,全殲北線國民黨軍1個“綏靖”區指揮所,第46、第73兩個軍部及6個整師,第12軍1個師,共計7個師56800余人(連同南線及膠濟路東段的作戰,共殲敵7萬余人),生俘國民黨徐州第二綏靖區中將副司令官李仙洲和中將軍長韓浚以下將級軍官20名,擊斃第73軍77師少將師長田君健等將級軍官2名。繳獲各種戰炮457門,輕重機槍2056挺,長短槍16168支,各種炮彈26258發,各種槍彈291萬余發,戰馬1027匹,汽車56輛,電臺29部,電話機290部,鐵甲車1列,火車1列,并擊落飛機5架。
戰后,國民黨第2綏靖區司令長官王耀武氣急敗壞地吼道:
“5萬多人,3天就被消滅光,就是放5萬頭豬,叫共軍抓,3天也抓不完。”
蔣介石得到敗報,立即從南京飛到濟南,把王耀武大罵了一頓,他說:
“你們只是在萊蕪這個戰役里就損失了2個軍和1個師,損失了這樣多輕重武器,增加了敵人的力量,這仗以后就更不好打了。”
且說2月23日18時,陳毅、粟裕、譚震林給中央軍委并劉伯承、鄧小平的電報中說:
“一、20日晚完成對李仙洲及其第73軍、第46軍、第12軍之新編第36師各部之包圍,戰至23日午后大部解決。此役共殲敵約5萬人,李仙洲及兩個軍長亦在俘。
二、即派宋時輪部和許世友部向博山及膠濟線推進,首先破擊鐵道一段,我軍大部爭取三五日休整再全力向北。
三、經此役,估計歐震、王敬久集團可能在津浦路兗州南北匯合。”
2月24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給陳毅、粟裕、譚震林等的指示電,他寫道:
陳粟譚,劉鄧,并告饒:
一、今日接陳粟譚梗日18時電悉。李仙洲五萬人被殲極為欣慰,全體將士應予嘉獎。
二、同意陳粟譚意見,先以一部破壞鐵道,主力休整五六天,然后舉行膠濟戰役,希望能于3月上旬殲滅12軍全部、96軍、8軍各一部,打通渤海、膠東兩區與魯中區之聯系,以便用膠、渤之人力、物力供給大軍長期作戰之需要,并利于爾后集中最大兵力向歐震、王敬久兩集團作戰。
三、劉鄧全軍(5個縱隊)除以一部監視王敬久外,主力應集中于黃河以北鞏固區域休整補充,待華東部隊完成膠濟任務后,準備相機會合兩軍殲滅歐、王。望令6、7縱隊迅取間道向主力靠攏。
軍委丑敬
2月27日晚7時,重慶警備司令部孫元良送給共產黨駐渝代表吳玉章一份指令:限令于28日3時起,中共代表停止一切活動;中共駐渝人員及其家屬于3月5日前,一律撤離重慶。
2月28日,共產黨駐南京聯絡處收到國民黨首都衛戍區司令部一封信,只見上面寫著:
梅園新村十七號中共南京聯絡處及代表周公鑒:
請貴處將留居本京者于本年3月5日前全部撤退,并將駐京人員姓名、性別、年齡、籍貫、職務,造名冊送往司令部,以便護送離境,特此送達知悉!
與此同時,共產黨駐上海辦事處也收到了上海警備司令部內容相同的通知。
后來從3月3日到8日,共產黨駐渝人員249人,分別乘美國飛機返回延安。3月7日,共產黨駐南京、上海人員返回延安。這一天,延安《解放日報》作了如下報道:我黨留京滬工作人員董必武、華崗、潘梓年、王炳南、梅益、陳家康等74人及留渝部分同志,乘飛機撤退回延安。此時,由于美國人員退出北平執行部,葉劍英也已經由北平返回延安。至此,除解放區救濟會代表伍云甫等少數人員仍留在上海工作外,共產黨駐蔣管區的機關全部撤回,第二次國共合作至此結束。
這里順便說一下,原國民黨38軍軍長、第3集團軍總司令趙壽山于1947年3月遵照黨中央“你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可回延安”的指示,借口赴美考察水利,繞道回到晉冀魯豫解放區。后來在7月6日,趙壽山發表反蔣通電,公開宣布起義。1949年1月,趙壽山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副司令;1950年3月6日,被任命為青海省政府主席;1952年11月,調任陜西省省長。
再說2月28日,由于國民黨軍全面進攻嚴重受挫,蔣介石便飛抵西安,召集西安黨政軍負責人開會,決定由胡宗南統一指揮進攻延安,“徹底解決陜北問題”。
就這樣,在蔣介石的部署下,國民黨軍從1947年3月起,由原來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戰略改為重點進攻戰略,第一個目標就是陜甘寧邊區;后來在4月6日,又對山東解放區進行了重點進攻。在向陜甘寧和山東解放區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中,國民黨軍先后動用了94個旅。
1947年3月2日,國民黨軍第29軍第48旅突然佯攻隴東慶陽地區,企圖牽動共產黨主力部隊西向,以便乘虛突襲延安。
毛澤東看破了胡宗南的陰謀,他命令新編第4旅、第358旅、警備1旅等部12000人,準備在甘肅合水縣西華池主動出擊,集中全力殲滅國民黨駐軍。
3月3日,毛澤東起草并發表《中共中央負責人關于蔣介石強迫京、滬、渝中共代表撤退的聲明》,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負責人評論蔣方迫使中共駐京、滬、渝代表及工作人員撤離事稱:蔣介石在京、滬、渝的衛戍警備機關,于2月27日和28日分別通知現留在上述3處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吳玉章和工作人員及眷屬,限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并已強迫停閉重慶新華日報,嚴密監視和強迫集中上述各地的中共人員。蔣方這一荒謬措施,無論是出于蔣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其地方當局的胡作非為,都是表示蔣方已經決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關死一切談判之門。從去年2月以來,蔣介石一貫背信棄義,無數次地破壞停戰令與政協各項決議。中國共產黨為了祖國的獨立、和平、民主,始終委曲求全,在歷次談判中做到仁至義盡;甚至當蔣介石已經悍然不顧一切,一面召開偽國大,制成偽憲法,一面發動向延安的攻勢之后,中共仍然愿意在恢復去年1月13日軍事位置、與取消偽憲、恢復政協路線兩個最低限度的條件下,繼續談判,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一切重大問題。然而蔣介石卻蠻橫地拒絕中共所提出的最合理的與最低限度的起碼要求,在其自己的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近來遭逢嚴重的危機之后,竟然出此一著:強迫中共在各地擔任談判聯絡工作的全部代表與工作人員限期撤退,最后地關死一切和平談判之門,妄圖內戰到底,實現其武力消滅中共及全國民主勢力的陰謀。至于蔣方憲警機關所說的中共人員“煽動風潮,組織暴動”,“散播謠言,鼓動變亂”云云,乃是蔣介石憲警特務無恥的毀謗威嚇之慣技,企圖作為在各大城市對中共人員和一切民主人士造成大恐怖的借口。他們限令中共人員如此匆迫地在3月5日以前撤退完畢,很有可能在到期不能全部撤退時,便在“概不負保護責任”的借口下,逮捕和迫害中共人員。蔣介石的憲警特務機關現已將渝、滬中共人員集中起來,形同監禁,連進出大門通電話也沒有自由,可能就是一個先聲。該負責人末了稱:“蔣介石這一荒謬步驟,如不立即改變和放棄,那真是他自己走到了絕路,一切后果應由他負責。”
3月5日,在西北戰場上,新4旅、358旅和警備1旅殲滅國民黨軍一部,自己也傷亡了1200人。毛澤東命令部隊撤出戰斗,集結在富縣一帶,掩護中央機關和老百姓撤退。
是日傍晚,新4旅黃振棠副政委、程悅長副旅長和16團團長袁學凱來到毛澤東住處,向毛澤東匯報了他們在西華池開展阻擊戰的詳細情況。
這16團原是陳賡的386旅組建的一個團,程悅長擔任過16團的政委。后來在1940年,程悅長先后入延安軍政學院和中央黨校學習。毛澤東曾請程悅長等人吃飯,他說:
“你們大都是紅軍改編后到前線去的,你們走的地方很多,有的還進過大城市,可以算是‘洋包子’了。‘洋包子’我們需要,只是不允許‘洋包子’看不起‘土包子’。”
從1943年11月中旬開始,16團奉命在一個多月里行程2000公里,到達陜甘寧邊區,向黨中央報到。在1944年2月間,為了加強延安的防衛力量,中央決定將16團和771團、25團組成新4旅。毛澤東接見了新4旅旅長王近山、政委徐立清、政治部主任黃振棠和16團團長程悅長。他招呼王近山他們坐下來,說道:
“你們就要到新4旅去工作了,今天特地找你們談談,看你們對工作有什么意見。”
程悅長說:
“我們擁護中央軍委的決定,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
毛澤東問了16團的情況,還重提16團來延安的路上在韓略打的那一仗,殲滅了日寇華北戰地參觀團100多人,他說:
“那是一場硬仗,但打得很好,很靈活,你們要把16團的戰斗作風,保持發揚下去,不要失傳。今后還要注意加強部隊的政治教育,搞好部隊和群眾的關系。現在成立新4旅,這叫‘有備無患’嘛,邊區不能老唱‘空城計’。我們有些同志,該磨刀的時候不磨,磨了刀又不會用,這種人總是要吃虧的。”
警衛員來告訴毛澤東說,飯好了。程悅長看看表,已經是下午6點半了。毛澤東和他們共進晚餐。飯后,毛澤東繼續和他們談話,他說:
“蔣介石凈做壞事,但他不給我們八路軍、新四軍發餉,倒算得做了件好事。我們經濟上受到了封鎖,我們少了幾十萬塊銅錢,使原來對蔣介石有點幻想的人,不再幻想了。應該謝謝這位委員長,他使我們找到了自己動手的道路,這比任何餉,任何援助都可靠。”
在1945年7月,程悅長率16團駐甘泉、富縣一帶。1947年3月初,16團被調回了延安。
再說3月5日傍晚,毛澤東在接見黃振棠、程悅長和袁學凱時說:
“這次叫你們回來,是為對付敵人傘兵。”
他談了全國戰場的形勢,又說:
“我們部隊數量和裝備都比不上敵人,因此,我們采取的辦法是先打弱敵,后打強敵,先打分散孤立的敵人,后打集中強大的敵人。好比你面前有3個敵手,一個強手,兩個弱手。你先把兩個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一個強的,前后失去了照應,他就孤立了,膽怯了,強手就變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滅了,強的也變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我們這次打仗,采用蘑菇戰術。你們的任務,是作磨心,牽敵人,磨敵人,使他們疲勞餓飯,再尋機會殲滅它。一個月殲滅它幾個團,過上一年光景,情況就會好轉。”
黃振棠、程悅長、袁學凱談到了毛澤東的安全問題,他們說:
“主席,現在部隊兵強馬壯,給養充足,士氣很高。指戰員們紛紛請戰,堅決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只是形勢已經很緊迫,大家都擔心主席的安全。我們全旅指戰員都請求主席早些轉移到黃河以東去。您應當馬上撤離延安。”
毛澤東微笑著說:
“你們代我謝謝同志們的關心。好多地方來電報,催我過黃河,中央有個安全的環境,對指揮全國作戰的確有好處。不過,我有個想法。”
毛澤東扳下一根手指,接著說:
“其一,我們在延安住了十來年,一直處在和平環境中。現在一有戰爭就走,我無顏對陜北鄉親,日后也不好再見面。我決定和陜北老百姓一起,不打敗胡宗南決不過黃河。”
他停了停,又扳下一根手指,說:
“其二,我不離開陜北還有一個理由,胡宗南有20多萬人馬,我們只有2萬多,兵力的比例是10比1。這樣我們其它戰場就要好得多,敵我力量對比不這么懸殊。黨內分工我負責軍事,我不在陜北誰在陜北?現在幾個解放區剛剛奪得主動,我留在陜北,蔣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別的戰場。我拖住他的‘西北王’,其它戰場就可以減輕不少壓力。”
黃振棠、程悅長他們面面相覷,既感動又不安,可他們也不好再說什么,只好告辭了。
3月6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了給陳毅等7人,并告劉伯承、鄧小平的復電。
原來,陳毅、饒漱石、張云逸、黎玉、粟裕、譚震林、陳士榘在3月4日午時給中央軍委并劉伯承、鄧小平、張鼎丞、鄧子恢的電報中說:
“華東野戰軍現以5個縱隊暴露于膠濟線張店、周村之周圍及淄博地區休整待機,以引誘南線敵人深入山地造成爾后殲敵之有利條件。對今后作戰我們提出兩個作戰方案。
第一、集中山東及劉鄧軍于津浦線之兗濟間與敵決戰,如此能殲敵四五個軍,不僅膠濟及兗濟段仍為我控制,且可迫使敵向濟南、臨城收縮,甚至轉入全面守勢,利于我提早反攻轉入外線。
第二、華東主力轉魯南線殲敵,建議劉鄧軍向東南進擊,截斷隴海,與華東部隊形成對徐州之鉗形攻擊,迫津浦敵南返,而后我再全力于運動中殲滅南下之敵。但輾轉南北需時較長,對轉入外線作戰時間亦需推遲。華東主力轉入南線作戰又有兩個突擊方向:向臨沂東南至海州間地區,殲滅整編第74師;或以全力由臨沂與棗莊向南進入敵人縱深,攻占臺兒莊運河線,殲滅該地區之敵。”
毛澤東在給陳毅等并告劉鄧的復電中寫道:
陳饒張黎,粟譚陳,并告劉鄧:
支午電悉。你們主力5個縱隊爭取休整半月以上,甚為必要。至下一步行動,目前可從幾個方案考慮,待敵情發展再行決定。但考慮行動應以便利殲敵為標準。不論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殲敵,即是對于敵人之威脅與對于友軍之配合,不必顧慮距離之遠近。轉入外線之時間現亦不必顧慮,因5師主力一部已渡河到達太岳,一部正待機北渡,鄂西王樹聲部一部已渡江去湘西,一部留原地。因此,中央原令你們提早轉入外線援助5師之計劃,現可改變,大約本年全部時間均可用于內線作戰。我華東軍在今后10個月內,以平均每月殲敵4個至5個旅,付出傷亡6000至7000人計算,共須殲敵40至50個旅,付出傷亡6萬至7萬人之多(明年的尚未計算在內)。你們須從長期作戰的思想出發,并使廣大干部建立此種思想,隨時隨地節省人力物力,方能戰勝蔣介石,解決中國歷史任務。在同樣的長期作戰任務下,我劉鄧軍現時亦須休整補充,恢復元氣。其下一步行動,似以打黃河以北之王仲廉、孫震兩部,與華東作遠距離之配合較為適宜。在一般情形下(特殊情況除外,劉鄧軍須在黃河以北,基本上解決王、孫兩部,并調動吳紹周指揮之兩個師到黃河以北給以殲滅,然后南下隴海較為有利,因黃河已放水,過去與現在情形已不相同。此外,你們的3縱似亦宜令其就地休整,以利爾后加入主力作戰。對敵津浦集團北進不要阻止,讓其進至泰安一線,于我最為有利。王、許兩縱如能殲滅8軍奪取濰縣是很好的,但如果情況已不許可則宜令其適時進入休整,務使爾后作戰經常集中60個團行動。
軍委寅魚
3月8日,風和日麗,晴空萬里。延安各界在南門外商會大操場上舉行保衛陜甘寧邊區的動員大會。
此前,教導旅旅長羅元發曾向毛澤東匯報說,由于延安一直處于和平的環境中,部隊里滋生了一些太平觀念。他還說:
“戰士中流傳著一種說法,打敗小東洋,回家種地忙。老婆娃兒熱炕頭,小日子像蜜糖。”
毛澤東將手一揮,說:
“大凡天下事,總得兩廂情愿喲!你要過小日子,蔣介石愿不愿意呢?他現在把胡宗南的幾十萬人,擺在延安大門口,這是干什么呢?是幫我們守大門嗎?還是想竄進來撈一把呢?我看他們是不安好心嘍!”
羅元發,1910年出生于福建省龍巖縣,1929年參加紅軍。后來升任西北野戰軍第6縱隊司令員;第1野戰軍第6軍軍長。
毛澤東根據羅元發匯報的情況,決定在延安召開戰前動員大會,進行廣泛的戰爭動員。
3月8日這一天,參加動員大會的有機關、工廠、學校、部隊,還有從幾十里外趕來的農民和民兵,約有1萬多人。整個會場和附近的山坡上都站滿了人,步槍、紅纓槍像一片片樹林,口號聲震天動地。朱德在大會上首先講話,他號召群眾說:
“我們大家要拋棄和平觀念,切實堅壁清野,民兵要配合主力部隊,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
周恩來、林伯渠也出席大會并講了話。
大會結束后,毛澤東約見了楊步浩,給老朋友講了一通如何對付蔣介石、胡宗南的辦法,最后滿懷信心地說:
“咱要餓死胡兒子,困死胡兒子,磨死胡兒子!”
他要楊步浩去給參加陜甘寧治安保衛工作會議的干部們講講話,交給他的另一個任務,是讓他到延安交際處接待隨美軍觀察組來的外國記者,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
楊步浩還真的去到保衛工作會議上,站在講臺上向各級領導干部們發表了一通“堅壁清野”、“餓死、困死、磨死”胡宗南的“戰略演說”。
自此,“胡兒子”就成了陜北人民對胡宗南眾口交毀的代名詞。
后來,楊步浩又去了交際處。他頭扎羊肚毛巾,腰別旱煙袋,披著老羊皮襖,坐在記者中間答記者問。兩個美國記者問他:
“蔣介石派胡宗南進攻延安,老百姓怕不怕?怎么辦?”
楊步浩的旱煙鍋燒得吱吱響,他有板有眼地說:
“咱延安老百姓都曉得,蔣該死有個諢名,叫運輸大隊長,這次咱們還歡迎他把美國的武器彈藥,無代價地運給咱們,咱們保證打收條。”
他磕掉煙灰,慢條斯理地裝上煙,點上火,繼續說:
“先生問咱怕不怕,有啥好怕的?俗話說砍掉頭碗大個疤,砸了壇壇罐罐值幾個錢?丟座空城算個啥?蔣該死得個地圖上的延安,又咋著?他還不知道哩,進城容易出城難呵?”
楊步浩回到毛澤東那里,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見楊步浩不辱使命,基本上表達了他的意向,高興得直叫好:
“看他那些外國記者怎么寫這篇報道!”
這正是:有名師名導,農友立地成名票。記者面前代言,干部會上作報告。
語不驚人不出口,旱煙吱吱抽,戰略一套套。
后來毛澤東撤離了延安,楊步浩依然和他心心相印,把兩個五大三粗的男娃先后送到了西北野戰兵團,臨別贈言是:“不打敗胡兒子,不準回家!”兩個兒子一走,楊步浩便和婆姨扛起槍加入了延安游擊隊,出沒于莽莽群山,同胡宗南軍隊一個山頭一個山頭地“磨”。
且說3月10日,毛澤東派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彭德懷到南線視察部隊的戰備情況,傳達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決定。
3月11日上午,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乘飛機撤離延安。
這天下午,國民黨空軍開始對延安進行狂轟濫炸。
3月11日這一天,彭德懷視察了延安南邊的前沿陣地南泥灣和金盆灣。他要求阻擊部隊爭取防守一星期,掩護中央機關撤退。
與此同時,胡宗南在洛川召開旅以上軍官會議,傳達西安會議的決定,宣布進攻延安的作戰計劃,并在洛川成立了前進指揮所,統一指揮西安綏靖公署所屬各部共34個旅計25萬人。胡宗南說:
“領袖授命我們進攻延安,徹底摧毀共產黨的根據地。大家要不負領袖重托,奮勇作戰,建立奇功。3日之內占領延安。只要占領了延安,共軍就得過河。”
胡宗南的部署是:以整編第1軍7個旅、第29軍8個旅共15個旅擔任主攻,從南向北進攻,占領延安;以青海的馬步芳、寧夏的馬鴻逵和榆林的鄧寶珊分別由西北兩線配合作戰,另以整編第10師等5個旅為預備隊;一舉聚殲中共武裝力量,或逼迫其東渡黃河。
3月12日,毛澤東作出決斷,讓朱德、劉少奇、任弼時、葉劍英帶領中央機關人員遷到瓦窯堡辦公,他和周恩來留在延安,由棗園后溝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軍總部辦公。他說:
“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主動撤離延安,誘敵深入,讓敵人占地盤背包袱,而我們則可以輕裝上陣,依靠良好的群眾條件和有利地形,與敵周旋,在運動中尋機殲滅敵人。”
毛澤東在王家坪居住的是兩孔窯洞和兩間平房。平房是會議室,位于石窯洞北側,窯洞和平房之間相距20米。
彭德懷從前線回到王家坪,向毛澤東匯報了在防衛延安的主陣地南泥灣檢查、指導羅元發的教導旅的情況,要求他們抗敵5天。
3月12日下午,毛澤東在軍用地圖前和周恩來、彭德懷研究迎敵方案。國民黨軍飛機又飛來延安轟炸,并在北門外丟下了8枚重磅炸彈和許多燃燒彈,有幾顆炸彈就落在了總部附近,其中一顆落在毛澤東的窯洞前,空氣中彌漫著硝煙和火藥的氣味,遍地都是散落的彈片和燒黑的石頭,一棵大槐樹也被彈片削去了一大塊。
警衛排長閻長林為毛澤東的安全捏了一把冷汗,毛澤東卻仍舊聚精會神地批閱作戰文電,察看地圖。他左手端著的茶杯竟然動也沒動,杯里的水不曾灑出一星半點。站在一邊的周恩來和彭德懷,目光隨著毛澤東的筆尖在移動。此時,警衛參謀賀清華走了進來,毛澤東看著地圖頭也不抬地問:
“客人走了嗎?”
“誰,誰來了?”
賀清華有點納悶。毛澤東用筆尖朝上指指,說:
“飛機呀!喧賓奪主,討嫌!”
大家聞言都笑了。一名警衛員把落在院里的彈片拿給毛澤東看,毛澤東接過彈片,掂量掂量,一本正經地說:
“嗯,發財發財,好啊,能打兩把菜刀呢。”
說罷,他交代閻長林:
“去,你們趕緊去查查群眾有什么損失沒有?”
毛澤東又指示彭德懷調新4旅16團守衛延安機場,準備殲滅國民黨軍的空降兵。
周恩來到窯洞外察看,覺得毛澤東住的窯洞土層薄,很不安全,就在不遠處的山坡上為毛澤東選了一個比較安全的石洞作為防空洞。毛澤東干脆帶上地圖、文件及用品,工作食宿在這個石洞里。石洞里又潮濕又寒冷,很容易感冒。警報一解除,警衛員便提醒毛澤東出去曬曬太陽,毛澤東擺擺手,說:
“你們去把大衣和帽子拿來。”
他又對衛士們說:
“敵機來時,不許打攪我的工作。它扔它的炸彈,我辦我的公。”
晚上,閻長林回來向毛澤東報告說:
“南門外敵機炸死了一頭毛驢。”
毛澤東問:
“人呢?”
閻長林說:
“趕毛驢的老漢被土埋住了,被人扒出來后,一個勁地罵蔣該死。”
毛澤東說:
“損失一頭毛驢,這筆賬我們遲早要跟蔣介石討。”
3月13日拂曉,西安綏靖公署前進指揮所主任裴昌會指揮兩個整編軍15個旅14萬人的兵力,由洛川、宜川分兩路向延安發起猛攻。45架國民黨軍飛機也分別從西安、鄭州、太原機場起飛,對延安地區大轟炸,俯沖掃射。延安頓時成為一片火海,山洼里沖起濃煙大火,河灘上激起巨大水柱。有一重磅炸彈在毛澤東的石洞前面爆炸,氣浪沖進室內,沖倒了桌上的熱水瓶。毛澤東仍然在批閱文件。
羅元發的教導旅和警備第3旅第7團共5000余人,在延安以南的臨真鎮、金盆灣、牛武鎮、富縣茶坊一線,組織了長約90公里、縱深60至70公里的運動防御陣地,依托有利地形阻擊敵人。第1縱隊及新4旅位于富縣西南地區待機。
這時,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賀龍尚在晉綏軍區,彭德懷主動請纓,對毛澤東說:
“在賀龍未來延安前,陜北幾個旅并后勤人員也不過兩萬人,是否由我暫時指揮?”
毛澤東說:
“很好!”
3月16日,中央軍委正式決定撤銷陜甘寧野戰集團軍番號,成立西北野戰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委,習仲勛任副政委。
3月16日中午,毛澤東正同周恩來、彭德懷談上星期舉行的保衛邊區動員大會。周恩來說:
“在會場上,步槍、紅纓槍挺立如林,口號聲震天動地。”
毛澤東說:
“群眾發動起來了,其勢如暴風驟雨……”
他話音未落,國民黨軍飛機投下了兩顆重磅炸彈,在門前不遠處爆炸,頓時天昏地暗,門窗玻璃全被震碎,氣流像強臺風一樣沖進來,窯洞里嗡嗡作響。洞外彈片飛了一地,洞內泥土落了滿桌,毛澤東用手將身上塵土輕輕一拂,笑著說:
“他們的風不行,連我一個人也吹不動。我們的風起來就不得了,要將他們連根拔哩!”
他問身邊的小女兒李訥:
“飛機轟炸,你怕不怕呀?”
李訥說:
“我和阿姨跑到防空洞里就不怕了。”
“現在敵人離延安不遠了,正往這里打炮,你怕不怕?”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很好。看看飛機轟炸,聽一聽炮聲,這也是對你的鍛煉呀。大人需要鍛煉,小孩子也需要鍛煉。”
彭德懷出得窯洞,召集院子里的警衛人員說:
“主席一向說到做到,一向不顧個人安危。我們黨要顧,你們要顧!不許由著他的性子來。必要時,抬也要把他抬走。”
3月16日這一天,毛澤東以中央軍委主席的名義向延安地區的防御部隊發布了保衛延安的命令,全文如下:
一、敵3股以5師12旅約8萬人進攻延安,經兩天猛烈攻擊突破我第一線陣地,由于我軍堅決英勇抵抗敵傷亡甚大,困難增加頗疲勞今后將更甚。
二、我邊區各兵團有堅決保衛延安任務,必須在三十里鋪、松樹嶺線以南甘泉、南泥灣、金盆灣地區再抗擊10天至兩星期(16至29日)才能取得外線配合粉碎胡軍進攻延安企圖。為完成上述任務,各兵團守備任務區分如下:
(1)獨1獨8旅、警7團為右翼兵團,歸張宗遜、廖漢生同志指揮,在道佐鋪、甘泉、大小勞山、清北溝、山神廟地區組織防御戰斗,堅決抗擊。
(2)教導旅、2縱隊(王震部)為左翼兵團,歸王震并羅元發同志指揮,在王震未到前由羅元發同志指揮,教導旅在南泥灣、金盆灣、臨真、松樹嶺地區組織防御戰斗,上述地區至少堅持7天。
(3)新4旅為中央兵團,以不少于4個營兵力在廟爾梁、程子溝、三十里鋪地區組織防御戰斗,堅決抗擊由南泥灣向延安前進之敵,旅屬炮兵應加強廟爾梁陣地,余為預備隊,位置延安兼防敵傘兵控制機場,該旅首長仍兼延安衛戍。
三、各守備步騎兵團,應利用地形組織短促火力,大量使用手榴彈、地雷殺傷敵人,掌握預備隊,靈活反擊夜襲殲滅敵人。
四、在防御戰斗中,疲勞與消耗敵人之后,即可集5個旅以上打運動戰,各個殲滅敵人,徹底粉碎敵人進攻。
五、上述各兵團及邊區一切部隊,自3月17日起統歸彭德懷、習仲勛同志指揮。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1947年3月16日于延安
此時駐守延安近郊的新4旅主要領導人想見見毛澤東,就托咐原來從新4旅調到中共中央擔任警衛排長的閻長林,把這一愿望轉告給毛澤東。
3月17日下午,毛澤東在王家坪辦公的石洞里接見新4旅旅長張賢約、政委黃振棠、副旅長程悅長、16團團長袁學凱和高浩平等6名旅團級干部。
毛澤東站在門口微笑著迎候張賢約幾個人。張賢約等連忙加快腳步迎上去,向毛澤東敬禮問候。眾人魚貫進入毛澤東的窯洞,毛澤東拿出兩種煙,對大家說:
“兩種煙隨便抽吧,這一種是咱們自己造的,那一種,還是日本鬼子送咱們的呢。”
眾人也不客氣,各自點著煙抽起來。毛澤東問:
“我們要暫時撤離延安,戰士們有什么意見?”
程悅長說:
“大家都擁護中央的決定。但是,只要中央下命令,我們保證不讓敵人進延安。”
毛澤東又問:
“干部們有什么想法?”
袁學凱說:
“不在這里好好打一仗,就把延安讓給敵人,真有些不甘心。”
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起來,說:
“現在我們的部隊在前面打得很激烈,阻止敵人一天進不了幾里遠。敵人來了,你完全可以在這里放幾槍,歡迎胡宗南嘛!告訴他:我們走了,延安這個包袱,送給你背上吧。”
窯洞里一陣哄堂大笑。毛澤東等大家樂過了,又說:
“延安是黨中央所在地,我們要主動放棄它,戰士們是會有些反應的。當然敵人更會有反應。中央搬了家,他們就會喊叫:共產黨垮臺了,解放軍垮臺了,去欺哄人民。一切反動派都喜歡造謠,喜歡無事生非。他們要是占了延安,更該吹牛了。蔣介石還會開一個慶祝大會,慶祝他們的‘勝利’。”
毛澤東說到這里,爽朗地笑了起來,大家也都笑了。他接下去說:
“當然,這只是暫時的。將來人們會看到,蔣介石占領延安,決不是他們的勝利,而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他就要倒霉了。”
毛澤東又說:
“我們在延安住了10年,挖了窯洞,種了小米,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培養了干部,指揮了全國革命,全中國、全世界都知道有個延安。不能不保,但是延安又不可死保,要講究策略,敵人調來大量的軍隊,我們部隊少,硬拼是要吃虧的。為了保存力量,誘敵深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最后徹底消滅他們,我們要暫時撤離延安。失掉一座空城有什么關系?目的是要打敗敵人的軍隊。”
毛澤東生動地打比方說:
“譬如有一個人,武藝較高,他背了一個很重的包袱,包袱里面盡是金銀財寶,碰見攔路打劫的強盜,要搶財寶。這個背包袱的人怎么辦?如果他舍不得暫時扔下包袱,他的手腳就很不靈便,跟強盜對打起來,就會打不贏,要被強盜打死,金銀財寶也丟了。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輕裝上陣,那就動作靈活,能使出全身武藝,跟強盜對打,不但能把強盜打退,還可能把強盜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銀財寶。我們暫時放棄延安,就是把包袱讓敵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來更主動更靈活,而敵人背的包袱背得越來越走不動,到那時,我們就能大量消滅敵人。”
毛澤東還形象地比喻說:
“敵人進攻延安是握著拳頭的,到了延安,就要占地盤,兵力就要分散,握著的拳頭就變成了分開的手指,強敵變成了較強和較弱之敵,這樣就便于我們一個一個吃掉。”
說到這里,他問大家:
“你們看是不是應該撤離延安呀?”
大家齊聲回答說:
“毛主席分析得極好。”
毛澤東又點燃一支煙,說:
“胡宗南要來延安,那就請他來嘛!不就是幾個窯洞嘛!還是我們自己出力氣打的,他也搬不走,要是他破壞了,那樣也好,我們將來好蓋大樓。不止是延安,東北、華北,還有別的解放區,必要時我們會暫時讓一點地方給他們,讓他們多背上幾個包袱。他們背不動了,還是得給我們放下。只要我們好好打幾個大勝仗,不止延安要回到我們手里,西安、武漢、南京、上海、北平也會回到我們手里。全中國都是人民的,都要回到人民手中。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這是顯而易見的。蔣介石打仗是為爭地盤,占領延安,他好開會慶祝。我們就給他地盤。我們打仗,是要俘虜他的兵,繳獲他的裝備,消滅他的有生力量,來壯大自己。”
當晚,毛澤東還把周恩來、彭德懷叫來,和新4旅的干部一起吃了晚飯。
警衛人員為了保證毛澤東的安全,多次請他早些轉移。可毛澤東仍然泰然自若,他說:
“著什么急嘛,現在還不到走的時候。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敵人從大路來,我們從小路走。我還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樣子呢。等敵人到七里鋪,再走也不晚。”
毛澤東來到楊家嶺徐特立住處,叫徐老早走一步,問他需要什么東西?徐特立的干女兒也是他的秘書徐乾隨口說,需要一個熱水瓶,毛澤東笑著點點頭。毛澤東走后,徐特立很生氣地批評徐乾說:
“毛主席很辛苦,又在斗爭的最前線,更加需要,我要什么熱水瓶呢?”
不一會兒,毛澤東親自捧著一個熱水瓶送來了。徐特立說:
“我已經批評她了,又給你添麻煩。”
毛澤東笑著說:
“徐乾做得對,不應該批評,我還要表揚她呢!”
他還勸徐特立在路上要多騎馬,少走路。
毛澤東也惦記著續范亭,派人趕到國際和平醫院,勸續范亭早日轉移。后來續范亭離開延安后,轉移到了晉綏解放區。
欲知毛澤東何時撤出延安,請看下一章詳述。
東方翁曰:抗日戰爭時期,彭德懷在不少問題上與毛澤東意見相左,為此在1943年9月被調回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受到了黨內不少人的嚴厲批評。“七大”結束后,戰友們一個個奔赴戰場,打得很火爆,可他卻始終坐著冷板凳。直到1947年3月,他終于坐不住了,這才不得不主動請纓。前車之鑒,后事之師。莽帥這一面鏡子,后人也應該時時照一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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