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前的“新革命歷史小說”創作在許多方面都繼承了“革命歷史小說”的遺產。
新革命歷史作品主要分為兩類:(1)“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如《日出東方》《長征》《東方》等;(2)以虛構的革命英雄為主角的作品，如《亮劍》《歷史的天空》《我是太陽》等。比照“前三十年”甚至十七年時期“革命歷史小說”的兩大模式不難看出，第一類作品頗具史詩性“革命歷史小說”的品格，而第二類作品則更近似于革命英雄傳奇（“革命英雄傳奇”在50年代就有人使用過，董之林對此有專門研究）而且它們在基本的故事框架上都有眾多的相似之處。
所以，不管“新革命歷史小說”對“前三十年”的這份文學遺產進行了怎樣的改寫，不管它執行著怎樣的意識形態功能，它都始終延續著對革命歷史的書寫，隱約地傳達著“革命歷史”的記憶，這在全面邁向“現代化”的中國有著特別的傳承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它始終保留著“前三十年”革命文學的一些傳統品格。另外，由于意識形態的轉向以及文學觀念的變化，“新革命歷史小說”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前三十年”意識形態所設置的美學禁忌，突破了舊有寫作成規的框限,在小說寫作上，具有一定的文學拓展意義。這也是“新革命歷史小說”使人感覺面目一新，并激起廣泛閱讀快感的原因之一。
“新革命歷史小說”突破了舊有的創作模式，新的史詩類創作試圖以更宏大廣闊的歷史時空維度來觀照歷史進程，而不是如十七年文學那樣更多的是從“我方”的立場,以強烈的政治判斷來回顧輝煌的過去，此類“新革命歷史小說”中的優秀作品不乏深沉的歷史感。而且對于這一歷史進程中的生命代價和具體的犧牲也不再僅僅關注其升華的崇高意義，對于敵人、對手也不再臉譜化、抽象化，而是將其盡可能放置在具體的歷史、政治情境中來看待,這就使革命史詩容納的歷史空間和復雜因素更為豐富。如通過《亮劍》中的楚云飛表現國民黨某些將領個人的軍事素質和人格閃光點肯定國民黨在抗戰中起到積極作用；對“我方”內部的錯誤、缺陷也作出了反思，如《歷史的天空》對“我方”存在的山頭主義進行了描寫。
這樣塑造的新革命英雄的形象給人感覺“更真實”，其實，這只不過是時代所認定的關于“真實”的標準已發生了變化。“新革命歷史小說”創作在題材相似性的背后,對“前三十年”的“革命歷史小說”創作的一些基本原則進行了修正，服從了新時期的敘事語法，也書寫著新時期的社會主流意識形態。
在毛教員的觀念中，新中國的成立只是一個持續革命過程的新起點。“革命歷史小說”通過對具有高度理想主義追求的戰爭生活的描述，表明社會主義建設不過是戰爭生活在和平時期的新形式，是另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而已。所以，“前三十年”的史詩類作品中殘酷的戰爭生活、悲壯的犧牲，艱苦的奮斗和最后的勝利不單是通過表明革命者打江山的不易來論證新中國的歷史合法性，還通過對英雄人物的書寫呼喚著新中國建設所需要的不怕犧牲、自我奉獻的新主體;同時它也在一個似乎看似已經可以“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和平時期強調了依然要維持繼續革命的必要性，以戰斗式的革命激情建設真正趨近平等自由、真正為人民的社會理想(發展生產力是實現社會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前三十年”史詩類的作品書寫的往往是普通人成長為革命英雄的歷程，雖然在形式上，重大革命歷史事件、史詩性場景是主要表現對象，因為史詩類作品多以土地革命戰爭、解放戰爭為主要表現領域，革命英雄傳奇則多以抗戰為主。因為前者更關涉到中國社會的性質問題,更能體現歷史辯證法，即“新中國為什么新”；而抗戰相對而言則更給英雄傳奇留下了閃轉騰挪的自由空間和快感與道德感。革命歷史小說的代表作品幾乎全是以普通人或戰士、基層指揮員為主人公，如《紅巖》《紅日》《紅旗譜》《保衛延安》《銅墻鐵壁》《三家巷》等，雖然這些作品有時也寫到高層領導人，但基本都是簡單涉及,難以構成一個完整的人物形象，(除《保衛延安》例外，正面書寫了彭德懷的形象)。其中表現的是“人民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人民史觀，通過塑造平民或中下層出身的革命英雄形象來建構對集體的認同，從而實現對群眾的靈魂革命，造就具有并追求社會主義革命理想的主人翁。
那么，“新革命歷史小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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