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的Grab工人是由全國送餐騎手聯盟組織的（圖片來源：PHILSTAR GLOBAL）

　　Grab菲律賓公司( Grab是東南亞領先的超級應用程序，其所有者為Grab Holdings Inc.，是一家注冊于新加坡的跨國科技公司。該應用程序可在移動設備上提供叫車、送餐和數字支付服務，該應用程序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柬埔寨、印度尼西亞、緬甸、菲律賓、泰國和越南運營。——譯者注)，尊重我們的權利！承認我們的工會并與我們談判！2023 年 1 月 25 日，全國外賣員工會（前身為菲律賓聯合外賣員工會，以下簡稱“外賣員工會”）在安赫萊斯市舉行公開啟動儀式。出席會議的有成立該工會的Grab騎手、同情他們事業的foodpanda騎手（foodpanda是德國的外賣企業Delivery Hero旗下的互聯網餐飲外賣服務平臺，于2012年創立，營業范圍覆蓋亞洲和歐洲等多個國家和地方。——譯者注）、菲律賓勞動與就業部的一名代表，以及團結與進步工人中心（Sentro ng mga Nagkakaisa at Progresibong Mangagawa），即SENTRO旗下的多個工會。

　　SENTRO是一個代表 80,000 多名私人、公共和非正式成員的勞工中心，為騎手們的組織工作提供了支持。在這次公開呼吁發起之前，桑托斯將軍市和伊洛伊洛市的平臺外賣騎手們也發起了自己的工會。緊隨其后的是卡加延德奧羅市的騎手們。SENTRO支持外賣騎手自發的罷工和投訴，以建立地方分會，目的是成立一個全國性的外賣騎手工會。

　　根據我的田野調查和現有研究，我想介紹菲律賓Grab外賣騎手的組織經驗，以及SENTRO在支持他們自發罷工和組織努力中所發揮的作用。最后，我探討了當前平臺配送工人改變其狀況的政治機遇。

　　必需品和消耗品

　　根據菲律賓公平工作組織（Fairwork Philippines）的數據，在他們研究的所有平臺的40多萬名員工中，菲律賓有超過4萬名Grab Food/Express（Grab食品及快遞）員工 1。根據樂天問卷（Rakuten Insight）的數據，截至2020年6月，57%的受訪者使用外賣配送應用程序。 2

　　即使其他企業受到經濟衰退的影響，平臺仍在繼續擴張。據《商業世界》報道，Grab菲律賓公司開始在首都馬尼拉鄰近地區（拉古納省、塔拉克省）甚至更遠的地區（桑托斯將軍城、阿爾拜省、布圖安省、北阿古桑省）開展業務。2020年，其食品和飲料銷售額增長了61%。

　　參議院的多項法案和行政行動都承認了新冠疫情期間平臺外賣騎手作為不可或缺的工作人員或前線人員地位。早在2020年7月，參議員利托·拉皮德(Lito Lapid)就意識到外賣騎手的工作帶來的風險，提出了一項法案，保護快遞員不受虛假訂單的影響。3

　　然而，盡管這些工人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但平臺未能達到公平工作條件的所有標準。 4 菲律賓公平工作組織 2022 年的報告根據五項原則對包括 Grab Car 和 Grab Food/Express 在內的九個平臺進行了評估，這五項原則是：公平薪酬、公平條件、公平合同、公平管理和公平代表權。我將在下文中重點介紹薪酬、條件和管理。

　　菲律賓公平工作組織報告稱，在他們研究的九個平臺中，如果將執行任務的成本（如燃料、維護）計算在內，沒有一個平臺至少保證平臺工人（包括網約車和外賣工人）的收入達到最低工資標準。他們還指出，要達到最低工資標準，每天工作時間必須超過8小時。

　　此外，菲律賓公平工作組織對平臺工人狀況的評估打了1分（總分2分），因為Grab Car 和 Grab Food/Express做出了努力，以減少乘客在道路上面臨的風險。例如，宏利人壽在新冠疫情封控的最初幾個月為 Grab 和 Lalamove(Lalamove是一家注冊于香港的電子商務公司，目前在香港、臺北、新加坡、吉隆坡、馬尼拉、宿務、曼谷、芭堤雅、胡志明市、河內、雅加達、達卡、圣保羅、里約熱內盧和墨西哥城提供服務。該公司曾于2018年將其服務擴展到印度，但在2020年被印度政府禁止，這是印度對中國技術日益增加的限制的一部分。——譯者注)乘客提供了免費保險。

　　盡管外賣騎手是獨立承包商，但他們缺乏政府規定的安全網保障。在菲律賓，正式工和他們的雇主必須共同向各種安全網繳費，如社會保障系統（私人雇員的養老金系統）、PhilHealth（醫療費用補助）和 PAG-IBIG（住房貸款）。雖然 Grab 在 2022 年開始努力讓他們的外賣騎手加入這些平臺，但他們只為一小部分人提供了第一個月的繳費補貼。因此，被視為獨立承包商的 Grab 外賣騎手仍無權分享這種這筆分攤費用。考慮到交通事故和可能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缺乏社會保障侵犯了他們福利。

　　最后，菲律賓公平工作組織發現，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這九個平臺中的任何一個支持公平代表權。沒有一個平臺有明確政策支持集體談判。缺乏對平臺管理的參與，可能會導致平臺評估和支付員工績效的方式與實際情況之間存在差異。騎手代表需面對的緊迫問題是，實際行駛的距離和應用程序測量的距離之間存在著差異。 5

　　此外，在新冠疫情期間，一些村莊還禁止外賣騎手進入，擔心他們會傳播病毒。一些受訪者說，因為摩托車禁止入內，他們被要求步行，或者要在村口長時間等待客戶來接他們。等待時間長意味著訂單和賺錢的機會減少。促進代表權可以防止類似問題被忽視。

　　盡管外賣騎手的重要地位得到承認，但他們面臨著工資、社會保護和代表權不足的問題，盡管如此，外賣騎手仍被視為必不可少的耗材。 6

　　但他們現在正通過建立工會進行反擊。

　　自主行動和工會資源

　　自2020年以來，平臺工作產生的不滿情緒在該群島的許多地方引發了爭議。2020 年 11 月，在菲律賓開始封控幾個月后，Grab 自行車騎手呼吁平臺在他們和摩托車騎手之間公平分配訂單。同月，foodpanda 的騎手也在馬尼拉勞動就業部前抗議該平臺實施的修訂后的價格政策。

　　其中爭議較大的案例來自達沃市，一群 foodpanda騎手計劃一次下網行動，結果被平臺停運十年。該平臺后來聲稱這是系統故障。2022 年 7 月，全國勞資關系委員會受理了一起案件，并做出了有利于 foodpanda騎手的裁決。該公司被要求向七名騎手補發工資和其他福利——這是一場局部勝利，因為最初有 50 名騎手被停職，只有 10 人提起訴訟。由于仍有可能分階段向菲律賓最高法院提出上訴，因此該裁決還不是最終裁決。盡管如此，鑒于菲律賓一直被認為是世界上工人待遇最差的地方之一，這些工人的維權運動和隨后取得的成功意義重大。 7

　　此外，非正規工人的談判能力也受到限制，勞工運動以及工業和平政策（policy of industrial peace，工業和平政策，指勞資關系中勞資雙方都不采取罷工和閉廠等較嚴重的行動。——譯者注）支離破碎。 8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SENTRO利用其組織資源支持由投訴推動的爭議，旨在為 Grab騎手和其他平臺工人建立社團權力。 9 這種社團權力來自工人組織起來維護自身利益和向決策者施壓的能力。這可以通過組織工會、舉行示威或建立政黨來實現。

　　據 SENTRO 組織活動的直接參與者亨利（所有受訪者均為化名）稱，在新冠疫情期間，勞工中心很早就為在其 Facebook 頁面上進行咨詢的工人提供了法律建議。這成為他們對平臺快遞工人的工作條件進行調查，并開始為他們組織工會的導火索。SENTRO 的成員工會為啟動組織工作，以及利用菲律賓勞動法的知識提供了戰略和資金支持。

　　結果，全國外賣員工會穩步建立。地方分會紛紛成立，目標是組建一個全國性的工會。有趣的是，他們的組織結構有時并不相同。有些分會是專為 Grab 外賣騎手成立的，如邦板牙省的分會。其他分會則由 foodpanda 騎手和 Maxim 騎手組成，如桑托斯將軍城的分會。

　　邦板牙省分會展示了 SENTRO 如何支持社團權力的建設。首先，SENTRO 提供了后勤支持和媒體報道，以擴大 Grab 騎手對改善工作條件的呼吁。邦板牙分會正式公開成立前，舉行了一次團結騎行，并將記錄發布在Facebook上，一些媒體也在現場采訪了一名騎手工會領導人。這類行動有助于提高公眾對外賣騎手的認識和支持。這也對其他可以從 SENTRO 資源中受益的騎手團體產生了示范效應。將與平臺的爭執公之于眾，有時也會促使其他團體與 SENTRO 聯系。

　　其次，SENTRO 向外賣工人宣傳《菲律賓憲法》賦予他們的合法權利，并在工人需要通過勞動就業部的仲裁與平臺對話時提供法律支持。他們組織起來的第一步是參加基本指導研討會（BOS），然后轉到基本工會主義（BTU）培訓。我在 SENTRO 組織的各種平臺上與外賣騎手的交談表明，用法律知識武裝他們是非常有效的。他們經常用菲律賓語中的"Karapatan"（權利）為自己的斗爭辯護。曼紐爾（Manuel）是一名Grab騎手，在組織他的分會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向我講述了自己被解雇的經歷：我之所以被解雇，是因為 Grab 的行為準則違反了我們集會的憲法權利；他們的行為準則規定我們不能穿著 Grab 的制服集會。

　　第三，SENTRO的法律知識和網絡使快遞員工會的建立合法化。在潘潘加的公開發布會上，來自SENTRO下屬的制造、食品和物流工會的代表在那里表達了他們的支持。來自桑托斯將軍、宿務、伊洛伊洛、卡加延德奧羅和國家首都地區的其他騎手工會分會的代表也親自或通過Zoom出席了會議。他們都談到了自己的組織經驗和從中吸取的教訓。他們的演講強化了他們作為工人和工會成員的共同身份。勞工就業部的一名代表也向騎手們表明，他們的行為并不構成任何違法行為。

　　最后，SENTRO在國家層面上為快遞員提供了連貫一致地制定需求的機會。SENTRO不是自上而下的強加過程，而是專注于確保他們的計劃反映當地的問題和愿望。

　　根據亨利的說法，工會主張以下要求：1）基于外賣騎手的單價矩陣，獲得公正和充足的收入；2）正當的暫停和禁令程序；3）事故、疾病和死亡保險；4）保護自由職業外賣騎手的法律；5）組建工會和談判的權利。

　　SENTRO的組織者之一Kris告訴我，這一系列要求是通過組織者和快遞員的會議制定的，會議審議了可能滿足他們普遍需求的項目。然后將這套要求提交給他們組織的研討會的與會者，以獲得反饋。

　　從結社權力到制度權力

　　全國快遞騎手聯盟有什么政治機會將其日益增長的結社權力轉化為制度權力？一個機會，盡管是間接相關的，是菲律賓最高法院頒布了一項有利于lazada快遞騎手的判決，根據所謂的四重測試和經濟依賴測試，宣布他們為正式雇員，該測試用于確定菲律賓的雇員-雇主（而非獨立承包商）關系。

　　四重測試考察了“（a）雇主對雇員的選擇和聘用；（b）工資的支付；（c）解雇的權力；以及（d）控制雇員行為的權力，這是最重要的因素。”而經濟現實測試則考慮了各種因素，如工人對公司的經濟依賴性（見上一條第9-10段）。

　　雖然Lazada不是一家送餐服務公司，但它是一個銷售直接送到消費者家中的產品的平臺。它與Grab和foodpanda作為平臺公司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一點以及國家勞動關系委員會最近對Davao foodpanda騎手的判決表明，政府的行政和司法部門有空間反駁快遞員個體戶身份的說法。

　　除了為平臺送貨員申請員工身份外，另一個立法機會是正式定義平臺自由職業者的權利和責任。菲律賓參議院已經提出了幾項保護平臺送貨員的措施。參議員里薩·洪蒂韋羅斯提交了參議院第1373號法案，旨在為自由職業者提供至少最低工資，要求算法決策透明，在決策中納入正當程序，要求為菲律賓的社會保護計劃（如SSS、PhilHealth、PAG-IBIG）捐款，并保障組織權。10

　　SENTRO更廣泛的網絡包括參議員Hontiveros所屬的AKBAYAN黨。參議員在潘潘加的公開發布會上向工會成員發送了一條視頻信息，解釋該法案。此外，工會成員還出席了參議院聽證會，表達了他們的觀點。平臺送貨員在SENTRO的協助下出席此類聽證會。

　　菲律賓地方政府也開始注意到快遞員的困境，并試圖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瓦倫蘇埃拉市已經制定了一項法令，要求最早在2021年為快遞騎手提供安全空間、小工具充電和消毒站。與此同時，在桑托斯將軍市，當地立法委員會舉行聽證會，討論一項為當地送貨員提供社會保護的法令。宿務市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一項法令，為等待訂單的外賣騎手提供安全場所。這些地方政府的努力值得贊揚，但國家政府需要采取類似措施，確保整個菲律賓群島的標準相似。

　　快遞員有真正的政治機會利用他們的結社權力對菲律賓的勞動法進行制度改革。但這將如何進行，仍取決于菲律賓立法機構通過平臺法規的速度、平臺本身對零工工人組織的反應，以及SENTRO和工會在權力大廳游說時從下方施加壓力的能力。

　　結論

　　盡管Grab快遞騎手在疫情期間是前線或重要工作人員，但他們仍然被視為可犧牲的。這一點在他們的薪酬挑戰、社會保護措施不足以及缺乏工人代表性方面表現得很明顯。SENTRO的工會資源支持了騎手們因不滿而引發的爭論。這種協同作用通過提供后勤和媒體資源、法律教育、工會合法化以及協助形成一套連貫的需求，成立了全國快遞騎手聯盟。Grab快遞騎手現在有真正的政治機會將他們的結社權力轉化為制度權力。盡管如此，這種轉變將是國家、Grab等快遞平臺和快遞工人工會之間權力斗爭的結果。

　　全國快遞騎手聯盟的經驗對組織平臺快遞員有何啟示？來自“傳統”工會的援助降低了有爭議的平臺送貨員的組織成本。今天的勞工制度充斥著管理國家、資本和勞工之間關系的各種法規，通常需要技術知識才能駕馭。此外，就業不穩定也抑制了參與和組織的積極性，因為只有為了生存才需要將勞動力出售給市場。11 通過共享資源來降低參與成本，對于加快動員能夠挑戰平臺公司特權的勞工運動至關重要。

　　一旦勞工運動被動員起來，任務就轉移到維護和加強其結社權力，以完成體制改革。由于漫長的過程和不斷變化的輿論，國家立法行動需要時間。此外，平臺抵制監管它們的努力也會導致延誤。優步試圖反駁擬議的規定，并警告稱，如果歐洲通過保護工人的規定，價格將上漲。在西班牙，保護平臺外賣員的首批法律之一獲得通過，Glovo因抵制該立法而繼續被罰款。即使所需的制度監管將在遙遠的未來發生，也需要不斷顯現工會化好處的戰略。當建立體制機制時，結社權對于確保公司和國家達到標準仍然很重要。

　　其中一個策略是在當地動員起來，以改變工作條件。與國家官員相比，地方政府官員相對更容易接觸，并且依賴的選民基礎更窄。一大群有組織的城市或市級騎手很容易引起這些官員的注意。如前所述，地方政府官員可以制定法令，要求企業提供停車位和充電站，甚至強制要求建立社會安全網。改善這些條件可以很容易地證明工會化的積極影響。

　　另一種策略是學習快遞騎手中涌現的互助團體的經驗。這些互助組織為發生事故的成員、犯錯的快遞騎手提供集中的資金援助，并監督有利于他們的地方法令的實施。Israel是一名未入會的快遞騎手，他講述了他如何因一些場所未能提供當地法令要求的停車位而被罰款的情況。他還講述了一次他提醒一名外賣騎手注意，將貨款退還給一名快餐店員工，因為該員工誤以為訂單會在網上支付。這類問題出現在送貨員日常工作中。一個致力于消除工作場所沖突的工會，其重要性將得到工人的認可。

　　1 Cheryll Ruth Soriano et al., Towards Fair Labor Conditions in the Philippine Platform Economy: Philippines Ratings 2022 (Philippines: Fairwork, 2022), 15

　　2 Rakuten Insight, “Changes on the Use of Food Delivery App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in the Philippines as of June 2020 [Graph].,” Statista, accessed March 27, 2023, https://www-statista-com.easyaccess2.lib.cuhk.edu.hk/statistics/1147491/philippines-food-delivery-apps-usage-during-covid-19/?locale=en

　　3 Manuel “Lito” Lapid, “Food and Grocery Delivery Services Protection Act,” Senate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July 8, 2020, https://legacy.senate.gov.ph/lis/bill_res.aspx?congress=18&q=SBN-1677

　　4 Soriano et al., Towards Fair Labor Conditions in the Philippine Platform Economy: Philippines Ratings 2022, 18

　　5 Cheryll Ruth Soriano et al., “The Rise of Worker Protests in the Philippine Platform Economy Spotlights Unfair Work Conditions,” Fairwork, October 17, 2022, https://fair.work/en/fw/blog/the-rise-of-worker-protests-in-the-philippine-platform-economy-spotlights-unfair-work-conditions/

　　6 Kritika Pandey, Rhacel Salazar Parreñas, and Gianne Sheena Sabio, “Essential and Expendabl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65, no. 10 (September 2021): 1292, https://doi.org/10.1177/00027642211000396

　　7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2023 ITUC Global Rights Index: The World’s Worst Countries for Workers (Brussels, Belgium: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2020

　　8 Philip F. Kell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ocal Labor Control in the Philippines,” Economic Geography 77, no. 1 (2001): 1–22, https://doi.org/10.1111/j.1944-8287.2001.tb00153.x; Rene E. Ofreneo, “Precarious Philippines: Expanding Informal Sector, ‘Flexibilizing’ Labor Marke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7, no. 4 (2013): 420–43, https://doi.org/10.1177/0002764212466237; Christopher Erickson et al., “From Core to Periphery?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he Philippines,” Industrial Relations: 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 42, no. 3 (2003): 368–95

　　9 Stefan Schmalz, Carmen Ludwig, and Edward Webster, “The Power Resources Approach: 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 Global Labour Journal 9, no. 2 (2018): 118, https://doi.org/10.15173/glj.v9i2.3569

　　10 Risa Hontiveros, “An Act Regulating Work Mediated, Organised, or Allocated Through Online Platforms for the Protection of Philippine Workers in the Gig Economy,” Senate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October 6, 2022, https://legacy.senate.gov.ph/lis/bill_res.aspx?congress=19&q=SBN-1373

　　11 Søren Mau, Mute Compulsion: A Marxist Theory of the Economic Power of Capital (Verso Books, 2023)

　　原文：https://labourreview.org/build-platform-power/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